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1888—1941／ 名熾章，筆名少白，祖籍陝西榆林，生於山東鄒平。中國新聞家，政論家。曾主筆《大公報》，代表作有《季鸞文存》。
1941年，日軍對陪都重慶發動大規模轟炸，一時間哀鴻遍野。《大公報》社論發表前，在渝分館總編輯王芸生去探望此時已病入膏肓的總編輯張季鸞，與他談起敵機轟炸的事。王芸生歎氣道：“最近重慶很沉悶，我們何以報國人啊？”張季鸞說：“芸生，你隻管唉聲歎氣有什麽用？我們應該想個說法打擊敵人。”王芸生繼續問：“敵機來了毫無抵抗，我們怎麽可以用空言安慰國人打擊敵人呢？”
突然間，原本已極度虛弱的張季鸞擁被而起，興奮地說：“今天就寫文章，題目叫《我們在割麥子》！就說，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敵機連連來襲的時候，我們的農民在萬裏田疇間割下黃金稻子，讓敵機盡管來吧，讓它來看我們割麥子。抗戰到今天，割麥子是我們第一等大事。有了糧食，就能戰鬥！”
次日，1941年8月19日，《大公報》發表王芸生執筆的社論《我們在割麥子》。這篇社論，後來被有的學者認為是《大公報》乃至中國報界在抗戰期間最出色的社論之一。此後18天，張季鸞病逝，終年53歲。
張季鸞在遺囑中稱：“餘生平以辦報為唯一之職業。自辛亥以還，無時不以善盡新聞記者天職自勉，期於國族有所貢獻……”正因為其在辦報實踐中始終堅持“不偏不倚”、客觀公正的立場，《大公報》同時受到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兩大對立主角的青睞。蔣介石在他的辦公桌、起居室、衛生間各放置一份；而毛澤東說，他在延安經常讀的報紙就是《大公報》。
一介報人的亡故，卻驚動了當時國共兩黨的最高層。他們都在第一時間發出唁電，蔣介石將其譽為“一代論宗”，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在唁電中則稱其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
報恩主義
張季鸞，籍貫陝西榆林，出生在山東鄒平。榆林地處陝北，風俗尚武，張氏先世皆為武官，父親張楚林棄武從文，在總兵劉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考取進士，成為當地近百年曆史上的破天荒。父親廉潔剛直，在山東做了幾年知縣，1901年病死濟南時，家中一貧如洗。這一年，張季鸞年僅13歲。
母親王氏領著張季鸞兄妹三人扶柩“風雪向榆林”，他第一次回到了故鄉。3年後，母親因操勞過度，也因病告別人世。張季鸞幼年時有點口吃，還體弱多病，但聰穎過人，少年時即熟讀四書，同時在作文方麵的才氣四溢，被人稱為“才子”。延榆綏道陳兆璜“愛其才，憐其貧”，召入道署，令其與子共讀，並資助其師從關學大師劉古愚，使他打下深厚的文史根基。
1905年，18歲的張季鸞由宏道高等學堂保送，用陝西官費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學政治經濟學。日後，張季鸞曾在《歸鄉記》一文中，敘述自己的童年經曆，深情地寫道：“我的人生觀，很迂淺的。簡言之，可稱為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我以為如此立誌，一切隻有責任問題，無權利問題，心安理得，省多少煩惱。”“親恩應報，國恩更不可忘”，張季鸞的這種“報恩主義”，在日後的辦報實踐中，體現出來的就是“文章報國”。
1908年，他與同鄉井勿幕、康心孚等創辦《夏聲》雜誌，並開始在上海《民籲日報》發表文章，決心獻身於新聞事業。井勿幕幾次希望他加入同盟會，他都謝絕了：“做記者的人，最好要超然於黨派之外。這樣，說話可以不受約束，宣傳一種主張，也易於發揮自己的才能，更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張季鸞一生從未介入任何黨派，最終成為風雲變幻的大時代一個有著巨大影響的獨立報人。
四不主義
1911年，張季鸞回國，一度在於右任主辦的上海《民立報》任記者。辛亥革命後，他還擔任孫中山的秘書，負責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等重要文件，並且發出了中國近代報業史上第一份新聞專電。1913年初，他與曹成甫創辦北京《民立報》，因消息靈通、言論犀利備受各方注目，和黃遠庸、劉少少一起被譽為北京新聞界的“民初三傑”。6月，因為披露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內幕，當晚他就和曹成甫鋃鐺入獄。3個多月後，經李根源等人多方營救才得以出獄，當即被驅逐出京，曹成甫卻瘐死獄中。
