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實踐上和理論上徹底否定了“**”，恢複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為實現這一轉變，我國的內政外交方針需要作一係列相應的調整。而經濟建設的大規模進行，也需要我們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內外環境。作為有關中國統一的最重要的台灣問題，用和平方式還是非和平方式解決，就顯得更為重要。顯然對我國四化建設有利的是和平方式。
在此認識基礎上，黨中央和鄧小平進一步考慮，如果台灣保留其資本主義製度，使兩種不同的社會製度在一個國家裏和平共處，不僅有利於保持台灣的穩定與發展，而且有利於祖國大陸的對外開放，加速大陸的現代化進程，使大陸和台灣的經濟發展取長補短，互助互利，共同發展。在此理念指引下，香港、澳門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一、科學構想的提出
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隻要台灣和大陸統一，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製度。
鄧小平說過：“一國兩製”是根據實際情況提出的構想。具體說，是從台灣問題開始考慮的。
如何實現祖國的統一，這是建國之初我國領導人就開始考慮的問題。
解決的辦法無非有兩種：一種是非和平方式，即用戰爭手段；一種是和平方式。
從1950 年開始，一直是準備以武力解決為主，但也爭取和平解決。
1955 年初，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浙江沿海全部島嶼，並積極準備渡海作戰。由於美國侵占台灣與台灣海峽，致使這一進程停了下來。
1956年1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指出，除了積極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用戰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要努力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
1956年4月，毛澤東提出“和為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以誠相見”和“來去自由”等對國民黨去台人員的政策。
1956年6月，周恩來在人大會上作報告，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
1958 年，毛澤東起草、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再次提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
1958 年10 月，毛澤東在會見曹聚仁時，對台灣回歸祖國問題又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原則。他說，台灣如果回歸祖國，照他們(蔣介石等) 自己的方式生活，水裏的魚都有地區性的，毛兒蓋的魚到別的地方就不行。他還表示，蔣介石“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枝連起來，根還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
這些思想，後來被周恩來歸納概括為“一綱四目”，即台灣必須回歸祖國(一綱)；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由蔣決定；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由中央撥付；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協商解決；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四目)。
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為祖國和平統一而精心繪製了一幅祖國統一的藍圖。
不難看出，和平解決台灣，是我們黨長期以來對台灣政策的立足點。但是，由於美國的介入和國民黨當局的錯誤政策，兩岸一度造成嚴峻對立的形勢，統一進程受到嚴重阻礙。
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實踐上和理論上徹底否定了“**”，恢複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為實現這一轉變，我國的內政外交方針需要作一係列相應的調整。而經濟建設的大規模進行，也需要我們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內外環境。作為有關中國統一的最重要的台灣問題，用和平方式還是非和平方式解決，就顯得更為重要。顯然對我國四化建設有利的是和平方式。
在此認識基礎上，黨中央和鄧小平進一步考慮，如果台灣保留其資本主義製度，使兩種不同的社會製度在一個國家裏和平共處，不僅有利於保持台灣的穩定與發展，而且有利於祖國大陸的對外開放，加速大陸的現代化進程，使大陸和台灣的經濟發展取長補短，互助互利，共同發展。同時，建立包括台灣國民黨當局在內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有利於更快地實現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使中國更快地進入世界強國之林。
從外部條件看，當時經過多次談判，1979 年1 月1 日中美建交，美國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撤離在台的軍事人員，使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成為可能。在這種背景下，鄧小平集全黨智慧，逐步提出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一係列重要思想。
1978 年10 月8 日，在會見日本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鄧小平說：“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在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台灣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在那裏也有大量的投資。這就是現實，我們正視這個現實。”
11 月14 日，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鄧小平又指出：“在解放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譬如，台灣的某些製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
1979 年12 月6 日，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鄧小平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更具體化了：“對台灣，我們的條件很簡單的，那就是，台灣的製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台灣與外國的民間關係不變，包括外國在台灣的投資、民間交往照舊。”“台灣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可以擁有自己的自衛力量，軍事力量。條件隻有一個，那就是，台灣要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充分的自治權。”
