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飽受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八國聯軍再侵入北京的一次接一次的失敗；《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瑗琿條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的一次接一次的屈辱，錯失了一次又一次變革圖強的機會，終於走向了最後的滅亡。
中日甲午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是1894年7月末-1895年4月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1894年（光緒二十年）爆發。按中國幹支紀年，時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豐島海戰是戰爭爆發的標誌。大清政府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簽訂了繼《南京條約》後，又一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又一次，把中華民族帶入了災難的深淵。
東溝海戰天如墨，炮震煙迷船掀側。
致遠鼓楫衝重圍，萬火叢中呼殺賊。
勇哉壯節首捐軀，無愧同袍誇膽識。
著名維新思想家鄭觀應的這首詩，描寫的是1894年9月17日黃海大戰的悲壯場麵。這天下午3點半，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已經鏖戰一百分鍾，處境困難。旗艦定遠號屢中敵彈，超勇、揚威二艦先後中炮沉沒。平遠艦中炮後駛離戰場暫避，日本艦隊由北洋艦隊的右翼向左翼回旋，駛至旗艦定遠號前方，向定遠艦進逼。情勢危急！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為保護旗艦，下令開足機輪，駛出定遠艦之前，迎戰來敵。日本四艘先鋒艦圍攻致遠艦，致遠艦連續受到十吋至十三吋重炮榴霰彈的轟擊，中彈累累，水線下受傷，艦身傾斜，彈藥將盡，但仍於“陣雲繚亂中氣象猛鷙，獨冠全軍”。鄧世昌見敵艦吉野號橫行無忌，最為凶狠，隨即命令大副陳金揆“鼓輪怒駛，且沿途鳴炮，不絕於耳，直衝日隊而來”，誌欲與日艦同歸於盡。遺憾的是，致遠艦還未來得及與吉野號相撞，就傾斜沉沒了！鄧世昌等250多名將士全部落水。鄧世昌落水後，其侍從劉忠將浮水救生艇推給他，但他卻揚臂高呼：“為殺敵而死，不要偷生！不做俘虜！”義不獨生，奮擲自沉。其隨身愛犬“太陽犬”
4-1中日甲午戰爭
鳧到他身邊，銜住他的手臂，被他推開了；又叼住他的發辮，不使下沉，他把犬首捺入水中，終於飲恨海底！全船將士除7人遇救，全部壯烈殉國，譜寫了一曲愛國主義的悲壯頌歌。
致遠艦沉沒後，朝野震驚。光緒帝曾為鄧世昌書挽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又作詩一首發到鄧世昌祖居：“城上神威炮萬斤，枉資劇寇挫我軍。後來天道終許我，致遠深沉第一勳。”（《鄧世昌遺事及有關文獻》，刊《圖書館雜誌》1982年第2期）日本海軍也承認，致遠艦“勇敢果決，極有膽量”。（川崎三郎《日清戰史》）
黃海海戰曆時5個多小時，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為近代世界海戰史上遠東戰區所罕見。
海戰的結果：北洋艦隊損失“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甲”（“廣甲”逃離戰場後觸礁，幾天後被自毀）5艘軍艦，死傷官兵千餘人；日本艦隊“鬆島”、“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艦受重創，死傷官兵600餘人。此役北洋水師雖損失較大，但並未完全戰敗。然而李鴻章為了保存實力，命令北洋艦隊躲入威海港內，不準巡海迎敵。日本奪取了黃海的製海權。
黃海海戰進一步揭露出了清朝的腐敗無能，北洋水師建立之初，艦隊在火力和整體噸位上遠超當時的日本海軍，日本海軍的製定擴充海軍計劃，為籌集經費，天皇甚至從後宮經費中撥款給海軍，而清廷則十年不添一艦一炮。大清水師軍艦陳舊落後，雖然海軍訓練程度未見得低，但軍械日漸落後。日本海軍加緊訓練，軍艦保養好，在自主造艦的同時，向英國皇家海軍購置新艦，學習經驗。在海戰開始前，北洋水師軍艦老舊，鍋爐破損，艦炮使用穿甲彈，射速慢，威力不足。而日本海軍訓練有素，裝備了大批的新式戰艦，使用大口徑火炮，並裝備了速射炮，開發出了新型的炮彈，在總體噸位上也超過了北洋海軍，在海戰上有了極大的優勢。
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清朝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場日本發動的非正義戰爭。
