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英國時，我跟一對保加利亞夫婦在一座小樓裏做了半年鄰居。夫婦兩人都很年輕，男的跟我丈夫在同一所英國大學裏工作，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魯巴，因為他妻子做好晚飯之後經常走到後花園裏仰頭朝樓上喊：“魯巴——”音調極好聽極有韻味，久而久之連我女兒都記住了。女的名字我始終搞不清楚，問過她幾次，因為讀音很怪，總記不住。後來我常幫她揀拾地毯上郵遞員塞進來的信，拚讀信封上她的名字，大概接近“茹佳”這麽個字音吧。她曾是莫斯科大學社會學碩士。我丈夫每每景仰地說：“莫斯科大學在世界上排名很前呢！”然而她在英國可做的事便是去大學餐館裏打工，與一幫中國家屬們混得很熟。我常常在心裏感歎：社會主義國家出來的人怎麽有如此相同的命運。

夫婦兩人麵容很有些接近，都是褐色卷曲的頭發，一雙大得出奇的黑眼睛，高聳挺直的鼻梁，臉頰瘦削，嘴巴線條盡可能地往耳根延伸，又微微往前嘟著，半開半閉，極為醒目生動，在一張典型斯拉夫特征的臉上占盡風流。有時候我目睹他們旁若無人地當眾接吻，心裏直擔心兩人的大嘴巴會把對方一整個腦袋都吸進口腔。

在我將近四十年的人生經驗中，似乎還沒見過如他們這般相愛、這般纏綿的夫妻。早晨總是兩個人同時起床，輕手輕腳從我房門前經過，而後浴室門輕微地“哢嗒”一響，聽得見嘩嘩水聲中夾雜了他們吐字極快、有點像是小鳥鳴叫的說話聲。這一過程總是持續很長，有時候我女兒急著上廁所，在緊閉的門外憋得雙腳直跳。從浴室出來，穿戴整齊，兩個人又輕輕地下樓進廚房。總是菇佳衝咖啡，魯巴烤麵包，烤出滿樓的香味。吃完飯魯巴該上班了，那真是一場難分難舍的離別時刻，茹佳一直把魯巴送出大門，送到街口，兩個人緊緊擁抱，無聲而又傷感地親吻，真像是十年半輩子都不能再見到麵。每次我總在樓上的窗簾後麵欣賞這一幕電影。我丈夫嘲笑我有“窺視欲”，我自己也覺得這舉動有點不那麽光明磊落，可我總是忍不住要看，並且總是為他們深深地感動。

茹佳工作時間短，十一點鍾去餐廳，幹到下午三四點鍾回家。進門後她就把自己關在樓上臥室裏。我沒進過她的房間，因此從不知道這段時間她幹些什麽。到晚上八點鍾，她重新下樓，一臉的寂寞之色：魯巴還沒有回家。魯巴的老板是個印度教授，為人極刻薄吝音，給魯巴很少的錢，卻要他幹很多的活（順便說一下，魯巴是研製機器人的）。很多中國留學生都替魯巴不平，說他太老實，擱中國人身上，早該炒了老板的魷魚，另覓高枝了。魯巴回家前的這段時間，茹佳就跟我們全家泡在起居室裏看電視。我女兒愛畫畫，可巧茹佳也有這方麵的修養，兩個人的關係就近了很多。女兒每完成一幅得意之作就要先擺給她看，她總是一副驚歎不已的神情，令女兒的虛榮心大為滿足。雙方用很少的幾個英文單詞，用眼神、手勢、形體動作形成溝通，看她們的交往也如同看無聲電影，有趣得很。

茹佳的耳朵這時候比兔子還靈，不管電視機裏的聲音多麽喧嘩，我女兒的笑聲多麽響亮，她總能準確無誤地捕捉到魯巴用鑰匙開大門的咯嗒聲。後來我偶然地發現她聽力並不很好，喜歡把耳朵側過來聽電視，才恍然明白那實在是一種心靈感應，她用靈魂捕捉丈夫的聲音。

接下來我就該帶著女兒從起居間撤退了，因為他們吃完簡單的晚餐後也會過來看一會兒電視。他們總是相偎相擁地坐在一起，茹佳的腦袋自自然然擱在魯巴肩上，魯巴的胳膊繞過茹佳肩頭，在茹佳胸前四手交握。這時候茹佳的神態像一個吃奶的嬰兒，嘴巴急切而又貪婪地在魯巴脖頸間拱來拱去，啄吻，摩挲，粘住不放。魯巴便低下頭去，溫和地給予回吻。於是我羞愧難當，急急忙忙趕著女兒上樓。過不多久丈夫也敗退上來，大概臉上也掛不住了。我們相視無言，不約而同地爆發出自嘲的大笑。

都說英國人的飯菜不是人吃的，照我看保加利亞人的食物更是比舊社會不如。在我們同住的半年之中，我從未見到他們有魚肉葷腥進門。就連相對便宜極了的雞蛋，總共也就吃過十個左右，平均每月一個半。他們一天三頓都是麵包，塗很多的植物奶油和牛油，配以加牛奶和糖的英國紅茶。有時候用黃瓜絲和胡蘿卜絲拌油鹽當菜，或者用蔥頭、土豆、胡蘿卜、大米摻和在一起煮，煮上一二個小時，成一鍋淡黃色的糊糊。須知當時茹佳正懷著孕，正是需要營養的時候呢！每當看到他們如此簡陋的飯食，我心裏便十分地幸福，心想幸虧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比他們那個社會主義高明，雖然沒有房子汽車，魚和肉是天天有的呀！

