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正住在倫敦，起初我們在英國並沒有意識到情況有多麽嚴重，也不知其結果會多麽讓人憂心忡忡。我本人雖然也為可觀的損失懊惱不已，但那大多是賬麵的浮虧，待塵埃落定盤點後發現，我的現金損失還算輕微。我知道埃利奧特下了很大賭注，恐怕虧損慘重，不過我直到我們兩人都回到裏維埃拉過聖誕節才見著他。他告訴我，亨利·馬圖林去世了，格雷破了產。
我對生意經幾乎一竅不通，我敢說自己根據埃利奧特的話所進行的描述仍讓人摸不著頭腦。就我所知的情況來看，公司的滅頂之災部分地歸咎於亨利·馬圖林的剛愎自用，部分則由於格雷的魯莽。亨利·馬圖林起先並不相信股市崩塌會有多嚴重，隻勸慰自己，那不過是紐約掮客想一舉搞垮外地同行的陰謀罷了，於是他咬緊牙關，傾其所有來支撐市場，同時感到憤懣，因為芝加哥的交易商被紐約的無賴們嚇破了膽。他總引以為豪的是，那些小客戶——靠固定收入維生的寡婦、退伍軍官等等——在他的投資建議下從沒有丟過一個子兒，而此刻，他自掏腰包來填補他們的虧空。他自稱做好了破產的準備，他還能東山再起，可是如果信賴他的這些小百姓傾家**產了，那麽他就再也抬不起頭來。他自認為的義舉仍然付之東流了，龐大的家產化為烏有。一天夜晚他突發了心髒病。他年過六旬，一向狠命工作，狠命玩，狠命吃，狠命喝；經過數小時的痛苦掙紮，他最終死於冠狀動脈血栓。
格雷隻能獨撐困局。他背著父親另外投入了大量賭注，因而其實個人損失最為慘重，自救的一切努力也都白費了。銀行不願意借錢給他。交易所裏的前輩告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認栽。之後的情況我不是很清楚，隻知他資不抵債，被宣布破產了。他之前已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房子掌握在承押人手裏，反倒讓他欣慰；父親在湖岸路的豪宅、馬文的房產以及伊莎貝爾的首飾都變賣了：唯一能留下的就是南卡羅來納州的莊園，那是在伊莎貝爾名下的，而且也無人問津。格雷的家業徹底垮了。
“那你呢，埃利奧特？”我問。
“噢，我沒什麽好抱怨的，”他輕鬆地說，“上帝對弱者是慈悲的。”
我沒再追問下去，畢竟那是他的財務不是我的，隻是不論他的損失如何，我推測他像我們其他人一樣還是深受其害的。
大蕭條起初並沒有給裏維埃拉致命的打擊，隻聽說有兩三個人虧空了很多，不少別墅在冬季就關閉了，還有一些掛牌出售。旅館不再人滿為患，蒙特卡洛也抱怨起生意的清淡。但直到兩年後人們才真正感受到了寒意。地產中介告訴我，從土倫一直延伸到意大利的沿海地帶，共有四萬八千處大大小小的房產等著被出售。賭場的股價萎靡不振。各大賓館紛紛降價招徠生意，但仍無濟於事。能見到的外國人都是些窮人，他們一向潦倒，因而也不會更潦倒了，他們也不花錢，因為沒有錢花。店主們都陷入了絕望。可是埃利奧特既沒有裁撤人手，也沒有像很多人那樣削減工錢；他繼續向達官貴人供應美食佳釀。他買了嶄新的大轎車，由於從美國進口，還為此付了一大筆關稅。他參加大主教為失業家庭組織的免費餐會，並慷慨解囊。事實上他那日子過得就好像經濟危機從來沒有發生過，就像大半個世界也沒有為此顫抖過。
