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建立初期，是一個百廢待興、百亂待治的局麵。隋文帝一登上金鑾寶座，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對政治製度進行了一係列重大改革。
封王封官
為鞏固隋王朝的統治，隋文帝吸取宇文氏沒有強宗固本的教訓，大封同姓諸侯王，使隋王朝成為楊氏的天下。
開皇元年(581年)二月，隋文帝封他的弟弟、邵公楊慧為滕王；封另一位弟弟、安公楊爽為衛王，兼雍州牧。封次子雁門公楊廣為晉王，兼並州總管。封三子楊俊為秦王，兼洛州刺史。封四子楊秀為越王，兼益州總管。封五子楊諒為漢王，後來接任並州總管。楊堅封眾子為王，並且各管一州，同時又兼管周圍各州軍事，還分別配備親信重臣輔佐諸王，其目的無疑是為加強楊氏家族對地方的控製。與此同時，隋文帝還封侄兒楊靜為道王，封侄兒楊智積為蔡王。
任命百官是隋文帝即皇帝位後安定局勢的一項大事。據《隋書高祖紀》記載，隋文帝即位後：
以柱國、相國司馬、渤海郡公高熲為尚書左仆射兼納言；
以相國司錄、沁源縣公虞慶則為內史兼吏部尚書；
以相國內郎、成安縣男李德林為內史令；
以上開府、漢安縣公韋世康為禮部尚書；
以上開府、義寧縣公元暉為都官尚書；
以開府、民部尚書、昌國縣公元岩為兵部尚書；
以上儀同、司宗長孫毗為工部尚書；
以上儀同、司會楊尚希為度支尚書；
以上柱國、雍州牧、邗公楊惠為左衛大將軍；
以大將軍、金城郡公趙煲為尚書右仆射；
以上開府、濟陽侯伊婁彥恭為左武侯大將軍；
以上柱國、並州總管、申國公李穆為太師；
以上柱國、鄧國公竇熾為太傅；
以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於翼為太尉；
以觀國公田仁恭為太子太師；
以武德郡公柳敏為太子太保；
以濟南郡公孫恕為太子少傅；
以開府蘇威為太子少保。
隋文帝所任命的地方軍政大員有：
以上柱國元景山為安州總管；
以上開府、當亭縣公賀若弼為楚州總管；
以和州刺史、新義縣公韓擒虎為廬州總管；
以上柱國、神武郡公竇毅為定州總管。
2-1隋文帝
隋文帝即位後任命百官的事實表明，劉昉、鄭譯雖有擁戴之功，但因其為反複無常的小人，又沒有治國治軍的真實本領，新任命的百宮中已沒有他們的重要位置；原北周政權中的一些重臣如李穆、竇熾、於翼等人，他們原有很高的官職和爵位，此次則授予太師、太傅、太尉以及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等職銜，以有利於團結北周政權中的舊臣，逐步實現由舊到新的過渡；而國家三省六部的官員，隋文帝則任命自己的親信並具有治國治軍才能的人來充任，如尚書左仆射高熲，尚書右仆射趙煲，太子少保兼納言、度支尚書蘇威，內史兼吏部尚書虞慶則，內史令李德林以及地方官員中的賀若弼、韓擒虎、竇毅等人，他們才是隋王朝國家政權所依靠的中堅力量。
對於北周時期的重臣，隋文帝采取尊崇、籠絡的政策。例如北周上柱國、並州總管、大左輔李穆，是當時位尊權重的一位老臣。楊堅篡周自立前夕，賜李穆詔書目：“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
李穆應召自並州入朝，被隋文帝任命為太師，賜予參拜時可不稱名字的最高禮遇，他的子孫雖在繈褓之中，全部被拜為“儀同”，李氏一門執象笏者多達百餘人。國有大事，親自到李穆府第詢訪。
三省六部的官員，以蘇威、高熲所受到的重用和寵幸最為突出。
美陽公蘇威是蘇綽的兒子，少年時代就已經美名傳揚了，北周晉公宇文護強行把女兒嫁給他為妻。蘇威見宇文護專權，擔心禍及己身，隱居於山寺之中，以讀書為樂。周高祖武皇帝宇文邕聞知蘇威有賢才，任命他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任命稍伯下大夫，蘇威一概以疾病為辭拒不接受。周宣帝拜蘇威開府儀同大將軍。楊堅任北周丞相，高熲向丞相推薦蘇威，楊堅召見蘇威，同他交談後，十分高興。月餘過後，蘇威聞知楊堅將篡周自立為皇帝，便逃歸鄉裏。高熲請楊堅將蘇威追回來，楊堅說：“這是不想參與我的事而已，不要追了。”待到楊堅篡位自立為皇帝，征拜蘇威為太子少保，追封其父蘇綽為邳公。不久，又任命蘇威兼任納言、民部尚書。蘇威上表辭讓，隋文帝詔書日：“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蘇威這才接受任命。
蘇威以父親蘇綽生前的感歎為己任，任職後奏請文帝減輕賦役，多被采納，愈發受到文帝的親信和重用，與高熲參掌朝政。蘇威勸諫文帝為政節儉，敢於犯顏直諫，深受文帝的器重。
高熲在楊堅執掌國政後入丞相府任職，在平定尉遲迥的戰爭中，以監軍之職作出了重大貢獻。此人善計謀，文帝即位後被任命尚書左仆射兼納言。高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文帝為成全高熲的這番美意，聽從了他辭去尚書左仆射的請求。可是，幾天過後，隋文帝說：“蘇威在前朝隱逸不仕，高熲能把他推舉給朝廷，我聽說進賢者應受上賞，難道可以使他辭去官職嗎！”於是，隋文帝又恢複高熲尚書左仆射職務，不久又拜為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史稱“熲、威同心協讚，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正是在高熲、蘇威等人的輔佐下，隋文帝在即位後開始了他的政治改革。
實行三省六部製
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在國家的最高政權機構中，相繼出現了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並且長期並存。但是三省的具體分工尚缺乏明確的規定，處於逐漸形成和不斷變化之中。
