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素逛街,有一種店門是絕對不進的,那就是古董店。倒也不是為文者囊中羞澀,鼓不起勇氣邁那道高門檻,實在內中另有隱情。再有中國畫,無論畫者何人,所畫何事,我一律不喜歡也不收藏。寫到這裏,我要請親愛的畫家們原諒,本人不是對中國畫不恭,跟尊貴的古董一樣,我的排斤是出於一種病態的抗拒心理,是糾纏不去的童年情結。

我外公早年做北洋政府的軍需中將,後來從上海煙酒稅總監的任上離職,在我老家的縣城裏,也算是個有錢的人。據說外公生性儒雅,喜古董字畫,在世的時候收藏了不少。外公去世後連年戰亂,家道漸敗,值錢的東西好些都被外婆變賣換飯吃了。再後來曆次運動,據說家裏被查抄過不止一次。如此,到我七八歲開始懂事的時候,堂屋裏懸掛的畫幅、擺設的瓷器仍然是琳琅滿目。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中堂,畫的是一個古人在河邊飲幾匹老馬。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因為此畫極為陳舊,畫麵已經黃得發黑,若不湊近去看,根本看不出那些細細的黑色線條;二是在我童年的眼中,這畫畫得十分拙劣,畫上的人駝著個背,畫上的馬也不像今人所畫的馬,怪怪的,有點變形。我實在不明白大人們為什麽要把這樣醜陋的一幅畫掛在堂屋醒目處。我還有印象的是一幅被嵌在玻璃鏡框裏的刺繡品,繡的是王母娘娘祝壽圖,我記得那王母娘娘錦衣彩帶,手捧仙桃,十分的雍容華貴。據說這是外公的母親五十大壽時,外公的同僚們所送,可見也頗為珍貴。再有就是那些瓷器,家裏散亂著隨處可見。花瓶、壇子、盤子、碗、觀音像、壽星像……用的玩的看的,樣樣都有。那時候似乎沒有什麽“文物”概念,好東西沒有誰當回事。

“文革”開始時,我剛滿十一歲。記得先是號召破四舊,外婆請人把天井裏幾口有龍的雕紋的碩大水缸砸了,又把家裏帶有“福祿壽”之類四舊花紋的瓷器歸攏在一起,讓我用竹籃子裝著,一趟一趟往居委會裏的工作組駐地送。我為自家擁有的這些四舊物品羞愧,白天不敢去,到了晚上,小小的單薄的身子努力挎著裝滿瓷器的沉甸甸的籃子,做賊一般貼牆腳根走著,麵紅耳赤地跨進工作組駐地大門,在冷冷的鄙夷的目光監視下,把東西一件件拿出來,堆進院中已經是小山一般的瓷器堆中去。我感覺到恥辱,這是深深銘刻在童年記憶中的印痕,它導致我今天對於古董的冷淡,或說是一種下意識的憎惡。

自毀當然還不夠,接下來是紅衛兵抄家。十幾、二十個紅衛兵衝進家中,大門把了崗,嚴禁大人們進出,怕有金銀珠寶藏掖在身上帶出去轉移。我還是個孩子,似乎是可信賴對象,那幾天中一家日用品均由我出門采購。我也真是個孩子,曾經把一串彩色玻璃珠兒藏在鞋子裏偷帶出去,竟沒有想到該帶點別的!

不在工作組破四舊之列的瓷器,都被紅衛兵砸了,碎瓷鋪了一天井。所有的字畫從牆上扯了下來,意欲撕碎,卻因為用綢絹裱得厚而牢,紅衛兵們也是些孩子,沒那麽大的手勁,撕不碎,就一抱一抱地送進廚房,命令我當柴火燒鍋。可憐我一連幾個下午瑟縮在廚房裏,用那些裝裱精美的畫軸燒玉米粥。綢絹不發火,我得趴下身子對著火吹。絲織物燃燒時有一股極其難聞的焦臭味,熏得我直想嘔吐。我不斷地揭開鍋蓋舀一勺粥湯嚐嚐,生怕那焦臭味滲進粥鍋裏去。沒有心疼祖上當寶物收藏多年的字畫,倒惦記著一鍋不值錢的玉米粥,這就是那年十一歲的我!

不久之前,我把這事講給我同樣是十一歲的女兒聽,女兒跳起來,激動得滿臉通紅,一連聲說:“那都是文物哎!文物很值錢的哎!媽媽你真蠢,你要是藏起來不燒,我們現在把它們賣了,就能買房子買汽車了哎!”

我無言,心想到底是兩個時代的人了,精美文物在女兒眼睛裏成了房子汽車的等同物。又想,若今天再有紅衛兵到我家來,、女兒起碼比我聰明,她首先要轉移出去的一定是存款單。

將近三十年過去,如今我見到裝裱精美的字畫作品,尤其是博物院或文物商店陳列出來的發黃的字畫,鼻子裏仍然會聞到那股嗆人的焦臭味。童年經曆對人生的影響不可估量,說“銘心刻骨”還覺不夠,以我的體驗,幾乎就是一種本能的生理反應。

不知古董收藏家和國畫家們是否原諒了我的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