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貞內禪之後，王叔文集團覆滅，憲宗即位，“致太平”成為一個頻繁出現的詞。先秦以降，“太平”一詞長期存在於中國曆史的政治話語中，並在特定時期作為特定工具被加以利用，往上可溯至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所提出的“致太平”口號①,往下則是北宋道學興起的重要政治追求②。但對於唐人而言，“太平”無論在政治層麵還是在學術層麵，都有源於本朝的“今典”可供追循。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唐人的“致太平”理念予以具體分析。

“太平”一詞首次在唐人語境中大量出現，是在貞觀年間。③及至憲宗即位後，唐朝上下普遍存在著對於天下重臻太平的想法。憲宗的“致太平”理想得到了普遍的學說支持。首先，從天道周始、國運興衰的宏觀視角出發，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學家提出了六十年輪回重歸太平的觀點。

元和四年(809),韓愈在送別李益自幽州往東都時，提出了“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複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④的重要觀點。若從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計，“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這種幹支循環複始的理論，由於元和四年(809)唐廷用兵成德而變得烜赫一時。元和五年(810),永州別駕柳宗元曾致書罷相的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盛讚其功業為“相天子，致太平”,具體表現為文教上“經術興行”,武事上“暴亂翦滅”。⑤這說明在元和朝前期，“致太平”已經成為一種付諸實施的政治舉動，而**平地方割據勢力成為實現太平的重要途徑。六十年重臻太平的觀點在當時產生了廣泛影響，元和十四年(819),譚忠曾向幽州節度使劉總敷陳大義：“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複合。”①譚忠的觀點與韓愈如出一轍，足見即便在河北，天道變易的想法也已頗為盛行。這種六十年重回太平的觀點，背後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學家在思想上的訴求。韓愈將唐代的曆史演進比附於曆史上的王道興衰，認為“仲尼既沒，諸子異端，故荀孟複之”,“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文中之有作”,這是唐以前的兩次王道中衰；及至“唐興，房魏既亡，失道尚華，至有武後之弊，安史之殘”,唐朝的王道中衰在韓愈看來須由“吾約二三子同致君複堯舜之道”。②向往三代之治是古人常有的政治情結，“堯舜”更是對聖明君主的習慣比喻，如杜甫所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然而，韓愈通過曆史的比附，將“致君堯舜”提升到了恢複“王道”的高度，堯舜“由王道政治中的上古聖君變為儒道傳承的精神偶像”,“王道亂，則有儒者出，儒道得傳”。③

具體到唐代來說，則是恢複貞觀一朝的盛世。在這種話語體係下，“武後之弊”與“安史之殘”成為兩個重要的反麵標誌。開元十三年(725),玄宗在宰相張說的極力促使下完成了東封泰山之舉，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對武周時代予以定性。張說通過敘寫國朝馬政的發展史，借馬政言人事，建構起了一個唐朝發展的政治譜係。在《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中，燕公借用《左傳》中衛文公複國的典故，將玄宗喻為恢複唐室的中興之主。④元和元年(806),退位太上皇的順宗駕崩，襯廟之時“將行祧遷之禮”,朝議以為“中宗中興之主，不當遷”,而蔣乂則認為中宗即位不久即“受母後篡奪”,後經“五王翼戴，方複大業”,因此“止可同於反正，不得號為中興”。①

其次，從政治層麵來說，憲宗朝的“致太平”實質上是對代、德二朝姑息之政的間接否定。德宗即位之初，幽州、成德、魏博、淄青四鎮聯合反叛，盡管未能獨立，卻迫使唐廷承認了父子相承的“河朔故事”,並在中央與河北之間建立起一種相對穩定的政治關係。②我們看到，終玄宗一朝唐廷上下並未有“太平可臻”的願望，當時的人對於國家的政治現狀總體上是認可的，代宗以降唐廷對於國家現狀的不滿和對於唐初盛狀的追及，是玄宗朝所不具有的。顯然僅有政治比喻，仍不足以突顯安史之亂的轉折地位，“致太平”的政治呼聲，從根本上說源於唐廷強烈的現實訴求。這種訴求首先表現為對貞元政治的否定。永貞內禪之後，王叔文集團覆滅，憲宗方得以繼位。盡管對德宗本人的評價頗為敏感，甚至韓愈要以《毛穎傳》這樣的俳諧文體表達“傷陸贄、諷德宗”之意③,但憲宗朝對貞元年間乃至整個德、順二朝的朝政卻產生了普遍的質疑和反思。在這種反思的輿論之下，建中以降的朝政被與朝臣內鬥、信用佞臣、綏靖藩鎮等畫上等號。正如陸揚所說，憲宗“改變了安史之亂之後，特別是德宗以來的政治遊戲規則”④。具體到政治層麵，則“這種重建權威的當務之急，就是通過外禦強敵、內平藩鎮和重建思想文化的係譜來強化皇權”①。韓愈與王叔文集團並無本質上的聯係，且對柳宗元等身處其中的友人持批評態度。②及至憲宗即位，唐廷一改往日的綏撫策略，希望將河北諸鎮節帥的任命權力收歸中央。元和十年(815),刑部員外郎崔元略在為宦官李輔光撰寫的墓誌中，以“內臣幹國，率多縱敗”來指代“建中歲，德宗禦宇”的朝中情形。③元和十四年(819),崔群在與憲宗論及玄宗治國得失時，提出了將張九齡罷相作為唐代盛衰變易節點這一影響至為深遠的觀點。他認為：“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④長慶四年(824),韋處厚上疏新即位的敬宗稱：“建中之初，山東向化，隻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複仇，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⑤作為《德宗實錄》的主要編纂者，韋處厚的這一觀點也集中體現了憲宗以降的史家對代、德二朝政治的反思。韋處厚將德宗初年河北藩鎮的叛亂歸因於楊炎、盧杞等朝臣的朋黨鬥爭，而事實上他本人正身處於牛李黨爭的旋渦之中，這段論述的起因也在於“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⑥。顯然，這一影響至深的論斷並非單純出於曆史學的考慮，而是基於憲宗朝以降黨爭日熾的政治訴求。及至武宗、宣宗年間，對安史之亂以後的曆史有了進一步的分期，這在杜牧的著作中有集中體現。在這一時期，憲宗的文治武功得到了極高的評價，杜牧明確認為“元和功德，凡人盡當歌詠紀敘之”①,元和中興成為時人的共識。

要而言之，安史之亂的特殊地位，源於唐人在現實政治利益驅使下對於本朝曆史的層累書寫和持續塑造。綜合以上論述來看，後世完整意義上的“安史之亂”,其形成至少結合了兩層重大因素，即“羯胡亂華”的中興隱喻，以及王朝衰落的政治訴求。一個明顯的對比是，開元十三年(725)東封泰山時，張說隻是將武周時期定義為如馬政一般的凋敝，玄宗即位後唐朝的國運重趨昌盛；而代宗以降的輿論則普遍認為安史之亂以後唐朝趨於凋敝。簡言之，玄宗朝的時人認為“一度不好而現在很好”,代宗以降人們則日益傾向於認為“曾經很好而現在不好，但將來一定會很好”。可以說，兩宋以降人們所談論的“安史之亂”,其實是一段疊加形成的唐後期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