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地宣布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引起了海內外的強烈反響。《告台灣同胞書》指出：“統一祖國這樣一個關係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務，現在擺在我們大家的麵前”。“早日實現祖國統一，不僅是全中國人民包括台灣同胞的共同心願，也是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的共同希望”。“在大陸上的各族人民，正在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目標而同心戮力。我們殷切期望台灣早日歸回祖國，共同發展建國大業。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
通過商談，結束軍事對峙狀態，“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郵”，“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
同一天，政協全國委員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茶話會，座談討論《告台灣同胞書》。政協主席鄧小平在會上說，今天是個不平凡的日子，有三個特點：全國工作著重點的轉移；中美關係正常化；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日程。
1979 年1 月，鄧小平應邀訪美。行前他多次會見美國客人，闡述了中國政府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1 月2 日，他在會見美國眾議院銀行、財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訪華團時說，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我們對台灣問題的解決是采取現實態度的。他提到了1月1 日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說：“我們的態度是真誠的，合情合理的。”他還表示，我們允許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各國同台灣繼續保持民間的貿易、商務、投資等等關係。
1 月8日，他又對來訪的美國客人解釋我們的現實態度，這就是台灣同美國保持民間貿易，社會製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人民生活條件不僅不會降低，而且可以提高。隨後不久，他又進一步指出，台灣作為一個地方政府當局擁有自己的權力，但必須是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軍隊，同外國的貿易、商業關係可以繼續，民間交往可以繼續，現在的政策、現行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資本主義經濟可以不變。要求就是一條，一個中國，不是兩個中國，愛國一家。帶著這些創見性的新構想，鄧小平踏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國土。鄧小平的訪美震動了世界。1月30 日，鄧小平在美國參眾兩院發表的演說中指出，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隻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製度。我們一方麵尊重台灣的現實，另一方麵一定要使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在尊重台灣現實的情況下，我們要加快台灣回歸祖國的速度。
1981 年9 月3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闡述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雙方可先派人接觸，充分交換意見。建議雙方為共同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以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提供方便，以達成有關協議。提出：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以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幹預台灣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製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以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台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歡迎台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興辦各種經濟事業，保證其合法權益和利潤。熱誠歡迎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眾團體通過各種渠道，采取各種方式提供建議，共商國是。
這就是海外廣為稱頌的“葉九條”，也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台方針政策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
1982 年1 月11 日，鄧小平在會見一位海外朋友時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製度。”
同年10 月，他又說：“我們不用我們的製度和思想統一台灣，台灣也不可拿它的製度和思想來統一大陸，隻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可以談得上合作，相互容納。台灣保持台灣的製度，大陸保持大陸的製度，這樣就不發生你吃我、我吃你的問題。如果我們要用我們的製度和思想統一台灣不現實，不可能，那就隻有用武力，我們現在不采取這個方法，目的是讓我們民族統一起來，著眼於民族利益。”
1983 年3 月，一些海外學者在美國舊金山舉辦了“中國統一之展望”的討論會，此舉受到了中國政府的關注和歡迎。3 個月後，參加人之一、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來到北京。6月26 日，鄧小平會見他時說：我們不讚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製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隻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承認台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區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
他還指出，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製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隻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係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這就是著名的“鄧六條”。講話發表後，港、澳、台地區反應強烈，一切愛國的人們都為中共實現祖國統一的博大胸懷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動。
“鄧六條”的發表，使“一國兩製”構想更加完備、充實，更加具體化、係統化。由此，祖國的統一事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二、中國人不解決台灣問題會死不瞑目的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製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隻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係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
