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1887—1936／ 字在君，筆名宗淹，取“宗法範仲淹”之意，江蘇泰興人。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地質機構—中國地質調查所，領導了中國早期地質調查與科學研究工作，又在該調查所推動了中國新生代、地震、土壤、燃料等研究室的建立。
1935年底，粵漢鐵路株韶段即將全線貫通，鐵道部特別商請丁文江，派地質專家到湖南探測沿線煤礦，丁文江決定親自出馬。作為地質學家，丁文江一生遊曆無數，而這一次，導致了他的死亡。據他的摯友胡適說，丁文江在湖南，“在遊興和責任心的雙重**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礦洞”。
他本不必親自去，但他說：“我覺得此種任務關係很大，所以我要親自去看看，方可使將來計劃易於實行。”於是，丁文江啟程了。他“矮矮的個子，敦實的軀體，顯得敏捷和果斷的眼睛”，尤其是“他的虯起的德國威廉皇帝式的胡子，使得小孩子和女人見了害怕”。他對於不喜歡的人，“總是斜著頭，從眼鏡的上邊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
丁文江首先遊了衡山，步行直達山頂祝融峰。麵對大好河山，他即興賦詩數首，其中一首《麻姑橋晚眺》寫道：“紅黃樹草留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隨後，丁文江來到譚家山煤礦勘察，他又一直下到礦洞底部。回到衡陽，由於傷風，他生起爐火，結果當晚煤氣中毒。此後，由於救治過程中的一連串失誤，1936年1月，丁文江逝世於長沙，享年49歲。
消息傳來，知識界為之震動。胡適說：“在君是為了‘求知’死的，是為了國家的備戰工作死的，是為了工作不避勞苦而死的。”傅斯年評價說：“這樣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20世紀的徐霞客
丁文江出生時，家道已衰落。他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01年，欲報考上海南洋公學，但需地方官薦送。時為泰興知縣的龍璋，親自出題《漢武帝通西南夷論》，結果丁文江的答卷“議論豪暢”，深得賞識，許之為“國器”，並納為弟子。
1902年，15歲的丁文江在龍璋的幫助下，負笈東瀛。後來又得到康有為的資助，由東洋到西洋，至英國東部一座中學就讀，“一年跳三級，兩年就考進劍橋大學”。但是因繳不起昂貴的學費，半年後輟學。後來，他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專修動物學，兼修地質學，最終取得雙學位。
1914年，在留英回國3年後，丁文江獨自到雲南進行地質調查，隨身帶上了《徐霞客遊記》。正是在這次調查過程中，他與“萬裏遐征、奮然西行”的前輩徐霞客實現了神交。他常追蹤徐霞客的旅行考察路線，既肯定徐霞客的功績又指出其不足和錯誤。
後來，丁文江重新整理《徐霞客遊記》，配上地圖，並且還編纂了《徐霞客年譜》。正是他的努力，使得徐霞客從湮沒無聞的曆史中被“挽救”出來，豐富了現代中國的思想資源。黃汲清說：“他（丁文江）平生最佩服徐霞客，而他自己就是20世紀的徐霞客……他的成就遠遠超過徐霞客。”
明天就死又何妨！
丁文江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勞碌，搜羅第一手材料，從而著書立說。他早年帶領學生實地考察時，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近路不走走遠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準則。他為中國地質學者樹立了實地調查采集的工作典範。
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曾說：“中國讀書人專好安坐室內，不肯勞動身體，所以他種科學也許能在中國發展，但要中國人自做地質調查，則希望甚少。”這段話使丁文江如芒在背，他憤而反駁說：“我們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
1913年，農商部設立地質調查所，丁文江就任所長。這是中國現代成立的最早的科研機構。在丁文江的領導下，該所迅速成為中國“最有光彩”的學術機構，在國際學術界也贏得了聲譽。
彼時，丁文江的辦公室桌上，總放著他用毛筆抄寫的胡適為他翻譯的一段外國詩句：“明天就死又何妨！隻拚命做工，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他信奉著“活潑潑的生活的樂趣”。
1916年，地質研究所首批學生畢業典禮，丁文江代表教師訓話，激越地描述了地質調查的莫大樂趣：“此中佳境，雖南麵王亦何以易？況吾國西部諸山脈，如昆侖，如南山，皆坐待諸君之遊屐，他日登絕頂，攬奇勝，則泰山不過一小阜，西湖不過一泥沼耳。”
一部百科全書
除地質學以外，丁文江在地理學、人種學、優生學、曆史學、考古學、少數民族語言學等領域也有獨特貢獻，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溫源寧曾這樣評價他：“丁文江的所知所見實在太豐富了，簡直就是一所老古玩店，五花八門、零零碎碎的東西，從中國軍隊裝備的統計以及唐詩朗誦法，一應俱全。換句話說，應該把丁博士看作一部百科全書。”
