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種藝術形式自有其生命，與天、地、時相關。比如中國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文人畫等，就各有其高峰。我心中的古典音樂的演繹也是如此。
在我聽來，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是古典音樂演繹最偉大的時代。拜現代錄音技術的發展、完善所賜，如今我們可以聆聽到那個時代留給我們的無比豐饒的歐洲古典音樂的偉大演繹。如果把每個百年作為一個時間劃分的刻度，那麽習慣上所說“上一時代的”大指揮家，是指那些出生於19世紀後半葉，20世紀前半葉在西方音樂舞台上叱吒風雲的指揮大師。如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瓦爾特、克倫佩勒、克納佩茨布什、（老）克萊伯、萊納等。而卡拉揚、索爾蒂、切利比達克、約胡姆、伯恩斯坦、塞爾等指揮大師，應該算是“下一時代”的了。當然，音樂演繹有其傳統、傳承，也有其鮮明的個性與創新，所以“世代”隻是一個說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最為慘烈、對生命摧殘最嚴重、對人類文明破壞最巨大的戰爭，對音樂演繹造成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比較明顯的是，在演繹歐洲古典交響音樂如貝多芬、莫紮特、舒伯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等人的交響音樂作品方麵，富特文格勒是讓我真正感受到音樂的魅力和魔力的指揮大師；更是讓我真切體驗到音樂的真諦和境界的指揮大師。
富特文格勒離世過早（才活到68歲）。若多活十年，能趕上模擬錄音最成熟最輝煌的時日，那樣或許會留給我們更多音效更好的偉大演繹（不過大師並不喜歡在錄音室錄製音樂）。這是他的“生不逢時”。
更為“生不逢時”的是，他“趕上了”希特勒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那個人類曆史最為黑暗的法西斯政權時期，“趕上了”人類史上最為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親眼目睹了戰爭—殺戮—毀滅、人類曆史上最慘烈的一次自相殘殺。而他選擇了留在德國，他認為在那個黑暗的時期，人們更需要音樂的慰藉。但殘酷的事實證明，那隻是偉大藝術家的癡念。
所以富特文格勒自1942年以後的全部音樂演繹，特別是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布魯克納的交響曲，以及莫紮特、韋伯、威爾第、瓦格納的歌劇，無比珍貴！
我最早聽富特文格勒，是他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奏的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1945年的一個演出實況錄音）和指揮柏林愛樂樂團演奏舒伯特第九“偉大”交響曲（1951年DG公司錄音室版本）。時至今日，我聽過的他指揮的音樂，基本是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全部交響曲、舒伯特第八和第九以及布魯克納第七、第八。歌劇有莫紮特的《唐璜》、韋伯的《魔彈射手》、威爾第的《奧賽羅》，以及兩套瓦格納“指環”、在錄音室錄製的瓦格納《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和《女武神》等。
我常會想，聽音樂，好的音效很重要嗎？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但是聽富特文格勒指揮的音樂，我不是很在意音效。富特文格勒不喜歡在錄音室錄製唱片，在錄音室錄製的唱片不多。由此我們很幸運，能聽到他留給我們的大量的音樂會現場錄音——活生生的音樂。如今我們能聽到他在1928年至1954年這26年間指揮的數十個貝多芬交響曲、十數個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交響曲、數個布魯克納的交響曲的現場實況錄音。能聽到很多他指揮的其他音樂。
富特文格勒指揮的貝多芬，我最喜歡的是第三、第五、第七和第九。悉數“盤點”，聽過的第三有10個錄音；聽過的第五有5個錄音；聽過的第七有6個錄音；聽過的第九有10個錄音。若是見到“新”的錄音，還會去聽。