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發現了原因：埃利奧特現在不怎麽往英國跑了，除了一年去兩個星期購置衣裝。不過他每年仍要帶著一幹人馬到巴黎住三個月：五、六月及秋季，這也是埃利奧特的朋友不在裏維埃拉的時段。他喜歡那兒的夏季，部分原因是要享受日光浴，但我認為最主要的是炎熱的天氣給了他一個盡情穿戴鮮亮衣物的機會，那可是他的正統觀念平日裏迫使他避忌的。他會穿上顏色奪目的褲子招搖過市：紅的、藍的、綠的或黃的，再配上對比色強烈的襯衣：紫紅、紫羅蘭、紫褐或是幹脆五顏六色，為此引來的喝彩他也欣然接受，就像一個女演員得知自己極好地擔當了新角色時所表現出的自嘲式的大度。
春季，在我回費拉角途中正巧要在巴黎待一天，便約了埃利奧特吃午飯。我們在麗茲酒店見了麵。昔日美國大學生成群結隊來作樂的熱鬧場麵已不複存在，那門可羅雀的蕭索，如同劇作家新劇失敗後挨過的第一個夜晚。點午餐前我們先喝了雞尾酒——埃利奧特最終向這一美國習俗做出了妥協。吃完後他提議去逛古玩店，盡管我告訴他沒錢買什麽了，我還是挺樂意陪他去。我們穿過旺多姆廣場，他問我是否願意去夏爾凡時裝店，他訂購了幾樣東西，想看看有沒有準備好。他定做了幾件馬甲和**，每件都繡有他名字的首字母。馬甲還沒到貨，但**做好了，店員問他要不要看一看。
“看一下，”他說，店員去拿時他又對我補充道：“是照我自己的式樣定做的。”
**取來了，我覺得除了是絲質的以外，也就跟我常在梅西百貨買的一模一樣；不過吸引我目光的是在那纏繞在一起的“E. T.”字母之上，繡著一枚伯爵桂冠。我什麽也沒說。
“好極了好極了，”埃利奧特說,“嗯，那等襯衣做好了一起送吧。”
我們出了店門，埃利奧特離去時扭頭衝我一笑。
“你注意到那個桂冠了嗎？說實話，我叫你來夏爾凡時忘記這回事了。我想我一直沒機會告訴你，仁慈的教宗大人欣然為我恢複了古老的家族封號。”
“你的什麽？”我出於禮貌故作驚愕地說。
埃利奧特不以為然地聳聳眉。
“你不知道麽？我母親祖上是勞裏亞伯爵，跟從菲利普二世來到英國，並且娶了瑪麗女王的一個使女。”
“我們的老朋友‘血腥瑪麗’[1]？”
“我相信，那是異教徒對她的稱謂，”埃利奧特生硬地說,“我想我還沒告訴過你，一九二九年的十月我是在羅馬過的。我還以為會很無聊，因為那時節羅馬人都走空了，可幸運的是，我的使命感勝過了對世俗快樂的追求。我在梵蒂岡的朋友告訴我，崩盤即將來臨，他們還建議我沽空所有的美國證券。天主教堂有著兩千年的智慧，我片刻也沒有猶豫。我給亨利·馬圖林拍了電報，要他清倉，並購入黃金，同時也電告路易莎，讓她也如法照辦。亨利回電報問我是不是瘋了，並稱要等我確認指令後再動手。我立即以最強硬的措辭電告他執行，並要他向我確認回複。可憐的路易莎置若罔聞，吃苦頭啦。”
“這麽說股災發生時你是全身而退囉？”
“老弟，有一種美國人的說法，恐怕沒在你的寫作裏派過用場，但形容我的情況卻恰如其分。我沒有遭受任何損失；事實上你大概可以說我還‘發了一筆橫財’[2]。我後來隻用原先價格的零頭就回購了股票。這隻能歸功於上帝的直接眷顧，因此我感到回報上帝是唯一正確和適當的做法。
“哦，那你是怎麽做的？”
“嗯，你也知道‘元首’[3]一直在大規模開發彭甸沼地[4]，我得知教宗他老人家很關心那裏朝拜場所的短缺。所以，長話短說吧，我建了一座羅馬式教堂，據我所知跟普羅旺斯的那座一模一樣，每個細節都完美無瑕，堪稱瑰寶，雖然我隻在心裏對自己這麽說。教堂供奉的是聖馬丁，因為我有幸找到了一扇古老的彩色玻璃窗，畫的便是聖馬丁將鬥篷一切為二、其中一塊送給赤身乞兒的義舉，這一象征意義再合適不過了，於是我買了下來並供之於高壇。”
