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堅作為隋王朝的開國皇帝，史稱雄有大略。試看隋初的國家昌盛，可知並非溢美之辭。隋文帝一生的曆史功績在於結束分裂，統一中國；立章建製，興盛國家。事實表明，隋文帝於開皇年間為隋王朝所建樹的一切，確實在中華文明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偉大作用。
勤政愛民，崇尚節儉
楊堅是曆史上有名的勤政愛民、崇尚儉樸的皇帝。隋文帝的躬行節儉，見於《隋書·高祖紀》以及《隋書·食貨誌》的約略記載。他的“躬履儉約”，是同他的勤於政務渾為一體、互為補充的，這就是《高祖紀》中所說的“每旦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玩，務存節儉”。不難理解，一個每日天明便臨朝聽政，直到日落時仍忘記疲倦的皇帝，他在生活上務存節儉與不事奢華，是合乎邏輯的。或者說，一個務存節儉的皇帝，他往往是勤於政務的。隋文帝便是如此。他深知“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長久者”，因而自奉儉省，反對浮華。而且，他的儉樸程度甚至被認為是吝嗇。
不談其他的，僅從國庫糧倉而論，隋文帝楊堅積財的本領已為後代世人公認。隋朝在短短的幾十年裏，積儲了大量的糧食，成為曆史上儲糧最多的王朝之一。他建立的一整套完善的積穀製度，使全國的糧食儲備倉迅速爆滿；於是，又設立了義倉。儲備糧食原是為災荒之年使用的，遇有水旱災年，便應取倉糧賑濟百姓。可是，隋文帝楊堅如同一位吝嗇的守財奴，一味大量囤積財富，卻從不動用一點倉糧。
1-1漢隋唐關中漕渠線路及沿線倉庫示意圖
不僅如此，他還命令各糧倉除非皇帝有令，任何人不許隨便開倉。經過他千方百計所積蓄的財富不但逐漸成為他執政期間王朝的重負，而且成為其繼承者--他的兒子--隋煬帝窮奢極欲的資源。唐太宗李世民曾經嘲笑楊堅“不憐百姓而惜倉庫”。富足本是好事，積財也是很必要的，但如果忘記財富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一味地積財愛財，成為一個吝嗇鬼，那最終必將促使天下人起而自取，成為眾矢之的。而後代子孫據財為非，揮霍無度，更是敗亡的關鍵所在。楊堅積財而不適時地去用財，自己厲行節儉，卻又因過於吝財，終於埋下了亡國的禍根，世人多為之歎息。
然而，隋文帝楊堅畢竟不像曆代橫征暴斂的貪君，他還能因人民吃豆屑雜糠而流淚、他還能在國庫充實的時候實行輕徭薄賦。楊堅在位的開皇年間，為了取悅民心，他對百姓的賦役負擔是比較輕的。又如兵役，北周實行“二十丁兵製”，按照這種製度，每個18歲以上、64歲以下的男丁每年要服一個月兵役。隋文帝開皇年間，將軍人成丁的年齡提高到21歲，將十二丁兵製改為每年20日役。開皇九年，隋滅陳，楊堅下令，因江南初定，免征這個地區10年賦稅。開皇十年，又因“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開皇十二年又下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逾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正是楊堅的輕徭薄賦，給勞動人民提供了安居的前提，也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於是造就了隋朝開皇年間社會穩定、農業發展的繁榮盛世。
楊堅崇尚儉樸，能以身作則，然後倡導天下。他本人的飲食，除了祭祀、宴會之外，每餐不得重葷。他的乘輿用具，破了又補，修了再修。他的後宮服裝從不奢侈豪華，他也不佩戴珠玉之類的首飾。地方官用布袋裝著幹薑，用氈袋包裹香料，他認為浪費了棉布和氈料，嚴厲地批評了他們。傳說楊堅曾經想要配製止瀉的藥，須用胡粉一兩。
這種東西平常宮中不用，經多方尋求，最後還是沒有得到。又有一次，楊堅想要賞賜給柱國劉嵩的妻子一件織成的衣領，沒想到宮中連此物都沒有，隻好作罷。在楊堅稱帝的初期，他下令，全國上下任何人不得獻犬馬之玩，珍奇之味。有一次，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獻了一匹綾紋布，楊堅非常生氣，他當眾下令在朝堂上焚毀，並宣布下不為例。
他還教導兒子生活務必從儉。有一次，他的兒子楊勇在朝見楊堅時，把鎧甲裝飾得特別漂亮，楊堅看了很不高興，唯恐他逐漸養成奢侈的作風，便告誡他說：“曆觀前代帝王，沒有奢華而能夠長久的。你現在身為太子(此時楊勇還未被廢)，如果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怎能繼承宗廟作萬民之主呢？我將過去的衣物各留一件給你，你要常看看它，用來告誡自己。現在再賜給你一把刀，希望你能理解為父的心意。”又有一次，他的兒子楊俊因不遵從訓導，生活奢侈，被楊堅一氣之下免去官職。很多人都為楊俊講情，楊堅一概不允；並且斥責楊俊說：“我戮力關塞，創此大業。作訓垂範，希望臣下遵守它不犯有過失。你是我的兒子，卻在敗壞我的訓導，我真不知該怎樣責罰你！現在，先免掉你的官職，希望你能夠醒悟自悔。”楊俊死後，楊堅立即下令將他生前置辦的奢侈之物全部焚毀，喪事務從節儉。王府的僚佐請求為楊俊立塊碑，楊堅卻說：“要想留名，隻需一卷史書就足夠了，用石碑幹什麽？如果子孫不能保家，石碑白白的讓人拿去做鎮石。”
楊堅不但在物質生活上崇尚儉樸，在精神生活上，同樣也抑黜浮華。開皇四年(584年)，他接受了治書侍禦史李諤的建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甚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為古拙、以詞賦為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於是詔令天下公私文書都要寫得符合實際情況。泗州刺史司馬幼之的奏表文章浮華豔麗，楊堅因此竟把他交付給有關部門治罪。不久，李諤又上書說：“有些士大夫炫耀功績、出身以謀求進身做官，沒有廉恥之心，請求明示其罪，加以黜退，以矯正社會風氣。”他的奏章文風樸素、平實，於是，隋文帝楊堅立即詔令將李諤前後的奏章頒布天下。這對於扭轉當時浮豔的文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2隋文帝楊堅雕像
隋文帝楊堅似乎不好虛名，惟務實際。他不許封禪，以表彰自己的功德；他製訂雅樂，以抑製**靡之音。賀若弼撰寫了《禦授平陳七策》送給楊堅，他連看也不看，便說：“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這一席頗為幽默而又語帶譏諷的話，表現了楊堅不尚虛浮的性格。
