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大都市裏都存在著些獨立自足、互不相通的群體，它們是大世界中的小世界並以此為生，其成員相互依靠，好似棲居於孤島，被無法通航的海峽一個個分割開。這一點，憑我的經驗看，沒有哪個城市像巴黎這樣明顯了。上流社會絕少接納外來者於其間，政治家活在自己腐敗的圈子裏，資產階級無論大小都跟自己人來往，作家跟作家聚會（安德烈·紀德的日誌寫得很清楚：與之過從甚密者無不是他能夠一呼百應的），畫家和畫家走得近，而音樂家和音樂家湊在一起。倫敦也是這番情形，但不那麽顯露；在那兒，物不見得類聚，人也未必群分，在一些場所，同一張桌上，可以看到公爵夫人、女演員、畫家、下院議員、律師、裁縫還有作家。
我的社交經曆使得我常常能夠短暫出入巴黎幾乎所有的階層，甚至（經埃利奧特介紹）還混進過聖日耳曼大街[1]的封閉圈子；可是我的最愛，並非以如今稱作福熙大街為中軸線活動的隱秘人群，也非那些惠顧拉呂飯店及巴黎餐廳的國際性人群，更不是肮髒又歡鬧的蒙馬特高地，而是以蒙帕納斯大街為核心的左岸地帶。年輕時我在貝爾福的獅子雕像那裏住過一年，是一套很小的五樓公寓房，窗口能有很好的視野可以俯瞰公墓。在我看來，蒙帕納斯仍留存著外省小鎮特有的那種靜謐氣息。行走在昏暗、狹窄的敖德薩街上，不免無比惆悵地記起那家破舊的小酒館，我們常約在那裏聚餐：畫畫的、作插圖的、搞雕塑的，還有唯獨我這麽一個耍筆杆的，阿諾德·貝內特[2]偶爾算個例外。我們一坐就是很久，激動地、荒唐地、憤怒地談論著繪畫、文學。如今漫步在大街仍是很快慰的：看著與曾經的我一樣的年輕人，我為自己杜撰著關於他們的故事。實在無所事事了，我就叫一輛車，到老字號的聖心教堂咖啡館去坐坐。與昔年不同，這裏的聚會場所不再是全然的波希米亞風格；鄰近的小商人開始經常光顧，塞納河對岸的陌生客也來探訪，寄希望於看到一個不複存在的世界。當然仍舊有學生，還有畫家、作家，但大多為外國人；坐下之後，便能聽到周圍除法語外，還有俄語、西班牙語、德語以及英語。但我感到他們的話題跟我們四十年前是同類的，隻不過他們談畢加索而不是馬奈[3]，談安德烈·布勒東[4]而不是紀堯姆·阿波利奈爾[5]。我與他們心心相印。
在有一回旅居巴黎的兩周當中，我趁一天傍晚去了聖心教堂咖啡館。露台十分擁擠，我隻好在最前排找了一張桌。天氣晴朗暖和。懸鈴木剛剛綻出新葉，空氣中飄**著巴黎特有的閑適、輕鬆、愉悅的氣息。我感到心境平和，不是倦怠的那種，而是興味盎然。忽然一個人走過我身邊停了下來，笑著露出潔白的牙齒，說道：“你好呀！”我茫然地看看他。他高而瘦削，沒戴帽子，蓬鬆的深棕色頭發很久沒有打理了，上唇和下巴都掩藏在了濃重的棕色胡須裏。他的前額和脖頸曬得很黑。他穿了件領口已磨損的襯衫，沒係領帶；外套和灰色的便褲也都破舊得很。他就是一副流浪漢的模樣，我怎麽也想不起曾見過他。巴黎有很多這樣碌碌無為、自生自滅之輩，我也把他當作了一個，料想他會對我傾訴一下生活的艱辛，哄我出幾個法郎，給他解決一頓飯和一宿的床鋪。他站在我麵前，手插在衣袋裏，露著白牙齒，濃黑的眸子裏帶著好笑的神情。
“你不記得我了？”他說。
“我從來沒見過你啊。”
我打算好了給他二十法郎，但不想讓他這麽套近乎來糊弄我。
“拉裏。”他說。
“天哪！快坐。”他嗬嗬笑起來，上前一步坐在了我座位旁的空椅子上。“喝點兒什麽吧。”我邊招呼服務生邊說，“滿臉胡須的，我哪能認得出你？”
服務生走過來，他要了一杯橙汁。此刻端詳著他，我便記起了他眼眸的獨特之處，即虹膜和瞳孔一般黑，使其目光既深沉，又很朦朧。
“你在巴黎多久了？”我問。
“一個月了。”
“還準備待著嗎？”
“要有一陣子吧。”
我在提問時，腦子裏忙碌地思索著。我注意到他的長褲口也破了，外套的肘部還有洞。他就像我在東方的港口遇到的任何一個流浪漢那樣赤貧。在那個年歲裏也是很難忘卻大蕭條的影響的，我不知道一九二九年的暴跌是不是也把他洗劫一空了。我很不希望會是這樣，也不愛繞圈子，於是直截了當地問他：
“你是不是窮困潦倒了？”
“沒有啊，我還好。你怎麽會這麽想？”
“噢，貌似你能吃上一頓正經飯就不錯了，身上穿的隻配扔垃圾箱。”
“有那麽糟糕麽？我可沒這麽想過。實際上我一直準備給自己添置些什麽呢，隻是始終沒騰出手來。”
我想他要麽是羞於啟齒，要麽是太驕傲了，我覺得沒必要用這樣的廢話耗下去。
“別傻了，拉裏。我不是什麽百萬富翁，可我也不算窮。如果你缺錢，我還是借得出幾千法郎的，不會要了我的命。”
他大笑起來。
“非常感謝，可我不缺錢。我掙的比我花的多呢。”
“經濟危機之後還是如此麽？”
