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不過我們思想上要明確一個原則：總體上應該按領導意見辦。這不僅因為文秘人員處於服務、服從的地位，寫稿、改稿原則上應當遵循領導意圖，還因為領導提出某方麵修改意見肯定有他的考慮、他的道理。當我們對其意見有不同看法時，首先要看它是不是有道理，如果有道理，即使我們覺得原稿上的東西寫得有多麽好、多麽漂亮，也要服從領導的道理，讓他的意見、他的主張占主導地位。事實也是這樣，很多稿子按領導的意見修改後，麵目煥然一新，贏得各方好評，我們這才發現自己原來的“不同看法”是多麽幼稚。
但不可否認，有時候我們的“不同看法”不無道理，也就是說，領導的修改意見未必全部準確、全部有道理，而且有時還涉及文風問題。比如，有的稿子本來寫得簡短精練，而他覺得太短了，要改長點兒，否則不夠分量，體現不出對該項工作的重視；有的稿子本來重點突出、不事繁瑣，而他覺得太單薄了，要改成全麵點兒、具體點兒，否則人家弄不明白，容易造成工作中顧此失彼；有的稿子本來樸素實在，而他覺得平淡、膚淺，要多點兒理論色彩，要有高度和深度，否則體現不出思想性、指導性；有的稿子本來敢說真話、實話、新鮮話，而他覺得太直露、太“新潮”，還是要說得穩妥點兒、慎重點兒，以免被人鑽空子。這些意見，如果僅從表麵上來理解，並無明顯的不妥，有時甚至是正確的、必要的，但具體到某篇文稿的修改時，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導致“長、空、舊”等文風上的弊病。
那怎麽辦呢？我們能不能不按領導意見修改呢？那肯定不行，紀律不允許，我們的職業道德也不允許。能不能說服領導糾正這種不良文風呢？那也不是容易的事，文風問題涉及方方麵麵，非一時一事所能奏效。有的同誌進而提出，我們能不能積極主動地去影響領導、改變領導呢？這種想法，主觀願望是好的，但做起來有相當難度，甚至有點敏感。比較可行的辦法，也就是我們可以做到而且應該做到的，我覺得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提醒，即以建議的口吻指出其修改意見有何不妥，特別要把理由匯報清楚。很多領導同誌都比較尊重文秘人員的意見，隻要說得在理，一般都聽得進去。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口氣要委婉，措辭要有分寸，使領導同誌樂於接受。如果建議無效，領導仍然堅持他的意見，那就不可硬頂，隻能表示服從。
二是科學把握，即總體上按領導意見辦，具體修改時適當調和、折中，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平衡點。比如有的領導喜歡“長”，到底搞成多長呢？相對於三千字，五千字算長，相對於八千字，一萬字算長，我們就可以從篇幅上予以把握，把原稿適當拉長，“長”得既不出格、不過分，又能讓領導基本接受，至少讓他覺得我們按他的意見作了充實。又如，有的領導喜歡事無巨細、麵麵俱到，“俱到”到什麽範圍、什麽程度為好呢？我們也可以靈活掌握，在保留原重點內容的基礎上，采取詳寫與略寫相區別的辦法，把領導認為應當提及的具體事項包括進去。再如，有的領導喜歡滔滔不絕地談理論和思想認識問題，談得越全麵越高深越好，我們就可以在內容上把握好，注意避開那些空洞的、人們熟知的道理，根據工作實際和人們的思想實際來談道理，同時力求簡明扼要，這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文稿中“虛”的成分。這些都說明，在總體上尊重領導修改意見的前提下，具體怎麽改，我們仍然有著一定的自由操作空間，就看我們在分寸上、程度上能否把握好。
三是注意照顧領導風格。領導提出修改意見，很多時候都帶有他個人風格的痕跡。這裏先說說風格與文風的區別。有人把二者混為一談，這是不對的。風格是指說話、寫作有別於他人的個性特點，文風是指文章所體現的思想作風；風格是各人氣質、愛好、習慣的直接反映，文風是某種帶傾向性的社會風氣及作者語言運用的綜合反映；風格帶有獨立性、差異性，文風則帶有普遍性，往往與政風、作風密切相關；風格一旦形成，一般難以改變，而文風具有可塑性，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生改變。所以，我們既不能視文風為風格而盲目適應不良文風，也不能視風格為文風而誤將正常的風格當作不良文風予以排斥。比如，有的喜歡講得長點兒但長而不空，有的喜歡文字華麗點兒但華而不虛，有的喜歡思想見解表述得穩妥點兒但穩而不僵，這些多半是個人風格的體現，不能簡單地與不良文風畫等號。當我們對領導修改意見有不同看法時，也要注意分析鑒別，如果是由於風格使然，就應盡可能按他的風格來修改。
或許有的同誌會說，上述方法固然有一定作用，但無論我們怎樣努力，效果也是有限的，有些領導是不可能完全接受我們的意見和修改結果的。沒錯，的確是這樣，但我們也要看到，努力了總比不努力要好，有一定效果總比完全沒有效果要好，至少我們盡了責、盡了力，可以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