楊堅雖然“素無學術，不達大體”，但他卻能接受以文化教化天下的建議。
開皇三年，隋秘書監牛弘上表，說：“官府收藏的典籍屢經戰亂，大多散失民間。原北周朝廷收集的典籍，僅有1萬多卷。平定北齊時所得到的典籍，除去重複的以外，隻增加了5000卷。大規模匯集典籍，理當在聖明之世。治理國家，沒有比此事更為重要的了。豈可使典籍長期流落私家，不歸官府朝廷所有！因此必須借助陛下的威令，迫令獻書，並給予獻書者一定的賞賜。這樣，各種典籍一定會匯集官府，國家的書庫就會收藏豐富。”楊堅立即接受了他的建議，並下詔在全國各地購求散佚書籍，並規定每獻書一卷，賞縑一匹。
楊堅崇尚節儉、厭惡浮華的性格是他一生不平凡的經曆影響而成的。他是在一次次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拚搏取勝的幸運兒，能輕易得天下是各種機遇的巧合。但是，楊堅本人也明白，無論是政治資本，還是威望，都是自己在一點一滴的積累中形成的。而節儉的作風，又是楊堅在積累中發現的治國良策。同時，我們應該理解，楊堅過於節儉以至於吝嗇的性格，是因為饑荒和長期的戰亂導致的。在他的意識中，永遠是饑民的逃荒和亡國的威脅，似乎隻有積財才能應付這些可怕的危機。
頒布均田新令
開皇四年(584年)，是楊堅登上帝位的第四個年頭。
這一年，關西地區出現了少有的大旱。火紅的太陽每天從東麵升起，從西方落下。每到它正當午時，便把熱滾滾的光芒射向人間，這時，世界便仿佛又回到傳說中羿還沒將9個太陽射下來的時代。人們多麽希望有一塊雲彩將它遮住，落下幾滴雨來。於是，人們不知道殺了多少豬羊，乞求雨神光臨人間；不知道燒了多少香火，乞求蒼天賜一點甘霖。然而，太陽依然每天火辣辣地照著，雨神遲遲不肯光顧。
河幹了、井枯了，田地裏裂開了一道道大口子，農民辛辛苦苦種下的禾苗還沒長成便夭折在幹巴巴的土中。這一年，關西災區的糧食顆粒無收，饑餓困擾著沒有隔年儲備糧的災民。
此刻皇宮中的隋文帝楊堅，盡管沒有灼熱陽光的烘烤，沒有饑餓的煎熬，但不時傳來的災情，也使他坐臥不寧。他吩咐左右出去看看災情嚴重到什麽程度，看看那些災民靠什麽度日。不久，出外巡視的人回來了，帶回來一些豆屑雜糠，並告訴他這是災民賴以活命的食物。
楊堅見到這些，哭了，哭得涕淚縱橫。
群臣見到這種情況，感動了，多麽富有同情心的仁愛之主啊！
其實，楊堅的哭出於一種極為複雜的心態。他的眼淚有對災民的同情，但更多的是委屈、焦慮。
他感到委屈。他當上皇帝剛剛4年，上天就降下這麽大的災難。
1-3隋朝女子服飾
他不由得想起周靜帝的禪位詔書中的一段話：
王受天命，叡德在躬，救頹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拯大川之溺。撲燎原之火，除群凶於城社，廓妖氛於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用治於天壤。
如今，僅僅受天命4年，上天就這樣和自己過不去，降下這麽大災難。自己的叡德何在？洽於天壤之神何在？他不由暗暗說道：天啊，為什麽這麽和我過不去？
他感到焦慮。他登上帝位僅僅4年，根基未穩。他擔心發生天災--饑餓--饑民--動亂，這一連串的連鎖反應。他不由得想起北魏末年的六鎮起義。它的直接起因，不正是六鎮的軍戶及鎮民饑餓無食嗎？後來這些饑民被強送到河北“就食”。但河北諸州也連年遭受水旱之災，“饑饉積年，戶口逃散”，北鎮饑民無食可就，又得不到朝廷的救濟，走投無路，又引發了河北地區的起義。那時楊堅雖還未出生，但他的嶽父獨孤信等都曾親身作為饑民而參加了六鎮及河北的起義。這些事楊堅從他們那裏聽到過不止一次，對此他太熟悉了。
委屈歸委屈，焦慮歸焦慮。楊堅在天災麵前並不是無所作為，他下令撤去自己膳食中的酒肉，以此向上天謝罪，乞求上天免除對自己的懲罰。又下令嚴禁在關西地區釀酒賣酒，以避免過多地耗費糧食。同時，下令將關東地區的糧食運往關中，以接濟這裏的災民。通過這一係列的措施，旱災最終沒有引起社會的動**。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農業興，才能有飯吃，人民才安定。興農才能固本，經過這次天災，楊堅對這個道理體會得更深了，他加緊實施各項興農措施。
首先，他在全國加緊推行均田製。均田製開始實行於北魏。魏孝文帝初期，水旱連年成災，百姓被饑餓所困，四處流散。豪強們乘機兼並土地。主客給事中李安世描寫當時土地不均的情況說：“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實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曆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淩，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采，僥幸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因此，李安世建議：重新均量土地，根據勞力配置相應的土地，使“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有爭議的田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魏孝文帝根據這個建議，於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十月，下詔實行均田製。
北魏均田製規定：男子年15歲以上，給不栽樹的露田40畝；女子給露田20畝。若有奴婢，依照良人授田。若有耕牛，每頭牛給田30畝，但隻限於4頭牛的田數。這種露田隻給勞動者耕種，勞動者老了或死了，要將田還給國家。另外，每個成年男子給桑田20畝，這種桑田可世代繼承，死後不歸還國家，也不得買賣。但要在3年之內在田上種桑樹50棵、棗樹5棵、榆樹3棵。若3年內種不足，則將桑田收回。不適於栽桑養蠶的地區，男子給麻田10畝，婦人給5畝，男子另加1畝以種榆、棗等樹。麻田和桑田不同，耕種者死後，田地要退還國家，不得繼承。原來有宅基地的，不再分配宅田，若移居新址之人，3口給宅田1畝，以為居室。
北魏實行這個製度，使農民重新得到部分土地，遊離的勞動力重新與土地結合起來，這對恢複北方的農業生產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北魏的均田製實行的不是很徹底，在有些地方，特別是六鎮地區並沒有實行均田製。即使在實行均田製的地方，地主豪強的大土地製仍在繼續發展，買賣土地，甚至搶奪百姓土地的事時有發生，可見北魏均田製對恢複農業生產的積極作用是有限的。到北魏末期，由於社會動**，均田製被徹底破壞，這點有限的積極作用也不複存在。
