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1886—1964／ 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代表作有《西潮》《談學問》《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演進》《新潮》等。
1926年3月18日，北京天安門前，5000多人集會抗議，強烈要求拒絕6天前由日本挑釁發出的八國通牒。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按預定路線，從天安門出發，最後進入鐵獅子胡同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麵。
此時的北大代校長蔣夢麟焦急萬分，他事前得到了消息，說政府已經下令，學生如果包圍執政，軍隊就開槍。他曾警告學生們不可冒險，並設法阻止他們參加，但是熱血沸騰的學生們依舊列隊集合，最終不肯聽他的勸告。
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執政府衛隊突然向請願隊伍實彈射擊，頓時血肉橫飛，“都門之下，死傷山積”，當場死亡47人，200餘人受傷。北大學生張仲超、黃克仁和李家珍慘遭殺戮，死者中還有為人們所熟知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與此同時，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舉世震驚。《泰晤士報》稱這次事件是“獸性”的“驚人慘案”，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梁啟超剛剛動完手術，纏綿病榻之中，猶不忘口誅筆伐；劉半農與趙元任再一次詞曲璧合，哀聲淒楚，傳唱京城；魯迅則有《紀念劉和珍君》等文，尤為悲天憫人……
3月24日，北京大學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在三院大禮堂舉行追悼會，由蔣夢麟主持。在大會上，他對北洋軍閥政府的暴行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與虎狼相鬥，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於虎，有慨乎其言矣！”話未說完，蔣夢麟“不禁放聲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對痛哭者，一時全場頓成慘淡悲哀景象”。
4月，在一片譴責聲中，段祺瑞執政府轟然倒台，奉係軍閥及直魯聯軍張學良、張宗昌等入駐北京。張宗昌槍斃《京報》社長邵飄萍和《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逮捕《世界日報》社長成舍我，一時間北京陷入白色恐怖狀態。蔣夢麟也被列入張宗昌的黑名單，不得已躲在六國飯店長達3個月，之後悄悄離京南下。
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
1886年，蔣夢麟出生在浙江餘姚蔣村一個小康之家。他自幼在舊式家塾中啟蒙，為科舉考試做準備。父親覺得家塾的教育是不夠的，就把11歲的蔣夢麟送到離村約40裏的紹興府，進中西學堂。這是他最初接觸西方學問的地方，開始知道地球是橢圓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擊鼓所生，而是“陰電和陽電撞擊的結果”。也正在這裏，他遇到對他一生有重要影響的蔡元培。
他入學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辭去翰林院編修的官職，回到故鄉紹興，應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學堂監督（相當於校長）。蔣夢麟後來回憶初見蔡元培的場景：“一個秋月當空的晚上，在紹興中西學堂的花廳裏，佳賓會集，杯盤交錯。忽地有一位文質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風流、韶華三十餘的才子，在席間高舉了酒杯，大聲道，‘康有為、梁啟超，變法不徹底，哼！我！……’大家一陣大笑，掌聲如雨打芭蕉。”
1903年，19歲的蔣夢麟考中秀才，第二年進入上海南洋公學。1905年9月，有1300年曆史的科舉製度被廢除。在急劇變動的大時代，在新與舊、中學與西學、維新與革命之間，蔣夢麟“尚未成熟的心靈”終於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1908年，22歲的他自費留美深造，成為著名哲學家、教育學家約翰·杜威的學生，191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
1919年“五四”發生後，蔡元培因辭去北大校長之職，離京南下。7月14日，蔡元培約蔣夢麟自上海到杭州，一起遊覽花塢。雨起，蔣夢麟與湯爾和留下晚餐。蔡元培在餐會上接受湯爾和的建議，決定由蔣夢麟代表他前往北大主持學校事務。這一年，蔣夢麟33歲。
養健全之個人
蔣夢麟一行從杭州北上抵達北大，北大全體學生齊集理科樓歡迎。歡迎會上，他第一次發表了辦學思想的演說：“國家民族的地位是由曆代文化積聚起來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的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在美國留學的9年裏，蔣夢麟深刻體會到，“對本國文化了解愈深，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這種思想反映在他日後在北大的學科布局。
他重視中西結合，文理貫通，以教育的方法“養健全之個人”。要求入外文係者須有國文功底，入國文係者需有外文成績。他把《科學概論》列為所有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而理科各係則把國文作為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第二年，他提出北大的目標不能滿足於“國內一流”，而是應該在國際上有自己的地位。