尚書省。尚書台在曹魏時脫離少府，成為獨立的中央機構，直接隸屬於皇帝，下分二十餘曹，成為管理全國各種事務的最高行政機關，其辦事機構由宮中迂至宮外，取代東漢的三公府，其長官為尚書令和仆射，號稱“宰相”和“副相”。南朝劉宋時改稱“尚書省”。尚書省內設二十曹至三十曹，分管不同的政務。到南北朝後期，基本上確定了所謂“六部二十四司”的規模，結構日趨嚴密。
中書省。曹魏時期，在尚書台由宮內遷出後，原設在魏王府典尚書奏事的秘書監改為中書監，設在宮中，替代尚書台，主管出納政令。後來設立中書省，以中書監、中書令為其長官。因其接近皇帝，執掌機密，地位日趨重要。
東晉、南朝時設中書通事舍人，分局署與尚書諸曹相對應，承理詔令奏章。
門下省。東漢末，宦官勢力被消除後，侍中寺從宮中遷入禁省，稱為“侍中省”。魏文帝時，將秦之散騎、漢之中常侍，合並為“散騎常侍”，置“散騎省”於禁省之中。二省並“掌侍從左右，關通內外”，與中書省成製衡之勢。東晉哀帝司馬丕時，將禁中二省合並為“門下省”，設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郎、給事中等官職，“掌侍從左右，擯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嚐藥，封璽書”。在北朝，門下省最為重要，“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予焉。”
總之，直到南北朝後期，三省尚未能有機結合起來，三省長官都號稱“宰相”，在權力分配和行使上，時常各有偏重，尚未形成定型的三省輔政體製。
2-2三省六部製
隋文帝即位後，宣布廢除北周模仿《周禮》所設置的六官，接受崔仲方的建議，恢複漢、魏舊製，設置太師、太傅、太保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公(三師三公為正一品)和五省。三師不掌實權，不設置官署，隻是給予那些德高望重老臣的榮譽職銜。三公雖然設置僚屬，有參與國家大事的職責，但隻是屬於顧問的性質，無有實權，亦不常設。五省才是國家真正的最高權力機關。五省之中，內侍省是宦官機構，主要掌管宮中的日常事務。秘書省掌管圖書曆法，是較為清閑的地方。因此，內侍省與秘書省在國家政權中並不占有重要地位，占有重要地位的是門下省、內史省和尚書省。
尚書省在隋代地位很高，即《隋書·百官誌》所說的“尚書省，事無不總”，是主持日常政務的最高行政機構，其長官為尚書令(正一品)和左、右仆射(從二品)各1人。尚書省下設吏、禮、兵、都官、度支、工等六部，開皇三年(583年)改都官為刑部，度支為戶部。六部的職能分別是：
吏部。掌文官選授考課，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及調動等事務。
禮部。掌學校、禮樂，掌管祭祀、禮儀及接待四方賓客。
兵部。掌軍籍輿馬，掌管全國武官選用和兵籍、軍械、軍令等事務。
度支(後改為民部。唐代避唐太宗李世民諱，稱戶部)。掌財稅出納，掌管全國土地、戶籍、賦稅、財政收支等事務。
都官(後改刑部)。掌行政、司法，掌管法律、刑獄等事務。
工部。掌工程建造，掌管全國各項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有關政令。
尚書令一職實際上一般不授人，因而分領六部的左、右仆射便成為尚書省事實上的最高長官。六部之中，每部設尚書1人(正三品)、侍郎6人。六部的尚書與尚書左、右仆射合稱“八座”。六部共二十四曹三十六侍郎，即吏部尚書統吏部侍郎2人、主爵侍郎1人、司勳侍郎2人、考功侍郎1人；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侍郎各1人，主客、膳部侍郎各2人；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侍郎各2人，駕部、庫部侍郎各1人；都官尚書統都官侍郎2人，刑部、比部侍郎各1人，司門侍郎2人；度支尚書統領度支、戶部侍郎各2人，金部、倉部侍郎各1人；工部尚書統領工部、屯田侍郎各2人，虞部、水部侍郎各1人。六部共二十四曹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務，直宿禁省。
門下省在隋初是侍奉諫議機關，掌管審查政令及封駁諸事務，其長官有納言2人(正三品)，本是侍奉內廷，以備皇帝顧問。次官有給事黃門侍郎4人，負責糾正奏章得失。此外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4人、諫議大夫7人，皆為諫官。隋初，門下省還掌管皇帝衣食供奉等日常生活事務，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禦府、殿內等六局。
與尚書省、門下省鼎立的是內史省(唐改為中書省)，為中樞的製令機關，主管起草皇帝詔令，隋初監、令各1人，後來廢監，置令1人(正三品)。內史省的屬官有舍人8人，掌起草製令；通事舍人16人，掌宣奏。
秘書省掌圖書籍藏整理，長官為秘書監(正三品)1人，次官有秘書丞1人，屬官有秘書部4人、校書郎12人，正字4人，錄事2人，領著作曹(掌國史修撰)，有著作郎2人，佐郎8人，校書郎、正字各2人；太史曹(掌天文曆法)，置太史令、太史丞、司曆各2人，監候4人。
內侍省是內廷的侍奉機關，隋初由宦官擔任，長宮為內侍(從四品上)2人，次官有內常侍2人，屬官有謁者監，內寺伯等。
五省之外，還有禦史、都水二台和太常等十一寺。
禦史台是國家最高監察機構，長官為禦史大夫(從三品)1人，次官為治書侍禦史2人，屬官有侍禦史8人，殿內侍禦史、監察禦史各12人，錄事2人。禦史的職掌是糾察彈劾。
太常等十一寺分別是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仆、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等。其職掌不再一一列舉。
武官的十二府大將軍，統領全部內外禁衛部隊，直接隸屬於皇帝，其職掌於府兵部分一並論述。
太子東宮的職宮係統龐大，這裏亦不再一一列舉。