北魏滅亡後，北齊、北周分別繼續實行均田製。
北齊河清三年(564年)下令：每個成年男子給露田80畝，婦女給40畝。奴婢比照良人給田。耕牛一頭給田60畝，限止4牛。另外每個男丁給永業田20畝。永業田不還給國家，此外的田地都按規定退還。同時還規定了給田奴婢的數額：親王300人，嗣王200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150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100人，七品以上官80人，八品以下官至庶人60人。這個均田製度，顯然對官僚富人有利。高官不說，僅以一個八品以下的小官為例，如果他有60個奴婢，4頭耕牛，就可以分到3840畝土地。所以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說：在北齊，“河渚山澤，有司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其時強弱相淩，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亙陌，貧無立錐之地”，正說明北齊均田製是多麽不徹底。
1-4隋唐飾品
西魏、北周的均田製規定：已娶妻者，給田140畝，未娶者給田100畝。另外，10口以上人家給宅田5畝，9口以下給宅田4畝，5口以下給宅田3畝。18歲成丁受田，64歲年老還田。但由於關中地區地少人多，有資料表明，當時普遍存在受田不足額的現象。
楊堅登帝即位後，立即重新頒布了均田法。規定男丁受露田、永業田皆遵北齊之製，園宅3口人給1畝，奴婢則5口人給1畝。官吏受田，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不同數量的永業田，多者100頃，少者40畝。此外又給職分田，一品官給田5頃，以下每品減少50畝，至九品為l頃。外官也給職分田。此外還有公廨田，以充公用。開皇十二年(592年)，在統一南北3年後，楊堅又派使四出。均天下之田，把均田製在全國推行。當然，不能指望隋文帝的均田與前代有什麽本質區別，楊堅實行均田，同樣是照顧了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但楊堅實行均田，在當時至少起了兩個作用：第一，均田令關於受田數額的規定，是對諸色人等占田的最高限額，這種限額對地主貴族的土地兼並多少有些限製作用。第二，楊堅所行的均田與賦稅緊密結合。
北周的租調相當重，均田戶每戶納調麻10斤；田租因戶受田140畝，納粟也增至5斛。如前所述，均田戶盡管規定給田140畝，但實際給田往往不足額，而田租並不因為授田數額不足而有所削減。楊堅所行均田規定，均田戶交租粟3斛，並明文規定未受地者不課租調。農民的租調負擔確實有了很大程度的減輕。
在推行均田製的同時，楊堅又下令實行“大索貌閱”、“輸籍定樣”等辦法。
“大索貌閱”
北魏在太和九年頒布均田令的同時，又頒行“五家設一鄰長，五鄰立一裏長，五裏立一黨長”的所謂“三長製度”。三長的職責除了推行均田、功課農桑、催督租課外，另一項重要職責便是建立戶籍，檢查戶口。很顯然，戶籍製度如不健全，國家的均田和征收賦役都是難以順利進行並達到預期的目的。
在隋文帝的均田詔令中，首先便談到“製人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裏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
可見，隋文帝是把建立新的三長製度作為推行均田法令的前提條件的。而“相檢察”的含義，除了推行均田和征收賦役之外，建立戶籍、檢括戶口便成了一項重要的內容。事實上，設置三長、檢括戶口、推行均田、征收賦役，可謂是“四位一體”、密不可分的。如不設置三長。由何人代表國家在鄉裏來檢括戶口、推行均田、征收賦役？同樣，如不建立和檢括戶口，均田和征賦又怎會有著落？可見，檢括戶口是推行均田和征調賦役的前提條件。
對於隋文帝來說，重視檢括戶口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還與隋的曆史背景密切相關。自東漢、魏晉、南北朝以來，各地豪強地主的勢力一直很強大。在豪強地主勢力之下，很多依附農民即所謂“蔭庇”農民是不在國家編製的戶籍之中的，封建國家政權也無法向這些蔭庇戶征調賦役，使國家的賦稅和徭役的征調蒙受重大的損失。隋王朝統一中國，結束了四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麵，因而限製地方豪強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已是勢在必行。
1-5隋朝陶瓷青釉虎子
《通典》卷七《食貨典·丁中》對於隋初這一形勢有概括的論述：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奸偽尤滋。高熲睹流冗之弊，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泯。奉公蒙輕減之征。杜佑原注解釋說：浮客，謂避公稅，依強豪作佃家也，……高熲設輕稅之法，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之盛，實由於斯。
《通典》中的上述一段文字，深刻地揭示了大量農民蔭庇於豪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在西魏喪亂周齊分據的曆史條件下，暴君汙吏將繁重的賦役負擔強加在農民的頭上，農民不堪承受，才不得不依附於豪室，求得蔭庇，以圖活命。在法製紊亂敗壞的年代，這種大批農民蔭庇於豪強的情況，呈現出愈發嚴重的趨勢。高熲於隋文帝建國後，被任命為尚書左仆射兼納言，他目睹這一弊端的流行和嚴重危害，為此而建立“輸籍法”。於是，對農民的賦稅、徭役負擔從法律上逐一作出詳細的規定，地方官吏不得在法規之外再征調任何其他賦役，使農民所承擔的賦稅和徭役的數額，比過去大為減輕。這樣做的目的之一，在於使農民知道充當豪強的佃家，雖然可以逃避軍家的賦役．但收獲物的一多半卻被豪強剝奪去了；而作為國家的編戶齊民，卻可以從國家所減輕的賦役負擔下得到較多的實惠。兩相對比之下，正如杜佑所解釋的那樣，在高熲為隋文帝所製定的“輕稅之法”下，原先蔭庇於豪強的“浮客”，全部都自行脫離豪強，甘願重歸於國家的編戶齊民。杜佑所說的“隋代之盛，實由於斯”，是有一定道理的。
