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待知名人士，是考驗一個高級領導幹部執政能力的重要標尺。一般說來，當權者對名流基本上是禮貌周全的，大體上以籠絡懷柔為上策。那麽，張居正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呢？值得說說。也應該說說。
當然，不同時代的名流，名堂不同。比如，現在的名流，尤以歌星、影星、球星為最；而在張居正生活的時代，這是不可能的。總體上說，帝製時代的名流，基本上還是文人——著作家。這裏，我要隆重推出的，就是張居正時代一個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當時的文壇領袖——王世貞。
現在，說到王世貞這個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但是，說到《金瓶梅》這本書，估計讀書人都不會不知道。盡管看法未必一致，但是絕大多數考證者似乎都傾向於，王世貞就是《金瓶梅》一書的作者。這個，我們就不考證了。說起來，王世貞是張居正的同年。同年相當於現在說的同學吧，反正就是一起中進士的意思，在那個時代，是很重要的一個社會關係了。不過，人家張居正考選了庶吉士，王世貞沒有被選中。論學曆，那他不如他的年兄張居正的高。王世貞也不是什麽自由職業者，他也是官場中人，要說他擔任的職務，與知識分子不沾邊兒的，倒是人家張居正，當的基本上都是與知識分子沾邊兒的官。
請看：張居正在二十出頭中進士以後，又考入翰林院做庶吉士，散館——也就是畢業——後，留在翰林院當“史官”（編修），還當過翰林院的院長（掌院學士）；當過最高學府——國子監的副校長（司業）；當過兩任皇帝的老師；當過禮部（主管文化、教育、意識形態）的副部長。王世貞的職務，則主要從事“公、檢、法”方麵的工作為主。
但是，曆史上，沒有人說張居正是知識分子，他的身份是當權者；而王世貞則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代表。
知識分子或者說文人這個概念，不太好界定。那個時代，官場中人，哪個不是文人呢？絕大多數都是進士出身啊！詩詞歌賦，誰不會寫幾篇？況且，帝製時代的中國，除了晚清，基本上沒有像現代民主國家自由職業者的生存空間，辦報館、開出版社，或者自己辦大學，當律師等等，可能性不大。所以，文人，也往往又是官員。說起來，大家都是文人，也都是官員，分不太清楚的。
奇怪的是，當權的文人，往往又會成為迫害文人的急先鋒。所以，有一個詞叫“反智”。
反智，是學者餘英時先生的發明。簡而言之，就是輕視鄙視乃至敵視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認為知識分子是廢物、是不安定因素。據餘先生的研究，明代，是反智比較典型的一個時代。而張居正當國時期，把反智風潮推向了高峰。諸如殺害思想家、迫害知識分子代表、禁毀書院、禁錮學生思想等等，很多例子。
可能有人還會發出質疑的。嚴嵩、張居正不是知識分子？他們是讀書人出身，考中進士，又考選為庶吉士，誰能夠超過他們的學曆啊？那個時代，哪個高級領導幹部不是貨真價實的進士出身啊？那他們不是知識分子，誰還是知識分子啊？學而優則仕嘛，反之，未仕者就是學習差，那他們還能夠稱為知識分子？這確實有點不好解釋清楚。
按照政治學或者其他什麽學的定義，知識分子似乎和學曆沒有直接關係，至少，學曆甚至學問不是判定一個人是不是知識分子的標準。中國傳統社會，分工不發達，讀書人出路不多，當官是最主要的職業了。所以你說存在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像現代法治國家的媒體、大學、研究機構的從業者以及律師等等，我看不是事實。那怎麽定義呢？也有的說，對政府或者執政者持批評立場、至少是挑剔立場的文化人，就屬於知識分子吧。我們國情不同，這個定義太苛刻了，不妨簡單點，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具有獨立人格的有學問和智性的人，不管他從事什麽職業，我們就叫他知識分子吧。要害是獨立人格，獨立的立場。
