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現代的人們對古代的機構有點感性認識，有人就把吏部比作我們現在的組織部。也有的戲稱現在的組織部為吏部。那我也借用一下這個比方，就把吏部尚書稱為“組織部長”吧（當然，選用這個標題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容文內稟報各位）。
其實，從職能上說，吏部和現在的組織部還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吏部是管全國幹部的任免的，直到最基層的政權，所有幹部都是吏部直接管理的。再比如，吏部對幹部的任免，作出決定後就直接報告給最高領導人——皇帝，報請皇帝核可就行了，不需要經過常委會什麽的討論了。就是說，吏部的地位和權力，似乎比現在的組織部要高、要大。不過，這個話題，我們不去討論了，隻要知道吏部是管全國幹部的機構，而且在中央的六部中列為首位，也就可以了。
順便多說一句，那個時候的“公務員”製度，和現代法治國家的公務員製度，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政務官（官）和事務官（吏）分得很清楚；也有恰恰相反的地方——比如政務官都是通過考試（科舉）取得資格，而作為事務官的吏，則是聘任的，有點政府雇員的性質。而吏部，雖有個“吏”字，但卻是管官的，不是管吏的。當然，在某種場合，官也可以稱為吏，比如，可以稱省的最高領導幹部為封疆大吏。不過，官和吏，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身份，這個絲毫不能混淆的。
既然吏部如此權重，那吏部尚書就相當顯赫了。要不，吏部尚書咋就被稱為“天官”呢！所謂“天官塚宰”是也。所以有時候也尊稱其為“大塚宰”。在張居正發動政變上台的時候，擔任吏部尚書的“大塚宰”，是三朝元老楊博。
楊博這個人資曆、威望，非張居正所能比。他中進士的時候，張居正還是四歲的孩童呢！他擔任部級幹部的時候，張居正還沒有中進士呢。早在萬曆皇帝的爺爺嘉靖皇帝時期，楊博就擔任過兵部尚書、吏部尚書。豈止如此，這個人很有操守，當年嚴嵩當國，張居正私下給嚴嵩捉刀代筆，大獻殷勤；楊博卻不買嚴嵩的賬，常常抵製他。後來中央政府大佬們權力爭鬥，政潮洶湧，楊博挺然自立，始終未依附任何一方，也沒有卷入是非糾纏。他往往以調停者的角色，善處於各方。
張居正對於楊博這樣的人，是很不放心的，也絕對不會喜歡的。因為他“喜附己”，不允許遊離勢力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張居正對楊博，有點怕。那是不是對前輩的敬畏之心？非也。因為，對張居正整高拱的陰謀，楊博知道的太多了。這樣的人擔任吏部尚書，張居正能放心嗎？說得嚴重些，楊博擔任吏部尚書，張居正猶如芒刺在背。
那怎麽辦呢？是啊，不好辦的。你又抓不住他什麽把柄，相反，你自己恰恰有把柄在人家手裏攥著呢！想要楊博挪挪位置，看來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張居正剛剛坐上首相的寶座，就立即動手調整人事，六個部調整了四個，就是最關鍵的吏部和最不關鍵的工部，他沒有動。估計這個時候，張居正心裏有點堵得慌。會不會暗暗罵聲“這老梆子”也未可知呢！
就在這個時候，楊博“病”了。他打了辭職報告，請求辭職回家。
還記得嗎，在前篇即《精心選配的副手實際上都看走了眼》裏，我曾經說過，內閣次輔呂調陽也是因為“病”了，接連打了十次辭職報告，經過一年多，張居正——當然是以皇帝的名義——也沒有批準。這雖然是後來的事，但是也可做一對比。那楊博呢？他以同樣的理由請求辭職，能批準嗎？——還用說嗎？張居正求之不得啊，肯定會批準的！是的，事實就是，楊博因為“病”了，打了一個辭職報告，張居正——當然是以皇帝兼他的乖學生的名義——當即就批準了。
楊博是病了嗎？當然不是，或者說，主要不是。此話怎講？按照專家韋先生的話說，楊部長“其疾主要不在健康，而是患有政治病”。再說得直白些，楊博不能、也不願意和張居正共事了。