我沒有打斷埃利奧特的話來追問，他是怎麽把聖人的義舉，和他在千鈞一發之際清倉出貨聯係在一起的，他就像撿了大便宜而賣起乖來，給更有權勢的人物送了筆傭金。然而於我這樣的庸人，象征意義往往是琢磨不透的。他繼續說了下去。
“當我有幸把照片拿給教宗大人看時，他很和藹地對我說，他一眼便知我的品位是無可挑剔的，還說在世風日下之時仍有人將這樣的稀世藝術珍品敬獻教會，讓他頗感欣慰。難忘的經曆，老弟啊，難忘的經曆。不過更讓我意外的是，不久之後，有人暗示我，教宗很樂意授予我一個封號。作為美國公民，我覺得還是謙虛點好，所以不準我的約瑟夫用Monsieur le Comte[5]來稱呼我，當然在梵蒂岡除外，而我也相信你會尊重我的秘密。我可不願弄得外界滿城風雨。但我也不想讓教宗大人認為我並不重視他對我的垂青，於是我純粹出於對他的尊敬，就在自己的襯衣上繡了那隻桂冠。我謹將爵位隱藏在美國紳士的條紋襯衫之下，對此，不妨說，我還是有些小小的自豪感的。”
我們道別了。埃利奧特告訴我會在六月底南下裏維埃拉。結果他沒有去。他都已準備停當了，隨時可將一班人馬遣出巴黎，自己優哉地驅車南行，這樣一到裏維埃拉便已經萬事俱備。可就在此時他接到了伊莎貝爾的電報，說母親病情急轉直下。埃利奧特不僅愛著姐姐，還如我所說，心中深係親情。他坐上第一班從瑟堡出港的船，到了紐約便直接去芝加哥。他寫信告訴我，布拉德利夫人病情很重，消瘦得厲害，他感到很震驚。她或許還能再維持幾個星期，甚或幾個月，但無論如何他哀傷地感到自己有義務留下來陪她到最後。他說，那兒的高溫比預期的要容易忍受，而沒有稱心的社交圈子反倒更不妨事，因為眼下他根本沒有心思。他說同胞們對大蕭條的反應讓他感到失望，本指望他們能更沉著鎮定地看待這場災變。可我深知，沒有什麽比沉著鎮定地看待別人遭殃更容易的事了，所以我覺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富有的埃利奧特，或許無權這麽苛言。臨了他托我給幾位朋友捎話兒，並吩咐我切不可忘記跟所有遇見的人解釋一下，他為何在夏季緊關了房門。
一個多月後我又收到了他的信，告訴我布拉德利夫人去世了。信寫得情真意切。我早就認識到埃利奧特雖然勢利且矯揉造作得可笑，但卻也不乏友善、親情和誠實，若非如此，我也想不到他會在字裏行間表達得那麽有尊嚴感，那麽真摯和素樸。信中他還告訴我，布拉德利夫人的後事處理得並不順利。當外交官的長子在東京做chargé d'affaires[6]，頂替大使之職而無法離開。次子坦普爾頓自打我認識布拉德利一家時就一直在菲律賓工作，後來總算被召回到華盛頓，在國務院擔任要職。母親病危時他攜妻前來探視過，但葬禮一結束便不得不趕回首都。在這樣的情形下，埃利奧特感到必須留下來，等所有事情都處理停當。布拉德利夫人將財產均分給了三個孩子，不過看來她在一九二九年的暴跌中損失慘重。幸虧她在馬文的農場找到了買家。埃利奧特在信中稱之為親愛的路易莎的鄉間別墅。
“一個家族要告別自己的祖產總是很難過的，”他寫道，“可是這幾年我見過那麽多英國朋友做出這樣的無奈之舉，我覺得我的外甥們以及伊莎貝爾也必須以同樣的勇敢和氣量來接受必然現實，而這他們是具備的。正所謂‘貴人風範’Noblesse oblige[7]。”