即便如此，他們還認為生活在英國無比幸福。魯巴跟我丈夫聊天時說，他認為英國的氣候好，冬天一點兒也不冷；市場很繁榮，食品供應更是充足；最重要的是沒有戰爭威脅，不必時時擔心炸彈落到頭上。他們很希望能做一個英國公民。他問我丈夫說，他們的孩子生下來以後是不是就有永久居住權？

丈夫跟他聊完了之後，顯然地很有感慨。他鄭重其事告誡我：“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難，我們該知足了！”

又有一次我們在一起討論前蘇聯現狀。我和丈夫一致地同情戈爾巴喬夫，對葉利欽不以為然，看不順眼。茹佳急得麵紅耳赤，用十分糟糕的英語跟我們抬杠，告訴我們說：她在莫斯科大學讀書的時候，蘇聯人民多麽富有多麽安樂！全怪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把一切搞糟了，是這個人毀了蘇聯。我不知道茹佳的觀點能不能夠代表東歐國家的普遍心聲，如是，則他們顯然是用一種沒落階層的心態來對待蘇聯的解體。大半個世紀以來蘇聯和東歐國家之間那種血肉相連的關係太過複雜，以至他們無法冷靜麵對精神和物質兩方麵的瞬間毀滅。

魯巴是一個頗具學者氣質的溫文爾雅的小夥子，謙和有禮，周到細致。他很喜歡我的女兒，上樓下樓經過她身邊時總是忍不住伸手摸她的腦袋。有一次我們送給他一盤水餃，他馬上回贈給我女兒六片餅幹，用一隻很精巧的小碟盛著，碟上鋪一層雪白餐巾紙，紙上六片餅幹很規則地排列著，地道的西方送禮風格。又有一次他們正在餐室吃飯，女兒敲門進去拿東西，他很真誠地要我女兒收下他的四粒巧克力豆。聖誕節那天最有意思，他穿一身從未上身的筆挺西服，逐個跟我們熱烈握手，祝賀節日快樂。當時我丈夫正紮了圍裙在廚房裏煙熏火燎地炸土豆條，被他的莊嚴舉動弄得十分狼狽。他送了我女兒一張聖誕卡，上麵寫著：“你是一個很可愛、很聰明、很有藝術天賦的小姑娘，祝願你將來能夠充分發揮這種天賦。”使我這個做母親的深為感激。

茹佳的性格中既有西方人的開朗熱情，又有西方人的冷漠自私。她從不知道關心別人，也從不做小樓裏的公共衛生，包括吸塵、清洗爐灶、更換垃圾袋等等，為此我們曾有過一些不愉快。好在她從不記仇，轉眼間又樂嗬嗬有說有笑了。她削土豆或者切洋蔥的時候總是擺一架小錄音機在旁邊，手裏幹著活兒，屁股和腳卻在扭來扭去跟著音樂跳舞，嘴裏也哼個不停。直到她懷孕八九個月，大腹便便即將臨產時，仍然用迪斯科步伐走路，以至我總是心驚膽戰守衛一旁，隨時準備應付胎兒被她扭掉下來的險情。

有一天整個白天沒見魯巴和茹佳。晚上魯巴回來了，笑嘻嘻告訴我們：他妻子在醫院裏生了，是個女孩。又過了兩天茹佳帶了孩子出院回家。時值聖誕節前英國最冷的季節，剛生孩子的茹佳穿一雙透明絲襪，一條齊膝棉布裙子，懷抱嬰兒進門，直把我看得目瞪口呆。當天晚上她又從樓上噔噔噔下來，自己開冰箱拿蘋果，在自來水下洗了洗，哢嚓咬一大口，看得我又是一愣。東方人生完孩子的那一套忌諱、講究，在西方人麵前竟毫無作用。

生育後的茹佳飲食稍有變化，增加了一箱從星期六市場買來的廉價水果，還有一條從保加利亞老家帶來的小孩胳膊粗細的熏肉腸。每天我都看見茹佳用一把小餐刀費勁地在熏肉腸上削呀削呀，削出薄薄的三四片，放在麵包上烤熟吃。她沒喝過一口雞湯和排骨湯，我真是想不明白她洶湧的奶水從哪兒來的。她不斷地下樓，烤兩片麵包或吃一個水果什麽的，看見我便有點不好意思，解釋說她總覺得餓。她抱怨說女兒太小，還用手比劃給我看：“非常非常地小！”我問她嬰兒是否每三小時喂一次奶，實際上我是想給她傳授一些經驗的。她叫起來，自豪地宣布：“不！她每小時都要吃一次奶！她吃得很多！”我隻好報以一聲驚歎。

在我離開英國之前，茹佳的女兒已經滿月了。他們經常把她抱下來一起看電視。她長得確實小，瘦伶伶的，皮鬆鬆的，瞪一雙圓溜溜的眼晴，已經初顯一個美人胚子的特征。現在是他們三個人相偎在一起，茹佳把嬰兒橫躺在腿上，魯巴用長長的胳膊圈住她們。魯巴和茹佳頭挨著頭，目不轉睛盯視嬰兒的麵容，能夠成小時地將這姿態保持不變。如果有畫家畫下來，該是一幅多麽溫馨的永恒場景。

我在遙遠的中國為他們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