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是改出來的”，這句話不僅是經驗之談，其實也是一種客觀規律。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改稿比起草還難，難在哪兒？就難在需要一絲不苟、精雕細刻。這就好比建造住房，初稿相當於完成了土木部分，可以遮風擋雨，但還不能居住；修改相當於裝修，搞完粗裝修還有精裝修，材料、款式、顏色、風格需要一應考慮周全；精裝修完成後，業主可能還不放心，這裏敲敲，那裏摸摸，發現有問題，還要來一番再改造再完善，直到完全滿意才搬進去居住。
大凡做文章者，誰不向往“倚馬可待”“落筆成文”“一氣嗬成”那種高超功夫？但那是一種美麗的誇張，或者說是一種追求、一種向往，現實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要說真有那種功夫的話，也隻是表現在思維的敏捷、行文的快捷方麵，而不能說明文章出來一點毛病也沒有。還有一說叫“文不加點”，意思是說一氣寫成，不用修改，也是近乎神話。據傳，《呂氏春秋》成書之後，曾懸於國門，供人閱讀並指出差錯，言中者有賞，結果竟千金難易一字。這也隻能說明，該書經過作者反複推敲修改，已經相當完美，而不是說一個字都改動不了。
事實上，越是文章大家，越是重視修改，越懂得文章“三分寫、七分改”的道理。馬克思的皇皇巨著《資本論》，從計劃到草稿都經過了多年、多次的修改，出德文本二版和法文本時，又分別做了修改。他給恩格斯寫信說：“工作進行得極其快意，因為在經過許多產痛之後，恬靜地舐著嬰兒，自然感到樂趣。”看來，偉大的馬克思是把修改當作一種快樂的。李卜克內西曾這樣評價他“馬克思在語言和風格問題上十分考究，有時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他對於語言的簡潔和正確是一絲不苟的”“馬克思是個嚴格的修辭家，他常常花很多時間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可見我們這位“老祖宗”對文章修改到了何等認真的程度。還有我們偉大的毛主席，他的文章好不好？那當然沒的說，但他十分重視文稿修改，不僅對自己的文稿反複改，對他人起草的有關文章、社論、電報也精心修改。1949年全國政協會議產生了幾個憲章和宣言，毛主席還親自校對，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也不讓出錯。他強調：“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地加以修改，然後發表。”還批評某些同誌“文章寫好之後，也不多看幾遍，就像洗臉之後再照照鏡子一樣，就馬馬虎虎地發表出去，其結果，往往是‘下筆千言，離題萬裏’，仿佛是個才子，實質到處害人”。
很多大作家、大文豪亦精於修改。托爾斯泰寫成《戰爭與和平》，據說改了七遍。魯迅先生的《?墳?的題記》一文，僅一千餘字，改動就有100多處。他說：“文章寫完之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錢鍾書先生的《圍城》做過多次修改，包括典故、比喻的運用，結構的調整、部分描寫的刪除等，改動上千處。
大名鼎鼎的胡喬木堪稱作文、改文的典範。他當過毛主席的秘書，被譽為“黨內一支筆”。他一生中撰寫、整理、修改的文件、講話、社論不計其數，很多經典之作都出自他之手，可他偏偏對自己的文稿永不滿意，有著“永無定稿”的習慣。稿子本來寫完了，基本定稿了，但隻要還未出手，就在不斷地修改；即使出手了，不管報刊轉載多少次，事先都要經他審閱，每次都有新的改動，難怪他會說：“我的文章都是改出來的。”他對自己的稿子如此“苛求”，對別人起草的稿子審核把關也特別較真。從選題到立論，從標題到全篇，從理論到政策，從觀點到材料，從布局謀篇到層次結構，從導語的長短到標點符號的使用，有任何偏差和欠缺，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他都決不放過，都要修正到位。他對文稿的每一個概念、觀點和判斷，每一個表述和提法，都力求準確、恰當、貼切、得體，合乎領導意圖、合乎法律政策、合乎實際、合乎邏輯、合乎分寸。凡是經他改過的稿子，哪怕隻是改動幾個字、幾個句子，質量就大為改觀。《人民日報》的編輯們知道他有這個習慣，所以凡送他審閱的稿子，都用八開新聞紙，在文字四邊留出很大的空白，經他審改後的稿子，往往布滿密密麻麻的鋼筆小楷和各種修改符號，而原稿的文字有時幾乎是“全軍覆沒”。他的這種敬業精神、這種高超水平，讓多少人敬佩、讚歎不已，連周恩來總理都說，許多文件隻有經過胡喬木看過，才放心發下去。文件經過胡喬木修改，就成熟了。
