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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公死了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外婆孤零零一個人，住在洛舍街上“朱萬興”那棟空空****的老屋裏。
我對那棟老房子有著很深的記憶。大門口的一長排鋪麵，是店堂，店堂後麵是一個天井。穿過天井，便是一間很大的麵粉加工作坊，有兩台搖麵的機器，終日發出吱呀的響聲。周圍的牆上立滿了木架，晾著闊皮子，也就是可作掛麵的幹麵條。木架上很多竹匾，盛著一疊疊剛壓出來的餛飩皮子。屋角有一個大灶，冒著濃濃的熱氣，做工的夥計阿三，飛快地掀開鍋蓋，將一勺稠稠的綠豆漿倒進一隻扁扁的銅盤裏，像變戲法一樣，把銅盤溜溜一轉，麻利地放入鍋內，任它在沸騰的水上漂著，又蓋上高鍋蓋，再燜上一小會兒，等再揭開鍋蓋時，那銅盤裏的綠豆漿，已經凝成一片薄餅，用筷子一撩，拎起來，一張圓圓的粉皮就完成了。晾在木架上，透明滑潤，牆上像懸著無數的月亮。
我喜歡溜進作坊裏去玩。每次都看得如癡如醉。
從作坊裏出來的東西都很好吃。貨物都是地地道道的從不摻假。那時沒有“質量月”什麽的，但店家恪盡職守，每天都有很多鎮上的、鄉下的人，來買“朱萬興”的麵食。
那間作坊後麵有一扇小門，通往後樓。後樓是堆放糧食、柴草和雜物的倉庫，閣樓上住著幾個夥計。有一個擔水的胖老頭，人稱白眼阿金，是個獨眼，無兒無女的，常常一個人就著一碗炒螺螄喝酒。他到河邊去擔水時，渾身冒著酒氣，搖搖晃晃，像一個會走路的酒瓶子。
推開後樓牆角上一扇窄小的木門，門軸發出一聲令人心悸的尖叫——老屋的最後一進，是一個早已被荒廢的小花園。從破舊的門縫裏望去，能看見散落一地的花盆和幾株夾竹桃。
鄰家的小英告訴我，那花園裏是有狐狸精的，所以沒人去那兒。
我對它滿懷好奇。但是每次我壯著膽子屏著呼吸踮著腳尖走到那扇門的邊緣，外婆總是會及時尋來，將我喚回。她說那花園裏有邪氣，小孩去了會生病。她說得很堅決不容反駁，所以我實際上從未踏進過那個花園，隻能在回憶中保留我的想象了。外婆背著我穿過那長長的老房子，回到臨街的堂屋，讓我到樓上她的臥房去辦家家。
我不怕花園的狐狸精，我真正害怕的卻是樓上的那兩大間臥房。它們永遠陰森森、黑洞洞的，散發著一種年代久遠的陌生氣息。矗立於屋子四角的紅木家具，垂掛著一把把鋥亮的銅鎖，把什麽都嚴嚴實實地封閉其中。雕花大**的夏布蚊帳，無風自動，令我心驚膽戰；屋頂高不可及，從樓板和牆縫裏，傳來各種奇奇怪怪的響聲……
建國之初的一日，外公被鎮上的軍代表、山東人章再龍叫去鄉政府，再沒有回來。後來“朱萬興”就摘下招牌、遣散了夥計、關了店鋪。外公死後，人去樓空。媽媽和舅舅都在杭州，留下外婆獨自一人，居然守著這偌大的一棟空房子，度過了悠長而孤寂的寡居生活。
那時還沒有電燈。天黑了、街市散了，小鎮的夜一片死寂，老屋如一座墓穴，油燈漸漸亮了，像一星磷火，一步步挪上樓梯，唯有牆上的影子陪伴著她……
