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1840—1939／ 原名誌德，又名欽善等，字斯藏，晚號華封老人，生於江蘇丹徒（今鎮江），祖籍江蘇丹陽。中國著名教育家、複旦大學創始人、震旦大學首任校長、耶穌會神學博士。後人輯有《馬相伯先生文集》。
1902年11月的一天，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文科教習郭鎮瀛，因五班教室內的一隻空墨水瓶，遷怒於學生。後幾經波折，校方竟宣布開除五班全體學生。此事引起軒然大波，200餘名學生和總教習蔡元培憤然離校。這便是轟動一時的“墨水瓶事件”，這與日後馬相伯創辦震旦學院，實現“啟發民智，教育救國”的理想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早在兩年前，馬相伯便將自己的全部家產—鬆江、青浦等地的3000畝田產，捐獻給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並立下“捐獻家產興學”字據，規定該產業供作中西大學堂建成後的學生助學金。“墨水瓶事件”發生後，從南洋公學退學的大部分學生，在中國教育會的幫助下組成了愛國學社。另有20多名學生，在蔡元培的引薦下，向馬相伯求助。
此時，馬相伯正在籌劃辦學事宜，於是爽快地接收了這批學生。他向天主教會租用徐家匯觀象台的舊屋作為校舍，並聘請了幾位法國籍神父任教。如此一來，一座新式學校便宣告誕生了。馬相伯還給學校起了個響亮的名字—震旦學院。“震旦”一詞出自梵文，意即“中國”，含有“東方日出，前途無量”之意。
震旦學院成立後，馬相伯任監院（即院長），學校以“廣延通儒，培養譯才”為宗旨，學製為兩年，專業分為文學、質學（科學）兩類，沒過多久又發展為文學、致知（哲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四大學科。1895年創辦的北洋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而震旦學院則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梁啟超曾著文祝賀：“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毀家興學
1840年4月17日，馬相伯出生於江蘇丹徒，這一年，鴉片戰爭爆發。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繈褓間的馬相伯即受天主教洗禮，成為天主教徒。12歲時，他進入上海的法國耶穌會辦聖依納爵公學（後改稱徐匯公學，今徐匯中學）小修院，接受兩年的“神修”訓練。後來，他進入大修院，繼續學習哲學和神學，並最終獲得神學博士學位，加入耶穌會，授司鐸神職。
1876年，馬相伯自籌白銀2000兩救濟災民，反遭教會幽禁“省過”，憤而脫離耶穌會還俗（但仍信仰天主教）。他曾先後去日本、朝鮮、美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日本維新而高麗（朝鮮）守舊，在對照中使他深受啟迪，認識到國家富強之術，在於“提倡科學，興辦實業”，屢屢上書朝廷獻策，卻都似泥牛入海。
1899年，馬相伯辭官回到上海，潛心於天文度數的研究和譯著。此時，他已深感“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決定興辦學堂。於是，便有了他“毀家興學”的壯舉以及震旦學院的誕生，成就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傳奇。
誠如梁啟超所言，震旦學院在管理上不僅“完備有條理”，更不乏獨到之處：一方麵，震旦學院實行“學生自治製”，校務由學生推選幹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麵，校方提倡“學生自由研究之風”，即倡導學術民主、思想自由，並采用“挈舉綱領，開示門徑”的啟發式教學方法，注重文藝、崇尚科學、不談教理，更是馬相伯一再強調的辦學方針。
在馬相伯的運籌帷幄之下，震旦學院的教學、教務活動均安排得井井有條。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學院的學生數量就翻了數倍，增至132人。1904年夏，震旦學院來了個名叫“劉學裕”的新生。此人雖其貌不揚，卻大有來頭，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樓詩草》，譏諷時政而被清廷通緝的“要犯”於右任。他“潛逃”至上海後無處安身，馬相伯得知後，立刻將這位青年學子破格錄取，免去所有的學膳費，還特意讓他易名“劉學裕”，以避人耳目。肄業於此的學生，還有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張鼎丞等名人。
日月光華，旦複旦兮
馬相伯的一係列教學主張和做法，雖深得青年學子的推崇，卻遭到天主教會方麵的不滿和反對。1905年，天主教會趁馬相伯生病休養之機，派法國傳教士南從周擔任震旦學院的教務長，名為協助馬相伯打理校務，實則為了加強對震旦學院的控製。這位金發碧眼的法國傳教士剛到震旦學院，便取消了孔子誕辰假期，強迫學生接受宗教課程，頌唱聖歌，早晚禱告、做禮拜。同時“盡廢舊章，別定規則”，不許學生談論時事，不許結社，不許閱讀進步書刊等，就連學生出入校門、會客之類的個人自由，也被橫加限製。