此外，隋文帝還設置十一等“勳位”，即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等十一等勳官，還有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等七等散官授給有功勞的文武官員，但並不理事，稱為“散官”，與擔負具體職責的官員即“職掌官”不同。
隋文帝即位之初關於中央官製的改革，即五省、六部、二台、十一寺以及十二府大將軍的設置，無疑是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央官製的繼承和發展，它標誌著中國封建時代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央機構已日趨係統而完善。
特別是尚書省的六部二十四曹三十六侍郎的設置，使尚書省作為國家的最高行政機關，其職能的分工和統一，已相當完善，並為以後的曆代封建王朝所效法和沿用。隋初的中央宮製改革，加強了中央集權和國家機關的職能與效率，這對於鞏固隋王朝的統治、統一南方、發展經濟，無疑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整頓吏治
隋文帝即位後的整頓吏治，是從整頓和精簡國家行政機構入手的。關於中央官製的改革，已如上述，而北朝的州、郡、縣三級地方行政機構，問題亦相當嚴重，其主要表現為機構冗贅。
開皇三年(583年)，由度支尚書出任河南道行台兵部尚書的楊尚希，目睹“天下州郡過多”，弊端百出，因而上表朝廷：
自秦並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裏，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且僚以眾，資費日多，吏卒人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並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
楊尚希的上表，對於地方行政機構冗贅弊端的抨擊，可謂擊中要害。隋文帝讀過楊尚希的上表後，大為稱讚，當即“罷天下諸郡”。在地方行政機構中，廢除郡一級的建製，同時又省並了一些州縣，隻保留州、縣兩級地方政權。這就裁減了一大批冗官，不僅節省了國家的財政開支，又提高了地方行政機構的辦事效率，有利於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製，為整頓吏治開創了十分有利的局麵。
隋文帝的整頓吏治，主要表現在對官吏的選任、考核、升降和賞罰方麵：關於官吏的選拔，由於曹魏以來的九品中正製度已走向反麵，被隋文帝正式廢除，命令每州“歲貢三人”。開皇十八年(589年)，命“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誌行修謹和清平幹濟二科舉人”，把州郡僚佐的選授權由地方收歸吏部，即所謂“當時之製。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鹹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複辟署矣。”選拔官員時，把“誌行修謹”和“清平幹濟”作為考核和選拔官吏的標準，把德行和才幹放在首位，而不是看出身門第，這無疑有利於選拔賢才到各級政府機關部門任職。
2-3隋長城圖
隋文帝曾多次下詔表揚良吏。例如：開皇元年(581年)，下詔表揚岐州刺史梁彥光，不久又表揚相州刺史樊叔略、新豐縣令房恭懿。開皇十一年(591年)，臨熲縣縣令劉曠因考績名列天下第一，被晉升為莒州刺史。五年後，汴州刺史令狐熙於吏部考績第一，賜帛三百匹。布告天下，予以褒揚。開皇二十年(600年)齊州行參軍王伽，本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官，州府令他押送李參等7名判處流刑的囚犯至京師。途中，王伽見流囚戴枷鎖行路辛苦，‘便將犯人們的枷鎖去掉，約定日期到達京師，並說如有逃脫，“吾當為汝受死”，然後令他們自行前往。流囚感激王伽，全部按期到京城報到，“一無叛離”。
隋文帝聞知此事後，大為驚異，立即召見王伽，稱讚良久。文帝令這7名流囚，攜帶妻子兒女入京，賜宴於殿庭，將7人一律赦免，並為此詔書天下：
凡在有生，含靈稟性，成識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壞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於天，安養萬姓，恩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隋書·循吏·王伽使》)於是，提拔王伽為雍令，王伽在雍令任上以政績突出而聞名。
隋文帝在獎勵良吏的同時，還依法嚴懲貪官汙吏。他經常派人偵察朝廷內外的官員，一旦發現有違法行為便嚴懲不貸，甚至連他的兒子也不能例外。隋文帝的第三子楊俊，開皇二年時拜上柱國、河南道行台尚書令(正二品)，洛州刺史，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時年僅12歲。據《隋書·文四子傳》記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上不許。”開皇六年，楊俊十六歲，任山南道行台尚書令，以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
在伐陳中，楊俊因軍功而使“高祖聞而大悅，下書獎勵焉”。然而，後來楊俊“漸奢侈，違犯製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隋文帝派使臣查問此事，與此案“相連坐者百餘人”。但是，楊俊非但毫無改悔，反而變本加厲，“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被隋文帝召回京師，因其奢侈而免官。左武衛將劉升勸諫說：“秦王非有他過，但費民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