夜深時，街上還會傳來誰家為親人叫魂的喊聲：××，回來啊……哦，回來了……令人毛骨悚然。
但外婆想必是不信鬼神的吧。我甚至沒有見過她拜佛。
外婆一個人在那棟空****的房子裏走來走去，溫習著舊日的光榮、溫習著外公曾經給予她的隱痛。然而，如今朱家的這棟房子，隻留下了她一個女人，她是朱家最後一個守門人。洛舍漾載舟覆舟，她要把船撐到最後。無論朱春穀生前怎樣虧欠了她的情，她的船卻隻有一個碼頭。
天蒙蒙亮的時候，木格的窗紙剛剛發出湛藍的顏色，我從睡夢中醒來，就聽見外婆的咳嗽聲從樓下的灶間傳來。很多年中，外婆的咳嗽聲是我晨起的第一支樂曲。它熟悉而親切，彌漫於我的床頭枕邊，像一個守護的女神，撫慰我親吻我。外婆——我呢喃著，細弱的聲音在空曠的屋頂下回**。外婆的豐滿的臉膛被灶口的火光映得通紅，外婆衝著樓梯大喊——再困一歇呐好乖乖！一降鬆枝燃燒的煙火氣息和米粥的香味嫋嫋升起，將我團團縈繞，我重又甜甜地睡去……
若是過年，堂屋和灶間的竹竿上，便掛滿了火腿、粽子和酥糖雪餃。逢年過節，依然有鄉人鄰裏送來豐厚的年貨，可以一直吃到春天。除夕時，吃過年夜飯，外婆便開始做湯圓，一粒粒像黃豆那麽大，細巧如珠，溜光溜滑。洛舍人管它叫順風圓，初一早晨吃了順風圓，自然是一年裏都會順順當當的。
大年初一的早晨，在鞭炮聲中醒來時，一睜眼，麵前定是有一雙裏外三新的大紅色燈芯絨棉鞋，悄悄放在我的床頭。有時，裏麵還會有一雙新的襪子。棉鞋是外婆親手做的新年禮物。我的腳在外婆的紅棉鞋裏一點點放大，我穿著外婆的紅棉鞋踏上後來的風雨之途。
幸福其實隻是一種瞬間的感覺、一個稍縱即逝的時刻。我確信在外婆家老屋的清晨，自己曾經是有過幸福的體驗的，可惜它太短暫。
那座老屋在1954年的公私合營中被收歸政府後，改成了一所供銷社，外婆被錄用為供銷社的職工。她搬出老屋後，開始在洛舍鎮上租房，從鎮東搬到鎮西，不斷地尋找著適當的落腳之地。
租別人家的房，是不能攜帶太多東西的。外婆清理了老屋的財物，一部分運去了杭州給我的媽媽，另一些較為笨重的家具，統統存放在親戚和老友的家裏。舅舅說，其實那時候，家底已空，剩不下多少貴重的東西了。外公活著時，就把太公留下的繭行、糖行、羊毛行的股金單子，統統燒掉了；唯一值錢的是一些金器，也讓夥計阿三檢舉揭發。阿三從小就是外婆家的雇工，成天師傅師娘的掛在嘴邊，叫得很是親熱。後來由外公做主，娶了阿玉做老婆。阿玉原是當地一個土匪頭子的小老婆，解放前夕，那土匪逃走了，扔下阿玉一個人。由於阿玉當過土匪的小老婆，所以整日提心吊膽的。她慫恿阿三揭發他過去的東家，阿三不敢不從。那些金器被政府一一登記在冊，然後九十塊錢一兩，強行到湖州賣掉。但外婆並不因此怪罪阿三，她憐惜阿玉，還拿出些錢，幫著阿三家開了一家小作坊，買了一頭牛拉磨，加工麵粉。那年深秋，連日的**雨之後一個晴朗的早晨，外婆帶著一些實用的家什和她心愛的絲綿被，走出老屋，開始了她小鎮平民的生活。
外婆美麗的發髻就是在那個時候毅然剪去的。那年鄉下發了大水，鎮上所有的人都被派去連夜車水排水。大雨路滑，外婆跌了一跤，病愈後胳膊仍然舉不過頭頂。她無法自己梳頭盤發了。她從此一刀將發髻剪去，剪成了短發。短發的外婆辭去了供銷社的工作，自己喂豬養雞，安心當了一個自食其力的家庭婦女。然後把她的辛苦所得，一點一滴地積攢起來，源源不斷地送給杭州的兒女。
