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瀨越夫人擔心吳清源的安全,但一邊囑咐他一邊還在擦窗戶,並不放下手裏的活。

母親擔心吳清源的安全,也隻是抽了根煙,見了吳清源還是笑臉相迎。你拍的中日家庭都有這種寧靜之氣。

因為中日戰爭的壓力,母親要帶妹妹們回國,將吳清源留在日本,但臨別時,母親隻是問吳清源覺得相親的姑娘還行麽,問得非常客氣。後來,吳清源與妻子雙雙脫離璽宇教,久別重逢時,竟然像對客人一樣客氣,點頭、掛衣服、請坐。

這種客氣,在中國的影視作品裏真是久違了。胡金銓的老版《龍門客棧》中,東廠特務見了大俠周懷安,先說了一番自己當特務的辛苦,問周能不能體諒自己一點,然後才動手打的。

田:日本人在生活裏非常溫和,在路上你無意中撞到一個日本人,永遠是他先說“對不起”。日本的國粹,多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東西,他們當成精華保留下來,我們卻給扔了。

我去采訪一個日本的大老板,他說他小的時候讀的是孔孟,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把《孟子》變成日文,讓日本人去讀。說中國在文化上是他們的母親。

他擁有多少億家產,平時趾高氣揚,但對中國文化是頂禮膜拜的。他還說,你們很多中國人為什麽忘掉那些東西呢?我當時特別難過。《孟子》是舊時代人自小背誦的童子功,我這一代人沒有受過這個教育。人家在和你談你民族文化的時候,你無言以對,會感到恥辱。

徐:中國人總把婚禮拍得很喧鬧,如李安的《喜宴》。你片中的吳清源結婚場麵時間較長,日本式的婚禮很安靜,不強調喜慶,強調的是男女間的敬意,這番敬意是用禮完成的。禮劃分出了人的等級,但不是強化階級矛盾,而是讓不同階層的人能夠各安其位,相互尊重地共處。

禮來自孔子,你強化吳清源婚禮的儀式感,是想提醒我們,有一種被淡忘的人與人的和諧方式麽?

田:日本對任何事情都有一種求道精神,棋道、茶道、劍道,像一種信仰,這首先是對自己所做之事的尊重。中國人在唐宋時也是這樣的,強調態度、行為的真誠,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精髓。

我在日本時的司機,是飆摩托車、打賭博機、聽搖滾的孩子,吃飯的時候,他卻一定端坐好,說:“我吃了。”然後才吃飯。

這句話是對天說的——你想,多擰掰呀?但你會突然對他產生敬意,他心裏麵有一些自我之外的東西。他活得有敬意,很了不起——這個日本的民俗,我在《吳清源》裏麵用上了,有一場吳老師和師母喝粥的戲,便說了這句話。

日本的插花、喝茶、下棋都有很多禮,我們說太囉唆了。但我們這個民族越來越少敬意,是有問題的。包括你去看電影的時候,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是一群人勞動的成果,你首先要對人家有一種尊重。如果沒有撿垃圾的人,你怎麽會有好的環境?如果你看不起他,你就是看不起你自己。

我們民族先秦時代的貴族精神,是一種對天地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沒有了,種種醜陋就出現了。

我覺得一個好電影,像吳老師說的,是能超越時空的。可能多少年後我不在了,但我有個好作品,它帶著我的生命留在人群裏,還在和人們交流,和人們有一種情感上的聯係,那是特幸福的一件事。

咱就說革命電影《英雄兒女》《在烈火中永生》,那一代人永遠刻骨銘心,永遠談到就有一股敬意——這就是電影的力量。電影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它確實有力量,根本不是父母老師砸進你腦子裏的,它是活靈活現的藝術情懷,能滲透到你的骨髓裏。

我們電影人有這個責任,去創造這種超越時空的、能夠雋永地留在人們生活裏、情感裏的電影。

料理和天時

徐:你拍的中日家庭中,有許多場戲人物都是坐著的,即便是吳清源精神失常大跳大鬧的戲,也是讓他安靜下來,以坐姿結束整場戲的。片中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坐姿,來表達人物情緒,並形成了係列感。這是拍攝之前做出的明確設計麽?

