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光中／1928—2017／ 生於江蘇南京，祖籍福建永春。當代著名詩人、散文家、批評家、翻譯家，曾獲得包括吳三連文學獎、“中國時報”獎、金鼎獎、台灣的文藝獎等台灣地區所有重要獎項。代表作有《天狼星》《鄉愁》《逍遙遊》和《鬼雨》等。
2012年4月20日，細雨朦朧，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月光廳內座無虛席，一場名為“詩與海峽：餘光中、朱炳仁詩會係列活動”正在熱烈地進行著。走道兩旁也站滿了年輕朝氣的學子，而不少無法擠入場的聽眾幹脆直接駐足貼門聆聽，其中不乏白發蒼蒼的老者。餘光中偕夫人一起參加了這場活動，西服外套裏麵穿著一件高領紅衫，看上去精神矍鑠。
餘光中在致辭時回憶了與北大的淵源：1947年，19歲的他曾被北大錄取，但因戰亂留在南京大學，後來又去廈門大學，最後在台灣大學畢業；在台大就學時，校長就是原北大校長傅斯年；在台出版《中國新詩》時，又得到曾任北大教授的胡適的指點；後來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時，得知開北大風氣之先的老校長蔡元培就葬在香港仔華人永久公墓，他還曾前去憑吊並寫詩緬懷，“墓中人的手曾經搖過五四的搖籃”。65年過去了，老人終於得以與北大再續前緣。
“西湖潭印月，日月湖印潭，你我同是，天上一抱雲彩。”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世界熔銅藝術創始人、庚彩藝術發明者朱炳仁以詩言誌，他的《雲彩》被兩岸詩壇視為40年後與餘光中的《鄉愁》遙相應和之作。餘光中在兩幅作品上欣然題字：“兩岸交流日，鄉愁自解時；海峽有隔阻，不阻雲彩飛。”
當天下午，84歲的餘光中受聘為北京大學“駐校詩人”。在詩歌創作上，他說自己受到過很多北大人的啟發，比如20世紀30年代有“漢園三傑”之稱的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廣田。這年秋天，他計劃在北大駐校1個月，其間演講3個題目，同時希望“在未名湖畔寫一些詩”。
我願意跟著它走
1928年重陽節，餘光中，這個“茱萸的孩子”出生在南京。9歲時，他隨母親在高淳佛寺的香案下，躲過日軍的刺刀。次年，隨母親避難上海，就讀於醒華小學，後在重慶與父親相逢。在鄉下住了7年，餘光中有緣跟大自然親近。周遭大量的動植物使他的視覺、聽覺等變得相當敏銳，無意中為日後成為詩人播下了感性的種子。
12歲起，他開始跟從父親和舅舅讀古文。父親喜歡教他讀儒家經典，如《諫太宗十思疏》《留侯論》等，而舅舅更多地教他《赤壁賦》《阿房宮賦》一類的美文。他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接觸詩歌，則是在高中的教科書裏。那時，他覺得文字有一種力量，“我願意跟著它走”。課後，他到處尋找詩歌來讀，一發不可收拾。
1945年，抗戰勝利，餘光中全家回到了南京。緊接著，內戰爆發，餘光中經曆著人生中遭遇的第二次戰爭。1947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學，但因北方時局不穩，最終選擇在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就讀。一個秋天的黃昏，他坐在麵向紫金山的窗前，寫下創作發表的第一首作品《沙浮投海》：“星星不見了，大海不叫了，星星去睡覺了，海也睡著了。菲昂，永別了！希臘再會了！”講述的是希臘女詩人沙浮被戀人菲昂遺棄後，抑鬱投海自殺的故事。
很快，因內戰加劇，舉家避難廈門，餘光中轉到廈門大學就讀。那時起，他開始一心一意做一名詩人，為了浪漫，也為了有趣。在一堂課上，外文係主任李慶雲詢問同學們未來的誌向。輪到餘光中時，他豪情萬丈地說：“我將來一定要當作家！”當時，他已在南京、廈門兩地初試啼聲，至少發表過七八首詩和文學評論，表現不凡。
精神上的家人
整個青年時代，餘光中熱切地尋找著一些“精神上的家人”，西方浪漫派詩人濟慈是他最喜歡的詩人之一。每當春天來臨，他總會坐在名為韓國草的植物上，在膝上攤開一本濟慈的詩集，癡癡讀上一個下午。濟慈的墓碑上刻著“他是名字寫在水上的詩人”，年輕的餘光中則在一首詩中寫道，要將自己的名字“刻它在世紀的額上”。
1950年5月，餘光中隨父母從香港渡海來到台灣。9月，他同時考取了台大和台師大，最終選擇到台大外文係當三年級的插班生。在那裏，他遇到了現實中的“精神上的家人”—梁實秋。當時在台大兼課的梁實秋，成為餘光中的老師。那時的梁實秋，對浪漫文學存有一貫的戒心，認為徐誌摩們太衝動了，他崇尚的小品是英國式的幽默。後來，梁實秋曾稱讚這位愛徒：“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評價之高，遂為經典。
畢業後，餘光中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部詩集《舟子的悲歌》。1954年，他與覃子豪、鍾鼎文、夏菁和鄧禹平等人共創了“藍星”詩社。這是一個非常自由的組織，餘光中很享受這種高朋滿座的生活。後來，在梁實秋的推薦下，他被公派去美國愛荷華大學留學。臨行前，梁實秋用“梁氏幽默”對他說：“你到美國去，不要認真讀書，沒什麽了不起，你就到處玩玩。”
就這樣，1958年的某一天，30歲的餘光中飛往美國留學。在西雅圖機場入境時，他第一次知道了電視為何物，進而看到了另一個世界。他後來撰文感歎：“在中國人行路難的時代，我竟何幸，作異域的逍遙之遊。”很快，他感受到了異域的委屈和孤寂，漸漸在“國際的雞尾酒”中變成“一塊拒絕融化的冰”。
鄉愁詩人