好了，這個問題就不繼續討論了。
不管怎麽說吧，反正王世貞的名氣，在很長一個時期，比張居正大。當王世貞和張居正同年中進士以後，一個被分派到刑部當主事（可以認為相當於現在的處長吧）；一個則到翰林院做庶吉士。可是，他們的興趣和他們的身份，卻恰恰相反。
張居正在翰林院讀書學習，卻對實務感興趣，經常提著酒壺去拜訪來北京出差的地方領導和派駐地方的有關機構負責人，向他們了解實務；而身為國家最高司法機構的一名“處長”，王世貞則整天熱衷於聚會結社、詩賦唱和，當然，文人墨客在一起，也難免要議論時政。
有一個時期，王世貞和張居正可能有點同病相憐。他們的職務，都是近十年沒有升遷。或許王世貞之原地踏步是因為“不務正業”，所以他還有點自我安慰，按照他自己的話說，即所謂“有以自樂”也；而張居正就有點沉不住氣了。結果，兩個人走了不同的道路。
王世貞自嘲也好、無奈也罷，他至少是有名氣的。當時，他組織的社團，影響很大，作為文壇領袖的王世貞，已經成為名流。到了什麽程度呢？據正史的記載，“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就仿佛張居正當國後公卿士大夫奔走於他的“生活秘書”遊七的門下一般！
王世貞的名氣大，追隨者多，權威性高。正史還記載說，如果誰的文章有幸受到王世貞的“片言褒賞，聲價驟起”！
有一個例子。當年李時珍寫好了《本草綱目》，就從湖北老家不辭辛苦跑到太倉去拜訪王世貞，懇請他寫個序言什麽的，表示一下肯定的意思。王世貞接受了，卻整整壓了八年。
有意思的是，許多崇拜王世貞的文人墨客常常發出質疑說，王大人乃當代宗師，當那個小鳥官幹嗎啊？王世貞聽了，哈哈一笑，對九年不提升越發不在意了，也就更加自負了。
其實，不是人家當權的人不想提拔王世貞。有跡象表明，領導實際上是非常想提拔王世貞的。當時是嚴嵩當國。嚴嵩這個人雖然被貼上了奸臣的標簽，但是不能否認，嚴嵩還是有點雅量、雅趣的，他很清楚地知道後生可畏的道理，三番五次想接納王世貞，經常叫他的獨生子嚴世蕃約王世貞吃飯，有點近乎討好他的意思了。可是，王世貞不僅不買嚴嵩父子的賬，嚴世藩想求他寫篇壽文什麽的，都被斷然拒絕。不惟如此，王世貞還公然和當局對著幹，給嚴嵩下不來台。
張居正就不同了。這位自視甚高、深有城府的年輕人，十年沒有升遷，就很鬱悶了。於是，他私下裏討好嚴嵩，替他捉刀代筆，賣了些力氣。當然，他也暗地裏和自己的老師、嚴嵩的政敵徐階一起，策劃推倒嚴嵩父子。這個時候，王世貞和張居正的角色就有變化了。
王世貞本質上說，與其說是個文官，不如說是個文人；而張居正則是典型的文官了。說白了，他們都是文人，但是，一個本質上說是官，一個本質上說是知識分子。於是，相應的，王世貞和張居正的命運就開始發生不同的變化了。當張居正入閣拜相的時候，王世貞連在家閑居的日子也過不安穩的。
這個不難理解。才子、名流王世貞一而再再而三給執政當局過不去，當權者就給他過不去，結果王世貞因為父親的緣故，受到牽連，於是他就吃不了兜著走了。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權的人總要換的。嚴嵩父子倒台後，徐階當國，撥亂反正，王世貞的同年張居正入閣了；而王世貞連在家閑居也不能，他不得不到處奔走，要求政府給他父親平反昭雪（具體什麽情況不說了），也順便給他自己跑跑下一步工作的事兒。
已經入閣的張居正，雖然在內閣屬於“末相”，但是他畢竟是王世貞的同年，所以王世貞也求到了他的門下，寫信、送禮，也挺講究的——知識分子也是人，有時候也得隨大流啊！張居正很客氣，給王世貞回信，勸他不要太張揚，要學會韜光養晦，要謹言慎行，要努力自愛，總會有機會的。這是張居正的經驗之談。這說明這個時候，張居正和王世貞是可以多多少少說說心裏話的，相互關係基本上還屬於私人性質的同年之誼。
