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1884—1968／ 原名繼智、升恒、定中，字子真、逸翁，晚年號漆園老人，湖北省黃岡（今團風）縣上巴河張家灣人，著名哲學家，新儒家開山祖師，國學大師。
1936年10月，蔣介石過50歲生日，由邵力子出麵請熊十力到總統府為老蔣祝壽。熊十力駕到後，旁若無人，大大咧咧地坐上正席，胡吃海喝。他狂飲飽食一陣後，故作瘋言瘋語。
酒酣之際，眾高官顯貴輪流吟詩作對，為老蔣唱讚歌。輪到熊十力時，他哈哈大笑一陣後，拿起筆來瞅了兩眼老蔣的光頭，邊寫邊吟了一首《倒寶塔詩》：“脖上長著癟葫蘆，不花錢買蔑梳，蟣虱難下口，一生無憂，禿禿禿，淨肉，頭！”
塗完這首怪詩，熊十力哈哈大笑，接著提起褲腰帶連走帶跑，佯裝尿急，一副急待解手的樣子。眾人看看詩又看看他的那個滑稽樣，會心地笑了。蔣介石也無可奈何，隻好哭笑不得地望著熊十力走出大門，坐進小包車不辭而別了。
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熊十力自幼即與眾不同，曾口出“狂言”道：“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令其父兄詫異不已。10歲時，父親講授《三字經》，他一天就背熟了。父親教他四書，講完一段熊十力還意猶未盡，每次都要求父親多講，父親不肯，說：“多含蓄為佳也。”
十六七歲時，熊十力即四處遊學，當他最先讀到陳白沙的《禽獸說》時，忽起神解，“頓悟血氣之軀非我也，隻此心此理，方是真我”。並從中領悟到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絕非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等外在滿足，而在領悟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體識至大至剛之“真我”，以合於天地萬物之理。這一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後的治學方向。
熊十力原名熊繼智，“十力”本是佛家術語，專指如來佛祖的十種智力，他以十力為號行於世，甚至還動輒自稱“熊十力菩薩”，可見其狷狂之盛。他曾對來訪的殷海光說，胡適的科學知識不如“老夫”，馮友蘭不識字，金嶽霖所講是戲論。聽罷此言，即使對熊十力盛氣淩人已有所聞的殷海光也深感意外。
中國唯一的“狂者”
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揚與舉薦，熊十力被蔡元培聘為北大主講佛家法相唯識的特約講師。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師生蟻聚一堂”之學院式教學方式，而采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自由隨和的書院式教學，力主道德與學問並重，生活與學習一致。在主講“唯識學概論”的過程中，他對唯識論逐漸由懷疑而至展開批判，並開始構造他獨出心裁的“新唯識論”哲學體係。
熊十力主要的哲學觀點是：體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質不二、天人不二。人與天地萬物同具仁心本體，內蘊著極大的力量，可以創造、生化。熊十力奠定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哲學形而上學基礎，他的學生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著他開創的精神方向，基於他奠立的形上基礎而加以發揮、擴展、深化、揚棄的。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出版，這標誌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係的誕生。但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其是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其師歐陽閱後痛言：“滅棄聖言，唯子真為尤。”措辭嚴厲。
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浮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蔡元培稱他乃2000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一人。馬一浮更在序言中將熊十力與王弼、龍樹並提，稱其學識創見乃超越於道生、玄奘、窺基等古代佛學大師，對其推崇至極。梁漱溟說，熊十力是中國唯一的“狂者”。
我有法眼，一切如量
熊十力在為學之餘，喜善交學界朋友，與時賢切磋學問。尤其是與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時間裏交往甚密：“無有睽違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餘亦縱橫酬對，時或嘯聲出戶外。漱溟則默然寡言，間解紛難，片言扼要。餘嚐衡論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確乎其嚴，宰平戲謂曰：老熊眼在天上。餘亦戲曰：我有法眼，一切如量。”
熊十力在北大任教期間，常與同鄉人廢名探討佛經理論，兩人經常意見不合，爭得唾沫星子亂飛，火花四濺。一次，兩人又吵成一團，互飆國罵。廢名說：“哥代表佛，你娃反對哥就是反對佛！”熊十力不甘示弱：“放屁，哥才代表佛，你娃才是反對佛！你全家都反對佛！”
過了一會兒，外人聽到裏麵沒聲音了，趕緊跑去看，隻見倆老小孩兒扭成一團，互卡脖子，哪裏還說得出話？眾人將他二人拉開，正勸時，十力撲上前去，對廢名施以老拳，結果廢名回擊的火力更猛，熊十力抵擋不住，拔腿落荒而逃。然而，兩人“一二日再聚時，則又談笑風生，和好如初”。
同事吳雅暉、李石曾等人組織了一個“八不會”，即入會者必須遵守八條戒規：不抽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吸毒、不做官、不貪財、不阿諛。吳、李認為熊十力安貧樂道，一心求學，是“八不會”的當然人選，要熊十力參加。熊十力說：“你們‘八不’還要搞個組織，這是結黨營私，我加個‘不要組織’，我要來個‘九不’。”因此沒有參加這個“八不會”。
不掌燈何以行路！