“法律不可違犯。”文帝回答說。
劉升還是勸諫，文帝憤怒變色，劉升才不敢再諫。後來，上柱國、禦史大夫楊素又進諫說：
“秦王的過錯，不應受此處罰，願陛下詳察。”
“我是五個兒子的父親，何不別製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遠矣，安能虧法乎？”
隋文帝沒有答應楊素的請求，到最後也沒有更改對兒子的處罰決定。
又如大司徒王誼，本是隋文帝的同學，舊交頗深，又是佐命功臣，其子娶文帝第五女。後因犯法，“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隋文帝見王誼，愴然說道：
“朕與公舊為同學，甚相憐湣，將奈國法何？”(《隋書·王誼傳》)隋文帝為此下詔說：
“誼，有魏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
於是賜死於家。
2-4楊素
由於隋文帝對犯法官員的嚴加懲治，隋初官員貪汙犯法的事情，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
通過禦史台這一監察機構來糾察官吏的失職違法行為，是隋文帝整頓吏治的又一內容。例如，李孝貞隋初任蒙州刺史，“吏民安之”。
後來不安心於政事，“每暇日，輒引賓客弦歌對酒，終日為歡。”(《隋書·李孝貞傳》)，不久，被任命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由於不稱職，隋文帝發怒而譴責他，並敕令禦史彈劾他的過失，將他調任金州刺史。
隋文帝還經常派禦史持節巡察州縣。據《隋書·柳或傳》記載，柳或為官清正廉直，不畏權貴，令商販歎服，楊素懷恨；又曾多次上書言事，被文帝所采納。隋文帝令柳或持節巡察河北52州，柳或“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200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文帝嘉獎柳或，“賜絹布200匹，氈30領，拜儀同三司。”一年多過後，加員外散騎常侍。隋文帝仁壽初年，柳或又持節巡察太原19州，回到京師後文帝又賞賜給他絹布50匹。
隋文帝為整頓吏治在精簡地方行政機構、表彰與賞賜良吏、嚴懲貪官汙吏、加強禦史彈劾並派禦史巡察州縣等方麵所作出的一些努力，確實收到了實效，使隋初的官場風氣和吏治較為清明，連同對中央官製的改革以及對官吏選用、考核和獎懲方麵所實行的一係列政策，這就為隋文帝所實行的其他改革、恢複和發展經濟、統一南方和興盛隋王朝，從組織路線上準備了必要的有利條件。
創建科舉製度
自曹魏時陳群創九品官人之法，士族通過它把持了仕途。這種九品官人之法，是由大大小小的門閥士族任中央的大中正和各地的州中正，負擔人才的選拔。他們按照士族的要求，將人才分為九等(九品)，人仕做官者，均為門閥士族。九品中正製度，就是維護士族政治特權、壟斷仕途的製度。這種製度下選官用人“惟能知其閥閱，非複辨其賢愚”。九品中正製的這種弊病，到南北朝後期，已經十分明顯地暴露出來，被許多稍有眼光的政治家所抨擊，也遭到庶族的激烈反對。九品中正製走到了曆史的盡頭。
在九品中正製實行的300餘年中，庶族地主在士族門閥的排擠、壓抑的夾縫之中，依然艱難地發展著，他們的經濟實力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強大社會勢力。庶族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強烈要求在政治上獲得相應的地位。皇帝和中央政府麵對這股日益壯大的社會勢力，也不得不考慮在政治上給以出路。同時，皇權和士族在政治、經濟上的矛盾和衝突也在發展。皇帝對於士族把持政權，壟斷仕途並不甘心，而且強烈不滿。不僅如此，在分配剝削農民勞動果實上，皇帝與士族也存在著嚴重的經濟衝突。削弱士族勢力，成為皇帝與庶族的共同要求。在共同利益或者說反對共同敵人的推動下，王權與庶族聯合，共同反對士族門閥就有了可能。於是皇帝便可以從改革選舉製度著手，來給庶族打開入仕的大門，同時，又可以剝奪士族的特權，這樣不僅打擊了士族門閥，有利於加強王權，而且可以緩和庶族與中央、王權的矛盾，使他們擁戴王權。改革選舉製度，到南北朝後期便提到了政治議事的日程上，隋文帝以政治家的敏感及時而正確的處理了這一政治課題。
2-5科舉製
早在兩魏、北周時期，選用官吏已不大注意門資，九品中正製已經動搖。隋文帝即位之後，趁勢正式廢除了九品中正製度，他規定：每州每年貢士三人。這樣，300餘年來士族門閥的政治特權，他們把持壟斷仕途的製度被取消了。隋文帝的這一改革，從政治上大大打擊了士族門閥。開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下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誌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這是要求五品以上京官與地方長官，向中央推薦德才兼備的士人，然後由中央進行考核，安排做官。這進一步改革了選拔官員的製度，要求也更為明確了。向中央推舉人才的已不是那些擔任“中正”的士族門閥，而是隋王朝的官員，也就是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地方的長官。他們擺脫了土族的偏見，而以王朝的需要來考慮推舉的人士。對於被推舉人的標準，也不再是土族門閥把持仕途時，隻注重出身門第，而是隋文帝要求的德與才，亦即“二科”：誌行修謹，清平斡濟。這樣，入選的人，就不再由門閥土族所包攬了。庶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隻要符合“二科”的要求，便有入選的可能。庶族地主人仕的大門終於打開了。他們以欣喜的心情支持給予他們入仕機會的隋文帝和擁護隋王朝。