從中法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的九年，是清朝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段最好的時期。在此期間，國內無大亂，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清朝與西方各國都處於和平狀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曆經三十年，效果明顯。這表現在：左宗棠收複新疆之戰的勝利；馮子材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鮮開化黨人製造政變遭到失敗等。當時清朝的國勢並不比日本弱。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清朝。”十九世紀下半葉清朝共進行了五次對外戰爭，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1885年的中法和約是唯一一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當時的環境應當說對清朝的自強相當有利。
4-2中日甲午戰爭博物館
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清朝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製約。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清朝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清朝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清朝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朝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
甲午一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庫平銀；艦艇等戰利品的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隻有八千萬日元。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元，全部收入隻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占領朝鮮、台灣後，在戰略上對東北、華東構成了直接威脅，成為進攻清朝大陸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嚐到了侵略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大他們侵略領土的欲望。
百日維新
1894年（歲次甲午），朝鮮發生東學黨起事，請求清廷出兵援助，日本乘機派大軍赴朝。待到事件平定，日本卻拒不退兵，並不宣而戰，轟沉清朝的運兵船艦，導致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清朝廷因事先全無作戰準備，在平壤陸戰及黃海海戰中連遭慘敗，不得已退守本國境內。日本軍隊乘勝渡過鴨綠江，侵占中國的許多城鎮。不久又襲擊威海衛，使洋務派長期經營的北洋艦隊毀於一旦，於是清廷被逼屈膝求和。1895年，清廷派李鴻章到日本馬關，中日雙方簽訂了《馬關條約》。根據該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列島予以日本，開放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為通商口岸，允許日本在各通商口岸投資設廠，以及賠償日本軍費二億兩等。
甲午戰爭、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滅及《馬關條約》的簽訂，舉國震驚，它標誌著洋務運動救國的徹底失敗。在全國上下的群情激憤中，預示著將有一場新的風暴來臨。
當時，正在北京舉行會試的各省舉人集會，由康有為起草上皇帝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簽名的舉人有1300餘人，掀起了反對投降的巨大運動。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的主要代表康有為、嚴複、梁啟超、譚嗣同等，大力宣傳變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其倡導和組織下，各地紛紛成立學會，開辦學堂，出版報紙。
3-15康有為
