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1896—1979／ 字受之，後改濟之，湖北鍾祥郢中人，著名人類學家、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代表作有《西陰村史前遺存》、《殷墟器物甲編·陶器》上輯、《李濟考古學論文集》和《安陽》等。
1929年11月21日，河南安陽殷墟遺址，主持發掘工作的李濟在一堆碎片中發現了一片彩陶—這是安陽殷墟在抗戰前全部15次發掘中，所記錄出土25萬塊陶片中唯一的一片具有仰韶文化性質的彩陶。消息傳出，令世人矚目和振奮，20年後，李濟曾專門撰寫論文，仍舊不無激動地指出，這次異乎尋常的發現，“真可算得一件曆史的幸事”。他說：“要不是終日守著發掘的進行，辛勤地記錄，這片陶片的出現，很可能被忽視了。有了這一發現，我們就大膽地開始比較仰韶文化與殷商文化，並討論它們的相對的年代。”
河南安陽殷墟遺址，位於洹河流域，埋藏著2500年前典冊上記載的殷商最輝煌的都城。1928年，初創語言曆史研究所的傅斯年派董作賓前往安陽調查，由此發現了藏有眾多甲骨的殷墟。同年10月7日，第一次發掘正式開始，隨後，有著人類學博士學位以及考古經驗的李濟加盟，從此，正如夏鼐所說，“把殷墟發掘領導到一個新的方向上去，也就是把中國考古學帶到了一個新的方向上去”。
據當時的考古隊員王湘回憶，身為一位儒雅的學者，李濟的吃苦耐勞是常人無法比的，有著“鋤頭考古學家”的雅號：“他個頭高大，人很魁梧，不穿西服，總是穿著長衫。作為博士、大學教授和總負責人，數他最講自由平等，白天與勤雜工一起工作，沒人覺得他是官兒，是留洋歸來的學者。”那是一個天災人禍不斷的年代，李濟率領的考古隊，不僅麵臨著軍閥混戰、強盜不絕的危險，而且需要應對周邊貧困農民的不時偷竊與破壞。馮玉祥將軍派出士兵加以保護，李濟也將附近的農民招募過來，讓他們近距離感受現代考古的現場。
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共進行了9年15次的殷墟發掘，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頭骨、陶器、玉器、青銅器等器物出土。發掘規模之大，牽涉人員之多，收獲之豐，前所未有，在世界考古史上亦屬罕見。其中，大部分的發掘是在李濟的主持下完成的，從而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並將中國的曆史向前推移到3300年以前。殷墟發掘引起了一場史學界的大變革，從而以最高票毫無爭議地登上“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的榜首。
剛出籠的包子
1896年6月，李濟出生在湖北省鍾祥縣中果園街雙眼井，取名“李順井”。4歲時，他即入書房，跟隨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1907年，清朝舉行最後一次科舉考試，被稱為“李優貢”的父親李權赴京趕考，得七品文官，於是接全家人到北京。11歲的李順井隨家到京，住在廠甸附近的達智營16號。不久，他進入南城琉璃廠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的前身）讀書，師從大名鼎鼎的翻譯家林紓。1911年，15歲的李順井考入清華學堂，改名李濟。
1918年，22歲的李濟考取了庚款留學，在上海登上“南京號”遠洋輪。與他同批的留學生中，有後來成為教育部長的朱家驊、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葉企孫、詩人徐誌摩等。抵達美國後，李濟由於好奇，進入克拉科大學主攻心理學。他與徐誌摩同宿舍，兩人由此結下深厚友誼。1年後，李濟便獲得學士學位，繼而攻讀社會學，又是僅用1年時間，便獲得碩士學位。
1920年，李濟轉入哈佛大學人類學院攻讀人類學專業，成為當時的唯一外國留學生。他曾在“自撰簡曆”中描述自己專業轉向的原因：“是想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出來。”他最後寫道：“要是有機會，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跡，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
李濟跟隨具有國際聲望的人類學大師虎藤（E. A.Hooton）、羅蘭·B. 狄克森（Roland B. Dixon）等教授，3年後完成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並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論文評語是“極佳”，他也由此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父親李權聽聞兒子的這個陌生的頭銜後，左思右想，給自己起了一個別號叫“博父”。緊接著，李濟收拾行裝，踏上了歸國的旅程。此時的他精神抖擻，懷揣著滿腔熱血，攜西學文化的新風與銳氣，回到故都北京，用他自己的話說，像“剛出籠的包子”，熱氣騰騰。
必須留在中國
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學會弗利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派畢士博（C. W. 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到中國進行考古發掘和研究，邀請李濟加入。他接信後，頗為躊躇，最後在丁文江支持下，決定與對方合作，但提出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條件：“一、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二、在中國掘出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不久，畢士博回信：“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絕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的事。”