到隋煬帝時“建進士科”，正式建立了通過考試選用官吏的製度，可以說，這是隋文帝以二科舉人的發展，成為了最早的科舉取士。此後，經過唐代的發展、完善，形成了科目齊備、製度健全的科舉製度。
隋代開創的這個製度，整整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1300年。對於科舉製度的產生，隋文帝創始之功不可沒。
隋文帝從廢九品中正、以二科舉人開始隋代選舉製度的改革，其意義十分重大。
首先，它沉重地打擊了士族門閥，剝奪了他們壟斷仕途、把持政權的政治特權，為進一步打擊士族，使地主階級中這一最腐敗、最反動的階層迅速從曆史舞台上消失創造了條件。這是非同尋常的、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舉措。
其次，從選舉製度本身看，它是一個新的創造，是選舉製度的偉大變革。在隋文帝改革的基礎上出現了科舉製度的雛形。這種製度，相對於九品中正製來說，要公平一些，通過考試來衡量人才，選拔人才。從此，科舉製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各項政治製度中極為重要的一
環，是對中國封建社會各方麵產生影響深遠的重大製度。
第三，這一製度的出現，改變了封建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前途。最為得益的自然是庶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依仗自己的學識才能，通過考試，在相對公平的條件下，擇優錄用，步入仕途，參加政權，過問政事。他們政治上的欲望得到了滿足，由此，他們更加忠於隋王朝，也就擴大了隋王朝的統治基礎。至於一些平民百姓，尤其是農民子弟，力求糊口度日尚且難以應付，怎能有時間去攻讀儒家經典，以求人仕呢？當然，也不排斥少數例外。士族門閥失去了壟斷仕途的特權，他們的子弟，隻有同庶族地主等一起在新的選舉製度下競爭。比起在九品中正製度下，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人仕，自然要艱難多了。庶族地主有了入仕的機會，同中央王權的矛盾緩和了，他們與王權結合對付±族，進一步削弱和打擊了士族勢力，加速了士族的消亡。
最後，新的選舉製度，可以更廣泛地在地主階級各階層以至平民中選拔精幹有用之才，相對於九品中正製來說，更多一些“任人唯賢”的味道，這有利於隋王朝以至後來的唐王朝，通過新的選舉製度拔用人才，大大改善了官員的構成，有利於吏治的澄清。隋文帝對選舉製度的改革，雖然還不完備，但其創始之功，是應予肯定的。
製定《開皇律》
北周刑政苛酷，尤其是宣帝時期，荒**無度，又惡聞其過，對進諫者，采取誅殺之法。他增加武帝所製《刑書要製》的條文，使刑法更為峻苛。其法規定：“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鞭杖皆百二十為度，名日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僻磋車，以威婦人”。弄得“上下愁怨”、“內外離心”。楊堅輔政為相，便“行寬大之典，刪略舊律，作《刑書要製》”。稱帝建立隋朝的當年，隋文帝便命左仆射高熲、上柱國鄭譯、楊素、大理前少卿常明、刑部侍郎韓溶、禮部侍郎李諤、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這年十月刑律製成，由隋文帝下令頒行。由於律令初行，百姓並不知犯禁，所以犯法者甚多，加上官員在北周苛政之後，仍把致人以罪為能。所以，隋文帝便“詔勒四方，敦理辭訟”。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覽閱刑部奏狀，見斷獄之數，一年達萬條之多，認為律文還是太苛刻嚴密，便令蘇威、牛弘等人“更定新律”，也就是對元年所修的隋律再行修訂。這次修訂，削除死罪81條，流罪154條，徙、杖等千餘條。整個新律隻有500條，分十二卷。即：名例、衛禁、職製、戶婚、廄庫、擅興、賊盜、鬥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唐人認為這部刑律“刑綱簡要，疏而不失”。隋文帝開皇年間所訂的隋代刑律，史稱《開皇律》。參加修律的還有通熟律法的裴政、李德林、趙芬等人。尤其是裴政，於修訂隋律貢獻最大，寬簡刑律的許多條文，都出自裴政之手。
2-6隋朝寶刀
隋文帝頒律時指出：“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適於時，故有損益”。可見，《開皇律》是適合當時的刑律，對以往舊律有所革除。它是一部具有改革精神、富創造性和進步意義的刑律。
首先，革除酷刑。《開皇律》之刑名有五，即：死刑二，為絞、斬；流刑三，為一千裏、一千五百裏、兩千裏；徒刑五，為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刑五，從六十至一百；笞刑五，從十至五十。隋代死刑，是絞與斬，而北周死刑有五：磬、絞、斬、梟、裂，北齊死刑為四：囅、梟、斬、絞。磬是縊殺；絞是勒死；斬是以刀砍殺；梟是處死後懸頭示眾；裂即囅，是用車分裂人體的嚴酷死刑。磬近於絞。梟、裂(囅)都是比較嚴酷的死刑。隋文帝認為“絞以致斃，斬則殊刑，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囅身，無所取”。所以，革除了這二種酷刑。北齊、北周均有鞭刑，多者鞭百，隋文帝認為“鞭之為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所以，對此等酷刑也予以削除。