史書記載表明，《通典·食貨典》所概括隋初麵臨戶口隱漏情況是有其曆史淵源的。例如北齊時，“陽翟一郡(治所在今河南禹縣)，戶至數萬，籍多無妻”。迨至隋初，“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奸偽，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同上)問題既然如此嚴重，隋文帝決定利用農村中的基層組織，通過“三長”即保長、閻正和族正(在畿外為保長、裏正和黨長)進行大規模的檢查戶口工作。於是，“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防容隱。”(同上)隋文帝“大索貌閱”即大規模地檢察戶口的詔令，以其十分堅決而得力的姿態和措施，責令基層組織中的“三長”檢察戶口；檢察過後仍發現有“戶口不實者”，具體負責檢戶口的“三長”要處以流放遠方邊地的刑罰。與此同時，又特設負責受理揭發檢舉隱瞞戶口的專門機構，以清查隱瞞戶口的現象。再次，凡屬於堂兄弟以下的，一律令其分家，另立戶籍，以防止隱瞞戶口現象的發生。可見，隋文帝檢察戶口的詔令，是堅決而得力的。
《隋書·食貨誌》又記載：“高熲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征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複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定樣(即輸籍法)，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奸無所容矣。”
高熲為隋文帝所製定的輸籍法，從實際出發，在清查戶口的基礎上，把每個農戶應當負擔的賦役數額以簿籍的方式確定下來，使農戶免受貪官汙吏的額外勒索，又使國家征調的賦役得以如數地征收上來。隋文帝采納了高熲的建議，收到了“自是奸無所容”的效果。
開皇初年所實行的“大索貌閱”和“輸籍定樣”，效果十分顯著，共檢出443000丁，計1641500口。據《隋書·令狐熙傳》記載，令狐熙任滄州1(治所在今河北滄縣)刺史，在滄州大索貌閱，檢出1萬戶蔭庇於豪強的“浮客”。使之成為編入國家戶籍的編戶齊民。
檢括戶口的結果，隋朝的戶口數增加得很快。據《通典》卷七《食貨典》、《曆代盛衰戶口》杜佑注說：“後周靜帝末授隋祥，有戶三百五十九萬九千六百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萬七幹九百三十二。”《隋書。地理誌》又載，隋文帝平定江南後，“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隋煬帝即位後，隨著平定林邑、平定吐穀渾以後州I郡的增加，已達到“戶八百九十萬七幹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零一萬九幹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以上戶口和墾田數字。並非完全可靠，但隋朝戶口數的迅速增加，則是不容否認為事實。
檢括戶口使許多逃亡灰民從豪強地主的蔭庇下擺脫出來，這不僅使國家賦稅收入大為增加，也促進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和耕地麵積的擴大，使農業生產得到了很快的恢複和發展。
農業發展，倉儲激增
隋朝的農業是在南北朝時期農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南北朝時期冶鐵業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新的農具。據北魏賈思勰所著的著名農書《齊民要術》的記載，當時的農具已有20餘種，其中有不少農具在此前的史籍中是不見記載的。《齊民要術》對當時農業科技所取得的諸多成就，均有詳細的記載。當時糧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瓜果等品種空前增多。此外，牛耕的進一步推廣、水利工程和設施的大量興建等等，標誌著同秦漢相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農業生產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隋王朝建立後，三長製、均田製、租調製的推行，檢括戶口工作的開展，為隋初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開辟了十分有利的客觀條件。由於隋王朝存在的時間短，有關隋朝農業發展的具體情形，史書記載甚少。可以想見的是，農業生產力在動**的南北朝時期所取得的諸多成就，在隋初的社會環境和生產關係之下，使得隋朝的農業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則是合乎邏輯的。就現有資料來看，最能說明隋朝農業經濟發展的，是耕地麵積的擴大、農業人口的增加和糧食產量的激增。而國家的廣設倉窖和糧食儲備的空前增加，則從一個側麵揭示了隋朝農業經濟的發展。
1-6隋朝發明的水利筒車
據《隋書·食貨誌》的記載，隋王朝建立後，調入京師長安的糧食布帛等物，大量增加，即所謂“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阪，達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食貨誌》又載：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治所在今山西永濟縣西蒲州)、陝(治所在今河南陝縣)、虢(治所在今河南省西部)、熊、伊、洛、鄭(治所在今河南鄭州市)、懷(治所在今河南沁陽)、邵、衛(治所在今河南淇縣)、汴(治所在今河南開封市)、許(治所在今河南許昌市)、汝(治所在今河南臨汝)等水次13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治所在今陝西華縣)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治所在今山西)、晉(治所在今山西臨汾)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40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