1978 年12 月16 日，解放軍停止了自1958 年開始的對金門、馬祖的炮擊政策；國民黨軍隊也停止反炮擊。1979 年元旦，全國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議兩岸開放經貿、旅行和通郵。廖承誌也發表了致蔣經國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並表示願意訪問台灣。
蔣經國對鄧小平的這一波“和平攻勢”，反應相當敏銳。他一方麵謝絕廖承誌的來訪，但另一方麵又認為，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交流，長此以往，對台灣必然是利大於弊。
因此，早在上世紀80 年代即將開始的時候，兩岸修好的舞台，已經由鄧小平和蔣經國“聯手搭建”完畢。
1981年，鄧小平進一步向蔣經國“示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紀念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動。此後，中共新任總書記胡耀邦公開邀請蔣經國等國民黨官員“回老家瞧瞧”。隨後，大陸發表了葉劍英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的談話，全麵闡述了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政策，提出九條對台方針。鄧小平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製度’。”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概念。
鄧小平清楚，蔣經國是個大孝子，就指示浙江溪口，要他們修繕蔣經國母親、祖母的墳墓。蔣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而又秘密地送進了台灣“總統府”。
鄧小平還就他的“一國兩製”統一模式，提供了法理架構。他指示修訂憲法，賦予回歸和和平統一後的“特別行政區”特殊地位。“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對它們現有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司法製度有控製權。
鄧小平明確表示：北京有權代表整個中國在國際舞台活動，可是台灣和香港同樣享有“相當的外交權， （可） 處理一些涉外事務”。
當時，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曾往來於北京與台北之間。一次，李光耀訪問北京時，鄧小平通過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蔣經國致以問候。
李光耀給鄧小平及大陸官員介紹台灣的情勢，鄧小平也對李光耀及其他訪客陳述如何保護各方利益、解決兩岸問題的看法。鄧小平說，北京絕不派官員或軍隊到台灣。不幹預台灣的政治或“人事”問題，統一後的現狀“可以維持100年”。
從1987 年11 月台灣當局宣布台胞赴大陸探親實施細則開始，海峽兩岸同胞被隔絕狀態終於畫上了句號。兩岸從緊張的軍事對峙轉向了緩和，台灣當局也提出正式結束所謂“戡亂時期”。兩岸新聞、科技、學術、體育、文藝各方麵的交流得到開展，帶動了兩岸關係的迅速發展。
1988 年1 月13 日下午，蔣經國因病逝世。鄧小平得知蔣經國逝世的消息，立刻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國台辦和對台工作小組的報告。鄧小平表示，中國的統一是一件世界大事。中共中央領導人立即打電話給台北，對蔣經國先生的去世表示悼念。它打破了國共兩黨六十多年的隔閡。中共中央的行動贏得了海外人士、僑胞們的普遍讚稱。
從曆史上看，中華民族是一個充滿凝聚力的民族。曆史上造成的隔閡，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切恩和怨，仇和恨會磨滅的，而骨肉之情是永遠存在的。
三、“一國兩製”的成功實踐
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製”，源於解決台灣問題，最先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
1982 年9 月，北京的金秋時節，氣候和景色同樣令人心曠神怡。
22日，北京首都機場、天安門廣場和釣魚台國賓館上空飄揚著中英兩國國旗，天安門廣場附近的東西長安街一帶掛上了歡迎彩旗。下午1 時20 分，一架英國皇家空軍專機在北京首都機場徐徐降落，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微笑著走下飛機舷梯。她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就香港問題與中國領導入進行會談。
同一天也有一架中國專機在北京西郊軍用機場降落，走下飛機的也同樣是一位“鐵腕人物”，他就是從四川視察後回到北京的鄧小平。
9 月24 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這兩位領導人開始了他們的第一次接觸，會談的中心議題是如何解決香港問題。
香港問題是曆史遺留問題。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 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0 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強迫清政府於1842 年簽訂《南京條約》，永久割讓香港島。1856年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英國又迫使清政府締結《北京條約》，永久割讓九龍半島尖端。1898 年英國再乘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之機，逼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九龍半島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 多個島嶼(後統稱“新界”)，租期99年，1997 年6 月30 日期滿。
中國人民一直反對上述三個不平等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
隨著1997 年的日益臨近，英國方麵不斷試探中國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和態度。先是1979 年3 月香港總督麥理浩來中國，後是1982 年4 月英國前首相希思訪華，目的都是試探中國方麵對解決香港問題的態度。鄧小平接見了他們，闡述了用“一國兩製”的方針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經過一係列的接觸，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也就有了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1982 年9 月之行。
英國方麵選擇這個時候來中國談判香港問題不是沒有考慮的。這一年英國和阿根廷之間發生了關於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戰爭。靠炮艦，英國取得了勝利。撒切爾夫人是挾馬島戰爭勝利之餘威來中國的，她希望得到的是可以繼續保持英國對香港的長期統治。她的一張王牌，就是堅持“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仍然有效”。
會談一開始，撒切爾夫人就打出這張王牌。她一再強調：中英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仍然有效。
