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去了。他到福建出差，突遇車禍，在醫院裏昏迷一個多月，終於還是去了。
長途電話打來，是金秋十月的一個星期天，窗外陽光燦爛，刺得我目眩神迷。我忽然想起七年前，也是在這個陽光燦爛的十月，朋友的妻子回南京分娩，朋友帶我去醫院裏探視他的妻兒，得意之情溢於言表。朋友四十出頭才得一子，他去的那天，或許恰逢他兒子七歲生日的時候？或許……或許！
我十七歲踏入文學之門，也是在十七歲那年認識了他。在文學界我諸多的朋友中，他是我結識最早、相知最深的一位。那時候他是回鄉知青，我中學還未畢業，我們同在縣文化館參加創作學習班。我年輕稚氣，對世事懵懵懂懂。他長我幾歲，加之個子高大，麵相老成，舉止沉穩，在我的眼晴裏仿佛是長我一輩的人。從這一點判斷，他之讀懂我，比之我讀懂他，要早出很多很多吧？
幾年後，我以插隊知青的身份被借調《雨花》工作，朋友卻已經是南師大的工農兵學員，我們在南京得以重會。他仍然是虔誠的業餘作者，常常去編輯部送稿子改稿子。他人極樸實持重，散文卻寫得秀氣甚至是華麗，我不太喜歡他文章的這種風格。他把他個性中的謹慎、認真、負責和好勝帶到了文章裏，就使文章變得拘緊和裝飾過度。我覺得他當領導比當作家合適，後來的事實果然如此。
我進入北大讀書的那一年，忽然在報紙上看到消息，他和南師大幾十名畢業生自願去西藏工作了。春節我回老家過年，他也回老家休假，在我家小住過幾天，目的是為了給我看他新寫的一部長篇，立逼我提出詳細的修改意見。兩年不見，他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高原人，兩頰遍布被紫外線灼燒的痕跡，更顯出與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他跟我們一家人大談西藏的壯美和神秘，連我九十高齡的外婆都聽得癡迷。從那時起我下了決心，這輩子無論如何要去一次西藏。十年之後我果然得到參加“太陽城”筆會的機會。作為東道主，他找來兩部破舊的吉普帶我們去藏北拉木錯神湖，和我們共同經曆過一次草原雪山間的九死一生。過後他談起在西藏無人地區的幾次遠行，我才知道這樣的生死在他來說已經十分平常。
我大學畢業分配回南京，他幾乎是前腳後腳地到了北京，入魯迅文學院學習。他寫出了好幾本關於西藏的小說、散文、報告文學，還雄心勃勃地要在他筆下展現更為壯觀的西藏曆史的畫卷，為此他遲遲不肯離開那片迷人的高原。他是在兒子出生以後才調至北京工作的。他最為得意的一部電影叫《女活佛》，我卻始終無緣欣賞得到，這是我至為遺憾的一件事。
同為文學圈子中人，我們不止一次在大會小會上相遇。我多次領略了他思辨色彩極濃、慷慨而又平和、很有蠱惑力的發言。那不僅僅是靠口才，那是一種被理想色彩所照亮的通體透明，那種對文學的博大的癡愛，對國家對民族的沉重的使命感，對人生境界的極高追求，今天在我的同行中已經很少見到了。為此我常常有意無意躲避與他的交談，他那些沉甸甸的話題使我覺得累。跟他相比，我實在是個淺薄的人。
樸實憨厚、與世無爭僅僅是他的外表，實際上他傲骨錚錚，自視甚高。他常常歎息生命苦短，來日無多，總覺該做的事情太多，做成的事情太少。細想起來覺得可怕，好像他是一步一步跨著標尺往前走路的，他知道自己已經走過了幾格，前麵還有幾格可走。我不止一次嘲笑過他的認真，人要是把目標定得太精細太具體，豈不是每一天都活得疲憊不堪？他卻反過來責備我的不思進取，他不止一次逼問我想不想得“茅盾文學獎”？想不想得“諾貝爾文學獎”？想不想做世界級的文學大師？他甚至特地從北京給我寄來昆德拉的那本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我所有文學上的老師和朋友中，指責我對自己要求不嚴的，他是唯一的一個。
他說過，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我的父母家人，再沒有人比他更了解我的了。他熟知我的丈夫女兒，我的父母兄弟，我的家族曆史，甚至我的幾次戀愛。二十多年的相知相交畢竟是歲月一天天壘起來的。他說，將來我若成大作家，他便是研究我作品的權威。他為什麽沒有等到那一天就永遠地去了？是他對我失望了？對我信心不足了？
倚在窗口，仿佛又看見他從遙遠之處大步走來的樣子。他穿一雙相當破舊的旅遊鞋，肩上扛的、背上背的、手裏提的，是灰塵仆仆的沉重的旅行包。他頭發零亂，麵色焦苦，微微佝僂著過高的身個，臉上是一成不變的、謙和的、沉穩的笑，隻眉宇間的深深紋路訴說著他心裏的渴望和焦躁。
這是他每次從西藏、從北京回到家鄉時的形象。
地球是一個大世界，每個人又和他的親人、他的朋友分組成無數小世界。朋友去了，我和他之間的世界就消失了，永生永世地消失了。日後我又會有新的朋友，組成新的世界，可永遠不會重複失去的這個。就像歐洲某位先哲說過的那樣：“人不能同樣兩次渡過同一條河。”
寫下這些，是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