1937年，日寇侵入華北，熊十力化裝成商人，坐煤車逃離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盡濕，倉皇狼狽之狀難以言表。他並沒有隨北大南遷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黃岡，繼則避難四川，任教於馬一浮主持的樂山複性書院，講授宋明理學。
此時的熊十力，雖身處後方，卻痛感外侮日迫，族類益危，常因想起淪陷區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聲痛哭。為此，他撰寫了《中國曆史講話》一書，大講漢、滿、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為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論與曆史依據。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長蔣夢麟聘他為文學院教授的聘書，並被特準可暫時不到校上課。此間，因與馬一浮學術見解不合，熊十力移居梁漱溟在重慶北碚的勉仁書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將其滿腔真情都傾注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絕續之上。
抗戰勝利後，熊十力來到武漢，國民黨不顧人民死活，積極準備內戰，引起他的強烈不滿。於是，他一連多日，大白天手持燈籠在商業大街上旁若無人地行走，好奇之人實在弄不明白，就攔住他問：“先生青天白日打著燈籠走路，這是何故？”熊十力大聲回答：“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當道，不掌燈何以行路！”
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
1948年，國共戰事日激，國民黨節節敗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廣州郊外化龍鄉黃民庸家。1949年10月，熊十力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聯名電邀他北上共商國是，並同時關照沿途各級政府，熱情接待，妥善安排。
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到車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當年扒煤車逃離北平而路遇暴雨、渾身濕透的淒景，熊十力百感交集，思緒翻滾。此時，他確信：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祖國任人宰割的曆史從此將一去不複返！
熊十力抵京後，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大金絲套的一所小四合院。在這難得的安定環境中，熊十力不但繼續著書立說，先後寫就《與友人論張江陵》《與友人論六經》《新唯識論》刪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還非常關心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多次致函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共產黨中央領導人，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出謀劃策。
1954年，因各種原因，熊十力漸感孤獨，同時亦難耐北方冬天寒冷幹燥的氣候，遂於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後，仍筆耕不輟，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書的下卷，並將上、下卷同時印刷出版，全書共33萬餘字，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重新闡釋了儒學經典和儒學史。
世間再無熊十力
1966年夏，熊十力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傷感至極。“文革”漸起，他不掛領袖像，隻設孔子、王陽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此時的熊十力，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談吐不再瀟灑自如，情緒也不再熱烈激昂，而是“常獨坐桌邊，麵前放一疊白紙，手中握支禿筆，良久呆坐”。
家被抄了，人被批鬥，人妖顛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萬物肅殺。處此艱厄之境，熊十力不斷地給中央領導人寫信，硬讓家人寄出去，還經常寫很多小紙條，甚至在褲子上、襪子上都寫著對“文革”的抗議。他常常穿著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長衫，扣子全無，腰間胡亂地紮一根麻繩，獨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園去，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
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沒有人來理會他，也許人們根本沒有聽見。在萬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聯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薑齋千載是同參。”1968年，熊十力采取絕食的方式抗議，5月23日，最終因絕食導致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醫院病逝，享年84歲。
熊十力曾在《十力語要》中自謂：“人謂我孤冷，吾以為人不孤冷到極度，不堪與世諧和”，“凡有誌於根本學術者，當有孤往精神”。著名學者許紀霖說：“一代大師已遠去，世間再無熊十力。”這位中國唯一的“狂者”，最終孤冷而悲憤地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