我聽他指揮的貝多芬第五“命運”交響曲的第一個錄音，是1943年6月30日的音樂會實況（DG 427 775-2），這個錄音至今仍是我最喜愛的大師“命運”的演繹之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種充滿生命力的音流。樂曲開始時表達命運基石的那幾個音，沉重而鏗鏘，但樂速旋即轉入自由即興，時而加速，時而減緩；音流時而洶湧，時而涓細。而在最後的**處，真的能感覺到那種靈魂深處的狂喜。
富特文格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通過“非納粹”審查被確認無罪之後舉辦的第一場音樂會，便是指揮柏林愛樂樂團演奏的貝多芬第五“命運”交響曲和第六“田園”交響曲（1947年5月25日、27日兩場，M&A CD789/DG 477 5030）。這兩個“命運”如今我們有幸都能夠聆聽到。隻是怎麽聽，都難“逃脫”那種命運的陰霾的感覺（難道隻是心理作用？）。
富特文格勒指揮貝多芬的“英雄”，絕對是音樂演繹史上的偉跡。無論是1944年12月16日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的音樂會實況（MEL CD 10 01106）以及1947年11月的錄音室演繹（ARCHIPEL ARPCD 0265），還是1952年12月7日、8日在柏林泰坦宮的現場錄音（TAHRA FURT 1018/1054），那種莊嚴的情懷、那種內在的熱情、那種生命的狂喜，表達得淋漓盡致。
富特文格勒指揮的貝多芬第九，更是他音樂演繹和人生的裏程碑式的記錄。
1937年指揮倫敦愛樂樂團的演繹，透出他的自信和堅定。或許很難想象，1942年那兩場（3月22日和4月19日）指揮柏林愛樂樂團演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音樂會，富特文格勒的內心處在何種境地。據說4月19日的音樂會，是當時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為希特勒慶生（4月20日）而舉辦的。
1943年12月8日他在斯德哥爾摩指揮貝多芬第九的音樂會實況（M&A CD 2002）常常被和另一個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演繹放在一起作比照：阿本德羅特八個月前指揮同一支樂隊和相同的演唱陣容在同一個地點的音樂會實況。
1951年拜羅伊特瓦格納歌劇節上的貝多芬第九，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富特文格勒指揮的最偉大的“合唱”之一、富特文格勒“標誌性”的演繹。EMI公司除了在“參考”係列中發行過這個錄音（EMI CDH 7 698012），還在“世紀偉大錄音”係列（EMI CDH 7 698012）中發行過。ORFEO公司也做了發行（ORFEO C 754 081 B），據說是沒有做過任何後期處理和剪輯的；還有不少小廠牌也出了這場音樂會的“海盜錄音”。同年，還有一個薩爾茨堡音樂節的現場錄音（OR FEO C 533 001 B）。
1954年也有兩個貝多芬第九的錄音：拜羅伊特瓦格納歌劇節（ORFEO C 851 212 B）和琉森音樂節（Tahra FURT 1056）。之間還有1952年2月3日（M&A CD 1117）和1953年5月30日（DG 435 325-2/VIRTUOSO2697202，記為31日）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的演出實況。
我聽富特文格勒1951年以後的幾個貝多芬第九、第三樂章聽起來都會有種恍恍惚惚、失魂落魄的感覺，而第四樂章的末尾，熱烈到無法控製，時有失速的感覺。
聽富特文格勒指揮舒伯特的“未完成”，那種命運的神秘感、那種宿命、那種欲罷還休的心境，時時敲打在我的心頭；而他指揮舒伯特第九“偉大”交響曲的任何一個錄音，都是偉大的演繹！我聽過1942年至1953年他指揮柏林愛樂樂團、維也納愛樂樂團的六個錄音，那種對生命自由的表達，那種出神入化的節奏，那種不時給我真切感動的“神來之筆”，都是別的指揮家無法企及的。
我常會這麽想，富特文格勒指揮的音樂，是音樂演繹史上一個偉大時代的記錄和見證。它不僅屬於富特文格勒，也屬於那個時代的音樂家和聽眾。毫無疑問，富特文格勒是“引路”的人。他向所有參與演奏的音樂家指出了一個方向，然後大家全身心地趨向那個目標，也感染並帶動了在場的所有聽眾。
隻是那個時代已經過去。那個音樂演繹的偉大時代！那個讓我永遠崇敬和憧憬的時代！
如果不是因為喜歡瓦格納的《帕西法爾》和“指環”，老大師漢斯·克納佩茨布什（Hans Knappertsbusch，1888—1965）指揮的音樂，對我還會陌生下去。
老大師的名字早就如雷貫耳，但長期以來，我隻聽過他指揮瓦格納的一些零星的錄音。而且，除了DECCA公司在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出的唱片錄音效果尚可外，其他的音效都不怎麽好。