由於“渭水多沙，流有深淺”，不便於向京師漕運糧食，隋文帝“命宇文凱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今陝西西安市)東至潼關，300餘裏，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
隋文帝詔令在各地修建的儲糧倉窖，規模甚大。據《通典》卷七《食貨典·丁中》記載：“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喜倉、洛口倉(又名興洛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並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庫布帛各數千萬。而錫賚勳庸，並出豐厚，亦魏、晉以降未有。”
上述著名大型倉窖，有的為隋煬帝初年所建。例如建於鞏(今河南鞏縣)東南原的洛倉，築倉城周回20裏，穿3000窖，窖容8000石，可見倉窖容積之大。上世紀70年代在洛陽發掘的、建於隋煬帝大業初年的含嘉倉，已探出的糧窖有259個，大窖可儲糧一萬數千石，小窖可儲糧數千石。在一個倉窖中，發現了距今1300餘年的碳化穀子達50萬斤。
《貞觀政要·論貢賦》記載，據唐初人的估計，在隋文帝末年，“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可見，隋王朝於建國後20年間所儲備的糧食，竟如此之多！至於“得供五六十年”，有人理解為可供全國人民食用五六十年，這可能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可能是說封建國家的皇室、官吏、軍需等用糧，可供五六十年費用，而不包括生產糧食的廣大農民用糧在內。即或如此，這樣龐大的儲糧數字，在曆史上也是罕見的。《貞觀政要·論奢縱》又載馬周於貞觀十一年(637年)對唐太宗李世民說的一段話：“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兩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可見隋王朝的儲備糧食，其數量確屬驚人。
除國家設立的大型倉窖外，隋文帝還采納了長孫平關於設置義倉的上奏。他說：“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麗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湣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隋書·食貨誌》)於是，長孫平奏請詔令各如陌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於“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同上)《隋書·長孫平傳》亦記載：“開皇三年，征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差等，儲之闖巷，以備凶年，名日義倉。”
由度支尚書長孫平建議，經隋文帝詔令天下各地所設立的義倉，後來果然在災年發揮作用。當青、兗、汴、許、曹、毫、陳、仁譙、豫、鄭、洛、伊、熲、邳等州發生大水，百姓饑饉之時，隋文帝命令蘇威等人，“分道開倉賑給”，發揮了義倉的救災作用。
隋文帝對於義倉的管理，非常關心。開皇十五年，隋文帝到東方視察，發現義倉的儲糧“多有費損”。於二月下詔書說：本置義倉，止防7卜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同上)開皇十六年正月，隋文帝又詔令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同年二月，又詔令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鬥，下戶不過四鬥。後來，當各州發生災荒時，無不充分發揮義倉的救災作用。
隋文帝時國家儲糧倉窖和各地義倉的普遍設置，致使儲糧數量空前增加。儲糧數額的空前增加，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或者說，倉窖的廣設和儲糧的遽增，是隋朝農業生產獲得較大恢複與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
各業並舉，商業繁榮
隋朝的手工業是在南北朝手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由於南北朝時期社會的動**不安和廣大農民淪為豪強地主的蔭庇戶，民間商業和民間手工業均呈現出衰落的趨勢。與此同時，同民間手工業衰退趨勢相反，官府手工業卻有較大的發展。由於官府手工業主要是滿足宮廷和貴族的需要，加之統治階級的奢侈成風，這就刺激了宮廷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南北朝時期戰爭的頻繁，與兵器製造業相關的軍用手工業亦有較大的發展，這也是宮營手工業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隋王朝的統一中國，社會的安定，農業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為手工業的發展開創了有利的條件。隋文帝沿用前朝製度，在主管全國官府手工業的最高行政機構太府寺中，下設左藏、左尚方、內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黃藏、掌冶、甄官等9個官署，掌管全國諸多的手工業部門。在各個官署之下，工匠是從事各種手工業生產的主力大軍。由於手工業生產任務的繁重，隋初農民每年為國家服役一個月，而工匠則必須服役兩個月，即“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
就手工業部門而言，隋朝的絲織業和造船業是較為發達的部門。北齊時，在定州(今河北定縣)曾設置納綾局，是當時著名絲織業中心。隋朝時，相州(治所在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鄴鎮)所生產的綾文細布，十分精美。此外，蜀郡(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所生產的“綾綿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隋書·地理誌》)。當時，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所出產的“雞鳴布”，據載，這裏“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雞鳴布”。關於造船業，平陳前楊素在永安(今四川奉節縣)所監造的特大級“五牙”戰艦，於船上建五層樓，高100餘尺，全艦可載800名戰士。隋朝造船業所達到的水平，由此可見一斑。
