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1910—1999／ 原名蕭秉乾、蕭炳乾，化名蕭若萍，筆名塔塔木林、佟荔。蒙古族北京人。著名記者、文學翻譯家、作家，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著譯代表作有《棗核》《籬下集》《夢之穀》《人生采訪》《一本褪色的相冊》《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和《尤利西斯》等。
1943年年底的一個周末，英國劍橋大學，就讀英國文學專業的蕭乾正動手寫碩士論文，此時，重慶派來了一個友好訪英團。團中有政客如王士傑和王雲五，也有學者如溫源寧，以及報人胡霖—《大公報》的老板。胡霖拜訪蕭乾，單刀直入，坐下來就拍了一下蕭乾的手背說：“我不是來這個大學城看風景名勝的。我就是要把你從這古老的學院裏拉出來，讓你脫下那身黑袍，摘下方帽，到歐洲戰場上去顯一顯記者的身手！”
33歲的蕭乾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當個學者，還是重操舊業去當記者？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墨索裏尼已被打垮，納粹德國在斯大林格勒被蘇聯紅軍打得落花流水，西線大決戰隨時準備迸發。思索之後，他接受了胡霖的勸告。1944年6月，學期一終了，他便毅然走上戰地記者的崗位，成為當時西歐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
此時，盟軍剛剛在諾曼底登陸，西線開始大舉反攻。垂死掙紮的希特勒拿出火箭與導彈，開始對英倫三島日夜不停地襲擊。導彈紛紛從倫敦東邊飛入市區，隻要一打轉，就筆直落下，接著是轟隆一聲，街道上狼藉一片，血肉橫飛。就在這種情形下，蕭乾在市中心的艦隊街，為《大公報》開設了辦事處，開始將每天的采訪報道拍發回重慶。
8月15日，巴黎解放。入秋，攜帶著美軍隨軍記者證的蕭乾，被指定隨美軍第七軍向萊茵挺進。動身的頭晚，他寫下遺囑，便乘上了開往法國的火車。幾經波折，他在巴黎的斯克裏勃旅館（Scribe Hotel）走廊裏，偶然遇見了老朋友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作為蘇聯準許在東線采訪的6位美國記者之一，斯諾當時特意從羅馬尼亞趕到巴黎來觀光。舊友重逢，他們在酒吧間海闊天空地聊了一個下午。
不久，蕭乾一路追隨美軍，進入德國境內。柏林街頭，到處都是殘垣斷壁，衣衫襤褸的難民成群結隊，瘦狗們則在四處覓食。隨後，從蘇、美、英三國首腦討論戰後問題的波茨坦會議，到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再到聯合國成立大會，這些重大的曆史性場麵他都見證和報道過。正是通過蕭乾，當時的中國得以及時了解到世界上正在發生的大事。
最孤獨的是最堅強的
1910年1月，蕭乾出生在北京一個漢化了的蒙古族貧民家庭裏。父親是個管開關東直門的差役，窮得直到中年才娶上老婆，而在自己唯一的兒子出生前月餘就去世了。母親吳氏是漢族，也出身寒微，無力獨撐門戶，隻得帶著兒子寄居在叔舅家。
童年時代的蕭乾生活十分貧苦，不僅沒有玩具，沒有書讀，甚至連起碼的溫飽都沒有著落。6歲時，他進入一座姑子庵裏的私塾讀書，因無錢給墊師送禮常遭笞打，不到半年就待不下去了。後來又進入一家私立新式學堂，不料需錢更多，挨打便也更多。11歲時，他進入崇實小學半工半讀，每天天不亮就爬起來進一家地毯房幹活，下午才得以上課。就在他從地毯房領到第一次工錢時，苦命的母親死去了，蕭乾成為孤兒。
他的大堂姐見他可憐，對其多方照料和保護，並成為他的啟蒙老師，為他講述《濟公傳》《小五義》和《東周列國誌》裏的故事。初中畢業後，16歲的蕭乾一度充任北新書局練習生。工作之餘，他讀了魯迅的《呐喊》《彷徨》和《語絲》上的文章，深受啟發。他對易卜生《國家公敵》中一句台詞“最孤獨的是最堅強的”特別喜愛，於是抄錄作為座右銘。
1928年，18歲的蕭乾到中國南方的一所中學裏擔任教師，1年後，他以教書所得的積蓄為學費，回到北京，考入當時最有名的大學燕京大學，不久又轉入輔仁大學。他先學英國文學，後改學新聞專業，美國的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曾經做過他的老師。1933年，蕭乾開始在課餘寫小說，這年10月，第一篇小說《蠶》發表在沈從文編的《大公報》“文藝”上。也正是在這一年，他結識了正在編《文學季刊》的巴金，兩人從此建立了終生不渝的友誼。
你還猶豫什麽！
1935年初春的一個下午，楊振聲約蕭乾去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吃茶，在座的有沈從文和天津《大公報》的總經理胡霖。胡霖個子矮胖，方臉上戴著一副度數很高的近視鏡。和善之外，他給蕭乾的印象是精明，表現在聽人講話時注意力十分集中，而回答時幹脆果斷，不拖泥帶水。當時，胡霖正想物色一個既能編《小公園》，又能兼管11種副刊工作的人，於是，年輕的蕭乾得到了這個機會。