那好了，後來張居正當國了，用人權掌握在他手裏了，已經離開官場十多年的王世貞你用不用呢？我的分析，張居正用不用王世貞，他自己是很矛盾的。用，不符合張居正用幹部的標準，他不可能放心。不用，王世貞的名氣和影響很大，況且，又有同年之誼（當時叫年誼），而且曾經有言在先，說有機會，他會給王世貞說話的；現在是他張居正說話算數的時候了，他不替王世貞安排點工作，似乎說不過去。
當然，這個難題對在用幹部問題上善於玩權術的張居正來說，算不得什麽。於是，張居正決定還是要給王世貞安排一下。籠絡人才，用有名氣的人，對張居正本人的威信，是有利的。但是，給王世貞安排到哪裏、安排什麽樣的職務，就很有講究了。
張居正“用”王世貞這個問題上，把握了三個關鍵：第一是遠離首都，讓他沒有辦法發揮聚集勢力、代表輿論的作用；第二，不能發揮王世貞的特長，要讓他幹自己不想幹的差使。第三，也是最高明的，就是還不能讓外界甚至王世貞本人說出什麽話來，要給人留下一個張居正特別重用王世貞的印象！
要說，這三點之間是有矛盾的。想想看：讓王世貞離開首都，還要讓他幹他不想幹的差使，那他能高興嗎？怎麽可能還會覺得是被重用呢？是的。這就是張居正的高明之處了。他讓王世貞到自己的家鄉任職。
王世貞真是有苦難言。想想看，給你安排工作了，又是最高實權人物的家鄉，你還想怎麽樣呢？自己人才會這樣安排的嘛！那隻能寫詩了，把滿腹的無奈、牢騷，傾注到詩句裏。然後，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好久還沒有去上任。張居正禮貌周全，他給王世貞寫了封信，說這個安排是個過渡，你不要意氣用事，快去上任吧，我心裏有數的。想想看，人家領導對你夠可以了，不僅給你平反、恢複了工作，還安排你到自己的家鄉做官，當你是自己人看了呀！而且私下還明確說了，領導心裏早考慮好了，這隻是過渡一下而已。
王世貞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是啊，這哪裏是王世貞的意願呢？他作為文壇領袖，離開首都這個文化中心，去地方做一個司法官，內心一百個不高興呢！問題是，這不高興你還不能表露出來，不然，會不會讓人家說自己不識抬舉呢？所以，他告訴朋友說，去湖廣擔任按察使（司法工作），“殊不得已”，但是又“無辭以對”，隻能這樣了。
甫一交手，王世貞先失一著。實際上，他已經被張居正玩弄於股掌之上了。
對於王世貞的迫不得已又無辭以對，張居正不可能不知道。所以等王世貞一到任，他又寫信說，我這樣安排，是給你增加資曆，很快，我會找機會把你調回中央工作的。王世貞似乎得到了安慰，挺感激。
知識分子嘛，所謂為知己者死，既然人家這樣與自己“推心置腹”，那就隻能乖乖幹吧！同時，他也沒有忘記討好張居正——知識分子啊，有時候很矛盾的，我們就不要挑剔他了吧——在張居正父親七十壽辰的時候，還為之專門寫了文章（後來張居正母親七十大壽，王世貞也這樣做了）。
嚴嵩如果地下有知，那要羨慕死張居正了。可是，隨後的情況，就有點複雜化了。
在僅僅在一年時間裏，王世貞的職務就變動了三次。在張居正家鄉擔任按察使三個月，就被提拔了，不過更偏遠了些——廣西，到廣西還沒有五個月，張居正履行諾言，給王世貞調回了北京，但也才剛剛半年，就又給他調走了，再次安排到張居正的家鄉，擔任一個副省級行政區——鄖陽的“一把手”。這個地方地遍千裏，攘接數省，流民群居，複嶺萬重。
張居正為什麽頻繁調動王世貞的工作？似乎是為了讓王世貞產生錯覺，確實在給他增加資曆，但張居正的真實目的，其實是讓王世貞沒有機會聚集他的“狐朋狗黨”形成氣候。王世貞是不是知道張居正的用心，我說不好，反正他確實有點有苦難言。
那麽給王世貞安排到鄖陽當“一把手”，又是什麽意思呢？因為張居正說過，要王世貞到地方增加資曆，就是為了好給他在中央安排合適的工作；那既然已經回到中央了，幹嗎又要他到地方啊？