隋朝手工業的其他部門，在瓷器製造業方麵，於陝西西安李靜川墓發現了隋煬帝大業四年人葬的白瓷螭把雙手雞首瓶，於陝西西安姬威墓發現了大業六年人葬的白瓷罐。在李靜川的墓葬中還發現了碧色玻璃瓶。這些精美的白瓷器皿的出土，表明隋朝的瓷器業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玻璃瓶的發現，表明隋朝確已能夠製造玻璃器皿。在雕刻業方麵，蜀郡的精巧雕刻，還有魏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陽市)的“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雲精妙”。在造紙業方麵，隋代造紙業由於選用優質原料和造紙技術的提高，已出現了加工加料染色的紙張，標誌著造紙業的技術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年)的寫經卷子，便是用麻和楮皮混合加工而成，為豎簾密螺紋，紙麵純潔細微，略帶白色。
1-7隋朝的商業發展
除此之外，在製茶業、製鹽業以及漆器業等方麵，隋朝時期亦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隋朝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發展。這裏，首先介紹一下隋文帝為統一貨幣和度量衡方麵所做的工作。隋建國之初，各地流通的貨幣相當紊亂，如關東地區所流通的常平錢，關中地區所流通的五行大布、永通萬國等錢幣，不僅在形製、輕重上極不劃一，而且劣質錢幣數量很多。這種狀況，對於商品交換是極不便利的。隋文帝即位後，下令改鑄新的五銖錢，每枚銅錢重為五銖。這種新五銖錢“背麵肉好，皆有周郭，文日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即是說這種新幣正反兩麵的邊緣和方孔，都有凸出的圓郭和方郭以防磨損毀壞。“肉”指圓錢的周邊，“好”指圓錢方孔。錢的正麵在方孔兩邊分別鑄有“五”、“銖”二字，錢的重量與圓錢上鑄有的五銖字樣相一致。每1000枚銅錢，重4斤2兩，即每枚銅錢重0．042兩。
新錢的樣錢鑄成後，隋文帝於開皇三年(583年)詔令“四麵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為銅入官。”開皇五年，隋文帝“又嚴其製，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從此，隋王朝流通的錢幣統一起來了。
在統一錢幣的同時，隋文帝又下令統一度量衡製，在度、量、衡三個方麵，規定以古尺一尺二寸為一尺，以古鬥三鬥為一鬥，以古秤三斤為一斤。當時，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縣)刺史趙煲製作銅鬥鐵尺，並在市場上作為標準器以統一度量，百姓們認為很是便利。隋文帝“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
隋文帝即位後在統一錢幣和度量衡方麵所做的工作，適應了中國南北統一後經濟發展和政治統一的需要，這是他對中國曆史發展的貢獻之一，唐王朝建立後的度量衡製度，大體上是沿襲了隋朝的度量衡製度。
隋朝商業的發展，集中地表現在工商城市的繁榮上。據《隋書·地理誌》、趙萬裏《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以及《大業雜記》記載：岐州(治所在今陝西鳳翔縣)“密邇京圻，古稱繁劇，兼以西通河隴，舟車輻輳，內多豪族，外引名商”。
蜀郡(治所在今四川城都市)、臨邛、眉山、隆山、資陽、廬川、巴東、遂寧、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為、越甾、樣柯、黔安，“得蜀之舊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
河南的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縣)，“地接荊郢，商旅殷繁”。
荊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南控岷峨，東連吳會，五方枕隋，四民昌阜。”
位於長江以南的宣城、毗陵(今江蘇常州市)、吳郡、會稽、餘杭、東陽等，“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
丹陽郡(治所在今江蘇南京市)，“舊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
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
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官僚地主“多有數婦，暴麵市廛，竟分、銖(二十四分之一兩為一銖)以給其夫”。
南海(今廣東廣州市)亦是一大都會，“所處近海，多犀象碡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
隋朝的東西二京，是當時最大的商業都市。
西京長安，有東西二市。東市名都會，西市名利人。由於是國都的所在地，因而“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戍雜錯。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遊手為事，競錐刀之末”。
東京洛陽，有三市。東市名豐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遠。洛陽的商業十分發達，其中通遠市周圍6裏，“其內，郡國舟船，舳艫萬計”；豐都市“周八裏，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甍宇平齊，遙望一加，榆柳交陰，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