“噢，那個對我沒有影響。我的積蓄全放在政府債券裏了。我不知道那會兒跌了沒有，從來沒去查詢過，可我知道，山姆大叔還是堅持兌現了國債券，還算是老派守信的作風。其實這幾年我開銷極小，手頭應該還存了不少呢。”
“那在此之前你是從哪兒來的？”
“印度。”
“哦，聽說了。伊莎貝爾告訴我的，顯然她認得你在芝加哥的銀行經理。”
“伊莎貝爾？你上回什麽時候見到她的？”
“昨天。”
“她不會在巴黎吧？”
“她就在巴黎，她住著埃利奧特·坦普爾頓的公寓。”
“太好了，我很想見見她。”
我們說著話時，我可以很湊近地看著他的眼睛，可盡管如此，我還是隻分辨出一種自然而然的驚喜，並無更複雜的情感。
“格雷也在，你知道他們結婚了嗎？”
“知道的，鮑勃叔叔——納爾遜醫生，我的監護人——寫信告訴我的，可是他幾年前去世了。”
這是他和芝加哥及他的朋友的唯一聯絡，一旦中斷，我想他大概對後來的變故都一無所知了。我告訴他伊莎貝爾有了兩個女兒，亨利·馬圖林、路易莎·布拉德利相繼去世，格雷破產了，埃利奧特慷慨接濟了他們。
“埃利奧特也在這兒？”
“不在。”
四十年來頭一回埃利奧特沒有在巴黎度過春季。他盡管看上去比實際年輕，但也有七十了，與這個歲數的人一樣，也有感到疲勞和病痛的時候。他逐漸放棄了除走路以外的其他運動。他很不放心自己的健康，醫生每周兩次，給他皮下注射時下流行的藥劑——臀部兩邊輪換著打。無論是在家裏還是在國外，他每頓飯都要從口袋裏掏出一隻金質盒子，取出一片藥吞服，那矜持的架勢，活似在做什麽祭禮。他的醫生推薦他去蒙特卡蒂尼療養，那是意大利北部的一處溫泉浴場，之後他打算去威尼斯，為他的羅馬式教堂尋一款適合的洗禮盆。他越發懶得理會巴黎了，因為他感到一年年過去，巴黎的社交活動變得越來越不盡如人意。他不喜歡老一輩的人，要是受邀去見他的同齡人他會覺得很厭惡，而年輕人又索然無趣。裝點自己修建的教堂如今成為他生活中的主要興趣，在這裏，他可以盡情放縱自己購買藝術品的頑固熱情，一切為了上帝的榮光，這樣的信念也讓他心安理得。他在羅馬淘到了一尊由蜜色石料打製的早期聖壇，還為了一套錫耶納畫派的三聯幅在佛羅倫薩討價還價六個月了，一心想買下來。
接著拉裏問我格雷對巴黎的感覺如何。
“恐怕他在這裏是相當失落的。”
我試著向他解釋我對格雷的印象。他聽我說話時目不轉睛、若有所思地盯住我，我莫名地感到他在以某種內在的、更靈敏的感知器官，而不是耳朵在傾聽。這很古怪，讓人很不舒服。
“不過你還是自己看吧。”我最後說。
“是的，我很想見見他們。我應該能在電話簿上查到地址。”
“不過假如你不想嚇壞他們，不想害得孩子們吱哇亂叫，我認為你最好還是理理發，剃剃胡子。”
他大笑起來。
“我也這麽打算來著。沒必要讓自己這麽惹人眼目。”
“拾掇自己的時候，順便也添一套新行頭吧。”
“我想自己是有點寒酸。準備離開印度時，發現自己除了這套正在穿的衣服外，已一無所有了。
他看了看我穿的衣服，問我的裁縫是誰。我告訴了他，但補充說他在倫敦，所以不可能有什麽用處。我們換了話題，他又談起了格雷和伊莎貝爾。
“近來我常去拜訪他們，”我說，“他們在一起很快樂。我從沒機會和格雷單獨談，不管怎樣我敢說他也不會跟我聊起伊莎貝爾，但我知道他對她一心一意。平靜的時候他的臉孔有些鬱鬱寡歡，眼神也露出疲態，而他看著伊莎貝爾時又有了溫良寬和的柔情，還是挺令人感動的。我覺得在這麽多風風雨雨之中，她就如同磐石般伴隨他左右，他永遠也不會忘記他有多麽虧欠她。你會發現伊莎貝爾變了。”我沒有告訴他，她從未如此這般美麗。我也不能肯定他是否會覺察到，原本那個高胖俏麗的姑娘，已然變身為儀態萬方、優雅講究的女人。當然也有男人並不樂見女性的天然美如此得藝術之助。“她對格雷很好。她竭盡全力幫助他恢複信心。”
不過此時已不早了，我問拉裏是否跟我去大街上吃晚飯。
“不了，我不去了，謝謝，”他答道，“我得走了。”
他起身友好地點點頭，便走上了人行道。
[1]聖日耳曼大街（the Boulevard St. Germain），巴黎著名的富人聚居區。
[2]阿諾德·貝內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國傑出的小說家、劇作家和批評家。
[3]馬奈（édouard Manet，1832—1883），十九世紀印象主義的奠基人之一。
[4]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
[5]紀堯姆·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法國著名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