光緒帝看到了康有為的上書，表示讚賞。康有為又向皇帝上《應詔統籌全局折》（第六次上書），指出“變則能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建議皇帝大誓群臣，開製度局，許天下人上書。又進呈自己撰寫的《日本明治變政記》《俄彼得變政記》，要求光緒奮發振作，運用君權，排除阻撓，效法日本、俄國，實行改革。1898年（農曆戊戌年）6月11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並召見康有為、梁啟超等詢問變法的步驟和方法；派康在總理衙門上行走，梁辦理譯書局；後來又任用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京。康有為和其他人遞了許多奏折，提出一係列變法建議。光緒帝根據這些建議，頒布改革的詔令，主要是：發展經濟，保護農工商業，設立農工商局，提倡私人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改革財政製度，編製國家預算；開放言路，鼓勵創辦報紙，允許士民上書言事；精簡官僚機構，裁汰冗員；改革科舉製度，廢除八股；北京創辦京師大學堂，各省廣設學堂，提倡西學，翻譯書籍；選派出國留學生；改革兵製，士兵改練洋操。這種改革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但並未根本改革封建專製製度，甚至為了減少變法的阻力，維新派過去宣傳的設議院、開國會、定憲法等主張，在戊戌變法期間也並未提出過。就是這種不徹底的改良措施，也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勢力的反對。變法維新期間，大部分大臣和督撫把變法上諭束之高閣，拒不執行。維新派和守舊派的衝突愈演愈烈。
3-16光緒帝
京師盛傳守舊派要發動政變，光緒帝屢遭慈禧太後的訓斥，處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帝黨官僚和維新派並無實力，一籌莫展，寄希望於正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光緒帝召見袁，升他為侍郎。譚嗣同夜間訪袁，勸他舉兵勤王，驅除舊黨，支持變法。袁世凱向舊黨告密。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囚禁光緒，自己出麵訓政，廢止新政，並下令捉拿康有為、梁啟超。康梁逃往日本。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被捕處死。其他維新派和擁護變法的官吏，或被遣戍，或被革職。曆時一百零三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
義和團運動
自鴉片戰爭以後，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對外國列強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個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在列強的炮艦威逼下不斷地簽訂，大量的割地賠款使中國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發尖銳起來，終於爆發了滅洋興國的義和團運動。
義和拳最早發源於山東。這是因為甲午戰爭之後，山東被日本、德國等西方列強瓜分，受壓迫最重，民族矛盾也最尖銳。早在江南自立會黨籌劃舉兵保皇之前，義和拳就已在北方一些省份點燃了星星之火。鄉民爭相習拳，聯合起來殺外兵、殺洋教士，焚燒洋教堂，其舉動比之江南自立會黨的活動要強悍勁猛得多。它猶如一股猛烈的旋風，把在中國土地上的洋人全部卷入到仇恨的墳墓裏。
義和團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勢，這引起了清政府的極大恐慌，他們多次宣布義和團為“邪教”，嚴加禁止。以袁世凱等人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鎮壓、圍剿。在這種環境下，朱紅燈等著名將領帶領義和團東擋西殺，毫無畏懼，一方麵抵抗清軍的不斷剿殺，另一方麵痛擊西方教會勢力，去除百姓的重壓。他們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豐台等地拆毀車站及鐵路，使西方各國使館大為驚慌。
由於義和團在起義的過程中提出的觀點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揮有方，秩序井然，從不騷擾當地居民，貧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擁護義和團的鬥爭。運動發展得異常神速，短短幾個月，各地便形成了數以萬計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軍。同時義和團“助清滅洋”的口號，又得到了一些愛國官紳、士大夫和清軍愛國將士的支持，使這次運動空前高漲。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辦”會“激成變端”，於是便采取“撫”的辦法默認了這個組織的存在，企圖利用和收編這支武裝力量。義和團在鬥爭中無形地爭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發展起來。