為了對工商城市的市場進行管理，隋朝在內地都市設有市署，長官為市令。關於邊境同少數民族以及對國外的貿易，由國家專門設置的機構互市監(長官為監與副監)進行管理，操縱在同家和官僚手中，私人從事對外貿易是違法的，而貴族、官僚卻往往同官商勾結，從事對邊境少數民族和國外貿易。例如大貴族宇文述同西域商人相勾結，“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隋書·宇文述傳》)。他的兒子宇文化及，不僅“與屠者遊，以規其利”，而且“違禁與突厥互市(《隋書·宇文化及傳》)。
至於大貴族楊素，在全國一些大都會設立的牟利店鋪，更是數不勝數。隋王朝本有工商子弟不得做官的製度，然而”西州大商“的兒子何妥，卻官至國子祭酒；王世充本是商胡兒子，亦官至江都通守。可見，官僚與豪商二者是相互勾結、盤剝人民的。
隋朝的境內外貿易，陸路主要是西北經西域的所謂”絲綢之路“，海上主要經南海(今廣州市)的對外貿易。長安、洛陽、南海不僅是國內的大商業都市，也是當時著名的國際大商業都市。邊境少數民族和國外客商雲集上述三大都市之中，盛況空前。《資治通鑒》曾記載隋煬帝於洛陽豐都市以豪華排場接待外國商人的一則故事：
一些境外商人請求進入洛陽豐都市進行貿易，隋煬帝特令允許。
為向外商顯示隋王朝的富庶與繁華。隋煬帝事先命令豐都市的各家店鋪裝飾一新，簷宇要整齊劃一，多設帷帳，店內珍寶奇貨滿架，琳琅滿目，人物華盛。市場出售蔬菜的小販，也都將新鮮菜果擺放在龍須席上。當外商進入豐都市後，如有在市上小酒店飲酒就食者，店主人按預先接到的命令，用接待外賓的熱情和禮貌，以豐盛的菜肴款待他們。當外商酒足飯飽之後，任他們隨意離去，不收酒菜費用，並且誆騙外商說：“中國財物豐盛富饒，酒食照例都不收費。”外商無不為此而驚訝感歎。可是，外商中畢竟有聰明的人，很快便發現了其中的奧秘，麵對著滿街路旁樹上都纏繞的繒帛，便向市上的商人問道：“中國也有貧窮的人，衣不蔽體，怎麽不把這些繒帛送給他們遮體禦寒，為什麽將繒帛纏繞在樹上？”商人羞愧得無言回答。
這則故事，暴露隋煬帝的奢侈和虛偽，而大批外商進入洛陽等大商業城市進行貿易，城市的繁華於此亦可見一斑。
安撫四夷，和睦鄰邦
靺鞨地處高麗以北，邑落各有酋長，不相統一，共有粟末部、伯咄部、安車骨部、靺鞨部、黑水部、自山部，而黑水部尤為勁健，即古代的肅慎氏，居住多依山水。
開皇初年，靺鞨相繼派使者向隋天子貢獻，隋文帝詔令靺鞨使者說：
“朕聞聽你們那裏的士著居民勇敢敏捷，今特前來相見，實與朕意相符。朕視你等如子，你等應敬朕如父。”
使臣答對說：“臣等地處偏僻一方，道路遙遠，聞知中國有聖人，所以前來朝拜。既已承蒙慰勞賞賜，有幸親見聖上尊顏，心中不勝歡喜，願長久得為奴仆。”
靺鞨國北與契丹相接壤，經常相互劫掠。後來，靺鞨來使至京，隋文帝告誡使者說：
“我對於契丹的憐愛和思念，與對你等沒有差異，應各守自己的領土邊境，如此豈不安樂？為什麽動輒相互攻擊，很是違背我意！”
使者向隋文帝謝罪，文帝因而慰勞使者，令他宴飲於殿前。使者乘著酒興，與一同前來的同伴離席起舞，多是表現戰鬥的場麵。隋文帝觀看靺鞨使者等人舞蹈，回首對待臣們說：“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
靺鞨與隋朝相距遙遠，惟有粟末部、白山部距隋朝較近。
契丹的祖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居於黃龍(今吉林省農安縣)，其風俗與靺鞨很類似，好為寇盜。北魏時期，靺鞨遭受高麗的侵掠，部落中有萬餘人請求歸附隋朝，止於白貔河。後來又遭受突厥的逼迫，又有萬餘家寄居高麗。
開皇四年(公元584年)，靺鞨的莫賀弗部來長安拜見隋文帝。開皇五年，莫賀弗部眾歸順隋朝，隋文帝予以接納，聽任他們居住於故地。開皇六年，契丹內部的諸部之間相互攻擊，久而不止，同時又與突厥相互侵奪。隋文帝派使臣對契丹內部的相互攻戰予以譴責，契丹派使臣至長安叩頭謝罪。後來，契丹的別部出伏等背叛高麗，率部眾歸順隋朝，隋文帝予以接納，安置在謁奚那頡的北麵。開皇末年，其別部4000餘家背離突厥前來向隋朝投降。當時，隋文帝剛剛同突厥和好，以不失遠人之心為重，給予他們糧食，令他們回歸故地，並敕令突厥安撫接納前來歸降的契丹別部。然而，契丹別部堅持不肯離去。部落逐漸眾多，於是逐水草北徙，當遼西正北200餘裏，依托紇臣水而居。東西500裏，南北300裏，分為l0部。各部兵多者3000人，少者千餘人。
1-8隋朝武士
靺鞨、契丹是居於我國東北地區的民族，於隋文帝在位期間臣屬於隋王朝，隋文帝對他們亦采取友好政策，對於他們內部各部之間的攻伐予以譴責，勸他們同突厥友好相處，主張靺鞨與契丹之間實行睦鄰政策。隋文帝的這一政策對於安定隋王朝邊境、密切隋王朝同靺鞨、契丹的經濟文化聯係，無疑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高麗、百濟、新羅是朝鮮半島上的三個國家，曆史悠久。隋文帝在位期間同上述三國的關係，現分述如下。
北周時期，高麗國王湯曾派使臣朝貢，周武帝宇文邕拜湯為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即位後，高麗王湯派使臣至長安，隋文帝進授湯為大將軍，改封高麗王。
據《隋書·東夷·高麗傳》記載，高麗國東西2000裏，南北千餘裏，國都平壤，亦日長安城。城東西6裏，隨山而築，南臨貝水（今朝鮮大同江)。又有國內城、漢城，與平壤並列為都會，國人稱為“三京”。高麗與南方的鄰國新羅，經常相互侵奪，戰爭不息。
開皇初年，高麗王頻頻派使者入朝。待到平定南陳之後，隋朝國勢日強，高麗王湯大為恐懼，在國內整治兵器軍械，積蓄糧草，作據險守城的準備。
開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聞知高麗王“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特賜給高麗王長篇璽書一封，書中指責高麗王：“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奸謀，動作邪說，心實不賓”。同時，曉諭高麗王：“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璽書的結尾，隋文帝以南陳的滅亡警告高麗王：“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
事實上，隋文帝在平定南陳後，國勢日強，對於高麗王的“治兵積穀”是不能坐視的。他的大臣們也有向高麗用兵的意圖，即所謂“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隋書·劉炫傳》)不過，隋文帝對於高麗，如同他對待突厥、吐穀渾一樣，不主張輕易用兵，更不肯首先用兵，而是采用曉諭和威懾的政策，謀求邊境上的安寧。