可惜我從未與外婆交談過她的那段生活。到了我能夠交談的年齡，我卻又遠去北方。但我想，外婆這個人，終究還是將錢財看得淡淡。她平靜地接受了喪夫和破產的打擊，並未費太大的勁，便重新調整了自己的心態，猶如水漲船高、水落船低，順風揚帆、逆水扳槳，聽其自然，隨遇而安。任憑命運之舟大起大落，無論是在富貴的浪峰還是在貧窮的穀底，終是知天樂命。
也許因為外婆本來就是一個勞動者？如果說因她曾經暫時占有過財產，她便是一個剝削者；那麽她失去了財產，她是否就自然回歸成勞動人民了呢？——在這裏，“階級”一詞的含義突然變得模糊不清。“階級”真是一個可疑的詞語。
無論怎樣，因著作為女人的外婆，在幾十年的風浪起伏中，為我展現了那麽富於彈性的柔韌之美，直至如今外婆依舊活在我的夢裏，令我刻骨銘心。
寒暑假我和媽媽依然去洛舍。每次外婆都會把我們接到一個新的住處，每次都是寄人籬下。但外婆卻泰然。記得有一年我們住在一家叫做阿應媽的家裏。她有一座很大的房子，她的丈夫是個大地主，死了多年。她沒有孩子，同一個年輕女人、還有那女人的孩子住在一起。聽說那年輕女人是她丈夫的小老婆，她們彼此姐妹相稱，孩子管她叫大媽媽，一家人很是和睦。她家還有她丈夫的妹妹和妹夫，也是地主。那老太太戴著銀手鐲，老頭兒戴一頂瓜皮帽，兩個人總是躺在竹榻上抽水煙，一根長長的竹管，發出呼嚕呼嚕的響聲。那是我見過的真正的地主，就像電影中的一個畫麵，因而我從此對電影深信不疑。還有一年，我們住過一家養蠶人的家，牆是用毛竹片隔開的，房東家的蠶寶寶從毛竹片那邊爬過來，在竹片的空隙裏結了好幾個雪白的繭子，我把它們小心地采下來，對外婆說這可以做絲綿被了。外婆笑得前仰後合。
最開心的事情，是跟著外婆上街去買菜。外婆走在小鎮的路上，一路過去，總是不斷地有人同她打招呼，“春穀嫂”叫得好親熱；去買肉，賣肉的給她挑一塊肥瘦相間的；去買魚，那魚還活蹦亂跳；走幾步，便有人往我的衣服口袋裏塞著葵花子或是桑葚、鮮棗什麽的，很是風光很是招搖。我覺得外婆在鎮上確是很有人緣的，她每天在街上出現的時候，人們向她投來尊敬和友善的目光，依然如同從前。
其實那時的外婆已經什麽都不是了。我們寄居在別人的屋簷下，上無片瓦，無權無勢。但外婆卻始終被小鎮的人們愛戴著，在那個年代裏，這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有一年夏天，我跟著外婆到鄉下去走親戚。我們走上了一條大堤。堤下是一大片水塘，肥碩而茂盛的荷葉幾乎覆蓋了整個水麵。在那綠色的“草地”上，傲然挺立著一枝枝粉紅雪白的荷花，迎著晨風抖開了輕盈的衣裙。我癡癡地望著那些荷花，忽然就往堤下的荷塘跑去。外婆一把拉住我，說你想作啥呀？我說我要，我要去采荷花嘛。西湖裏的荷花，隻讓人看，不讓采的。外婆噗地笑出聲來，說你想要荷花哦，這還不容易？明天我叫鄉下的人去采些給你送來就是了，好不好？一邊說著，她仍然緊抓住我的手不放。第二天一早，我醒來走下樓梯，眼前忽地一亮，隻見堂屋的八仙桌上，滿滿一缽子新鮮的荷花，一大朵一大朵，含苞待放。盛開的花瓣上，還滾動著晶瑩的露珠……外婆你真好……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我還以為外婆早已把這件事忘了呢。