真正開始聽他的唱片，始於他指揮的四部瓦格納樂劇：1951年拜羅伊特瓦格納歌劇節上指揮《帕西法爾》（TELDEC 9031-76047-2）和《眾神的黃昏》（Testament SBT4175）、1950年在慕尼黑國家歌劇院指揮《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ORFEO C 355 943D）、1955年在慕尼黑國家歌劇院指揮《眾神的黃昏》（ORFEO C 355 944L）。後來聽了1956年拜羅伊特瓦格納歌劇節上他指揮全套“指環”的錄音。再後來就一發不可收拾，不僅聽了他自1951年至1964年在拜羅伊特瓦格納歌劇節的全部《帕西法爾》錄音（共12個）、1957年和1958年拜羅伊特瓦格納歌劇節的全套“指環”，還有他在音樂節上指揮的“荷蘭人”、“名歌手”，也聽了他指揮的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布魯克納。
有論者把克納佩茨布什與富特文格勒同歸於“靈感至上”、講求即興發揮這一類的指揮大師，但我覺得他倆之間還是有明顯不同的。富特指揮的音樂在曲目方麵寬泛得多，而克納基本“堅守”在德奧作曲家作品的範疇內。富特在其“巔峰期”同時掌管著德奧最重要的幾支樂團，而克納似乎沒有自己的“專屬”樂團，他的絕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指揮歌劇上。
《卡拉揚傳》中有一段講述卡拉揚對偉大的托斯卡尼尼和富特文格勒的評價：
托斯卡尼尼指揮演奏時追求音色的完美和精確，而富特文格勒的風格與托斯卡尼尼迥異。托斯卡尼尼非常嚴謹，而富特文格勒則自由多樣。
富特文格勒在指揮歌劇方麵，鮮有上乘的發揮。他從來就掌握不好指揮歌劇的要領。但在指揮古典音樂，特別在指揮古典交響曲方麵，其指揮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創造了一種與樂團交流的方式，而這種交流，是音樂創作的前題。
但相信卡拉揚絕不會評說克納指揮歌劇“不得要領”。在我聽來，靈感和即興，似乎並不是克納最突出的特點。克納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簡單、樸實。簡單到神秘的地步。我覺得，他是真正“讓音樂自己說話”的音樂大師。
克萊伯（Erich Kleiber，1890—1956），由於他的兒子也是一位偉大的指揮家，所以得在他的名字前加上“老”字，以示區別。從如今我們能聽到的上個世代的指揮大師所留下音樂的數量上來看，老克萊伯能躋身那個時代的“五大指揮家”——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瓦爾特、克倫佩勒、老克萊伯——有點不可思議。
老克萊伯不僅指揮音樂的範圍窄，數量也少。我聽過的，有他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錄製的貝多芬第三“英雄”交響曲（DECCA 414 626-2），指揮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管弦樂團錄製的貝多芬第五“命運”、第六“田園”交響曲（DECCA 417 637-2），指揮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管弦樂團錄製的貝多芬第三“英雄”、第五“命運”交響曲（DECCA467 125-2），指揮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管弦樂團演奏貝多芬第四交響曲（TAHRA TAH 581），指揮西南德廣播交響樂團錄製貝多芬第五“命運”，以及指揮科隆廣播交響樂團錄製貝多芬第六“田園”交響曲（TAHRA TAH 582），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錄製的貝多芬第九“合唱”交響曲（DECCA 425 955-2），指揮科隆廣播交響樂團演奏舒伯特第九“偉大”交響曲（WDR MM027-2），另有兩個貝多芬的《莊嚴彌撒》。
還聽過他指揮的一些歌劇，如莫紮特《費加羅的婚禮》（DECCA 478 1720）、瓦格納《萊茵的黃金》（Gebhardt JGCD 0036-2）、《女武神》（Gebhardt JGCD 0028-3）和兩個《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WALHALL WLCD 0195/0044）以及理查·施特勞斯《玫瑰騎士》（DECCA 425 950-2）。