鄧小平針鋒相對，他非常明確地告訴撒切爾夫人，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主要有三個問題：主權問題；1997 年後中國采取什麽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的問題；中英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1997 年的15 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的問題。鄧小平說，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1997 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這是中英兩國進行談判的前提。如果中國在1997 年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中國政府不是清政府，中國領導人不是李鴻章。
鄧小平表示，現在，當然不是今天，但也不遲於一兩年的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
原本想在主權問題上做些文章的撒切爾夫人，此時才算真正領教了鄧小平在這一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不得已，“鐵娘子”拿出了老牌帝國主義的威脅手段。她說：中國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將會對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鄧小平冷靜地回答：“我還要告訴夫人，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15 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麽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麵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鄧小平這段話斬釘截鐵，撒切爾夫人無言以對。
鄧小平接著說，我們建議達成這樣一個協議，即雙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開始進行香港問題的磋商。前提是1997 年中國收回香港，在這個基礎上磋商解決今後15 年怎樣過渡得好以及15 年以後香港怎麽辦的問題。撒切爾夫人表示不能同意這個前提，但雙方可以商量，終於在1984 年9 月18 日就全部問題達成協議，並於9月26 日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和三個附件。
1984 年12 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正式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當天，鄧小平會見了撒切爾夫人。他說：“我們兩國的領導人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為各自的國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撒切爾夫人由衷地稱讚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製”的構想是最天才的創造，並認為這對於解決國家間及國家內存在的曆史遺留問題和爭端具有示範作用。
1985年5月27 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批準書， 《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
四、香港回歸慰偉人
曆史將會記住提出“一國兩製”創造性構想的鄧小平。我們正是按照“一國兩製”偉大構想指明的方向，通過外交談判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問題，終於實現了香港回歸祖國。
1997 年6 月30 日午夜至7 月1 目淩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燈火輝煌，舉世矚目的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這裏的五樓大會堂隆重舉行。
6 月30 日23時42 分，交接儀式正式開始。
在中英儀仗隊入場後，雙方禮號手吹響禮號。23 時46 分，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步入會場，登上主席台主禮台。英國方麵同時入場並登上主席台主禮台的有查爾斯王子、首相布萊爾、外交大臣庫克、離任港督彭定康、國防參謀長查爾斯·格思裏。
在儀仗隊行舉槍禮之後，查爾斯王子講話。他說，這一重要而特殊的儀式標誌著香港在150 多年英國統治之後，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向那些把“一國兩製”構想變為《中英聯合聲明》的人致敬，並對那些為談判《中英聯合聲明》的實施細節而辛勤工作的人們表示敬意。
23時56 分，中英雙方護旗手入場，象征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的降旗、升旗儀式開始。出席儀式的中外來賓全體起立。全場的目光都集中到豎立在主席台主禮台前東西兩側的旗杆上。
23 時59 分，英國國旗和香港旗在英國國歌樂曲聲中徐徐降落。隨著“米字旗”的降下，英國在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宣告結束。
這時，距零點隻差幾秒，全場一片肅穆。
7 月1 日零點整，激動人心的神聖時刻到來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樂隊奏起雄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一起徐徐升起。幾千雙眼睛向鮮豔的五星紅旗和紫荊花區旗行注目禮。
全場沸騰了，許多人眼睛裏噙滿激動的淚花，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
照相機、攝像機的鏡頭不停地閃動，記錄下這一莊嚴的曆史瞬間。這是中華民族長久期盼的一個瞬間，這是永載世界史冊的一個瞬間。
零時4 分，江澤民主席走到鑲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講台前發表講話。
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已在香港莊嚴升起。此時此刻，世界各國人民都把目光投向香港。根據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兩國政府如期舉行了香港交接儀式，宣告中國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這是中華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事業的勝利。
這一莊嚴宣告在大會堂4000 多位中外嘉賓中激起經久不息的掌聲。這一宣告通過電波傳向祖國的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澳門和台灣，傳向世界的四麵八方。
1997 年7 月1 日這一天，將作為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載入史冊。經曆了百年滄桑的香港回歸祖國，標誌著香港的發展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曆史將會記住提出“一國兩製”創造性構想的鄧小平。我們正是按照“一國兩製”偉大構想指明的方向，通過外交談判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問題，終於實現了香港回歸祖國。
五、澳門問題必須在本世紀內解決澳門問題必須在本世紀內解決，決不能把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紀。
在澳門回歸祖國之後，賭業仍然可以繼續辦下去。這是尊重曆史，尊重現實的做法。
詩人聞一多曾經寫了這樣一首詩歌，充分表達了澳門人民的心聲：你可知“媽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離開你的繈褓太久了，母親!