其次，刑律簡明。漢代刑律，在劉邦人關之初曾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廢除了“繁於秋萘”的秦法。但是，曾幾何時，漢律條目就無限膨脹起來，以至於“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晉律進行簡化，改訂成20篇，620條。至北齊又增至949條，北周更增至1537條。隋文帝命大臣所修《開皇律》僅500條，為12卷，“自是刑綱簡要，疏而不失”。這部簡明的《開皇律》也就成為唐代修刑律的範本，其影響及於明清。
第三，刑罰較輕。刑罰輕，充分體現了《開皇律》的進步性。死刑定為絞、斬二種，革除了前代的酷刑。在連坐族刑方麵，也較前代法律規定的夷三族、或夷五族，甚至夷九族，有較大減輕。在《開皇律》中規定“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這就是說，最嚴重的罪也隻是誅滅二族，而且隻限於“大逆”、“謀反逆”。又如流刑，北齊的流刑沒有規定道路遠近。北周則從2500裏至4500裏不等，均加鞭笞。《開皇律》大大減輕了，隻有1000裏至2000裏。再如徒刑，曆代有種種名稱，像刑作，耐刑，年刑，居作，輸將，鬼薪，城旦舂，白粲，司寇作，完刑等等，北齊時稱刑罪或耐罪，《開皇律》采取北周的徒刑之名，而將北齊、北周徒刑刑期1-5年，改為1-3年，而且不再附加鞭、杖、笞。此外，《開皇律》還規定，拷訊囚犯時，禁止使用大棒、束杖、車輻、壓踝、杖桄，常刑訊囚、拷杖不得超過200杖，杖之大小也有定式，行杖時不得易人、囚犯杻枷的式樣、重量，《開皇律》也有統一規定，地方不得隨意加大加重。這些都反映出《開皇律》的刑罰比前代減輕了，這是刑律進步的表現，這一切，對唐代以後的刑律影響極大。
《開皇律》自然是維護隋朝統治的法律，對於不利於封建秩序、不利隋朝廷的“十惡”，即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臣、太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觸犯者是一律從嚴懲治，不予赦免。對官員、皇親國戚與貴族，又有減免刑罰的具體規定，如為官者犯法，可以據情以官抵罪，而親、貴、賢、故、能、功、勤、賓等八種人，犯罪要經特別審議並享受減免刑罰的特權，稱之為“八議”。
總之，《開皇律》相對於前代的刑律，是一個曆史的進步，應當加以重視，它不僅可以減輕人民的痛苦，而且還使定刑治罪有一個劃一的標準，有利於吏治的改善。《開皇律》對唐律的影響十分巨大，唐代修訂刑律，基本參照了《開皇律》，也是分12卷，500條，而刑律名也完全一樣。《開皇律》雖已佚失，但是隋代訂律，在中國古代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應予肯定的，而具有改革創新思想、指導修訂《開皇律》的隋文帝，其功亦不可沒。
應當看到的是，在人治社會的封建時代，法律更多地受到統治者個人道德、品質、性格、修養、學識種種方麵的影響。隋文帝盡管有革新刑律的思想，有減輕刑罰的規定，並修入律中。在其前期也還算較為守持刑律，但是，到後期，隋文帝往往違法行事。定法者本人不按法行事，法律的威嚴，法律的存在，也就動搖了。如隋文帝常在朝堂上杖殺官員，盜一錢以上、三人同竊一瓜，也被處死。他慎刑、輕刑詔書的墨跡未幹，而身自破壞。寫在紙上的刑法，與統治者的執法存在著巨大的差別，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改革府兵製度
隋文帝在滅陳統一全國之後，於開皇十年(590年)對軍事製度也進行了改革。之所以在這時候改革軍事製度，隋文帝是有周到考慮的。因為在此之前要全力準備、加強軍事力量，完成統一全國的大業，不便匆忙改革軍製，影響統一活動的順利進行。現在國家統一，隋文帝一則要銷兵重農，安定天下，另一方麵，也確實有必要對西魏以來的府兵製作一切合實際的變革。
府兵製度起於西魏，在此之前，府兵泛指軍府之兵。北魏在六鎮起義之後不久，分為東西兩部分，為與東魏抗衡，西魏權臣宇文泰在大統八年(542年)將流入關中地區的六鎮軍人和原在關中的鮮卑諸部之人，編為六軍。大統九年，西魏與東魏大戰，西魏在邙山戰敗，損失巨大。為補充和擴大軍隊，宇文泰就不斷收編關隴豪右、鄉兵、部曲，由當州的豪望為鄉帥，進行帶領。大統十六年，宇文泰建立起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即軍)的府兵組織係統。府兵最高領導是八柱國，它是模仿鮮卑拓拔八部而設。八柱國中，宇文泰為全軍統帥，宗室元欣僅掛虛名，另外六個柱國分統府兵，與周官六軍之製相符。至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又按北魏早期所屬大小部落姓氏，賜姓諸將，所統兵士，改從主將之姓。可見府兵製在這時有著濃厚的鮮卑部落兵製的色彩。
北周武帝在建德二年(573年)、三年時，為加強對府兵的控製，改府兵軍士為“侍官”。這就是說，全國的府兵，都是皇帝的侍衛，成為皇帝的親軍，而不再隸於柱國。同時，又廣泛招募漢人人軍，免其課役。一人充當府兵，全家都人軍籍，不隸州縣。在城的軍人，置軍坊，在鄉者為鄉團，由所置之坊主、團主進行統領。
2-7隋朝軍服
從西魏、北周府兵的情況可知，這兩個時期，府兵帶有鮮卑部落兵製的色彩，雖已開始吸收漢人人軍籍，而未改變其鮮卑之姓，其鮮卑部落兵製的色彩依然很濃，還多少帶有一些私人武裝的性質；另一方麵是軍民分籍，兵農各不相關。從發展趨勢上看，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皇帝對府兵的控製逐漸強化。
楊堅在輔政之初，便力圖抹去府兵的鮮卑部落兵製的色彩，他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取代北周前夕，便“令日已前賜姓，皆複其舊”。這樣，不僅淡化了鮮卑部落兵製的色彩，而且也使府兵的私家軍事組織的性質更進一步削弱了。它有力地製止了整個鮮卑族在漢化方麵的倒退。開皇十年，全國統一已經實現並得到鞏固，於是，隋文帝下詔對府兵製度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其詔日：