7月1日，當蕭乾走進《大公報》時，萬沒想到這家大報館竟然那麽簡陋：編輯部在二樓，隻是個長長的統間，一排排地擺了五排三屜桌；迎門兩排是由曹穀冰、許萱伯和王芸生坐鎮的要聞及社評版（胡政之和張季鸞兩位老板另各有小辦公室），然後是國際版的趙思源、馬季廉和費彝民，再進去是本市版的張遜之、何毓昌和高元禮；副刊和體育等在最後一排，校對和譯電人員則擠在角落裏。
1936年6月，蕭乾采訪了在南京擔任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馮玉祥將軍。豈料報道見報時，新聞檢察官把蕭乾所寫的訪問記中關於譴責日本關東軍的侵略暴行和對“一二·九”學生運動讚揚的內容統統砍掉了。蕭乾將此事告知正在上海的斯諾，斯諾立即讓蕭乾寫封介紹信，他立刻去會見馮玉祥將軍。不久，上海一家英文報紙就刊登了東京政府向南京政府強烈抗議的消息，指責馮玉祥向美國記者斯諾發表了對日本不友好的言論。
1939年夏天，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來信，邀請蕭乾到該院中文係任講師。當時的歐洲已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所籠罩，去還是不去呢？胡霖聽說後，慫恿道：“這可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好事，你還猶豫什麽！”他分析歐洲戰局瞬息萬變，正是記者報道的千載難逢的機會。1939年9月1日，蕭乾登上了赴英國的輪船，就在這一天，德國入侵波蘭，兩天以後，英法被迫對德宣戰。在英國，蕭乾先是做教師，兼任《大公報》駐英記者，後來進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攻讀碩士學位。
未帶地圖的旅人
1940年，納粹德國開始對倫敦展開大轟炸。此時，來自中國本土的庚款留英學生均已陸續回國了，蕭乾成為旅英華人中唯一的記者。他的心情是矛盾而豪邁的。他膽子並不大，當然也貪生怕死，巴不得還舒舒服服地留在劍橋大學城，每晚踏踏實實地上床睡覺。但出於記者的職業本能，他自稱是“未帶地圖的旅人”，慶幸倫敦大轟炸時，自己能在場。
從廣播中得悉，來襲的敵機每晚都超過1000架次。8月20日那晚，竟出動了7900架次，而英國起飛應戰的噴火式戰鬥機的數目也不相上下。那陣子，白天一拉空襲警報，倫敦市民便要狼狽地四處找地方隱蔽，每晚還得睡在地下鐵道硬邦邦的站台上。然而，蕭乾看到的是800萬倫敦人在死亡麵前的鎮定，守秩序，而且依然保持著幽默感。
每次空襲後，為了報道大轟炸下的倫敦，警報一解除，蕭乾就踩著還在冒煙的廢墟，踏訪落過炸彈的地帶。有時地下煤氣管道炸裂了，四下裏煙霧彌漫；更令人提心吊膽的是角落裏的定時炸彈，或尚未爆炸的家夥。在《倫敦一周間》《血紅的九月》《矛盾交響曲》以及《銀風箏下的倫敦》中，蕭乾就用日記、通訊以及散文特寫的形式，向國內讀者著重報道了一個民族在大難麵前的精神麵貌。
1945年4月25日，聯合國成立大會在舊金山歌劇院正式開幕。一天夜晚，正當蕭乾準備入睡時，參會的胡霖突然打電話過來：“你務必馬上來—馬上來，一切見麵再說！”蕭乾匆匆穿上衣服，跑下樓喊了一輛出租汽車，趕到胡霖的旅館。原來，剛剛蘇聯代表團的莫洛托夫向宋子文敬酒時，說“歡迎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來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是一個重大新聞。一旁的胡霖聽到後，趕緊裝作解小手溜出來打電話給蕭乾拍發特急電報。第二天早晨，重慶《大公報》在要聞版頭條獨家登出了這條消息。
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
蕭乾文思敏捷，寫東西極快，有時一天能寫一萬多字。他的字龍飛鳳舞，越寫越大，到最後，一張紙裝不下幾個字，一會兒就寫一大厚摞。巴金曾說他佩服幾個人的才華，一是曹禺，一是沈從文，一是蕭乾，他自愧不如他們，說“才能要差好幾倍”。冰心曾當麵對蕭乾說：“你真能寫，哪都有你的文章，我篇篇都看。你真是快手！”舒乙曾說：“看過火山噴發嗎？蕭乾先生就是一座文壇上的大火山，他的噴發壯觀，雄偉，驚人。”
中年的蕭乾遭遇了一次次政治運動的沉痛打擊，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在“文革”中被揪鬥、抄家、下放，一度試圖自殺。晚年，他積極呼應巴金提出的“說真話”命題，將“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1990年8月，80歲的他和妻子文潔若一起，開始翻譯“最難翻譯”的小說《尤利西斯》。
為此，兩個人都廢寢忘食地幹，早上5點就起床，醒不來就上鬧鍾。規定每天翻一頁原文，翻不完不睡覺，外帶要做完那頁上的所有注解。有的章節正文是3萬字，注解也是3萬字。二人接力，文潔若先草譯，蕭乾先生接棒，做文學潤色，宛如二度創作。如此整整4年，終獲成功。
1999年的一天，蕭乾突然在病房摔倒，從此昏迷不醒。昏迷狀態下的他，手仍不住地揮動，掙紮著，試圖擺脫一切束縛。2月11日，蕭乾病逝，享年90歲。他最後的一篇散文標題為《寫到不能拿筆的那一天》，這位“未帶地圖的旅人”，用一生的行走去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