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兒童的立場”，應該是教育者的實踐哲學。所謂實踐哲學，是教師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對於教育實踐目標、手段方法、策略等整體理論的把握。作為實踐哲學，它不是現成的教育操作程序，它隻能喚醒和啟迪教育者，讓他們在實踐的過程中，將其內化為自己的思想、精神和智慧。
但我們的誤區是，常常把“站在兒童的立場”視為教學藝術，看作拿起來就可以使用的“處方”。這個時候，兒童失去了具體的影像，變成了抽象的符號——“處方”適用於求同的、抽象的對象，方便我們去複製、去拷貝。
複製的做法具有多大的**啊！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忙碌地尋找“怎麽做”，卻忘了追問“為什麽”。正像我們隻記得福祿貝爾的“恩物”，而忽略了其關於兒童遊戲思想的本質一樣，我們也隻記住了赫爾巴特的教學形式階段，卻沒有深刻理解他的“不存在無教學的教育，也不存在任何無教育的教學”。
某市一所中學，采用了一項動態網絡技術，如果學生高中期間綜合素質優秀及獲得學分高，評價係統將自動給予虛擬幣作為獎勵。看到這則消息，讓人頓生疑惑，這種獎勵盡管是虛擬的，可和我們讀小學時獲得的小紅花有什麽區別？在教育者的眼裏，小學生與高中生又有什麽區別？這樣的做法，看似站在了兒童的立場，但此時的兒童，卻隻是被消除了個體差異的符號對象。
一個凝固了的、符號化了的“兒童”又有什麽意義呢？站在這樣的兒童立場，就好像當今社會批量生產商品的流水線原則，也許有象征的意義，卻封閉了每一個具體的兒童的生動和豐富，封閉了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變幻多彩的互動性，封閉了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構建的教育世界生生不息的流動性。
隻有當我們把“站在兒童的立場”作為自己的實踐哲學時，兒童才會成為這個語境中活生生的個體：“兒童的立場”隻是給教育者提供了一種精神的引導，具體方式必然因人而異。
然而，站在抽象的兒童的立場容易，站在具體的兒童的立場困難。即使是一個自認為有現代教育理念的教師，麵對學生，也難免常生這樣的感慨：真正了解自己的學生太難，他們的小腦袋裏有太多精靈古怪的想法。
如何才能站在具體的兒童的立場，讓它成為教育者的實踐哲學？
“成為長大的兒童”是一個可資借鑒的藥方。這是老生常談，卻也是真理所在。“成為長大的兒童”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掌握了它，就可以了解到教育的真相，可以在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心靈間自由遊弋。
還記得《窗邊的小豆豆》（黑柳徹子）裏的校長小林宗作嗎？
在大家眼裏調皮搗蛋的小豆豆，一次上廁所時，因為往下看，把自己最心愛的錢包掉了進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小豆豆拿起勺子就開始掏糞，發誓要找到自己的錢包。上課鈴響了，小豆豆的思維是兒童式的：“這可怎麽辦呢？反正已經掏了這麽多了”，還是“繼續幹下去”吧。
這時，恰好校長路過，看到小豆豆在掏糞，就問：“你在幹什麽呢？”小豆豆連住手的工夫都舍不得：“錢包掉進去了。”“是嗎？”隻說了這兩個字，校長就走開了。
過了一會兒回來，校長看到小豆豆還在起勁地幹著。糞堆已經像小山一樣了。於是，他把臉靠近小豆豆的麵頰，以朋友般的口氣說：“幹完了要把它們都送回原處去喲！”
因為站在了小豆豆的立場，所以當校長看到小豆豆的行為時，他沒有像其他成年人那樣阻止小豆豆：“你在幹什麽呀？”“太危險了，快住手吧！”也正是因為站在了具體的兒童的立場，所以校長並沒有因小豆豆的缺課而怒不可遏，他知道，一個在成人看來微不足道的理由，卻可能是兒童最最在意的大事；兒童的成長中，總是充滿了偶然的、卻具有決定性的細節，它們來源於兒童的不確定性，然後直指向兒童的可期待性。
錢包沒有找到，小豆豆卻改掉了自己上廁所愛往下看的毛病；在她的心裏，校長也成了她“最信任的人”。這種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暢通無礙的心靈溝通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境界啊！
在這種境界裏，我們可以讓兒童以自己能夠接受的方式成長，而不是把成人的一切硬加在兒童的身上。換句話說，一旦“站在兒童的立場”成為我們的實踐哲學，教育生活的全部都將在我們的意料之中——此時，兒童的不確定性和可期待性，呈現出一種“童年之美”，不再是讓教育者焦慮的問題或缺陷。
“站在兒童的立場”，是一堵教育世界的承重牆。缺失了，教育世界即使不坍塌，卻極有可能扭曲。
如何做一個“站在兒童立場”的教育者，並對踐行的困難有充分的估計？這需要見仁見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