他們處理布拉德利夫人在芝加哥的房產時也還算走運。早已有城建計劃要拆除一排房屋，代之以大規模的公寓樓群，布拉德利夫人的宅子便在其中。然而她很固執，決意死也要死在這住了多年的房子裏。不過她一咽氣便有代辦找上門來，而且開出的價碼立刻就被接受了。但即便這樣，伊莎貝爾的生計還是很艱難。股市崩潰之後，格雷想方設法找份工作，哪怕就到在金融風暴中挺過來的經紀人那裏當個辦事員，可是那裏也無事可做。他到老朋友那兒去求職，無論多麽卑微，待遇多麽差都行，但還是徒勞無果。他拚命抵擋著這場災難，可最終還是垮下來：沉重的焦慮、恥辱感導致精神崩潰，他開始感到頭痛，痛得很厲害，連續二十四小時痛得無法動彈，疼痛過去後又像濕抹布般綿軟無力。在伊莎貝爾看來，最好的出路就是帶著孩子們一起去南卡羅來納州的莊園，直到格雷恢複健康。在其全盛時期，莊園每年的稻米收成可達十萬美元，而如今早已淪為沼澤、桉木遍布的荒地，隻適合喜好戶外運動的人來打野鴨，且根本找不到買家。自金融危機後他們就不時地住到那裏，並打算等情況好轉、格雷找到工作後再回去。
“我不能容許這樣的事情，”埃利奧特寫道，“老弟啊，他們的日子簡直豬狗不如。伊莎貝爾連個女仆都沒有，孩子們也沒有家庭教師，隻有兩個女黑人照看她們。所以我就提出把我巴黎的寓所讓給他們住，並建議他們待在那裏，直到這個偉大的國度情況有所改觀再說。我會給他們配齊人手，其實我的女幫廚就是很不錯的廚師，我會留給他們，我自己再找個替代的也不費事兒。我來支付開銷，這樣伊莎貝爾還能把微薄的收入用於添置衣物和家人的menus plaisirs[8]。當然這意味著我得在裏維埃拉待更多時間，所以也希望能比過去更多地見到你，親愛的朋友。倫敦和巴黎現在這種德行，使我覺得住在裏維埃拉更自在些。也隻有在這兒，我還能和有共同語言的人聚一聚。我敢說還是經常會去巴黎住幾天的，但如果去的話，我就在麗茲酒店擠一擠算了。我很高興最後終於說服格雷和伊莎貝爾同意了，等必要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我就帶他們過來。家具和畫作（品質低劣，老弟，而且是否為真跡都很令人懷疑）再過兩周要拍賣，在此期間，我把他們安排到德雷克酒店和我住在一起，因為我覺得讓他們在那房子裏住到最後一刻，是很痛苦的。到巴黎後我先安頓好他們，然後再來裏維埃拉。別忘了幫我向你那些做王子王孫的鄰居問聲好啊。”
埃利奧特這個超級勢利眼，同時又是最善良、周到、慷慨的人，誰又能說不是呢？
[1]瑪麗一世（Marry I，1516—1558），英國女王，亨利八世長女，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之妻，因殘酷鎮壓新教徒而被稱為“血腥瑪麗”（Bloody Mary）。除瑪麗女王外，現更多指一種通常用伏特加、番茄汁和調味料製成的雞尾酒，故有上文“老朋友”之說。
[2]此處原文為美國俚語“make a packet”，即上文所言“美國人的說法”。
[3]“元首”（the Duce），指意大利當時的獨裁者墨索裏尼。
[4]彭甸沼地（the Pontine Marshes），位於意大利中南部，現在已是意大利最富庶的地區之一。
[5]法語: 伯爵先生。
[6]法語: 臨時代辦。
[7]法語，特指貴族有權有勢則責任重大，此處可譯作“貴族風範”。
[8]法語: 小小的享樂、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