田:我沒有刻意要求演員,但一個人去找一個整體的“度”的時候,就會在每個細節上自然地形成一種標準。我在拍攝現場精神特別集中,有時心無旁騖,找我說話,我都聽不見。

我不喜歡死盯著監視器,我喜歡在攝影機旁邊站著。攝影師給你提供一個他認為最完美的畫麵時,你可能會發現這個畫麵邊上還有一個好玩的東西,隻差一點。稍微一挪鏡頭,它就是你的了。

我在日本學了一個好詞——“料理”。“料理”這個日本詞並不是做飯,做飯叫打理,把魚打理幹淨了吃。料理是讓幾樣無關的東西產生一種美味,把他人覺得沒有用的東西組合在一起,變成一個有用的東西。導演在拍攝現場,就是在料理。

你要有強大的精神集中力,判斷演員出現的狀態是好是壞,迅速決定取舍。有時一個細節給你啟發,誘使你去豐富它——這在現場特別重要,是別人永遠不能教會你的,得靠你的經驗、平常的訓練和你整體的修養,是一個綜合值的呈現。

徐:我注意到,你在日本建築裏,加上了你的個人審美。比如在室內的陰影裏,加上了一道更黑的長條陰影,更改了室內的結構線。或者,在牆麵上打下一塊形狀規整的朝陽光效,好像一塊圖案,更改了室內原造型。

田:視覺上的這份敏感,可能跟我是學攝影出身有關。導我的第一部電影《獵場劄撒》時,開始時不知道怎麽拍。一天早晨,特別想看草原的日出,就一個人出來了。當時剛開春,草地濕漉漉的。那片草原特別女性化,一個一個小山包,像女人的身體,柔和極了。

我往山上走,走的過程中突然看到腳下的影子甩出去一百多米,那是太陽升起來了,把我的影子打出來了,我整個人金燦燦的。

當時就覺得被電擊似的,一下跳起來啦。我回頭看這片草原,覺得牛羊的叫聲特別和諧,一下就理解蒙古這個民族了。我要從生活裏提取最震撼的光線,來表現這個民族的狀態。

從那時候開始,我對光線有了特別苛刻的要求。你說的那場朝陽光效的戲,原計劃下午拍攝,我早晨去看景,正好是陽光剛升起來,射進屋裏的時候。我說對不起,我不可能在下午把這麽生動的光線布置出來,隻有這種光線才能把吳清源的忐忑心理,他與瀨越的那種師徒關係反映出來。我說服製片,在早晨拍了。

一個景點能不能確定,關鍵在於,我在現場看到的光是否打動了我。不要用大量的燈去刻意營造,應當在一個自然光效上,再加燈使它更豐富、更完美,這是你和攝影師的料理。

我可以不在意演員調度的偏差,不在意台詞說得對錯,但我非常在意錯過了光最好的時候。所以在劇組的人說我吃飯快走路快,我生怕失去我認為最重要的那一刹那。因為那一刹那過去了,今生今世再也沒有了。

拍電影就是這樣,一半靠人,一半靠天。比如拍海景,就不能有太陽,一有太陽,反差出來後,海浪就沒有厚重感了,海水的藍色就輕浮了。你和天契合得最好的時刻,拍出的畫麵肯定是最美妙的——這是我的不傳之秘。

天時地利人和,才能成就一件事。不得天時,一定會有問題。看了某大師的片子,想照葫蘆畫瓢,但你一定達不到大師的水準。人家是正好天時地利人和的時候拍下來,你是硬造這個勢,就會用力過猛,或者用力不足。

我看景、選景會跑幾個月,看三百多個景。你對選景很苛刻,你在料理時,才能知道怎麽完美它。

東方美學

徐:紅學家周汝昌說,他和一幫老哥們聊過什麽是知識分子的最高境界,結論是:舊時代少女待字閨中,清清爽爽,一心一意學針線活兒的狀態,就是知識分子的最高境界。因為心態平和,所以活得雅致。你塑造的吳清源雖然有種種內心掙紮,但他依然不失雅致。在整部電影上,表現激烈事件時,往往放過**,隻選用一個次要的環節。

比如你拍吳清源和岩本薰棋戰時,吳清源遲遲不到,他到底能不能來成為一個懸念。但你既沒有表現吳清源受到了什麽糾纏,也沒有表現他趕到後,邊睡覺邊下棋的著名典故。

你給了他一個在樹林裏低頭行走的鏡頭,在疲勞不堪、事態緊急的情形下,他沒有亂跑狂奔,而是握著代表棋手特征的折扇,走得不失態——這是人的雅致。但在這個鏡頭之後,你就結束了這場棋戰,連有沒有趕到,也不交代。為何要采取這樣的敘事?