我隻能推測。估計王世貞在北京半年，又犯了老毛病，快形成氣候了，一幫文人墨客聚集起來，開始對時政指手畫腳了。那好，你不是高明嗎，讓你到一個複雜的地方，看看你如何處理政務。
我為什麽這麽推測呢，因為有過這樣的例子。當年有一個在刑部工作的名流，給張居正提意見，說省裏的體製應該是什麽樣，現在這個樣子，容易形成專權，違背“憲法”的；張居正聽了，就偏偏讓他到地方任他所說的職務，“以難之，使之作法自敝也”。
王世貞這時似乎開始明白過來了，張居正在用一個畫餅調著他的胃口，實際上已經把他玩弄於股掌之上了。於是他打了一個報告，辭職！
這個時候，王世貞想辭職，張居正當然不會同意的。但如果到了張居正忍無可忍的時候，即使王世貞想幹下去，也是不可能的了。不過，現在這隻名貴的老鼠還不能死，需要它活著。因為，貓，還沒有和它玩夠呢。
王世貞作為當時文壇領袖——順便說說，那個時候所謂文壇，與今天的文壇概念不一樣的，似乎可以理解為思想、文化領域的總稱，這麽說吧，王世貞作為國中聞人，對他的同年、國家最高實權人物張居正，要說是很討好的了，也算順從了。他畢竟因為忤逆當權者而吃過大虧，現在好不容易又回到官場，為了他理想的位置——比如翰林院院長或者國子監校長，王世貞也在盡力克製乃至壓抑自己，以適應官場、適應領導。所以在一個時期裏，王世貞作為知識分子代表的角色，在退化。
張居正對王世貞表麵看也是禮貌周全的。王世貞在複出的一年內職務就達到了三品，步入高級領導幹部的行列，當然是張居正的作用。其實就品級來說，王世貞的三品級別，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夢寐以求的職位——翰林院院長（五品，相差五級）的級別。
可是，一年內調來調去，除去路途，基本上是環境還沒有熟悉，就又調走了。而且，王世貞夢寐以求的職位，哪怕是留都南京的翰林院院長，張居正也不願意給他，這就讓王世貞很不理解了。所以，當王世貞從中央又被調往地方擔任“一把手”的時候，他雖然在張居正的勸慰下去了，但還是很不高興。到任不久，正好是考核幹部——京察，按例“自陳”，相當於現在的書麵述職吧，在這個述職報告裏，王世貞說自己能力不足以擔當這個職務，也不稱職，便請求辭職。
要說起來呢，那時候的高級領導幹部都比較謙虛，反正“自陳”的時候一般都說自己不稱職，多半都會提出要讓賢，但是王世貞顯然不是謙虛，他是實在不想幹這個活啦。張居正日理萬機，但是他似乎很重視王世貞的，於是還是撥冗專門給他寫信——估計如果有電話，他們應該是熱線聯係的，信中說年兄幹嗎疑神疑鬼啊，沒有人議論你，彈劾你，你好好幹吧，我早給你交過底兒的，年兄別著急，沉住氣。這一次，王世貞半信半疑，但還是咬著牙，堅持幹了下去。
據說——當然是專家的說法——王世貞幹得還算不錯，有些政績。糾彈貪汙腐敗的幹部啊，發現一些軍事人才啊（他也兼理軍政的），清理屯田啊，等等，還建了圖書館，供讀書人借閱。但是，他幹得很不舒心，似乎到了忍耐的極限。也可能他逐漸覺察到，自己的同年兼國家最高實權人物實際上是在玩弄他，所以，王世貞不再那麽順從了，他開始露出自己作為書生的本來麵目了。在王世貞履新還不到半年，在他管轄的江陵縣，就發生了一起學生鬧事的群體性事件（另文專述）。
老實說，在研究這起群體性事件的時候，我始終有個疑團，搞不明白張居正的小舅子何以策劃、指揮這樣一起群體性事件，與當地政府為難。因為正是張居正當國後，剛剛特意發布了禁令，嚴令學生不得“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違者，還有嚴厲的懲罰措施。而他的小舅子居然帶頭衝擊最高實權人物家鄉的政府、當眾辱傷縣領導，意欲何為呢？
估計，王世貞也有這樣的疑惑。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對帶頭鬧事的幾個骨幹分子，予以嚴肅處理。但是，王世貞心裏也在琢磨，為什麽會這樣呢？會不會是張居正故意導演的呢？最後王世貞斷定，這件事正是張居正在背後授意、操縱的，是故意給他出難題。