1922年，丁文江與胡適等人創辦了《努力周報》，發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來從政。在《少數人的責任》一文，他果決地聲明：“要認定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家的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著手”，“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來，又與胡適等人創辦了《獨立評論》。然而曆經近十年的風雨坎坷後，他們心境已變，了無當年創辦《努力周報》時急欲實際從政的熱情與信心，僅希望“不倚傍任何黨派”以“獨立”的身份評論政治。
丁文江在從事科學研究的同時，又對“天下事”廣發議論。在《假如我是張學良》一文中為張學良設計作戰方案，儼然一位軍事學家；在《假如我是蔣介石》一文中，苦心勸蔣“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在20世紀波雲詭譎的動**時代，丁文江百科全書式的才識，有著更多的無助與無奈。
等到機會，努力去幹
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現實政治都懷有莫大的興致與熱情。他認為：“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的座右銘是：“勿悲秋，勿欷歔，勿牢騷，等到機會，努力去幹。”
1921年6月，丁文江曾出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這是一家官商合辦企業，丁文江苦心經營了5年，業績不錯，由原來的日產煤數十噸，最後發展到日產2000噸。1926年，丁文江辭去了北票公司總經理的職位，上岸從政，在軍閥孫傳芳的手下，就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的總辦。
在此期間，他以非凡的智慧與魄力，確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規劃了一個“大上海”的藍圖。他興利除弊，統一行政，統一財政，改良公共衛生事業；禁煙，追查劣豪，整理官產等等，為老百姓辦了不少實事。更重要的是，他從外國人手中為國家爭回了許多重大權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廨”最為輝煌。
丁文江當時與孫傳芳合作，寄希望於孫傳芳能統一中國，改變軍閥割據局麵，造福人民。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孫傳芳後來出於己利，認敵為友，與奉係合作。一切美好的願望均成泡影，丁文江隻有拂袖而去，自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這段曆史，也成為他抹不去的汙點，留待後人評說。
我國現代稀有人物
胡適評價丁文江為“一個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是一個天生能辦事、能領導的人，能訓練人才，能建立學術的大人物”。傅斯年說他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中國人之代表，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是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據陳西瀅回憶，羅素常對他的英國朋友說：“丁文江是我所見中國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而溫源寧則堅定地認為，“他是今日中國最偉大的實幹家之一。”
1933年，“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被暗殺，院長蔡元培誠聘丁文江出任這一協調全國學術機構的重要機構。在蔡元培看來，“在君先生是一位有辦事才能的科學家。普通科學家未必長於辦事，普通能辦事的又未必精於科學，精於科學而又長於辦事，如在君先生，實為我國現代稀有人物”。
1934年，丁文江走馬上任，作為學術行政機構領導者，他“夙夜匪懈，案無留牘”。丁文江大力整肅院風，裁減冗員，減少行政經費，以增加事業經費，理順了中研院的各種關係。為確保學術的獨立性，丁文江創設了“評議會”，極大地調動了全院人員的積極性，蔡元培稱此舉為中研院定了“百年大計”。
1956年，丁文江去世20年後，胡適伏案寫作《丁文江的傳記》。淩晨3時，胡適落下了最後一筆，認定丁文江“最喜歡的句子”，將是他“最適當的墓誌銘”。丁文江早年曾習詩明誌曰：“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在他1935年所立遺囑中，提到“於餘身故時，即以所故之地方區域以內，為餘葬地”。最後，這個一生雲遊四方的人，果真葬於出行之地，安歇在嶽麓山西麓的半山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