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1867—1959／ 字筱齋，號菊生，浙江嘉興海鹽人。著名出版家，曾主持編纂和出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代表作有《涵芬樓燼餘書錄》《寶禮堂宋本書錄》《涉園序跋集錄》和《校史隨筆》等。
1902年初，時任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總理的張元濟，做出了一個令大家十分驚訝的決定：辭去南洋公學的所有職務，加盟商務印書館。此時的商務印書館，隻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張元濟放棄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到一個弄堂的小廠裏，跟一個小業主合作，這樣的轉身，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
當踏進商務印書館時，他躊躇滿誌地對老板夏瑞芳說：“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張元濟是翰林出身，學貫中西，他的地位和聲望無疑使商務與知識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間有了一座橋梁。他當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所長，當即聘請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設的有識之士加入，如蔡元培、高夢旦、杜亞泉、夏曾佑等。
張元濟走進商務的這一年，清政府頒布了宣導興學的《學堂章程》，科舉後來也廢除了，這是中國數千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成千上百與傳統私塾、書院不同的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張元濟認為，教科書的影響關係到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的改變，他決定自己來編一套國文教科書。
他編課本的方法很獨特，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大家圍坐一起，就像今天開策劃會一樣，每個人都可以說出想法和主張，倘若是被大家公認為有價值的，則詳細討論。討論者從兒童啟蒙的特點入手，由簡入繁、循序漸進。往往因為一個字，大家會爭論得麵紅耳赤。每一個點都要討論到所有參與者都沒有異議為止。每完成一篇課文，大家再輪流閱讀，或加潤色，或竟改作，相互為之，毫無成見。
1904年，商務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隨即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采用。一時間，商務印書館的發行所擠滿了爭購的人群。梁啟超盛讚這部書對古代史有嶄新的見解，嚴複更稱之為“曠世之作”。
從最新國文教科書第一冊問世，至辛亥革命前夕，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係列教科書已多達69種，幾乎獨占了清末教科書市場。最新國文教科書則被翻印過30多次，印刷總量達到1億冊，成為那個時代教科書的範本。其他出版機構爭相效仿，再不能粗製濫造而牟利。書肆風氣，為之一變。
戊戌黨錮孑遺
1867年10月，張元濟出生在廣州的一個名門望族、書香世家。始祖張九成是南宋理學名臣，自九世祖張惟赤拓建涉園，以藏書、刻書為恒業，這對張元濟一生學術活動影響深遠。憑借自幼嚴格而紮實的讀書訓練及家學熏陶，張元濟在傳統的功名之路上可謂一帆風順。1884年3月，17歲的他應童生之鄉試，便考出了第一名的好成績。1892年5月26日，26歲的他中進士，獲授翰林院庶常館吉士，登上了科舉進階的最高層，與湯壽潛、蔡元培、葉德輝、沈寶琛等人同科。
1894年春，張元濟被任命為刑部貴州司主事，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當敗耗從黃海海麵傳來，舉國震驚，張元濟也從中警醒：“甲午中日戰爭，結果我們被日本打敗，大家從睡夢中醒過來，覺得不能不改革了。”他開始關心時務，探求變革中國的方法，並對西學產生了盎然興趣。1895年冬，他與陳昭常、張蔭棠等8人成立“健社”，取《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意，倡導“有用之學”。後來在嚴複的建議下，“健社”更名為“通藝學堂”，專講西學。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實施變法新政。第三天，振奮不已的康有為就代擬了保薦維新救時之才的密折，保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和梁啟超5人參讚新政。緊接著，6月16日，光緒召見了康有為和張元濟兩人。張元濟進言興辦新式學堂、培養各種人才和注重翻譯。
戊戌百日維新，最終以失敗告終。參加、支持和同情戊戌變法的，被殺的被殺，革職的革職。當時的翰林院裏，張謇去辦實業了，蔡元培回老家教書了，自知難逃幹係的張元濟，仍舊每天去總理衙門值班，早出晚歸，坦然迎接即將降臨的處罰。後來，他曾為自己鐫刻了一枚印章，上麵赫然六字：“戊戌黨錮孑遺。”
以扶助教育為己任
京城濁雲翻滾之際，張元濟因李鴻章相助而幸免於難。李鴻章將他推薦給盛宣懷，於是他攜家南下，來到了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當了譯書院院長，後擔任南洋公學總理。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張元濟認識到，“任何政治改革強加於冷漠、毫無生氣和愚昧無知的大眾，必然毫無結果”。在他的主持下，譯書院出版了嚴複翻譯的英國學者亞當·斯密的著作《原富》，傳播新知。
此時，張元濟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賢一樣，痛感變法維新的失敗是沒有人才的基礎，認為應以培養英才為首要。所以，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期間，創辦了南洋公學特班。這個“特班”，按盛宣懷的說法，就是為中國的將來培養“大才”。特班隻有一屆學生，卻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人。