王世貞的推測是不是準確，我說不好，不過，如果說張居正以此來考驗王世貞是不是可靠、是不是順從他，倒是頗有可信度。
到了這次群體性事件發生，王世貞也漸漸明白了，原來張居正表麵上對他挺好，背後卻在整他。他不管是不是張居正的小舅子都要嚴肅處理的決定，實際上是在已經有了這樣的判斷後作出的。王世貞心裏明白，他處理張居正的小舅子，就是要和最高實權人物拉開距離的宣示了。那一定會惹惱這個心胸狹窄的最高實權人物的，很可能受到報複。
既然這樣，那索性就別再壓抑自己了，說說心裏話吧！於是，緊接著，王世貞就借一個機會，給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說現在的問題很多，原因何在？乃“臣道太盛”也！王世貞的言外之意是說，現在的問題出在張居正專權上，惹得天怒人怨啦。他又給在中央工作的個別領導寫信，說現在張居正這樣喜歡逢迎、喜歡諂媚，不是國家之福啊！
當然，王世貞的話，不像我在這裏翻譯、轉述得這樣直露，很含蓄，也不可能點張居正的名字。這裏給諸位交代一下，以免誤導——給領導提意見都直來直去，那哪裏行啊！
當然，隻要說了領導不愛聽的話，特別是領導最忌諱的話，含蓄也是不行的！也是要予以敲打甚至懲罰的！
不過，張居正對王世貞的懲罰，做得更含蓄。
一個善於玩弄權術的人，在幹部問題上，對於自己過去的同學、現在的隱形反對派，尤其又涉及到在知識分子裏威信很高的知名人士，張居正不會表現出那麽直來直去、快意恩仇的樣子的。他沒有像對待“組織部長”張瀚那樣，瞬間翻臉不認人，毫不顧忌情麵，而是采取了迂回戰術。
得罪了國家最高實權人物以後，似乎沒有立即招來報複。張居正沒有直接勒令王世貞滾回家去，雖然他心裏一定是這麽想的，可能私下裏——比如在自己的書房和李幼滋李參謀聊天的時候——也會這麽說。但是，這麽做，尤其是對一個當代名流，那不是張居正的風格。
於是，王世貞接到了調令，他的職務又變化了：留都南京的監察院副院長。
按照體製，巡撫一職，都照例兼任中央監察院副院長的職銜，王世貞擔任鄖陽巡撫，他也有這個職銜。現在免了他的本職，又平級調動到留都擔任原來就有的職銜，顯然是貶抑的意思了。但是表麵上，你還說不出什麽，平級調動，由地方到中央了（誰敢說南京的機構不是中央機構呢），還要怎麽樣啊？同時，張居正的信也不失時機地到了。
請允許我把張居正信裏的意思，用現在的語言轉述一下吧：元美——王世貞的字——年兄（實際上張居正比王世貞大一歲，不過尊稱兄是習慣，不是張居正太忙有筆誤），鄖陽很偏僻，不是年兄大展宏圖、發揮大才的地方。還是到中央工作的好。可是我問過了，現在首都的各個部門都沒有空位置，隻好請年兄委屈一下，先到留都過渡、等待一下吧。
王世貞當然不那麽相信同年兼最高實權人物的話了，不過他很自負，也可能認為張居正還會投鼠忌器，顧忌他的聲望，不得不給他應有的位置的。所以，盡管他毫不隱諱地說，新職務是“雞肋”，但還是去上任了。
其實，什麽“雞肋”，還是書呆子的眼光！這不過是個緩衝，以免給人以張居正報複王世貞的印象。可不是嗎，等到王世貞一到南京，位子還沒有坐熱，迎接他的，就是劈頭蓋臉的彈劾了。
王世貞既然是知識分子本色，那他應該是比較清高的；他經常以批評官場中的種種陋習、腐敗現象為己任，估計他自己也會注意廉潔從政的。那麽，以什麽理由彈劾王世貞呢？中央吏部這個時候還是張瀚張部長主政，他是張居正夾袋中人，當然對張居正的心思很了解的。稍加部署，彈劾者就找到借口了，他們對王世貞首先提出糾察，說王世貞在巡撫任上“薦舉涉濫”！
順便說說，當時地方是沒有用人權的，但是有了空缺，地方的“一把手”可以按照程序薦舉。王世貞作為巡撫，有這個權力或者說義務，那他一定也推薦過幹部。好了，現在說他涉嫌濫薦，這不是百口莫辯了嗎？怎麽處理呢？反正是不是真的濫薦，也不查證了，查證又怎麽樣，標準在哪裏啊？誰說了算啊？那當然是吏部說了算。現在，既然吏部說王世貞有這個問題，那麽就該以此追究責任了。結果，就給了王世貞一個“奪俸”的處分！就是白幹活，不發工資了。