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
你依然保管著我內心的靈魂。
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
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
母親! 我要回來，母親!
隨著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澳門問題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中國政府按照“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構想，和英國圓滿地解決了香港問題，從而為澳門問題的解決率先垂範。中英聯合公報發表後，鄧小平於1984 年10 月3 日和6 日兩次接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指出，澳門問題的解決也將按照“一國兩製，澳人治澳”的原則。隨後，鄧小平又提出用香港問題的解決方案解決澳門回歸問題。他說：“澳門問題將來會像香港一樣，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方式解決”；“澳門問題的解決都是離不開‘一國兩製’”；“澳門的情形，是如何繼續保持安定繁榮。”
1984 年10 月9 日，鄧小平在北京接見了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馬萬祺向鄧小平轉達了澳門各界人士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草簽協議之後，對澳門的前途特別關心。鄧小平說道：解決澳門問題也要按照解決香港問題的那些原則去辦，例如“一國兩製”、“澳人治澳”，隻是你們目前不要著急，因為現在的情形是如何繼續保持澳門地區的安定與繁榮。鄧小平還特別提到：“在澳門回歸祖國之後，賭業仍然可以繼續辦下去。這是尊重曆史，尊重現實的做法。”
1985 年5 月21 日，葡萄牙總統恩尼斯訪華。5 月24 日上午，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會見了恩尼斯，兩位領導人進行了有趣的精彩對話：鄧小平親切地問道：“你喜歡訪華嗎?”
恩尼斯笑著回答說：“我很高興與中國總理舉行了內容廣泛的會談，並且也會見了李先念主席。”
鄧小平風趣地問：“你們之間沒有吵架吧?”
恩尼斯輕鬆地答道：“我們之間有一些問題，不過並沒有吵架。”
鄧小平說：“中葡之間沒有矛盾，更沒有必要吵架。我們之間隻有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原則上在1979 年已經解決。”
恩尼斯也讚同鄧小平的看法：“我們認為澳門問題，在1979 年中葡兩國建立外交關係時就已經達成了友好協議，而且有了諒解，從根本上已經解決了問題。現在，遺留下來的別的問題是容易解決的。我們葡萄牙方麵願意通過友好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在這次訪華時看到中國方麵也願意友好地解決這一問題。”
鄧小平點點頭：“可以按照中國總理說的辦，雙方友好地商量，這個問題不難解決。”
其實，還是在鄧小平與恩尼斯會見之前，中葡兩國領導人以及雙方就舉行了外交部長級會談，並且已經就澳門問題的解決達成了協議。1985年5 月23 日，中葡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報》，內容如下：“葡萄牙共和國總統恩尼斯訪華期間，中葡兩國領導人在友好的氣氛中就曆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進行了討論。雙方滿意地回顧了1979 年2 月中葡兩國建交時達成的諒解和在此基礎上兩國政府在處理澳門事務中的良好合作。雙方同意於近期通過外交途徑就解決澳門問題舉行談判。”
1986 年6 月，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正式開始。經過曆時9 個月的4輪談判，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分歧，但在總的原則上是有共識的，幾輪談判成效顯著。第一輪開始，中國代表團團長周南用“潮落江平未有風，同舟共濟與君同”，以形容這種談判是夥伴關係的磋商；第二輪談判周南引用晉代畫家顧愷之“倒啖蔗，漸入佳境”的趣話形容會談的可喜成果；第三輪談判，周南吟詠劉禹錫“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預示會談將有重大突破。會談決定在雙方政府代表團下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中葡協議踏入草簽階段。
談判中中葡雙方處處表現的合拍、默契，使人感到中葡會談澳門問題果然風平浪靜，然而天有不測風雲。
11 月，周南應邀訪問葡萄牙。在裏斯本總統府，周南與葡萄牙現任總統蘇亞雷斯會談。會談結束後，周南神色有異，一改往日開朗健談的表現，閉口不言，急急離開，並以疲倦為由取消了原定的參觀訪問活動，匆匆回國。行前在機場發表講話，明確表示了中國政府要在2000 年之前收回澳門的決心。
原來，是葡國人殖民心理作怪，一些政黨和政治家認為澳門情況不能和香港相提並論，對澳門來說不存在1997 的問題，為了顯示葡萄牙的“尊嚴”，要求在2017 年或2000 年以後某一年歸還澳門治權。
2000年，一條清晰的界線。
以前收回，是十億人民強烈的民族願望!