此後，張元濟把中國的希望寄托於“開啟民智”，思想開始從培養一批英才，轉向對國民的普及教育。他在寫給盛宣懷的信裏說，中國四萬萬人口，隻有四十萬人受過教育，受過教育的人也就是學過幾句八股文，對於應該知道的知識幾乎都沒有學到。在當今那麽發展的世界上，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要亡。不久，他便辭去南洋公學的所有職務，懷抱著“以扶助教育為己任”，進入商務印書館。
張元濟製訂了商務所有的出書計劃，影印古籍，他要選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學，他要找最好的翻譯者；出版新書，他要用最好的設備、最好的紙張。甚至對書的排版樣式也要一再叮嚀：書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寬展一些，“否則緊眉頭，令人一見煩惱”。還有許許多多的事務，包括書稿他親自看，有些書他親自編，與外麵的聯係他親自出馬，甚至買紙張，買印刷機，收古書，他都事必躬親。
在他的擘畫下，商務編寫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其中嚴複翻譯的西學名著和林紓翻譯的歐美小說影響尤為廣泛。編輯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了中國近現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同時出版發行了《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等刊物。
燼餘，誌痛
由於被認定是大老板，1927年，張元濟被一夥綁匪劫持了整整6天。在寫給朋友請幫忙籌款贖人的信中，最後居然是：“夜寐不寧，口占數絕，寫成兩首……”而詩意相當平和幽默。期間，他陸續作了10首絕句，脫險後編訂為《盜窟十詩》，分送友朋。其中寫到“鄰家笑語”“池塘鴨子”，自認為是在“領略天趣”，全然一副鎮定自若的風度。
1932年1月29日，日軍針對性地轟炸商務印書館。造成這個幾乎壟斷中國教育出版，占全國出版量52%的出版巨頭損失1630萬元，80%以上資產被毀。同時被毀的還有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珍藏的46萬冊圖書，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價值連城的古籍善本和孤本。“飛灰滿天，殘紙墮地”，時人回憶，“空中的紙灰像白蝴蝶一樣隨風飛舞”。65歲的張元濟涕淚長流，仰天哀歎：“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後來，他編纂《涵芬樓燼餘書錄》，在序中表示，取“燼餘”兩字，意在“誌痛”。
種種跡象表明，商務的被毀是日本侵略者早已有的預謀。侵華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幸一曾經說：“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恢複。隻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複。”然而，張元濟在給胡適的信中明確傳遞了其要複興商務的決心：“商務印書館誠如來書，未必不可恢複。平地尚可為山，況所覆者尤不止於一簣。設竟從此澌滅，未免太為日本人所輕。”
就在東方圖書館被焚毀的當天，張元濟立即重返商務，主持商務複興的工作。他又開始了每天早上8點上班，下午6點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書的生活。張元濟立誓：“平地尚可為山，元濟一息尚存，仍當力圖恢複。”經過4年多的夜以繼日，1936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終於出版了。他興奮地對好友顧廷龍說：“能於文化銷沉之際，得網羅僅存之本，為古人續命，這是多麽幸運啊！”這時，張元濟已整整70歲。
昌明教育平生願
商務印書館“規模之大、附屬機構之多、經營業務之廣，在世界出版業中絕無僅有”。它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如同現代學術史上的北京大學一般，兩者一南一北，成為“各方知識分子匯集的中心”。葉聖陶曾說：“凡是在新中國成立前進過學校的人，沒有不受到商務的影響，沒有不曾讀過商務的書刊的。”而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在某種意義上說，幾乎可以畫等號。
張元濟被朋友們稱作“富於新思想的舊學家，也是能實踐新道德的老紳士”，正是他對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賦予了商務印書館有容乃大的恢宏氣度，進而引領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設的新方向。據《商務印書館大事記》記載，1920年到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就有陳布雷、謝六逸、鄭振鐸、周予同、李石岑、王雲五、竺可楨、任鴻雋、陶孟和、顧頡剛等。
誠如葉聖陶所說，張元濟“把商務看成是他的終生事業”。1949年年底，82歲的張元濟中風了，半個身子不能動，隻能背靠在牆上。他讓家人製作了一張小桌，放在**。就在這張小桌上，張元濟用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完成了他人生最後編纂的書—《涵芬樓燼餘書錄》，了卻了牽掛20載的夙願。
臥床數年，張元濟用顫抖的手寫了一首詩，告別商務同人：“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獲仗群才。”詩以言誌，他是將人生誌向與中國教育的現代性變革緊密連接在了一起。1959年8月14日，張元濟在上海去世，享年92歲。百年中國，無數仁人誌士都在尋找複興中國的道路，而張元濟選擇了以出版來推動教育，嗜書、尋書、藏書、編書、出書，寫就了他輝煌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