1925年初，李濟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他所提出的兩個合作條件，不僅開創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的中西合作的先河，而且為後來中西合作樹立了堅實穩定的坐標。不久，在丁文江和梁啟超的推薦下，李濟出任清華國學院講師，位列“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和陳寅恪之後。
此時，他年僅29歲。學生們剛報到時，看到幾位導師很莊重地坐在前排，分不出誰是誰。後來，有位同學看到一位頭戴瓜皮帽、留著辮子、身穿長袍、神情有些委頓的老人，悄悄向旁邊人打聽：“這大概就是李濟先生了吧？”其實，他看到的是王國維，不過在青年學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
1926年2月5日，李濟與地質學家袁複禮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晉南做考古調查。3月22日到達夏縣，那裏有傳說中的大禹廟及禹王後裔和大臣的陵墓，他們在西陰村偶然發現了一片布滿史前陶片的場所，由此確定了以此作為第一次挖掘現場。10月到12月，他們再一次來到山西，進行西陰村遺址發掘，采集到了76箱出土文物，分裝9大車，在曆經艱險磨難和風餐露宿後，運回北京。
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的挖掘，是中國境內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主持進行的，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序幕。李濟這次最有趣的發現，是一個半腐的、經過人工切割的蠶繭，由此證明了中國人在史前新石器時代已懂得養蠶。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1929年初，李濟應聘出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領導並參加了安陽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發掘，使得發掘工作走上科學軌道，造就出中國第一批水平較高的考古學者。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商務印書館及其附屬的東方圖書館，在日軍的轟炸下**然無存。李濟憂憤地寫道：“我們的國難更加嚴重了，眼看著日本軍閥在上海殺人放火，連東方文化圖書館也作了他們摧殘的目標。在這種嚴重時期，我們最要緊的責任，是按秩序加緊我們的工作，‘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1937年7月，當殷墟發掘人員於匆忙中將出土器物整理裝箱，風塵仆仆押運到南京欽天山北極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大廈，喘息未定，額頭的汗水尚未抹去，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了。當天，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人在李濟領導下，把一部分書畫等珍品密存於上海的興業銀行。同年10月中旬，他奉命押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保存的一百多箱國寶級文物，乘船沿長江赴重慶密藏。從此，他與這批文物朝夕相處，生死與共，開始了長達9年的流亡生活。
1940年冬，因滇越線戰事吃緊，史語所和中博院又遷離昆明，到達四川宜賓的李莊鎮，一待就是6年。一次搬運時，不巧撞壞了一個木箱，裏麵的人頭骨和體骨標本全都暴露無遺。當時農民一片嘩然，加之此前有位來自廣東的同事打了條蛇吃掉解饞，當地人便傳說這個機關“不光吃蛇，還吃人”。後來隻好由傅斯年與李濟等人出麵，邀請當地官員和地方鄉紳座談，再三向他們解釋研究人骨的意義，請他們對民眾做些必要的解釋，這才化解了一場危機。
1941年12月，日軍侵占香港，史語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損失。次年3月，日軍侵占長沙，史語所存在那裏的文物也悉告損失，李濟聽聞痛惜不已。不僅如此，因為醫療條件太差，他的兩個女兒鶴徵和鳳徵，分別在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莊病逝，鳳徵去世時才17歲。這對他而言，更是沉痛的打擊。
中國考古學之父
李濟是中國第一位享有世界級聲譽的考古學家，被尊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徐誌摩曾評價這位昔日的同窗好友：“剛毅木訥，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他最得意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評價道：“他是我的導師、批判者、模範樣板和學術良心。先生好像是一個大家庭的家長，作為家長，他率先為考古人類學的大家族創建了一個優良的傳統，這一傳統通過師生關係，正一代代地傳下去。”
李濟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是在殷墟，此後，考古學家和他發掘的遺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陸的李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自然別有一番滋味。1977年，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是《安陽》，足見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1979年8月1日，就在他親手創建的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係成立30周年這一天，李濟因心髒病猝發溘然長逝，享年83歲。誠如陳寅恪所言，“隻要有人在寫這個民族的曆史，這個民族就不會亡”，在烽火連天的危難年代，李濟用自己的身軀與智慧發掘並守護著中華民族的曆史遺產，接續了民族的遙遠記憶，也維係著文明的鮮活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