古代文章大家中也不乏這種精於修改推敲的例子。左思嘔心瀝血，反複修改打磨，用10年時間寫成千古名篇《三都賦》，書成後人們爭相傳抄，造成洛陽紙張供不應求、紙價上漲，“洛陽紙貴”這個成語就是由此而來。賈島改“僧推月下門”為“僧敲月下門”，王安石改“春風又到江南岸”為“春風又綠江南岸”，一字之改，意境截然不同。蘇東坡兄妹和詩友黃山穀論詩亦堪稱一絕。某日，三人一道遊玩，蘇小妹出題：在“輕風細柳”和“淡月梅花”中間各加一字，作為詩眼。東坡答道：前句加“搖”，後句加“映”，成為“輕風搖細柳，淡月映梅花”。小妹搖頭，評之為“下品”。東坡略加思索又答：前句加“舞”，後句加“隱”，成為“輕風舞細柳，淡月隱梅花”。小妹又搖頭，“好是好了，但仍不屬上品。”黃山穀忍不住問：“那依小妹意見呢？”小妹答：“前句加‘扶’，後句加‘失’——輕風扶細柳，淡月失梅花”。東坡、山穀細品一番，不禁擊掌稱絕，的確比前麵四個字貼切、生動多了。
大文豪歐陽修也有這方麵的逸聞。他常常伏案燈下，仔細修改自己的文章。夫人打趣說：“你又不是小學生，還這麽認真改文章，難道怕先生責怪嗎？”他說：“我這是要留給後人看的，這樣認真改，是擔心文章裏還有什麽毛病，怕後人笑我啊！”有一次他替人寫了一篇文章名叫《相州晝錦堂記》，其中兩句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交給取稿人後，他又覺得不妥，忙派人快馬追回，修改後再送出。來人以為有重大改動呢，一看，隻是加了兩個“而”字，變成“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心裏覺得奇怪：意思不是一樣嗎，老夫子多此一舉吧！吟誦幾遍後才發現：讀起來比原句更顯得抑揚頓挫，富有節奏感和音樂美。其細致、較真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奏章是古時公文的一種，相當於現在的匯報、請示、建言獻策材料。因是臣屬用於向帝王進言陳事，所以無不字斟句酌，十分小心，有時一字一詞之差，結果完全相反。據傳，當年曾國藩奉鹹豐帝之命迎戰太平軍，因指揮失誤，幾次被太平軍殺得大敗而逃，氣得他兩次投水自殺，幸被部屬發現救起。他既感到無顏見人，又忍不下這口惡氣，於是親筆寫下遺書，同時又擬草了一份奏章，希望朝廷批準他再度和太平軍決戰以報仇雪恨；若朝廷不同意，則不再苟活於人世。他把寫好的奏章交給師爺馬家鼎去發送，馬師爺看到其中有一句“臣軍屢戰屢北（敗）”，覺得有消極頹唐之意，恐對主子不利，於是私下裏把“戰”和“北”的位置顛倒了一下，變成“臣軍屢北（敗）屢戰”。鹹豐帝本來為戰事失利而惱怒不已，看到這句話，頓時龍顏大悅，稱讚曾國藩雖連遭慘敗而壯誌不滅、忠勇可嘉，不僅沒有處分他，反而予以重用。曾國藩絕處逢生，大喜過望，適逢太平軍發生內訌，便瞅準時機重拳出擊，與太平軍轉戰數省，最終大獲全勝。試想，若不是馬師爺那一字之改，曾國藩恐怕吉凶難料呢！
從上述幾例就可看出，文章改與不改、改得馬虎還是精細，效果是大不一樣的。從公文修改來說，我們通常以為，隻要按領導和各方意見修改到位了、沒有明顯問題了，就可以交差了。其實這還是不夠。沒有“明顯問題”，那麽“不明顯問題”就不是“問題”了嗎？就可以放過嗎？還有的同誌以為，機關文稿又不是經典著作，文件看過就行了、講話聽過就完了，文字上粗糙一點也沒什麽大不了的事，誰會有那閑工夫給你找語病、摳字眼？這種看法同樣是不對的。正如清代劉淇在《助字辨略》中所言：“一字之失，一句為之蹉跎；一句之誤，通篇為之梗塞”，修改時應做到一字、一詞、一句、一個標點符號都用心琢磨，力求準確。錯別字、錯詞、病句固然要改過來，還有某些同義詞、近義詞容易混淆，要找到那個最貼切的詞；某個句子雖然沒有明顯語病但顯得拖遝累贅，應盡量使之簡潔明快；某些話意思說到了，但有點含糊不清，要找到那句最恰當的話；某些內容放在這個段落也行、放在那個段落也行，應找到最合適的那個位置。所有這些都是細節，正因為是細節，才需要格外仔細、精細，把功夫做細。
常言道“文章不厭千回改”，當然不是說真的要改上一千回，否則就太恐怖了。這裏的核心是“不厭”二字。首先是文稿本身不厭改，沒有最好，隻有更好，“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特別是那種寫作難度較大的稿子，即使數易其稿，也還會有值得推敲打磨的地方。由此就決定了我們的態度不能厭改，為使文稿質量達到較高水平，該改多少次就改多少次，不達到目的決不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