以後交還，葡萄牙人可以滿足虛榮的心理。
在原則問題上，鄧小平從不允許做出讓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聲明，強調：“在2000 年前收回澳門是中國政府和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10億中國人民的不可動搖的堅定立場和強烈願望，任何超越2000 年後交還澳門的主張，都是不能接受的。”還有一個國籍問題，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葡萄牙則允許雙重國籍。
雙方終於在1987 年3 月跨越了障礙，達成了協議。應了周南會談前“滿園春色關不住”的暗喻。
1987 年3 月26 日，中葡雙方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儀式在北京舉行。中方代表周南和葡方代表麥端納分別在聲明上簽字。鄧小平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身份與國家主席李先念等出席了簽字儀式，對聯合聲明的各項表示肯定。
中葡兩國於1987 年4 月13 日簽署了《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布中國政府於1999 年12 月20 日對澳門恢複行使主權。簽字前，鄧小平會見來訪的葡萄牙總理席瓦爾，他說，在不長的時間裏，中葡兩國解決了澳門問題，這為國際上處理曆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樹立了一個範例，我們提出的“一國兩製”的構想看來是成功的，用這種方式解決了澳門這樣的問題可以說為解決國際爭端和消除國際熱點提供了一點經驗。澳門從此結束過去，走向未來。會見後，鄧小平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
1987 年6 月23 日，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批準了聯合聲明，宣布中國政府將於1999 年12 月20 日對澳門恢複行使主權。中國政府根據“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方針，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聯合聲明》的發表，標誌著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運用“一國兩製”的偉大構想解決了澳門問題。
爾後，以中葡聯合聲明的原則為基礎，組織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研究、起草澳門基本法；1993 年3 月31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相應的規定。同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1998 年4 月29 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宣告籌委會的正式成立。正如錢其琛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上講話中得出的結論：鄧小平“一國兩製”的構想“在香港已得到了成功的實踐，澳門的順利回歸將使‘一國兩製’理論的成果更加豐碩”。
鄧小平的這個方針，對國有利，對澳有利，對世界有利，理所當然得到各方麵人士的熱烈讚揚。葡萄牙總統若熱·桑帕約稱讚鄧小平“這位中國元老的構想將伴隨澳門1999 年回歸中國後保持其特性”。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滿懷深情地談道，鄧小平提出的用“一國兩製”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實行“治人治港”、“澳人治澳”，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對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澳門的社會各界將對澳門用“一國兩製”回歸祖國表示極大的鼓舞。
另外，西方的報紙也紛紛發表文章讚揚澳門回歸中國，西方的分析家們還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澳門回歸談判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予以了高度的評價。分析家們認為，82 歲的鄧先生曾是1984 年12 月簽署的1997 年香港歸還中國的中英協議的倡導者。那是他的第一次決定性勝利，還是他加強了澳門盡早回歸的條件。一位外交官說：“澳門的回歸，不是閉關自守的中國爭取到的，而是對外開放和主張對話的中國爭取到的。”他強調，這一勝利也將給“一國兩製”的概念增加分量。
【改革評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以高度的曆史責任心和民族自豪感執著地追求實現祖國統一的目標，提出了“一國兩製”的構想，為解決台灣問題，香港、澳門問題開創了一條新路。其曆史意義，不隻對過去、現在，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隻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這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