1961年，餘光中發表長詩《天狼星》，不料竟引發了與“藍星”社友洛夫之間的一場新詩論戰。洛夫說詩歌不能太具象，餘光中則認為，詩要是讓人看不懂，所謂的自由就墮落了。於是，他和詩壇內外的人打起了筆戰，他說：“如果必須承認人是空虛無意義的才能寫現代詩，則我樂於向這種‘現代詩’說再見！”
在經曆了喪子之痛以及詩人的“我是誰”的質問之後，餘光中將目光投注在音樂上麵。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紹了西方搖滾樂，並將西方音樂的節奏融入詩中。當時，楊弦來找他，希望能被授權譜曲。後來，楊弦就將餘光中的《江湖上》等8首詩譜了曲，大受歡迎，楊弦由此成為台灣的“校園民歌之父”。
1971年至1972年間，餘光中在台灣寫下了《鄉愁》：“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後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裏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他回憶說，當時20分鍾一氣嗬成，“不是因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為離開大陸20多年，這種感覺在心裏也就醞釀了20多年”。在當時的環境下，這首詩簡直成為華語詩壇上的一個絕響。後來，這首詩在大陸被選入教科書，家喻戶曉。於是，餘光中被人們稱作“鄉愁詩人”，他曾自嘲說：“它好像變成一張名片，這張名片大到把我的臉遮住了。”
狼來了
1974年，餘光中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幾個女兒也隨父母同往香港念書。這段“共聚一堂，共此燈光”的日子，被他描述為“最美好的時光”。此時，台灣文壇開始興起一場關於鄉土文學的激烈論戰。這場有關文學的論爭，逐漸演變為擴及政治、經濟、思想各層麵的反主流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對決，被譽為台灣當代文學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場論戰。
1985年，他返回台灣，在中山大學外文係任教至今。對於背對高雄、麵對海峽的西子灣，餘光中很是喜歡，認為這就是他最後的歸宿之地。在高雄島北邊的入海口，海裏有一座燈塔，與餘光中書桌上的台燈遙遙相對，每當下午6點以後，燈塔與台燈相繼點亮，“桌燈是桌上的一座燈塔，燈塔是海上的一盞桌燈”。
與永恒拔河
餘光中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和翻譯，稱這是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作為詩人，餘光中可以說是複雜而多變的，他寫作風格變化的軌跡，基本上可以說是中國整個詩壇30多年來的一個走向，即先西化後回歸。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時代，筆尖所染，不是希頓克靈的餘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釀業無非1842年的葡萄酒”。80年代後，他開始把詩筆“伸回那塊大陸”，寫了許多動情的鄉愁詩，顯示了由西方回歸東方的明顯軌跡，因而被台灣詩壇稱為“回頭浪子”。
從詩歌藝術上看，餘光中是個“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文學語言更是力求繁複善變。他曾寫道：“在《逍遙遊》《鬼雨》一類的作品裏，我倒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在這一類作品裏，我嚐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捶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拚攏，折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要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響樂的指揮杖。”
到了1988年，古稀之年的餘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詩選。他在“自序”中寫道：“與永恒拔河，我從未準備放手，至少繆斯還在我這裏。”直至耄耋之年，餘光中依舊筆耕不輟。他喜歡在沒人打擾的長途飛行中用筆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作，也會在監考學生的時候寫詩。用他自己的話說，“不礙事的，他們以為我在監督他們呢”。
2017年10月23日，重陽節前夕，中山大學在西子灣會館為餘光中慶祝九十大壽。當天，餘光中非常開心，並以北宋文學家歐陽修的絕句《再至汝陰》抒發心情：“黃栗留鳴桑葚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愛，白首重來似故鄉。”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麵。
一個多月後，12月14日，因急性腦中風並發心髒衰竭與肺炎，這位文壇的“璀璨五彩筆”溘然辭世，享年90歲。1966年，不到40歲的餘光中曾寫下《當我死時》，“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發蓋著黑土”。生命的終結，於他而言，即是返鄉，“讓一顆心滿足地睡去”。濃濃的鄉愁，融化進泥土，散落在人們的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