魏末喪亂，宇縣瓜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恒為流寓之人，竟無鄉裏之號。朕甚湣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隋文帝這道詔書，是府兵製度改革的重要裏程碑。首先，詔書指明改革府兵的時機成熟了。魏末以來，國家處於分裂狀態，軍事活動頻繁。
西魏、北周設立府兵之製，兵士沒有固定居處。軍士與百姓是分離的，士兵生活很苦，其家庭也遭受眾多苦難，常常流離，沒有固定的鄉裏。
現在，不僅北方早已結束了分裂狀況，而且南北合一，可說是天下太平，四海一家，已到了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了。
其次，兵農合一。隋文帝對府兵製度的改革，最關鍵的是：軍人悉屬州縣，懇田籍帳，一與民同。軍籍與民籍統一，軍人的戶籍、計賬，與民戶一樣，隸屬於州縣，不再實行軍民分籍的辦法，士兵可同百姓一樣，在均田製度之下，獲得分額土地，進行農業生產。這樣，不僅軍民在隸屬州縣上沒有區別了，而且兵農結合起來了，士兵也要從事農業生產，大大改變了原來鮮卑部落兵製的性質。原來由鮮卑人當兵作戰，漢人從事農業生產，自然使民族隔閡加深。現在，詔書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是統一國家所要求的。在一個帝國之內，民族之間依然嚴重對立，是不能允許的，因為這會大大削弱帝國力量和破壞國家的統一。經過改革，府兵製度下的士兵，有田地、有戶籍，生活有了保障，他們定居了下來，這對於社會的安定、國家的統一，都是大有好處的。
第三，一個國家不能沒有軍隊，統一國家需要強有力的軍隊抵禦外來侵犯，防範內部的反抗，以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鞏固統治。所以，隋文帝改革府兵製度的時候，十分注意不削弱府兵的力量。軍府統領，宜依舊式，就是不改變統領府兵的方式。隋朝政府在中央設置了十二衛，它們是：左右翊衛、左右驍騎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禦衛、左右候衛，由各衛的大將軍統領。地方上有鷹揚府，分屬十二衛。這樣也就將府兵的統率權進一步集中到中央，大將軍向皇帝負責，兵權也就集中到了皇帝手中。這樣的改革無疑是加強了隋朝中央對武裝力量的控製。由此可見，隋文帝對府兵製度的改革，其基本立足點是加強而不是削弱國家的軍事力量。
第四，罷去山東、河南以及北方邊緣地區新設置的軍府。國家統一之後，隋文帝要消除混亂的局麵。山東、河南及北方，在長期的變動混亂之中形成的軍事機構，往往為反叛中央的勢力所利用，隋文帝親身體驗過這種反叛。他剛當丞相輔政之時，山東就爆發過尉遲迥的反抗。現在罷去山東、河南及北邊新置軍府，從而使軍事力量對比的天平更加傾向中央所在的關中地區，這是統一國家在軍事上的需要，亦即造成內重外輕的局麵。這樣做，有利於消除以往北方混亂的軍事形勢所造成的動**局麵，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內重外輕局麵的形成，中央實力的增強，又有益於鞏固統一，防止出現分裂割據局麵。
隋文帝有著消除混亂、防止發生軍事衝突的強烈願望，同時也從防止百姓的“犯上作亂”出發，便於開皇十五年(595年)又頒布詔令：“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這是府兵製度改革後，穩定局勢，防止混亂，防範百姓的一個重要補充措施。
最後，府兵製度的改革，有消除軍人，特別是軍將世襲特權的作用。北周武帝以來，最高統治者就不斷進行改革，來衝淡和消除存在於府兵製度中私家武裝的性質。隋文帝的改革，吸取了前朝的成果，而又更進了一步。他以十二衛統領鷹揚府，將大權收歸中央。士兵有了土地且又戶籍隸屬州縣，中央對地方的控製，由於政治改革而大大加強，這樣，府兵也就被中央牢牢控製了。軍府將領由皇帝通過兵部選任，不再由一家一姓所世襲，加之從地方鷹揚府挑選、訓練、管轄的人中征集士兵，使私家武裝的性質徹底消失了。
隋文帝對府兵製度的改革，起到了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的巨大作用，其意義遠遠超出了軍事本身。
創設國子寺
隋文帝即皇帝位後，非常重視振興學校。為實現國家對各級學校的有效管理，隋文帝把原隸屬太常寺的國學從太常中分離出來，命名為國子寺，作為國家教育部門的最高行政機構。開皇十三年(539年)，國子寺改為國子學，大業三年(607年)又改名國子監，並且一直為後世所沿用。
國子寺從太常的隸屬下分立出來，作為獨立的國家最高教育機構，它標誌著在中國曆史上首次出現專管教育的行政部門，設置了負責全國學校教育的最高長官，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大事。
2-8國子寺
據《隋書·百官誌下》的記載，國子寺設祭酒一人，為其最高長官，屬官有主簿、錄事各一人。除了傳統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外，隋朝又創立了書學、算學和律學(律學屬大理寺)等專科類的中央官學，形成了所謂“六學”係統。六學之中，各置博士教授，其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各置博士1人、助教5人，書學、算學各置博士2人、助教2人。在學的學生人數，國子學140人，太學、四門學各360人，書學40人，算學80人。
據《北史·儒林傳序》記載，隋文帝於即位之初，倡導文教，設國子寺，使“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裏。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