我永遠記得那些美麗的荷花。記得外婆曾經那麽慷慨地滿足了我的願望，哪怕是像一枝荷花那麽小小的願望。在那樣淒苦的日子裏，美麗的荷花分明顯得有些奢侈了。
炎熱的夏天，一到傍晚，外婆總是早早在屋外的石頭場地上潑上井水，好讓地麵快些涼快下來。然後搬出竹椅和藤榻，讓我們在門口的樹下乘涼。天空一點點暗下去，藍色的星星一顆一顆從樹葉子背後探出了頭，河麵上帶著腥味的微風陣陣吹來。外婆說你給我講個故事吧，我就給外婆講故事。風停了，外婆手裏的蒲扇停止了搖動，身後傳來輕輕的鼾聲……
妹妹出生以後，我們搬到了杭州城西的皇親巷，奶奶一家也搬過來與我們同住。媽媽大概希望奶奶能就此幫她照料些家務。
一天，樓上的小腳奶奶問我，你家今天吃番薯了嗎？我說沒有哇。小腳奶奶噢了一聲，然後輕聲對我說，我看見你家廣東奶奶在小菜場一個人吃番薯哩。又過了幾天，我放學回來，聽見大門口有吵鬧的聲音，是鄰家的山東婆在罵街，說是她晾的被子不知被哪個缺德鬼，挪到曬不著太陽的樹陰下去了。我看見那陽光燦爛的空地上，赫然晾著奶奶的一條毯子。
我不做聲。我已經習慣於見怪不怪了。
我每天放學回來，第一件事，便是拎著四隻熱水瓶，到巷口的老虎灶去打開水。灌滿了開水的熱水瓶好重，我小小的手掌，難以握住兩隻熱水瓶的把手。我總是跌跌撞撞地走，瓶塞隨時都會從瓶口突圍出來。我戰戰兢兢，力氣不夠將瓶身抬高，開水便一路嘀嗒著。每次回到家裏，我滿頭大汗，胳膊酸疼得抬不起來。
而奶奶視而不見。她明明有一隻燒飯用的煤爐，白天很多時候封著火，可她為什麽不能為我們燒幾瓶開水呢？
我問過媽媽。媽媽隻是苦笑。媽媽說燒開水太費火了，還是去打水吧。媽媽好像不願意給奶奶添麻煩，連吃飯也是自己另做。很多年中，我和媽媽幾乎一直都是吃食堂的飯。有時媽媽晚上開會，很遲才回家，餓著肚子。但奶奶從來沒有為她留過飯。奶奶決不主動為媽媽做些什麽，比如媽媽早上出門時晾了衣服，如果忘了叮囑奶奶，而天又忽然下了雨，晚上回來時，那衣服還在雨裏淋著，奶奶一般是不會替她收進來的；即便是縫縫補補這樣的小事，也從來沒有過。
媽媽每天上班很累，我每天上學很忙；媽媽要負擔全家人的生活費，還要為爸爸的事情操心；而奶奶整天在家裏待著，除了管著我妹妹，卻從不心疼也不顧及我媽媽。奶奶對外婆的敵意已殃及到媽媽。當外婆不在杭州的時候，媽媽就成為外婆的等號。她冷眼旁觀著媽媽的勞累，我讀出她嘴角上隻掛著兩個字：活該！假如媽媽暫時不在，那麽我就成了外婆的替身。她從不正眼看我，從童年到少年，我幾乎沒有見過奶奶的微笑，在我的記憶中，她好像從未抱過我，從未對我有過哪怕任何一點親切的表示。她已將我並入了她心中的那張大網，視我為外婆一族一類，與外婆一丘之貉。她每日都在擴大著怨恨的邊界，朝朝暮暮，鍥而不舍。
奶奶變得越來越冷漠，越來越古怪。