老克萊伯絕對是一個有著鮮明個性的指揮大師。給我很深的印象是：音樂織體清晰，結構線條分明，不動聲色，有很強的理性和情感的控製力。他的個人命運也是讓我唏噓的。他長期執掌歌劇院，事業如日中天時，足跡遍及德奧各大歌劇院。納粹當道時，他遠走異國他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回到德國，可是因為在蘇占區（後來的東德）工作，受到很多排擠，最後鬱鬱而終，離世時才66歲。
老克萊伯的兒子小克萊伯遠不屬於那個時代，但感覺他是那個時代流傳到後世的一個回聲、絕響，所以順帶寫幾句。對老克萊伯，我是早知其大名，卻一直沒聽過他的唱片；而小克萊伯呢，卻是先聽他的唱片（買的第一套唱片，是他在DG錄製的那個偉大的《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的膠木唱片），後知道他的大名。
小克萊伯的藝術生涯的確傳奇，但讓我更為慨歎的是，在他的藝術生涯中，有不少真正理解他、欣賞他、寬容甚至“縱容”他的人。小克萊伯指揮過的音樂作品比他父親還少。比如老克萊伯指揮過的貝多芬“合唱”交響曲、舒伯特“偉大”交響曲、柴科夫斯基“悲愴”交響曲，小克萊伯好像沒有碰過這些作品。而老克萊伯指揮過的“指環”，小克萊伯也始終沒有“染指”。小克萊伯說，他從不去指揮那些他“指揮不了”的作品。
看小克萊伯指揮音樂或排練，就感覺他“創造”音樂的方法，決定了他指揮不了很多的作品。
小克萊伯指揮過的貝多芬交響曲，也就是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這幾首。他在DG錄製的第一張唱片是貝多芬第五“命運”交響曲，這張唱片已經被公認為貝多芬“命運”交響曲演繹中的經典之一。對我來說，小克萊伯是讓我喜歡上貝多芬第四交響曲的指揮家。在聆聽1982年在慕尼黑那場悼念偉大的指揮家卡爾·伯姆去世的音樂會上，他指揮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第四交響曲（ORFEO C 100841 B）之前，我對貝多芬這部交響曲一直沒啥感覺。而那個演繹讓我領略到了這部作品的魅力。
如今我聽過的他指揮貝多芬第四交響曲的現場錄音有四個：兩個指揮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兩個指揮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管弦樂團。聽過他指揮的貝多芬第七交響曲，除了在DG錄製的那個錄音室版本外，還有六個：1972年指揮斯圖加特廣播交響樂團（MEMORIES 1011）；1982年2月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MEMORIES 1016）；1982年5月和1986年（東京音樂會現場實況）指揮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管弦樂團（ORFEO C 700 051 B/MEMORIES 1005）；1999年分別在瓦倫西亞和卡利亞裏指揮巴伐利亞廣播樂團（MEMORIES 1002、1071）。其中1986年和1999年的三場音樂會，曲目都是貝多芬第四和第七。感覺1986年東京的音樂會的錄音質量最好，音色比較溫暖，不像他在DG錄製的貝多芬第七交響曲，聲音那麽銳利。還有一個PHILIPS出的克萊伯指揮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管弦樂團演奏貝多芬第四第七交響曲的錄像製品，非常好。可以領略到他迷人的風采。
小克萊伯在錄音室錄製的唱片也就是DG公司出的那些：交響曲四張——貝多芬第五、第七（現已合為一張：DG 447 400-2），勃拉姆斯第四，舒伯特第三、第八；歌劇四部——威爾第《茶花女》、施特勞斯《蝙蝠》、瓦格納《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韋伯《自由射手》。
DG還出過小克萊伯的兩個理查·施特勞斯的歌劇《玫瑰騎士》以及約翰·施特勞斯的歌劇《蝙蝠》的影像製品。還有兩個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影像製品。1989年的那個絕對是神品。隻有看他指揮的施特勞斯的圓舞曲，你才能真正明白維也納圓舞曲的魅力。
我自從看了小克萊伯1989年奧地利新年音樂會的影像後，無法再看任何人指揮施特勞斯的圓舞曲。
如今我們還能聽到小克萊伯指揮歌劇的一些“地下錄音”。比較珍貴的有他指揮瓦格納《特裏斯坦與伊索爾的》的五個演繹：1973年在斯圖加特和維也納；1974年、1975年在拜羅伊特；1978年在斯卡拉。兩個施特勞斯的《玫瑰騎士》演繹：1973年巴伐利亞和1990年大都會。兩個施特勞斯的《艾拉克特拉》：1971年斯圖加特及1977年在科文特花園。還有威爾第的《茶花女》、《奧賽羅》等。