4-3義和團運動時期在中國的意大利騎兵
隨著北京附近各縣義和團聲勢浩大的發展，外州縣團眾三五十人一隊隊陸續湧入京城。清政府的各個大小衙門、王公住宅多有義和團把守監視，並在各重要路口、內外城門口布崗設哨，滿漢各營的士兵，如神機營、武衛後軍等，幾乎全部參加了義和團。京城裏到處都是義和團的揭帖：“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鑽，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殺洋人誓不完。”此時，總理衙門的權勢一落千丈，北京政權雖沒有被義和團直接控製，但義和團卻在北京產生了日益增長的政治影響。
義和團運動使西方列強十分恐慌，列強開始率領侵略軍進攻北京，英海軍提督西摩爾首先率領侵略軍1800餘人由天津乘車向北京進攻，但遭沿途義和團英勇截擊，狼狽逃回天津。
此時的清政府麵對西方列強的武裝入侵及義和團運動的日益高漲深感進退維穀。幾個月以來嚴厲查禁義和團的結果都是“卒未有獲”，而被起義軍在北京的運動嚇得恐懼萬分的外國侵略者，企圖用屠殺來阻止運動的發展。使館衛兵屠殺無辜團眾數百人的罪行，激起了北京群眾的極大憤怒，也遭到了義和團的英勇回擊。西什庫教堂在外國軍隊及教堂武裝的保護下，被義和團圍困了63天之久。同時，他們還進攻各國使館，給西方列強以狠狠的教訓，日本使館書記杉木彬、德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殺。
麵對義和團如此浩大的聲勢，慈禧一麵調兵二營專保頤和園，一麵任命載勳為統率義和團大臣，正式承認了義和團的合法地位。慈禧發布對外宣戰的命令，派清軍配合義和團去進攻使館，並不斷把北京的義和團調赴通州、天津等地去抵抗外國的侵略。
1900年6月10日，八國聯軍兩萬多人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率領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車向北京進犯。義和團以破壞鐵路相阻截，侵略軍隻得邊修路邊推進，津京全線火車原隻有三四個小時的路程，結果侵略軍用了80多個小時才到達離北京尚有一半距離的廊坊車站。1900年7月，八國聯軍攻陷天津。8月初，各國侵略軍統帥舉行會議，商量進攻北京，當時京津鐵路已被破壞，侵略者決定沿運河取道通州西進。8月4日，侵略軍約2萬人從天津出發，美、英、日三國侵略軍沿運河西岸，俄、德、法、奧、意五國侵略軍沿東岸向北京進犯。
當時，京津之間的清軍尚有數萬人，但慈禧不想抵抗，開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麵電催李鴻章北上與列強議和，一麵命人通知各國統帥，乞求停戰。隨著侵略軍的推進，清軍望風而逃，僅少數部隊抵抗，京津沿線的義和團戰士則頑強地戰鬥。侵略軍走到哪裏，哪裏就有義和團的阻擊。
8月5日，八國聯軍到達離天津僅10公裏的北倉。駐北倉的是從天津撤出的馬玉昆率領的清武衛右軍，聶士成的武衛前軍餘部把守著運河西岸的韓家墅。侵略軍到北倉後，即與馬玉昆部遭遇。義和團大隊人馬數千人立即從附近各地趕來，和清軍會合，阻擊侵略者。5日淩晨，侵略軍向北倉發起攻擊，義和團戰士和武衛右軍在運河兩岸挖戰壕，頑強抗擊，與敵人展開血戰。義和團戰士還掘開運河，放水阻遏敵人。雙方激戰時，八國聯軍見打不下北倉，就轉向進攻韓家墅，守衛在那裏的清軍人數少，韓家墅被日、美、英軍隊占領，於是敵人渡過運河，從側翼進攻北倉陣地，義和團和清軍遭到敵人夾擊，馬玉昆的軍隊在混戰中撤退，大批義和團戰士壯烈犧牲，北倉失守。北倉阻擊戰，是八國聯軍進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頑強的抵抗，義和團和部分清軍官兵英勇作戰，殲滅侵略軍1300餘人。
隨後，八國聯軍便**，兵臨北京城下，馬玉昆等統帥的清兵抵擋不住洋兵的進攻，撤入城內。洋兵駐紮城外，向城內開炮，流彈紛飛，許多房屋被毀，平民死傷無數。1900年8月14日淩晨，慈禧攜帶光緒等數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國聯軍攻陷。隨後清軍又開始剿殺義和團士兵，在八國聯軍和清兵的聯合剿殺下，義和團運動不久被鎮壓下去了。最後，清政府同八國聯軍簽訂了又一個賣國條約--《辛醜條約》。
辛亥革命
1911年，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計劃在廣州發動更大規模的起義。在條件尚不具備而事機又有泄漏的情況下，同盟會領導人黃興決心迅速發動起義，冒險一擊，時間定於1911年4月27日。屆時黃興僅率一百數十人發難，攻入兩廣總督督署，隨後遇到大批清軍的攻擊。革命黨人以寡敵眾，許多人戰死或被捕犧牲。其遺骨合葬於黃花崗，故這次起義稱“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剛剛被鎮壓，湖南、湖北、廣東、四川四省廣大人民以及資產階級、地方紳商，為反對清政府掠奪商民路權，擅自把粵漢、川漢路權拍賣給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又掀起了保路風潮。四川保路運動發展尤其迅速，超出了立憲派“文明爭路”的範圍。成都和全省許多城鎮一齊罷市，並提出不納糧稅、不認外債等。