大叔叔終於中專畢業，分配工作去了北方，而奶奶並不怎樣地難過；二叔叔也考上了一所外地的大學，向她辭行，奶奶好像也無動於衷。姑姑的學習成績似乎很糟，她大部分時間都在幫奶奶做家務。奶奶每天都在大聲嗬斥著姑姑，說她笨手笨腳。於是1963年姑姑初中畢業後，主動報名去下鄉。爸爸不讓她去，說她完全可以在城裏找到工作。但奶奶卻說：大家都不去種田，哪來飯吃啊？她隻是對她最小的一個兒子，我的小叔叔表示出些許母愛，在我看來那疼愛的程度也非常有限。
有時我真懷疑我的奶奶是一個冷酷的人。
她基本上不同周圍的任何人交談。但不交談並不等於她不說話。一天中的大多數時間裏，她都坐在自己房間門口的一張竹椅上，口中念念有詞，喃喃自語。她似乎永遠都在同自己對話，滔滔不絕，旁若無人。她低聲哼吟著一長串艱澀難辨的話語，抑揚頓挫之後，尾音總是拉得老長，但一句緊接著一句，從不間斷從不停頓，如同猴子撈月，一隻隻頭尾相鉤，攀成一道環環入扣的長繩，垂向深潭。奶奶門口的空氣中，終日顫動著一種神秘的音符，使得從她門前經過的人，不得不敬而遠之。每當這時候，她高高的顴骨上就會泛起兩片潤澤的紅暈，臉上的表情突然變得明亮而生動，眉宇間神采飛揚。那語音悠悠地升高了，變成一行翩翩的大雁，呼扇著翅膀，穿雲破霧，飛往遠古的南粵……那些無人懂得的民謠和山歌，是奶奶心中永遠的故鄉。
可惜奶奶的民謠大多都沒有保留下來。我隻記得其中的一首，經爸爸“翻譯”，是這樣念的：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食檳榔；檳榔香，買紫薑；紫薑辣，買蒲達（苦瓜）；蒲達苦，買豬肚；豬肚肥，買牛皮；牛皮薄，買菱角；菱角尖，買馬鞭；馬鞭長，頂屋梁；屋梁高，買張刀；刀切菜，買籮蓋；籮蓋圓，買隻船；船無底，淹死幾個日本仔……
結尾處居然還有抗戰的內容。不過一般人絕不可能聽懂。那語音實在很難聽，我決定絕不學廣東話。
奶奶常常這樣坐在門口自言自語，一坐就是好幾個鍾頭。
有同學來我家，嚇得不敢進門。他們說，你那個奶奶，會不會是個巫婆？
很多年以後留在我腦中的奶奶，就是這樣一個背對著陽光的黑影，玄衫黑褲，打坐入定，像一座凝固不動的雕塑。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自說自話的寂寞中度過的。而她居然以對人世無比的耐心一直活到九十高齡。她死去以後，爸爸恍然大悟，說很可能她這種不厭其煩的自我傾訴，就是一種氣功呐。
但我知道奶奶其實是很善於保養自己的。她既不起早也不晚睡，每天中午必睡午覺，雷打不動。既然沒有錢吃補品，隻好不覓仙方覓睡方了。奶奶還擅長煲湯，把什麽東西都放進罐子裏去，從早一直燉到晚，煲得個稀裏糊塗。她最喜歡用黑魚頭或是鰱魚頭燉黑豆湯，據說魚頭和黑豆都是補腦的佳品。所以奶奶對往事的記憶力被不斷地滋補得驚人。奶奶洗頭也是極其講究的，她用橘子皮、生薑，還有醋和皂莢，先熬出一鍋水，濾去渣子，放涼了，然後用那水洗頭發。她這樣洗了幾十年，直到七十歲時，頭發不掉不花，仍然是滿頭烏黑，保持著年輕時天然的翻卷彎曲，極讓人羨慕。
可見奶奶仍然熱愛生活。她對於自己的照拂，很是精心盡力。