總感覺小克萊伯和米凱蘭吉利在藝術追求和精神氣質上有幾分神似。在“做派”上也有相近之處。比如小克萊伯從不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據說如果是在德國以外的歌劇院指揮歌劇，或在音樂廳指揮音樂會，一結束便會以最快的速度回家。不看報紙上的任何評論。而米凱蘭吉利則公開聲稱從不為聽眾演奏。在對待作品的演繹上，他倆都是深思熟慮，一經確定，便很少改變的藝術家。所不同的是，米凱蘭吉利隻需要麵對自己和那架鋼琴，而小克萊伯得麵對一整個樂隊。
再講回到老克萊伯那個年代。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1867—1957）按年紀或按名氣，似乎都應該名列“五大指揮家”之首，但我聽過的他指揮的音樂不多。貝多芬交響曲隻聽過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第九，以及兩個《莊嚴彌撒》；勃拉姆斯四首交響曲；威爾第《阿依達》、《奧賽羅》和安魂曲，還有一些零星的瓦格納和一些協奏曲。我得承認不是很喜歡他。如果喜歡，應該會聽很多他的唱片的。他的唱片也確實多，部分得益於美國人的商業頭腦以及政治因素（反納粹，其實也被用作商業）。他的聲望在20世紀50年代大大壓過富特文格勒，部分原因得益於政治。我的感覺是，他指揮的音樂非常嚴謹，結構清晰，克製，有內在的韌勁，也樸素。
布魯諾·瓦爾特（Bruno Walter，1876—1962）在那個充滿個性的年代，顯得不那麽“有個性”。但是他指揮的貝多芬、勃拉姆斯、莫紮特，一直溫暖著我的心。我最喜歡的是他指揮的勃拉姆斯，特別是第四交響曲（SONY **K 64472）。還有他在EMI錄製的瓦格納《女武神》第一幕，也是很珍貴的錄音，是我至今常聽的唱片之一。
我最喜歡的克倫佩勒（Otto Klemperer，1885—1973）指揮的唱片，是他指揮巴赫的《馬太受難曲》（EMI CMS7 63058 2）、B小調彌撒（EMI CMS763364 2）、貝多芬的《莊嚴彌撒》（EMI 5 67547 2）以及亨德爾的《彌賽亞》（EMI CDM 63622 2）。那份莊嚴、神聖特別的厚重。這個風格也在他指揮的貝多芬、勃拉姆斯交響曲裏十分突出：嚴謹的結構，蒼勁有力的筆畫，堅如磐石般的氣勢。聽過一張克倫佩勒1969年5月30日在慕尼黑海格力斯大廳指揮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第四、第五交響曲的音樂會實況錄音（EMI 5 66865 2），音樂會現場的感染力極強。第四交響曲第二樂章在小克萊伯棒下優雅、流暢、嫵媚，還有一絲神秘，在克倫佩勒棒下則是另一番境界：另一部“命運”，亦或是另一首“葬禮”，如第七交響曲的第二樂章的氣氛。
在“聽慣”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些美麗動聽的聲音後，再回過頭來，聽五六十年代那些“五大指揮家”的唱片，聽斯托科夫斯基、奧曼迪、萊納、阿本德羅特等指揮大師的唱片，雖然音質無法與八九十年代的相比，但音樂的生命力絲毫無損。
再提一位我喜歡的指揮家，美籍匈牙利指揮弗裏茨·萊納（Fritz Reiner，1888—1963）。他“趕上了”一段好時光，留下了一些好錄音，他的一些唱片，甚至可以說是“天碟”的“祖師爺”。如今人們提及“芝加哥之聲”，說的是芝加哥交響樂團在索爾蒂指揮下發出的聲音，不過真正打下基礎的是萊納。萊納之於芝加哥交響樂團意義重大，以至於在他辭世後接掌這支樂隊的法國指揮家馬蒂農“無法控製”樂團，直到索爾蒂來接管，樂團才重整旗鼓，直至聲望“如日中天”，不僅名列美國五大交響院團之首（僅有此一說而已，不足為憑），而且可與柏林愛樂抗衡。
萊納還是沒趕上唱片工業最繁榮的時期。他沒有錄過貝多芬交響曲全集、勃拉姆斯交響曲全集、柴科夫斯基交響曲全集、馬勒交響曲全集，等等。不過就我聽過的他指揮貝多芬的幾首交響曲：第三“英雄”（RCA 60962-2）、第一和第六“田園”（RCA 60002-2）、第五“命運”和第七（BMG 68976-2）以及第九“合唱”（BMG 61795-2）；他指揮馬勒《大地之歌》（BMG 60178-2-RG）；他指揮理查·施特勞斯的交響詩和《艾拉克特拉》（選）（RCASONY 86992-2，5CD）等，我感覺他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後“師”（後來的大師）之師。如今我們能用來讚美卡拉揚的貝多芬、賽爾的貝多芬、索爾蒂的貝多芬等的詞語，用到萊納身上也完全符合。
所以，在聽了很多的卡拉揚、很多的索爾蒂、很多的伯恩斯坦，等等，之後，不妨去聽聽萊納，聽聽同為美籍匈牙利大指揮家的奧曼迪，聽聽法國大指揮家明希和蒙圖。感受那個逝去久遠的年代，感受那個時代留給後人的無比豐饒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