然而，隋文帝晚年，又以“設學之理，多而不精”為由，廢天下學校，隻存國子學一所，則是有違於初衷的失誤。
隋文帝創設國子寺，使之成為國家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機構，在三學之外，首創書學、算學和律學，使之成為“六學”，則是隋文帝對於中國教育事業發展史的一大貢獻，並為唐王朝所繼承發展，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
議正樂
隋文帝即位之初，沿用北周禮樂。然而，作為一代開國之君，隋文帝當然要有為新王朝服務的雅樂。開皇二年(582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說：“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舊古典。”(《隋書·音樂誌中》)
太常樂中“並用胡聲”，這不能不引起隋文帝的重視，但顏之推“憑梁國舊事，考尋古典”的建議，卻使隋文帝大為不滿。他說：“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同上)
於是，隋文帝命樂工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不久，拄國、沛公鄭譯奏請文帝，“請更修正”。於是，隋文帝詔令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人“議正樂”。然而，因“淪謬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隋文帝為此大怒道：
“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邪？”
於是，又詔令“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鄭譯參照龜茲音樂理論，並繼承周代、漢代的傳統音樂理論，主張采用七聲音階，並說服了主張采用五聲音階的蘇夔，二人意見取得一致，其音樂理論亦得到眾人的認可。然而，國子博士何妥，頗受文帝信任，他對鄭譯的理論進行非難，主張“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討得文帝歡心，何妥亦受到賞賜。
開皇九年，平定南陳，獲宋、齊舊樂。太常卿牛弘根據鄭譯的音樂理論，“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宮”，但隋文帝“猶憶妥言，注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於是，牛弘及秘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等人提出了“今以五引為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為謠俗之音耳。”(同上)隋文帝聽從牛弘等人的上奏，“故隋代雅樂，惟奏黃鍾一宮，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複通。”
隋文帝讚成“雅樂悉在宮調”，其指導思想可見於他於開皇九年十二月甲子日所下達的詔書。
2-9隋朝時期出現的口笛
朕祗承天命，清**萬方，百王衰敝之後，兆庶澆浮之日，聖人遺訓，掃地俱盡，製禮作樂，今也其時。朕情存古樂，深思雅道：鄭、衛**聲，魚龍雜戲，樂府之內，盡以徐之。今欲更調律呂，改張琴瑟。且妙術精微，非因教習，工人代掌。止傳糟粕，不足達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一區域之間，奇才異藝，天知神授，何代無哉！蓋晦跡於非時，侯昌言於所好，宜可搜訪。速以奏聞。庶祝一藝之能，共就九成之業。(《隋書·高祖紀》)正是在這道詔書下達之後，才詔令牛弘、許善心、姚察、虞世基等人’議定作樂“的。因此，牛弘等人不雩不迎合隋文帝的意句，以”雅樂惟奏黃鍾一宮“。
開皇十四年三月，樂定。牛弘等人上奏：“臣等伏奉明詔，詳意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隋書·音樂誌下》)與此同時，“並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見行者皆停之。其人間謇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者，並加禁約，務存其本。”(同上)開皇年間，議定正樂(即雅樂)，至此告一段落。
開皇十四年(594年)四月乙醜目，隋文帝下達詔書：在昔聖人，作樂崇德，移風易俗，於斯為大。自晉氏播遷，兵戈不息。稚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賴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拯茲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為國有。比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詳考已訖。宜即施用，見行停者。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隋書·高祖記》)這道詔書，闡述了隋文帝定雅樂的指導思想及其目的，是對隋初議正樂的總結。不難看出，隋文帝議正樂的目的，是為著通過”移風易俗“，來為推行他的輕徭薄賦、務求節儉、反對奢侈，從而為恢複國民經濟、安定和富強國家的治國方針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