田:我更喜歡東方的含蓄、悠遠的表達方式,這種方式給人的想象更多。《泰坦尼克號》裏,一對戀人困在冰上,讓誰爬上船?誰犧牲?西方電影的情感太直接了,讓你實實在在地去擔憂眼前人物。

圍棋裁判員宣布下棋開始,說的是“時間到了”。說“開始”,是“你倆拚吧”的潛台詞。說“時間到了”,潛台詞裏有一種不忍心的成分,有一份人情在,將最慘烈的事情在語言上降低到最低點。

說“時間到了”,氣氛立刻變得肅穆,此話有餘韻。西方煽情是用殘酷到極致,東方煽情是用含蓄到極致,留給觀眾更豐富、更多義的想象空間。

日本所有的棋戰都有觀棋記者。觀棋記者寫的觀戰記看著特別過癮,他不描述圍棋怎麽下的,他描述兩個棋手的狀態,當時的天氣,這段時間屬於什麽節氣,下棋之前兩個棋手都吃什麽了,他倆穿什麽衣服,走入決戰室的精神狀態。還有附近的景色,院中石頭什麽樣、鬆樹什麽樣——給下棋這件事,營造出了無窮的意境。

其實電影特別符合東方含蓄美學,電影語言並不符合敘事。用鏡頭敘事,隻是電影功能的一部分,寫情寫景才是電影語言裏最獨特的。比如,你可以把幾個場景放在一起,產生另外一種情感。

你看中國的唐詩,都是不相幹的景色描寫,葉子、河水、風,但你看著看著就覺得心裏“忽悠”一下,被引出了最強的情感。

古龍小說就有意境,書中有刺客叫“中原一點紅”,一劍點在咽喉,殺人隻留一個紅點。小李飛刀,永遠見不到他的刀是如何飛出手的,因為刀快到你看不著——這就是意境。

寫行為要省略過程,並不是不告訴你,而是把最精妙的環節告訴你以後,其他過程你自己想象——有些日本導演的電影裏,可以看到這種美學,源於受我們文化的影響。

王昱(攝影指導)說:你對畫麵的要求特別不具象,我覺得好看,你覺得美得過分了;我收斂了,你又說欠點傳神的東西。

為什麽呢?局部的完美必定是不完美。“度”是中國文化最高的東西,我覺得《吳清源》給我特別好的機會,它要求我不能做實,做實了不好看,做虛了也不好看,要求你每天要在“度”上揣摩。

你把握住度,你的影片必然會有新的形態。吳老師說圍棋有三千多條實用定式,他從小就要背。定式,就是在角部戰鬥時,雙方互不吃虧的套路。吳老師認為這是學棋的基礎,但這是一個害人的東西,如果你按定式下棋,你不吃虧,但你也永遠不能占優勢。

吳老師的圍棋是反定式的,尋找比定式更好的下法——其實這跟咱們藝術創作是一樣的。視聽語言教的是定式,劇作課教的也是定式,但是你成為一個大家的時候,你必須要破壞定式,才能有新鮮的藝術效果。

比如,電影基本功有軸線,軸線一亂,會造成方向感的混亂。但我拍吳清源與橋本的棋戰,你仔細看全是跳軸。吳清源一進決戰室,方向全亂套了,卻就此獲得了一種震驚效果。你看的時候,絕對不會說:“怎麽田老師還跳軸啊?”

剪輯師剪片子時說:“你這戲怎麽拍的啊?沒有一個鏡頭是跟軸線有關係的。”我說我當時要是腦子裏還想著軸線,這戲就沒有力量了。現在多好,張震演的吳清源有了股“吭吭吭”的脆勁,他動作的節奏感非常動人。

拍戲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是這場戲獨特的氛圍,可以忘掉基本功。

吳老師退役的時候,與幾十位棋手下了紀念對局,棋手們輪流上來,一人跟吳老師下一手棋,以這種方式向吳老師致敬。我沒用那麽多人,隻用了七個人,讓他們排行正坐在榻榻米上,背景貼滿了金箔。

這不符合史實,這樣的坐姿也不方便下聯棋(輪流下棋),大家站著走動,才好輪流下。這種做法完全就是國畫的大寫意,黑澤明很善於用這種方法,算是我對黑澤明的致敬吧。

把下聯棋的行為,拍出強烈的儀式感,才能令打在天元上的一子,產生含義更廣、更不確定、更有延續性的意境。

東方的詩詞、文學、繪畫、戲劇都講究意境,但我們中國的電影人裏沒有多少人研究意境問題。早年前有人討論過費穆、孫瑜的意境嚐試,後來沒人討論了。

我學電影和教電影,得對此研究。可能我研究不好,但是我不能不做一些嚐試,好讓學生和電影人關注這個問題,作為話題來討論。

拍《吳清源》,把原先最吸引我的東西大把大把扔掉了。這種做法是個很大的挑戰,我不會沒有負擔,但對我來說是藝術上的很大磨礪。這個題材,讓我對電影藝術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對這部電影,現在我不想說好與不好,但它真的是一個教材。

吳清源

徐:影片是以吳老師作片頭的,他說了些“猴子把樹上的柿子偷走了”的話,你怎麽選擇了這樣的生活閑筆作片頭?