我得順便說說，明代的時候，高級領導幹部似乎不太戀棧，賴在台上不下來的人是有的，但是似乎不太多，主動提出辭職的事情，倒是挺不少。這和現代法治國家政務官經常辭職有點相像。這些提出辭職的人，有的，是因為有了醜聞；有的，是因為政見不和；有的，可能真的是健康原因吧。他們提出辭職，有的是被動的，有的是主動的；有的是按照慣例行事；反正提出辭職的事情，真的挺普遍，挺平常的。明代，至少是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在中央工作的每個高級領導幹部，尤其是內閣的首相、六部的部長，沒有提出過辭職的，大概一個也沒有吧？當然，他們提出辭職，未必都是真心，得到批準的，相對也是少數。
這不，楊博就因為不能也不願和張居正再共事，就提出辭職了。張居正正巴不得呢，當然很快就批準了。那就要選配一個新的吏部尚書了。
張居正是最高實權人物，他以皇帝的名義任命一個不就得了！是可以這樣做，張居正也完全能夠辦得到的。但是，果真這樣做了，立即就會引起一場風波。抗議的、譏諷的，都會有；風言風語一定少不了。張居正固然可以置之不理，但是新出爐的吏部尚書還怎麽工作呢？可是，真的按照製度選拔吏部尚書，就必須“走群眾路線”，經過“民主推薦”——廷推。那麽，張居正想用的人，很可能選不到的。
所謂廷推，也就是中央政府中層以上幹部和全體“議員”開會討論，推薦出三名候選人，排序上報，由皇帝在這三個候選人中圈定一人。毫無疑問，如果是“走群眾路線”，搞“民主推薦”，一定不會推薦出張居正已經私下選中的人的。因為，這個人，實在太出乎眾人意料之外了。那怎麽辦呢？
兩難。特旨任命，說不過去；“民主推薦”，想用的人難以納入視野。不過，這個難題，難不倒權術高手張居正的。
張居正想出了一個辦法：即不廷推、也不特旨任命，他搞了一個折中，要吏部提出三個候選人，報請皇帝從中圈定一人。說是吏部提名，這個時候，楊部長已經辭職，張居正也敢對吏部頤指氣使了，所以，候選人名單，應該是張居正精心籌劃出爐的。
此話怎講？可以說，三個候選人，有兩個是張居正所不太喜歡的，甚至還很反感的，而另一個候選人則相當出人意料，而這個人能夠作為候選人報上去，恰恰是張居正的意圖。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三個候選人的情況。
三個候選人分別是：葛守禮，現任職務是都察院的掌院都禦史，也就相當於監察院院長（“議長”）。朱衡，現任職務是工部尚書。張瀚，現任職務是留都南京的工部尚書。
先說說葛守禮。葛守禮這個人，也是老資格，和楊博是同年。什麽意思？他中進士的時候，張居正還是四歲的孩童呢！他也是三朝元老。這個人的經曆很豐富，他不僅在地方上幹了很長時間，擔任過省級的最高領導，而且除吏部外，在中央各部都任過職，閱曆廣、行政經驗相當豐富。而且，經曆、經驗不說，老幹部葛守禮，很廉潔，為官也很公正，素以廉明著稱。所謂無欲則剛吧，反正葛守禮這個老幹部，有點個性，處事有見地，不屑附和、迎合，不肯惟上。
上述情況，應該是人所共知的。還有一點，外人或許未必知道，那就是：張居正想利用一個小混混兒闖宮事件廣事株連，陰謀誅殺他的前任兼“生死之交”的高拱這件事，被葛守禮給識破了，張居正欺君大罪的證據，也被葛守禮掌握了。
張居正怎麽可能會讓這樣的人，當他的“組織部長”呢？可是，老幹部葛守禮有威望，廣大幹部擁護他，倘若吏部尚書的候選人中沒有他，那別人就會說張居正在做手腳！所以，不得不把這個人納入候選人名單中去。這是迫不得已的。
那麽，朱衡又怎麽樣呢？——別提了，幾個月前，張居正對中樞機構進行大改組，六個部換了四個，就是吏部楊博、工部朱衡沒有換。張居正不是不想換，太想換了。可是，不好下手啊。現在，楊博很知趣，自己辭職回家了，工部尚書朱衡還厚著臉皮賴在台上不下來。直截了當說吧，朱衡，不是張居正喜歡的人。可是，與葛守禮差不多，朱部長的威望很高；而且，他這個位置，按照慣例，是“組織部長”當然的人選。
帝製時代的不成文“憲法”，也就是慣例，很多。比如用幹部，為了體現公平，往往是采取“推磨”製度。一般說，不從副職提拔，而是按照排序“推磨”。比如吏部分四個司，排在第一的司長——郎中——出缺，排在其後的司長接任。部長一級大體也如此。不過，有時候，下一排序的領導是剛剛提拔上去的，就得順延了。就現在的狀況而言，其他四個部的部長都是張居正新選配的，按照順序，也該輪到工部尚書朱衡了。這是慣例。不把他作為候選人推薦上去，別人同樣會說張居正在搗鬼。