清政府決定武力鎮壓，派端方帶兵入川。總督趙爾豐逮捕保路的領袖多人，並開槍擊斃遊行群眾數十人。四川各地的同盟會員和哥老會員紛紛組織保路同誌軍，籌劃起義，把合法的保路運動發展為反對清朝的武裝鬥爭。各路同誌軍從四麵八方圍攻成都，聲勢浩大。清政府急忙從湖北調兵入川，湖北形勢亦發生動**。四川保路運動為武漢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創造了有利條件。武漢地區的文學社、共進會等團體，平日在新軍中宣傳革命、發展組織，因而在軍隊中有深厚的基礎，許多士兵和下級軍官參加了革命組織。
武漢向稱“九省通衢”，是當時國內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國主義侵略的重要據點和清朝反動統治的一個重心，也是資產階級革命力量發展迅速的地區以及各省革命黨人聯係的樞紐。當時武漢新軍中參加革命組織的士兵群眾達五六千人，占湖北新軍總數的1/3左右，這為武漢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加強對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領導，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在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斡旋下決定聯合行動，於9月24日組織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構，推舉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兩團體的重要骨幹劉其墩、彭楚藩等為軍事籌備員。他們擬定了起義的詳細計劃，推舉了武裝起義後軍政府的負責人，草擬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會領導人來鄂主持大計，同時和鄰近各省進行聯係，策動響應。
這時，孫中山遠在海外籌款，以接濟國內的革命活動。
黃興在香港接到湖北有關情況報告後，即複函讚成在武漢發動起義，不過，他要湖北革命黨人等孫中山籌措20萬元巨款和購買大批槍支彈藥後發動。湖北革命黨人認為，起義時機已經成熟，“勢成騎虎”，不能等待。因為他們看到，清政府從湖北抽調大批新軍前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新軍中的革命骨幹將隨軍離去，勢必削弱湖北革命力量，於是他們堅決表示，即使“無外款接濟”，也照常起義。
4-4孫中山像
湖北革命黨人原訂農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10月6日）舉行起義，由於準備不妥而延期。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製造炸彈因失慎爆炸，沙俄巡捕聞聲趕來，孫武逃匿到醫院，而準備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書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設在武昌指揮起義的秘密機關又遭破壞，彭楚藩、劉其墩等被捕，蔣翊武逃脫。湖廣總督瑞澄下令殺害彭、劉二人，全城戒嚴，按照查獲的名冊搜捕革命黨人，武昌形勢頓時緊張起來，革命麵臨十分嚴峻的考驗，起義活動已成“群龍無首”的狀態。但革命黨人和新軍中的革命士兵群眾，沒有畏懼退縮，在失去指揮機關的緊急情況下，自行聯係，堅決發動了起義。
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他們打死鎮壓起義的反革命軍官，幾十人衝往楚望軍械庫奪取彈藥。軍械庫守軍中的革命士兵們聞風響應，一舉占領了楚望台。接著，步、炮、重各營和軍事學堂學生約五個營兵力，紛紛起義，齊聚楚望台，臨時推舉原日知會會員、隊官吳兆麟擔任指揮，向總督衙門發動攻擊。革命軍士兵們奮不顧身，血戰通宵，占領了總督衙門、藩庫等重要機關。湖廣總督瑞澄倉皇逃往停泊在長江的兵船上。起義軍一夜之間占領了武昌城，取得起義的勝利，11日晚和12日晨，駐漢陽、漢口的新軍也先後起義，不久，武漢三鎮便完全為革命黨人所控製。
4-6辛亥革命時期的獎章
接著，起義軍成立湖北軍政府，推舉黎元洪為都督，廢除宣統年號。隨之，湖南等13省紛紛響應，宣布獨立，清政府迅速解體。不久，各省代表到南方舉行會議，推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決議改用公曆紀元。由於當年為農曆辛亥年，故史稱這年的鼎革之變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結束了268年的清朝統治，也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