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1889—1958／ 原名文聰，字叔雅，筆名劉天民。安徽合肥人，原籍安徽懷寧，現代傑出的文史大師、校勘學大師與研究莊子的專家。代表作有《淮南鴻烈集解》《莊子補正》《三餘劄記》等。
蔣介石上台後不久，到安徽巡視，他來到安慶前往安徽大學視察。可當他進入校園後，到處冷冷清清，沒有預料中的“歡迎如儀”的隆重場麵，甚至連學生都沒碰到幾個。
校長劉文典在此之前，便宣稱“大學不是衙門”，斷然拒絕了蔣介石的視察，他也果真連麵都不露，隻是派了幾個人來接待。蔣介石心中極為不快，但又不便發作，隻好強撐著視察完。
1928年11月23日，安徽學界爆發了一場頗具規模的學潮，蔣介石傳劉文典覲見。此前，劉文典就曾揚言：“我劉叔雅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見蔣介石時，劉文典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蔣介石麵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嗎？”劉文典火冒三丈，也衝口而出：“字叔雅，文典隻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
這更激怒了蔣介石，蔣一拍桌子，怒吼道：“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應聲反駁蔣介石所言為不實之詞，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新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劉文典旋即踢蔣介石一腳，後被同人拉開。蔣介石吼道：“瘋子！瘋子！押下去！”
疾惡真推禰正平
劉文典終於被押進大牢，消息傳出後，教育界嘩然。安大師生立即組成“護校代表團”，與安慶多所中學的學生400餘人，聚集在省府前請願，要求釋放劉文典，收回關押、開除學生的成命。
蔡元培、蔣夢麟、胡適分別致電蔣介石，曆數劉文典為人、治學及任《民立報》主筆時宣傳革命的功績，勸蔣恕其一時語言唐突，並“力保其無他”。經陳立夫從中斡旋，蔣介石最後放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劉文典“即日離皖”。
劉文典離開安大後，於次年初拜訪他的老師章太炎，講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聽罷，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抱病揮毫寫了一副對聯贈之：“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劉文典後來跟馮友蘭說，當被蔣介石囚禁時，他已經做好了殺身成仁的準備：“我若為禰正平，可惜安慶沒有鸚鵡洲；我若為謝康樂，可惜沒有好胡子。”
氣節不可汙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青年時代的劉文典懷著滿腔**，從日本回國，在上海於右任、邵力子等主辦的《民立報》擔任編輯，宣傳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他再度赴日本，隨後加入中華革命黨，並任孫中山秘書。
1916年，劉文典回國後，看到各路軍閥混戰，餓殍遍野，憤而遠離政治據點，專心致力於學問研究。此時，他由陳獨秀介紹，到北大任教，講授“古典文學”“古籍校勘學”等課程。
“五四”期間，劉文典站在新文化運動的一邊，曾在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擔任英文編輯，翻譯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學精神》《叔本華自我意識說》《佛蘭克林自傳》《美國人之自由精神》等外國學術論著。
盧溝橋事變後，劉文典沒有來得及與清華、北大等校撤離南下，滯留北平。其間，日軍曾多次派人請他出來教學並在日偽政府做官，他說“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認定“氣節不可汙”，斷然拒絕。
觀世音菩薩
劉文典上課征引繁富，經常一堂課隻講一句話，故而講《文選》，一個學期隻能講半篇《海賦》。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便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
每逢講授詩歌，劉文典常常搖頭晃腦、淺吟低唱，每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同學不遵命，他雖不悅，但也不苛責，隻是打比方點撥：“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蘭芳）先生的戲，如果隻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麽能體會其韻味呢？”
有一次，劉文典上了半小時的課便結束了上一講的內容。學生以為他要開講新課。這時，他忽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
到了那一天，恰是陰曆五月十五，皓月當空。晚飯後，他吩咐學生將課堂搬出教室，在校園裏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圓月，大講《月賦》，“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劉文典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他說隻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眾學生不解，他加以解釋說：“‘觀’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人民服務的菩薩心腸。”學生聞言，無不應聲叫好。
兩個半人而已
1939年，劉文典完成了《莊子補正》《說苑斠補》等書的校勘、編撰。陳寅恪為《莊子補正》作序：“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必讀而已哉？”自此，劉文典的身價倍增，獲得了“莊子專家”的美譽。
每上《莊子》課時，劉文典第一句總會自負地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有人問劉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劉大發感慨道：“古今以來，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我劉文典，第二個是莊周，另外半個嘛……還不曉得！”
劉文典素來看不起新文學作家，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當獲悉西南聯大準備將沈從文提升為教授時，他勃然大怒，公開在課堂上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應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可拿4塊錢。可我不會給沈從文4毛錢。沈從文都要當教授了，那我是什麽？那我豈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嗎？”
西南聯大時，一次跑警報，沈從文經過劉文典，劉文典立刻麵露不悅之色，顧不上自己跑得氣喘籲籲，嗬斥道：“你跑什麽跑！我跑是為了保存《莊子》，學生跑是為了保存文化火種，你替誰跑？”
隻吃鮮桃一口
劉文典常向學生自誇：“別人不識的字，我識；別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們不論來問什麽問題，我都會予以解答。”他曾講元好問、吳梅村詩：“這兩位詩人的詩，尤其是吳梅村詩，老實說，比我高不了幾分。”
吳宓在西南聯大開《紅樓夢》講座，自認紅學家的劉文典對吳宓的觀點不能苟同，就唱“對台戲”。有一次，原定他在西南聯大一小教室中開講《紅樓夢》，後因聽講者太多，容納不下，隻好改在教室前的廣場上去講。屆時早有一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
據馬逢華回憶，當時天已近晚，講台上已燃起燭光。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慢步登上講台，緩緩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裏倒水為劉斟茶。他從容飲盡一盞茶後，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隻—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字就夠！”
接著，劉文典在身旁小黑板上寫下了“蓼汀花漵”四個大字，然後大抒己見：“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這幅題字，笑道，‘花漵’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漵’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然屬意薛寶釵了……”
是真名士自狂狷
1949年末，國民黨退守台灣之際，胡適曾動員劉文典去美國，已替他找妥具體去所，並為他一家辦好了入境簽證。在這關鍵時刻，劉文典謝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麽要離開我的祖國？”
20世紀50年代，大陸批胡（適）運動如火如荼，劉文典沒有任何口頭、書麵形式的對胡的批判。據一位同事回憶，學校組織的批判學習大會，劉文典都會參加，但是很少發言。別人講話時，他要麽裝著記錄，要麽閉眼休息。
1957年，劉文典被認定為“反動學術權威”，亦遭到批判，當時有人對他批判的“罪狀”之一就是，開批判會時，他竟然“靠在沙發上睡大覺”。
劉文典知道自己狂傲，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長，輕人之短，學術上驕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錢理群評價他：劉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謂“狂”，無非是把自己這門學科看成“天下第一”，而若自己不在，這門學科就沒了！於是有人說，劉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
1958年7月15日，劉文典病逝於昆明，享年69歲。按照他的遺囑，家人將他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獻給了安徽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