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貧苦農民，幼年“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問業”〔1〕。《皇朝本紀》謂其遊方“三載，複入皇覺寺，始知立誌勤學”，可能其啟蒙識字即在此期間。從軍以後，有了權力、地位，由於事業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在眾多儒生的影響下，努力學習文化，經常談古論今，因而知識大長，學問益進。從渡江到稱帝，他和幕府中的儒生，如陶安、範常、夏煜、孫炎、楊憲、葉儀、戴良、劉基、宋濂等人，朝夕討論，講述經史，經過十幾年封建文化的學習，中年以後，朱元璋不但了解一些儒家的經義，能寫作通俗的文字，並且還能吟詩、作賦，評論文學作品的短長。初下徽州時，朱升請他題字，朱元璋親寫“梅花初月樓”匾額〔2〕。和陶安論學術，親製“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門帖子送給他〔3〕。鄱陽湖之戰打敗了陳友諒，高興之餘，和夏煜等草檄賦詩〔4〕。宋濂不會飲酒，在朱元璋麵前，勉強飲了幾杯，不覺酩酊大醉，朱元璋送以白馬，作《白馬歌》〔5〕。
做了皇帝以後，更加喜歡文墨，毛騏、陶安死，朱元璋為其親撰祭文〔6〕。桂彥良出作晉王傅，特撰文送行〔7〕。張九韶告老還鄉，又作文送行〔8〕。朱元璋為文質實，主張文章應該寫得明白清楚，通道術，達時務，也就是要適應政治上的需要。他曾著文辯論韓愈訟風伯之失審，謂：“今也韓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辯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筆之際，勿使高而下，低而昂。當尊者尊，當卑者卑，”〔9〕即根據事實，不可隨心所欲。
早在吳元年（1367）正月，朱元璋尚未稱帝時，就曾對中書省官員說：“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群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隻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為美也。”〔10〕洪武二年（1369）三月，他對翰林儒臣說：“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均《尚書》中之篇名）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嚐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詞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司馬）相如、楊雄，何裨實用?”故令：“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11〕這是他關於整頓文風的第一次明令。洪武四年（1371）閏三月，朱元璋審定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句，即提筆改為“輔朕戎行，克奮忠勇”。並召詞臣指示：“此言大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12〕再次強調其關於文風的主張。
唐、宋以來的政府文字，無論從上而下的製誥，從下而上的表奏，照例使用駢儷四六文體，華而不實。唐代韓愈提倡的古文運動，雖然在民間起了作用，但是以後的政府公文依然是因循舊章。對於同時代使用兩種文體，朱元璋很不以為然。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從製度上采取措施，頒布《文書式》，“詔禁四六文詞”。在此之前，他令翰林院儒臣選唐、宋名家所著“表”、“箋”中之可為法式者，作為標本。諸臣遵照選出唐柳宗元《代柳公綽謝上表》、韓愈《賀雨表》進上，朱元璋認為符合其宗旨，即“命中書省錄二表，頒為天下式”，規定以後各衙門進表，皆仿此。並諭各部官員：“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宴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尤為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製、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常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13〕不但發布禁令，而且頒布樣板，以供仿效，較前之僅為禁令者更進了一步。
洪武九年（1376）閏九月發生“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特殊天象，時稱“星變”，封建時代人們認為這是上天示警。勵精圖治的朱元璋，對此非常重視，特“詔告臣民，許言朕過”〔14〕。為時一月，即有中、外臣民十五人應詔上書言事。繼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陳五事，全文一萬七千字。朱元璋“命中書郎中王敏立而誦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雲：‘才能之士，數年以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不過應答辦集。’又雲：‘所任者多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實跡”。朱元璋不願再聽下去，以為“妄言”。遂召茹太素人，問：“爾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餘，爾可細分迂儒俗吏乎?”茹不能答。必欲令其分別，茹回說：“無法指實其人。”朱元璋大發脾氣，命人施以杖責，以警“妄言”。次日深夜，朱元璋臥榻上，想起茹太素上書事，又令人接著往下讀，“直至一萬六千五百字後，方有五事實跡。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朱元璋認為其中所言四事可行，即於早朝時命中書省、都督府、禦史台依茹太素所言施行。因而感歎：“籲，難哉!古今上書陳言者，未嚐不為國、為民，而為君而言者，雖有責人以難，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忠矣。”“嗚呼!為君難，而為臣不易。”〔15〕
不久，朱元璋令朝臣會商，研究製定一套固定而可行的格式，使言事者有所遵循。最後於這年十二月以《建言格式》為名，“頒示中外”〔16〕。朱元璋親撰序文冠於書首。《序》中記述了茹太素上書被杖之始末，明令：“若官民有言者，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罪）之。”〔17〕又一次從製度上禁止冗文空言。
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於閱讀送來的案卷時，深感內容重複繁冗，如果文字精簡，數件即可。因想：長此下去，不僅皇帝浪費時間，全國上下起草、抄寫、編訂、報送和閱覽這種案卷，又如何得了!從而聯係到元朝以吏治國，案牘繁冗，小吏借以為奸，朝廷命官反受其擺布，以致危害蒙漢統治集團利益的教訓，朱元璋痛感必須對此加以改革。因“命廷臣議減其繁文”，定為《案牘減繁式》，於這年八月頒示中外各衙，遵為定式，切實奉行〔18〕。此事既關乎文風，更涉及案牘的組成，尤為杜絕吏員借案牘繁冗、因緣為奸的重要手段，是朱元璋整頓文風的進一步深化。
朱元璋嚴禁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導之以模式，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貫徹，確實開了一代新風，提倡當代人寫時文（即所謂“古文”），不僅影響於民間，更重要的是使公文趨於簡明通俗，更是前所未有的善政。韓愈、柳宗元之後，朱元璋的提倡“古文”，成績甚大，影響深遠。他的提倡“古文”，決不僅是簡單的文風問題，無論從出發點、針對性和結果來看，都集中在除弊圖治上。所以他的嚴禁冗文浮言，具有極為明顯的政治性，如果說他是以政治家來改革文風，並不為過。
注釋
〔1〕朱元璋：《高皇帝禦製文集》卷十五《資世通訓序》。
〔2〕黃瑜：《雙槐歲抄》。
〔3〕《明史》卷一三六《陶安傳》。
〔4〕《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顏傳附夏煜傳》。
〔5〕《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
〔6〕《明史》卷一三五《郭景祥傳附毛騏傳》。
〔7〕《明史》卷一三七《桂彥良傳》。
〔8〕《明史）卷一三七《宋訥傳附張美和傳》。
〔9〕朱元璋：《辯韓愈訟風伯文》。
〔10〕《明太祖實錄》卷一七。
〔11〕《明太祖實錄》卷三九。
〔12〕《明太祖實錄》卷六三。
〔13〕《明太祖實錄》卷八五。
〔14〕《明太祖實錄》卷一○九。
〔15〕《高皇帝禦製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16〕《明太祖實錄》卷一一○。
〔17〕《高皇帝禦製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18〕《明太祖實錄》卷一二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