本著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構想，蔣夢麟具體實施建立新的行政組織，踐行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有一天，蔣夢麟見到胡適，憤然地說：“北京的教育界像一個好女子，那些反對我們的，是要強**們，那些幫助我們的，是要和**們！”胡適當即糾正說：“夢麟你錯了，北京教育界是一個妓女，有錢就好說話，無錢免開尊口。”
蔡元培經常在職不在校，曾坦承：“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當時就有人評價：“這五六年來的北大校長，與其說是蔡元培，不如說是蔣夢麟。”
有魄力，有擔當
1930年12月，受蔣介石之聘，蔣夢麟辭去教育部長職務，再次回到北大擔任校長。此後15年間，他始終是北大的行政負責人，成為北大曆史上掌校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經過軍閥連年混戰的摧殘，此時的北大已經是一個“爛攤子”。由於經費拮據，教授四處兼課，往往一人每周兼課到40小時。北大外文係主任溫源寧，名氣大，在5個大學有兼職，錢鍾書就是他在清華兼課時的學生。
針對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這兩個“精神特點”所產生的“紀律弛，群治弛”兩個缺點，蔣夢麟開始致力於“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上任之初，他即叮囑文、法、理三學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1934年，國文係教授林損、許之衡被解聘，當時鬧得沸沸揚揚。林損寫信大罵蔣夢麟和胡適，後來還把此事張揚到媒體，成為北大的一段“公案”。
蔣夢麟重掌北大，把校長的權力用得淋漓盡致，明確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針。他自我評價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務實的精神辦事。”胡適讚揚蔣夢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校長。
蔣夢麟一貫不主張學生參加政治運動，認為這是“中國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來負責任的必然結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利”。在蔣夢麟擔任校長的7年裏，北大隻發生過一次值得記載的學生運動。他曾回憶說：“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旋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變為學術中心了。”正是在蔣夢麟的執掌下，即使在風雨飄搖的戰亂年代，北大的教學和科研也有穩步上升，實為一大奇跡。
北大的“功狗”
蔣夢麟在北大的“為”，把握了北大的航向，為西南聯大的成功奠定了基石。而他在西南聯大的“不為”，則成就了三校9年的“強強聯合”，是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合作的一個縮影。1938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入昆明，正式改名為西南聯大，蔣夢麟以北大校長身份任西南聯大常委。三校合並之時，難免人心不齊，凡是遇到爭利益時，蔣夢麟總是選擇退讓。
有一次，蔣夢麟從昆明去蒙自，北大師生集會歡迎。多位教授在聚會上抱怨聯大的種種不公平，如文學院院長經常是由清華的馮友蘭連任，而不輪及北大。錢穆發言表示：“日後勝利複原，各校仍是獨立的，今日危難時期不要相爭。”蔣夢麟聽後，立即說：“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各教授便再無話可說。
1945年8月，蔣夢麟正式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退出西南聯大。胡適繼任北大校長，他尚未歸國時由傅斯年代理。去台後，在某次北大周年紀念時，傅斯年在演講中稱：“孟鄰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蔣夢麟聽後，忙笑言：“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1959年，蔣夢麟因提出“節育人口”的主張，遭到“立法委員”及輿論的圍剿，甚至有“殺蔣夢麟以謝國人”之口號。蔣夢麟不畏重壓，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幹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也正是在這一年，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在一片批判聲浪中發表了《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提出同樣的主張。
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書中深情回憶：“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1961年7月18日，蔣夢麟與第三任妻子徐賢樂秘密結婚。一年多後，婚姻就亮起了紅燈，兩人打起了近一年的離婚官司，一時搞得滿城風雨。離婚後4個多月，1964年5月19日，蔣夢麟因肝癌病逝於台北，享年79歲。一代自由主義教育家，落寞而終，而走過那動**紛擾的亂世中國，留下的是他一生堅毅前行的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