王世貞是名流啊，這不是給他難堪嗎？甚至算得上是羞辱。你不是愛指點江山嗎？你不是愛譏諷時政嗎？可是，你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麽德性啊？緊接著，王世貞所在的留都，有一個楊“議員”，索性就彈劾王世貞“大節已虧”！想想看，失了大節的人，還有什麽話語權啊？很快，王世貞被勒令回家，聽候別用。
不過，張居正還是挺“熱心”的，他又給王世貞寫了信，作了自我批評。張居正信的大意是：“年兄才高名大，嫉妒年兄的人很多啊，議論紛起，我壓也壓不住啊。一味壓別人不讓議論年兄，那別人是不是會說我專權啊？所以沒有辦法，迫不得已，隻能請年兄先回家等等，平息輿論。當然，我也承認，這樣打發年兄回家，我是有蔽賢之罪的！”甚至最後，張居正還沒有忘記給王世貞一個畫餅。他以日常生活中的場景打了個比方，安慰王世貞說，“舊氈滌雪，以需大畀焉”，待平息了輿論，“旋當複公”。
其實，這樣的許諾，純粹就是個誘餌，始終掌握在張居正手裏的一個誘餌，調著王世貞的胃口，讓他不至於像對待其他當權者那樣，對自己不留情麵，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王世貞是不是相信張居正的話了呢？我看他一度還是半信半疑，至少留有一絲希望。他受到這樣的排擠，也確實很苦惱，很壓抑，很沮喪，甚至說感到世間萬事都毫無意義，竟然跑到一個朋友女兒的道觀裏修道去了；但是他始終沒有像對待嚴嵩和高拱那樣，聚集輿論力量，對時局抨擊諷刺不遺餘力，而是近乎沉默，並且保持了和張居正的年誼，時常還有書信來往。
可憐的書呆子！
王世貞以為很快張居正還會給他機會。
是啊，張居正說的是“旋”啊，這個詞應該是很快、隨即的意思啊！可是，誰知道，張居正這個“旋”的概念，竟然是七年——如果張居正七年後還活著，那王世貞還要懸在那裏！中間是有人提出過“複”王世貞，張居正居然授意幾個夾袋中的“議員”，對王世貞又是一番猛烈攻擊。結果，終張居正當國的年代，王世貞再也沒有機會複出了。直到張居正去世以後，王世貞才又重新回到官場。
張居正對待這個名流的手腕，確實是很高超的。
請允許我議論幾句。先要交代清楚：為了節省精力，不重複勞動，我吸收了研究王世貞的專家孫衛國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凡加引號者，即為孫先生的原話。
先說說王世貞或者說知識分子吧。
在威權統治下，其實所謂知識分子，我看大半是具有雙重性格的。比如王世貞，“一方麵無法擺脫出仕的**”——整個社會價值觀就如此啊，個別人想擺脫也確實不容易的，所以總想方設法爭取機會，包括不惜親近權貴，保持與權貴的交往；另一方麵，“又不願意失去文人的獨立性”，也就不會“屈膝侍奉、俯首帖耳，時常保持著議論時政的習慣，而這是當權者所忌諱而難以容忍的”。
專製社會裏，“作為‘智性’代表的士人和文人，注定隻能是一種受支配的力量，處於被控製的地位，無法獲得獨立的個性，而追求自由的空間，往往會帶來人生的挫折。”王世貞的仕途之路說明，在威權社會、人治官場，追求獨立自由，無異於自找苦吃，尋求人生的挫折！
再說兩句張居正或者威權社會的當權者吧。
張居正是文人出身，但是他代表的是專製權力。專製權力的權威是不容許挑戰的。“張居正對於敵對勢力的處罰固然是毫不手軟，而也不允許遊離勢力存在。”他“不僅在政治權力上至高無上，而且要控製全國的輿論……實行專製獨裁，正是張居正‘反智’的集中表現”。
張居正對待王世貞的做法，“正是專製時代下，‘反智’的正常表現，不在乎‘智識階層’才幹如何，隻要忤逆當權者，就會成為排擠和迫害的對象”。所以，在威權統治下，居然出現了滿腹經綸的文人當權者是“反智”的急先鋒這樣一個乍看起來令人不可思議的奇特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