所以，葛守禮和朱衡，作為排在第一、二位的候選人，張居正選擇他們，是不得已的；同時，也是為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的。
第三位候選人張瀚是什麽人呢？說到張瀚這個人，研究經濟史的人大概不會太陌生吧？曆史書上說到中國曾經有“資本主義萌芽”，就要舉出例子，而所舉的例子，多半就是來自張瀚所寫的叫《鬆窗夢語》這本洋洋八卷的書。研究明代社會經濟、商業貿易的學者，如果不是太浮躁而是踏踏實實做學問的話，那不可能沒讀過這本書的。不過，在張居正要選“組織部長”的時候，張瀚還沒有寫那本書，誰也沒有想到他會因為這個而在幾百年後在一定的學術圈子裏成為名人。
不妨簡單說說張瀚這個人的經曆。
張瀚，字子文，是現在的杭州人。這個人和張居正一個屬相，但是比張居正整整大一輪，進士及第比張居正早十二年。可能是沒有張居正的腦子聰明，也可能是沒有張居正的運氣好，他進士及第後沒有能夠進入翰林院繼續深造，而是被分配到留都南京的工部做主事（處長），後來又外放廬州、大名當了“一把手”。就在張居正庶吉士散館後的第二年，北方的蒙古瓦剌俺答率兵包圍首都，中央急令征調民兵入衛京師。張瀚在大名府做“一把手”相對來說是離首都比較近的了，響應中央號召也很及時，受到表揚，被提拔到陝西擔任相當於常務副省長的職務，隨後又被提拔擔任了陝西省的“一把手”。半年後提拔到中央，擔任大理寺卿。或許可以說，這個職務接近現在所說的最高法院院長？不過那個時候沒有三權分立理念，大理寺級別不高，隻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直屬機構的地位。
不過別誤會，乍看起來，似乎張瀚犯錯誤被降職了，不是的。那個時候中央和地方級別不對等的，根本沒有“省部級”的概念。省裏的“一把手”和部長、副部長乃至司長，都不好比的。
張瀚這個人可能挺會來事，當了大理寺的“一把手”不久，又升任刑部副部長，旋又調兵部當副部長，兼任漕運總督。後來廣西發生了動亂，中央派兵彈壓，張瀚就任最高指揮官，身份相當於是後來所說的兩廣總督。不過，這一次，張瀚似乎不太順利，他和廣西省的“一把手”鬧不團結，相互拆台，導致動亂不僅沒有平息，還愈演愈烈，並因此受到了相當於現在我們所說的停發工資、回家反省的處分。
我得說，張瀚這個人家裏是很有錢的。當然我沒有查到過他們家的存款單，之所以這麽說，是基於兩個因素：首先，張瀚家開有工廠，應該算是“萌芽資本家”吧！其次，他擔任過漕運總督，估計也不少撈錢。提到張瀚家有錢，並不是說怕諸位為被停發工資的張瀚的生計擔心，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說，不知道怎麽回事，不久張瀚又被起用了，先是又做陝西省的“一把手”，隨後就升任留都中央的副“議長”，並很快升任工部部長。張瀚就是以留都中央工部部長身份，被列入“組織部長”候選人名單的。
要說，中央的吏部尚書，是輪不到留都的工部尚書張瀚來當的。
這裏，我還得展開說兩句，說一下“留都”這個概念。不然，怎麽兩個工部尚書啊？朱衡一個，張瀚一個，不就亂了嗎？
當年朱元璋的太子死得早，等朱元璋死的時候，是他的已故太子的兒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長子長孫接的班，結果這位長子長孫很快又被他的四叔奪去了皇位。四叔後來把首都遷到了北京，但是為了表示對朱元璋的尊重，南京被稱為留都，在那裏仍然設立和首都一模一樣的中央政府機構。可想而知，雖然名義上和北京的機構是一樣的，實際上是閑衙冷差。如果誰被安排到留都任同樣的職務，那一定是失寵了，或者犯錯誤了。張瀚是南京的工部尚書，和北京的工部尚書，不是一回事的。
按照排序，工部是排在最後的，何況，還是留都的工部？那張瀚出現在吏部尚書的候選人名單裏，隻能用“黑馬”來表示了。如果走“群眾路線”——廷推，根本不可能推到張瀚的頭上的。顯然，張居正就是想用張瀚當他的“組織部長”的。不然，怎麽會有張瀚這匹“黑馬”闖進候選人名單呢？如果張瀚不能被列進候選人名單，那想用他也就不好辦了。