田:好多人沒有見過吳老師,我怎麽也得讓人看一眼吳老師。吳老師給我電影授權的時候,提出不參與演戲。師母知道拍電影特別麻煩,吳老師年齡大了,所以隻能拍點他的生活狀態。

我開始看上了一段長長的走廊,造型感極佳,設計他和師母遠遠走過來。但那條走廊在一個頂級酒店裏,不讓拍攝。剩下的選擇就是吳老師在小田原的家。

吳老師的真人作為片頭,要給觀眾確立一個讀解影片的方法,理解電影的虛實和講述的方式,於是讓扮演吳老師和師母的演員跟他倆聊天。隻能聊天,不能做戲。

但聊什麽呢?不能聊電影,我就跟吳老師說“隨便聊吧”。師母非常緊張,一見鏡頭就心慌。

那天我們大概六點到的,給吳老師帶了早點。演員們和吳老師準備好後,就開始下雨了。師母特別可愛,說下雨了,是不是神不讓我們拍電影啊,我們是否要祈禱?過了一個多小時,雨停了,我聽見鳥叫了,叫人把機器支起來。

吳老師一夥人聊天,我用長焦鏡頭,離得很遠拍。我囑咐錄音,吳老師說什麽就錄什麽。

我當時想要的效果是,張震和吳老師說中文,伊藤(扮演吳夫人的演員)和師母說日文,混雜在一起,將來根本不讓觀眾聽清說了什麽,就是給出一個狀態,並沒有所指,不是要講述什麽。

一共拍了四條,覺得說“山裏猴子把他家種的柿子偷走了”的話有趣,吳老師說著說著就改日語了,狀態特別生動,就用了這一條。

徐:《吳清源》在日本放映時,吳老師去看了,媒體還做了報道。

田:牛莉莉(吳清源助手)說吳老師前一段時間精神不好,但那次電影的新聞發布會,他六個小時竟然都跟下來了。

吳老師的眼睛一個遠視一個近視,平時不戴眼鏡。知道他看過電影了,見到他後我叫“吳老師”,他沒反應。我心裏“咯噔”一下,就走到他身邊又叫了一聲,他聽聲音判斷出是我,拉著我的手說話。說的跟今天的現實很貼近,布什怎麽樣了,天皇怎樣了,他不看電視不看報紙,平時也沒人跟他閑聊,我就奇怪,他怎麽知道得那麽清楚。

這時,張震也來了,叫“吳老師”,他也沒有反應。我說是張震,他還沒反應。張震就大聲說:“吳老師,你不認識我了?我是張震。”吳老師“啊”了一聲,說:“你啊!”提到電影,他突然就說:“嗯,這事辦得漂亮!”

冒出這麽一句話後,又開始跟我說神啊宇宙啊。新聞發布會有對我們三人的訪問,他說起了自己的信仰。沒對著記者說,衝著我和張震說,大概說了二十分鍾,電視台的人拍不下去了,聽不懂!

徐:你是如何理解吳老師的棋品的?

田:影片的第一局棋,我選擇了吳老師和秀哉名人的對局。這局棋吳老師輸了,因為秀哉利用名人的特權,隨時暫停比賽,召集門下集體研究,最終想出了一步妙手。吳老師見到這步棋,沒走幾步就認輸了。

這盤棋我覺得太精妙了,看了這步妙手之後種種變化的解說,我第一次覺得我看懂職業的棋了,欣賞到圍棋的巨大美感了。所以我特別理解吳老師說的,這手棋打到棋盤上後,他突然像一個局外人般看這盤棋,草草就結束這盤棋了。

吳老師的回憶錄裏說,這盤棋是沒有勝負的,秀哉隻是從劣勢扳回到平而已。而且這手棋在秀哉門下研究出來後,就泄密了,有人事先告訴了吳老師,吳老師完全可以找到對解的方法,但他不糾纏了。

我挺讚同吳老師認輸的風度,對秀哉的潛台詞是:“你能下出這麽精妙的棋來,那麽這盤棋就下到這了。你我不用分勝負了,你還是一個偉大的棋手,我還有我的事要忙。”

吳老師的行為,是綜合了他的地位,名人地位的通盤考慮,他是一個圍棋大家就體現在這,他看得更高,而不是死盯著一盤勝負。

所以我選擇他下的這盤輸棋,作為全片的第一場棋戰。

媒體上說《吳清源》看不懂,我也挺能理解。圍棋的世界本就是不好懂的,而我硬要拍它。但是我覺得還是得比失多,能接觸到吳老師這樣的大家,看他做事、為人、思考的方式,對我的做人、做藝都有受益,我的收獲遠遠大於觀眾。

《吳清源》拍得太艱苦,資金斷了,慘到連底片都拿不回來,扣在合作方那了。等有錢去贖底片了,底片已經髒得一塌糊塗,全部都發黴了,隻好全部修。

這部電影能最終完成,讓吳老師看到,讓他覺得這事幹得漂亮,我很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