鄰居們進進出出，偶爾也同她打招呼：廣東奶奶，吃飯啦？或者說，廣東奶奶，起來啦？
那時廣東奶奶已經能聽懂一些杭州方言了。她點點頭。然後小聲嘀咕著回答說，人總是要吃飯的嘛，不吃飯不是神仙啦。或者說，這時候還能不起來麽，不起來就是個死鬼啦。
這就是她最初在西公廨時回答我舅舅的語言方式。幾十年一貫，一百年不變。她從不正麵回答別人的問題，永遠是以反駁代替回答。她從不讚同別人的意見，也從不對任何人表示好感。幸虧鄰居們多半聽不懂她的意思，也就笑一笑拉倒。
她在漫長的孤獨中長久的自言自語，成了她每日必行的功課。她獨思靜養，循環往返，漸漸將天下萬物都整理出一個頭緒，然後再一項項逐條發表她的見解。她反駁別人是為了有利於闡述自己的看法，如果輕易地苟同，她便失去了表達的機會。她有很多的時間來反複進行練習和錘煉語言，將它們磨煉得一針見血。假如有一天放棄反駁，她的舌頭就會變得遲鈍。於是她在自己假想的對敵作戰中，逐漸成為一個業餘的評論家。當她在閑適的暖風中落座竹椅，她便開始喃喃自語，對她周圍的一切事物，展開隨心所欲的批評。
奶奶從不講故事。她不喜歡敘述。她的表達確實帶有濃重的理論色彩，而且多半具有判決的意味。她說花無百日紅，人無百日好。她說一個兒子怕什麽呢，滿天的星星有什麽用處，你沒看見太陽也隻有一個嘛。她說大的不爭氣，小的怎麽會出頭呢。她說天塌下來還能當棉被蓋哩。她說兒子大了兒子的世界，女兒大了女兒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我不懂你們的世界。她還說，施恩莫望報。
她說出這句名言的時候，我的媽媽瞠目結舌。媽媽明白奶奶和外婆的關係終於是無法修複了。這句話自然是當外婆來杭州做客時才會最後說出來的。說出來以後，媽媽對這個家的一切恩德，便都在奶奶自造的邏輯中，統統一筆勾銷。
在爸爸看來，不識字的奶奶卻是智商過人，抽象思維尤其發達。不識字尚且如此，假如念過幾年書，奶奶說不定可成為“金棍子”“銀棍子”，當一個顯赫的職業評論家。
奶奶終於獲得了心理平衡。她除了自己以外，看不起所有的人。她懂得要想不被別人看不起，先得看不起別人才行。
也許奶奶天生是狂妄的——她本無任何狂妄的資本；但也許正是由於一無資本她才必須狂妄，否則，她將怎樣活下去呢？
很多年過去，我理解了我一身傲骨的奶奶。但我卻無法熱愛她。
奶奶在那些年中僅有一個朋友，是一個廣東籍的老尼姑。隔著一條巷子，原先曾有一個尼姑庵。奶奶不知怎麽同她認識，也不知這位廣東老鄉何故流落至此。尼姑庵後來廢棄，老尼姑移居附近的一間民宅，常來看望奶奶。她們交談時總是關著門，暢快淋漓地用粵語互相訴說，隔窗聽去，嗡嗡嚶嚶的，很像是佛堂念經的聲音。老尼姑每次離去時，兩人都是眼淚汪汪。老尼姑是奶奶生活中唯一的知音，她們的友誼一直保持到老尼姑仙逝。老尼姑活著時，還常常帶些水果糕點之類的東西來給奶奶。按說奶奶應是施主，卻常讓她的同鄉施舍，這一直使我覺得納悶——奶奶好像總是索取多於給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