1926年9月1日，他與吳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記公司，接辦天津《大公報》。《大公報》原由英斂之在1902年7月12日創刊於天津，他因目擊庚子之禍，國家麵臨危亡，於是籌辦報紙，取名“大公”。英斂之篤信天主教，主張維新，報紙創刊不久，即聲名鵲起，成為中國北方最著名的日報。民國成立之後，英斂之積勞成疾，報務多廢弛。1917年，胡政之曾接辦兩年稍加整頓，不過還是在1926年1月1日停刊。就在這時，張季鸞遇到了留日同學胡政之、吳鼎昌，三人的相逢揭開了中國百年報業史的新篇章。
三人接辦《大公報》後，吳鼎昌任社長，負責籌款，張季鸞、胡政之出力，負責編輯與業務之職。其中，張季鸞擔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主要負責評論工作。他在主持《大公報》筆政後，先聲奪人，提出著名的“四不主義”辦報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擲地有聲，一經公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報》的堂堂報格，從此公眾明鑒，天下監督。
文人論政
張季鸞的“四不主義”，並非心血**，而是淵源有自，思有所本的。他曾為文坦承：“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製，反幹涉。”
1941年5月15日，《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獎章這一世界性榮譽。張季鸞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麵目。”
所謂“文人論政”，就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即“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張季鸞一貫認為，報紙如果隻是客觀地報道新聞，隻能算“無負社會”，必須充分發揮報紙評論的重要作用，勇於對國家大事表達獨立的見解。他將王韜、梁啟超等開創的“文人論政”的報業傳統推向了頂峰，樹立了一個負責任的、議論國事的生氣勃勃的榜樣，將中國報業帶入了一個更高的境界。
三罵
張季鸞的為文風格，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這既是張季鸞對自己社評技巧的概括，也是其為文的基本宗旨。當時有人評論說，張季鸞為文“如昌黎（韓愈），如新會（梁啟超），無僻典，無奧義，以理勝，以誠勝，故感人深而影響遠”。其中著名的，則是他曾撰寫過的三篇被人們稱之為“三罵”的社評，膾炙人口，風行國中。
一罵吳佩孚：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報》社評《跌霸》，文中說：“吳氏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並力無之，但有氣耳。”
二罵汪精衛：1927年11月4日的《嗚呼領袖之罪惡》，指斥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
三罵蔣介石，1927年12月2日發表的《蔣介石之人生觀》社評，針對蔣介石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並“確信自今日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以犀利尖銳的筆觸指出“蔣氏人生觀之謬誤”，“夫何謂革命？犧牲一己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而極”。酣暢淋漓，一語中的。
布衣而為天下師
1933年春，張季鸞曾和胡適之、王芸生在北平一同吃小館子。席間，張季鸞品評胡適之說：“適之先生好比龍井茶，總是那麽清新。”王芸生則品評張季鸞：“好比新泡的龍井茶，清新之外還有熱。”誠如吳鼎昌贈給張季鸞的詩所說：“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舊；我何與君兩忘之？日見百麵如新覯！”
當年的《大公報》，構建了中國百年言論史上的重要篇章，而張季鸞一生的文章議論，則鑄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活曆史。王洪鈞稱其是“布衣而為天下師”，曆史學家吳相湘稱其是“中國報人典型”，於右任則為其下過一極精當的評語：“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肝膽。”
1941年9月6日，張季鸞在重慶病故，享年53歲。一年後，這位《大公報》前主編的遺體，被從重慶迎返陝西故土，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鎮竹林村一座陵園中。遵循其遺囑，碑銘異常簡略：“中華民國故報人榆林張季鸞先生。”公祭典禮上，五六十個人組成軍樂隊進行演奏，陵園的上空飛機盤旋。發來吊唁的書信成堆成堆地摞著，陵墓周邊人山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