當然，按說，就是列進候選人名單，也還是輪不到張瀚的。畢竟，他是排在第三位的。按照常規，一個職位推薦三個候選人，然後排序上報，一般來說，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實際上是“陪榜”，最後圈定的，往往是排第一的候選人。就是說，按照用幹部的慣例，吏部尚書該是葛守禮來當的。
可是，張居正不願意葛守禮這個老幹部當他的“組織部長”，朱衡就更不能（另文述之），但又不得不把他們列入候選人名單。這又是個難題。那就做工作啊，領導要用誰，還能不事先做點工作嗎？吏部上報的候選人考察材料，實際上已經按照張居正的意思，有所傾向了。說葛守禮是老幹部，挺正的一個人，可惜年齡似乎偏大了些；朱衡這個人，要說資格是夠的，人也不錯，就是太固執，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毛病不少。等到要圈定最後人選的時候，張居正又當麵告訴他的乖學生、九歲的萬曆小皇帝說，張瀚這幹部不錯，“品格甚高，文學政事兼長，實堪此任”。
按照張居正的介紹，張瀚這個幹部，德才兼備，不僅政治上很過硬，而且理論水平很高（順便說一句，過去說到文學，和現在文學的概念不同的，大體上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理論素養），行政管理也是把好手。想想看，有的人，理論水平高，處理實際政務能力未必強；而有的人，處理實際政務能力強，理論水平往往有欠缺，而張瀚則是兩者兼長。是不是人才難得？張居正還有一句話，很有水平，也很有分量。他是這樣說的：“出其不意，拔之於疏遠之中，彼之圖報，必當萬倍於恒情矣。”
他的弦外之音是，提拔張瀚是有點出人意料，他現在的位置離皇帝是很疏遠的，離吏部尚書的位置也是很遙遠的，可是，正因為這樣，皇帝提拔了他，他的感激就萬倍於正常情況下坐上吏部尚書這個位置的人，那他一定會拚命報答皇恩的。張居正的這些話，實際上是為用張瀚作的辯解。他是說給小皇帝聽的，更是說給輿論聽的。當然，張居正心裏清楚，張瀚心裏明白，不是皇帝提拔了張瀚，是張居正破格提拔了張瀚；張瀚要報答的，不是皇帝，而是張居正。他的報答，一定會萬倍於正常情況下按照常規當上了吏部尚書的人。
事實的確如此。我是說，張瀚拚命報答張居正，是事實；張居正對張瀚的評價，則未必是事實。那張瀚這個人到底怎麽樣呢？
有一個事實值得再強調一下：張瀚家裏很有錢的，可能也比較大氣吧，倘若真該花錢的時候。那麽，張瀚是不是花錢在遊七遊“秘書”那裏疏通，才納入張居正的視野我不知道，要不，張居正怎麽會想到遠在南京的張瀚呢，這事姑且存疑。其他就不好說了，總體上說，張瀚這個人作為吏部尚書，似乎不太稱職。按照對張居正評價很高的專家韋先生的說法，張瀚“口碑甚壞”，並不是張居正所說的“品格甚高”；他根本沒有處理人事工作的任何經曆和經驗，並不是張居正所說的“文學和政事兼長”。可是，說你行你就行（比如張瀚），說不行就不行（比如葛守禮），不服不行（比如葛守禮、朱衡和不斷提出質疑的朝野人士）。結果是，人家張瀚，就是當上了吏部尚書。
而且，正如張居正所說，超常提拔，就是超常報答。從此，用人權牢牢控製在了張居正的手裏，張瀚的角色，簡直就是他的人事秘書了。所以，說他是張居正的“組織部長”是比較恰當的。這就是為什麽我用了“‘組織部長’的選配”這個標題的主要原因。
可別小看了張居正的這一招高棋。這哪裏是僅僅選配了一個對他來說滿意的“組織部長”，通過吏部尚書的選任，他簡直就是發布了一個宣言書，樹立了一個導向，告訴那些想升官的人們，該如何做才能實現夢想。這件事隱含的寓意就是：要想升遷，必須討好、依附張居正才行的；那些個有個性，不依附的人，你的能力、資曆也好，聲望和“群眾基礎”也罷，都白搭，沒戲的！所以，官場上的風氣開始發生變化，按照明史的說法：“瀚資望淺，忽見擢，舉朝益趨事居正”。
難怪後來官場上逢迎討好張居正，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官員連和老婆**也要先歌頌張居正的豐功偉績呢！也難怪到遊“秘書”那裏“獵美官者櫛比”呢！
人治官場，提拔一個人，學問不小的；提拔一個管人的人，那就更有講究了。張居正的手腕，確實很高的。也難怪官場中人，都不得不服。
不服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