南從周的“倒行逆施”，引發了震旦學子們的公憤，大批學生相繼退學，以示抗議。學生集體離校時，甚至摘下了震旦學院的校牌。馬相伯此時雖在病中，但對學校發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聞。當他看到退學學生簽名簿時，老淚縱橫，毅然宣布脫離震旦學院，與眾生一同揮淚離開了徐家匯的校舍。
隨著馬相伯和學生們的離去，震旦學院僅剩下一副空殼，這無異於關停。但馬相伯認為，震旦學院的精神不能磨滅。為了同教會抗爭到底，他決定再辦一所新校，這個想法立即得到學生們的一致響應。那取個什麽校名為好呢？有人說：“咱們新辦的學校仍叫震旦，和教會辦的震旦唱一唱對台戲！”但亦有不同的聲音認為：“震旦牌子叫洋人玷汙了，新學校幹脆就叫上海公學。”就在幾種意見相持不下時，於右任提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建議取名“複旦”。“複旦”之語，出自古詩《卿雲歌》，“日月光華，旦複旦兮”，且含“恢複我震旦，複興我中華”之雙重寓意。
馬相伯誠邀熱心教育事業的嚴複、張謇、熊希齡等28人擔任校董，籌集複旦建校資金，兩江總督周馥也撥出官銀1萬兩，並出借吳淞提督衙門作為複旦的臨時校舍。1905年9月13日，恰是農曆中秋節，複旦公學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兼法文教授，嚴複為總教習，李登輝任教務長。
後來，由耶穌會接辦的震旦大學擬遷址盧家灣。馬相伯不計前嫌，捐現銀4萬元，又把自己名下、地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8處地皮悉數捐出，募得10萬多元，以購置盧家灣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的土地103畝，並無償提供震旦學院使用。1917年，複旦公學改為複旦大學；1928年，震旦學院改為震旦大學。
唯公馬首是瞻
1906年，馬相伯赴日，在日本學會成立典禮上發表演說，勉勵留學生：“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張之洞將此語引為至言，譽他為“中國第一位演說家”。誠如他的弟子、國民黨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國所以永久存在於世界，都在此。”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第三天，已屆91歲的馬相伯慷慨發表抗日宣言：“噩耗傳來，天地變色！國家危難至斯，誠達極巔……雖自顧老邁，亦願勉勵負一部分責任。”從1932年11月起，他連續4個月發表了12次國難廣播演說，並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主張“立息內爭，共禦外侮”。
他親自揮毫作榜書、對聯義賣，共得10萬元，全部支援抗日義勇軍。他在上海土山灣的居所“綠野堂”召開救國會第二次執委會時，特地寫了“恥莫大於亡國，戰雖死亦猶生”聯語，與同人共勉。而馬相伯的“綠野堂”，已然成為國人抵抗意誌的著名象征。
1936年，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入獄，馬相伯多方營救。次年，7人獲釋後，一同前往看望馬相伯，並合影留念。照片上，馬相伯在眾人的簇擁下，端坐正中，盡顯人瑞之相。沈鈞儒在照片上題書：“唯公馬首是瞻”。這張照片，後來被收入包括中學教科書在內的大小曆史著作，為很多中國人所熟悉。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馬相伯再一次發表《鋼鐵政策》廣播演說，呼籲國人立即行動，誓死抗擊日本侵略。11月，上海淪陷，日本侵略軍逼近南京，馮玉祥、李宗仁勸馬相伯移居桂林風洞山。次年，應於右任請，馬相伯入滇、蜀，道經越南諒山，因病留居。
生死護中華
1939年4月6日，適逢馬相伯的百歲誕辰，全國各地和有關團體都舉行遙祝百齡典禮。國民政府對他頒發褒獎令，中共中央也特致賀電，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當年風靡中國的《良友》畫報，曆來憑借時髦的封麵女郎吸引讀者，卻在馬相伯百歲大壽的這一期，以他的照片作為封麵。
麵對如此尊榮，他卻在給上海複旦同學會的親筆信中，苦悶地寫道：“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他把各方贈予的壽儀，移作犒慰前線傷兵之用。有一天，胡愈之來訪，交談中馬相伯沉痛地說：“我是一隻狗，隻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胡愈之聽後，感慨唏噓，無以為言。
10月20日，馬相伯得知湘北大捷，興奮異常，夜不能寢，病勢加劇。11月4日，馬相伯溘然長逝，享年100歲。噩耗傳出，舉國哀悼。其弟子於右任敬挽，“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成為一代名聯。
1952年，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派員，陪同馬相伯親屬，去越南諒山迎回靈柩，將其安葬於當時新涇區（今長寧區境內）息焉公墓。“**”中被毀，1984年4月6日，遷葬於宋慶齡陵園內。
百年間，馬相伯從容遊走，留下一所享譽中外的大學和一個奮力疾呼的背影，正如柳亞子詩雲：“一老南天身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