隋文帝的一道璽書，有指責，有曉諭，但結尾卻是嚴重警告。高麗王湯得書後不由得誠惶誠恐，將要奉表陳述並向隋文帝謝罪，適逢患病而死。
湯的兒子元繼承高麗王位，隋文帝奉行對高麗的一貫政策，向高麗派出使臣，拜高麗王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賜衣服一套。元奉表向隋文帝謝恩，並以祥瑞向隋天子祝賀，乘機請求受封為王。隋文帝特予以優待，冊封元為高麗王。
開皇十八年(598年)，高麗王元率領靺鞨族萬餘名騎兵入寇遼西，被營州總管韋衝擊退。隋文帝聞知此事後大怒，任命漢王楊諒為元帥，總領水陸兵馬進軍討伐，下詔令廢除高麗王元的爵位。當時，由於糧草供給不繼，六軍給養缺乏，隋軍師出山海關，又遇到疾疫，士氣不振。待到隋軍進駐遼河，高麗王元也感到恐慌驚懼，派使臣向隋文帝謝罪，在上表中自稱“遼東糞土臣元”。於是，隋文帝下令罷兵，待之一如當初，高麗王元也每年派使臣向隋天子朝貢。
百濟國的祖先，出自高麗國，漢代時已成為朝鮮半島上的強國之一。隋開皇初年，百濟王餘昌派使臣向隋貢獻特產，隋文帝拜餘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
百濟國東西450裏，南北900餘裏，南接新羅，北距高麗，其都城日居拔城。官分文武，有16品，居民為新羅人、百濟人、漢人和日本人。“俗尚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蓍龜、占相之術”，“有僧尼，多寺塔”，行南朝宋的《元嘉曆》法，以建寅月為歲首。國中大姓有8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喪製如高麗。”可見，百濟國的文化較為發達，受中國影響較大。
隋文帝平定南陳的那一年，有一戰船漂流至海東射牟羅國。該船在歸還途中，經過百濟國，國王餘昌資送很豐盛，並派使臣奉表祝賀平定南陳。隋文帝為此很高興，下詔書說：“百濟王聞知平定南陳，從遠方奉表而至，旅途往返，甚為艱辛，如遇風浪，便有危險。百濟王的心意和行跡淳厚，朕已全然知悉。相距雖遠，事同言麵，何必屢次派來使臣相聘問。自今以後，不需一年中再次人貢，聯也不派使前往，望(餘昌)王知悉。”開皇十八年（598年)，百濟王派長史王辯那前來貢獻特產，當時隋軍正出師遼東。百濟王派使臣奉表，請求為隋軍擔任向導，隋文帝下詔書說：
“往年高麗不按時朝貢，無人臣之禮，所以命令將帥討伐。高麗君臣恐懼，畏服認罪，朕已赦免其罪，不可再興兵討伐。”
高麗對百濟王奉表為隋軍充當向導的消息頗有微詞，十分惱怒，發兵侵掠百濟國的邊境。
新羅國在高麗國東南，即西漢樂浪郡的故地，或稱斯羅。國內居民雜有漢人、高麗人、百濟人。其國王本是百濟人，自海上逃入新羅，稱王於新羅國。
開皇十四年(594年)，新羅王金真平派使臣向隋天子貢獻特產，隋文帝拜金真平為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新羅國先附庸於百濟國，後來因百濟征伐高麗，高麗人不堪忍受百濟王的兵役和徭役，相繼歸附新羅，新羅因此而逐漸強盛。後來，新羅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新羅地多山險，雖然與百濟嫌隙頗深，百濟也無力圖謀新羅。
隋朝與朝鮮半島三國的關係，同高麗雖然有過一次戰爭，但也以和平相處為主，至於同百濟、新羅兩國，則堪稱友好關係，經濟文化方麵的往來日益密切。
日本在古代亦稱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3000裏，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漢光武帝時，曾派使臣入洛陽朝見漢天子，自稱大夫，接受光武帝冊封。在魏晉南北朝期間，世代與中國相通。
開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派使臣至長安朝貢，隋文帝令有關部門派人考察倭國風俗。其國設有職官、法律，有兵器而無征戰。其民信佛法，從百濟國求得從中國傳去的佛經，開始使用漢人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
新羅，百濟皆以倭國為大國，多有珍寶，因而敬畏，經常通使往來。
隋煬帝期間，隋與倭國的友好往來有了進一步的加強。
隋王朝時期同東南亞交往較多的國家有林邑(今越南中部)、赤土(今馬六甲)、真臘(柬埔寨)、婆利(今北婆羅洲)等國。
林邑其國延袤數千裏，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阯相同。南北朝時期，曾與南朝通使往來。樂器有琴、笛、琵琶、五弦，頗與中國相同。每擊鼓以警眾，吹蠡為準備投入戰鬥的信號。居民都信仰佛教，文字與天竺國相同。
隋文帝平定南陳後，林邑派使臣向隋天子進獻特產，後來朝貢斷絕。平定南陳後，隋王朝境內天下平定，群臣中有人向隋文帝進言，說林邑多有奇寶。於是，隋文帝於仁壽末年，派大將軍劉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率領欽州(治所在今廣西欽州東北)刺史寧長真、驩州（治所在今越南榮市)刺史李暈、開府秦雄等步騎兵萬餘人以及犯罪者數千人出擊。林邑王率領徒眾乘大象與隋軍交戰，劉方出師不利。劉方施用計謀，於叢林中挖掘很多深坑，上麵覆蓋雜草，偽裝起來，然後率兵挑戰。林邑王梵誌率全軍布陣，交戰後，劉方率軍佯敗逃走，梵誌率兵追擊，兵眾多陷入坑中，轉相驚駭，林邑軍大亂。劉方乘機縱兵反擊，大敗林邑軍隊。梵誌屢戰屢敗，不得不棄城逃走。劉方率軍入林邑都城。劉方獲勝後班師回國，梵誌又恢複原有的故地。經過這次戰爭後，林邑王梵誌派使臣向隋朝謝罪，從此林邑向隋朝朝貢不斷，兩國間的經濟文化往來有了進一步的加強。
赤土即今馬六甲。在隋煬帝即位後，與隋王朝有密切的往來。
真臘即今柬埔寨。據文獻記載，真臘同隋王朝的經濟文化往來，主要在隋煬帝即位以後。
隋文帝在位期間，陸路通過西域的絲綢之路，海路由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同中亞、東南亞、西亞和歐洲的許多國家，都有商業和文化往來。
早在隋文帝即位之初，他向汾州刺史韋衝詢問安定胡人的計策，韋衝對他說：“夷狄之性，易被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資治通鑒》)隋文帝深以為然。隋文帝在位25年的實踐表明，他在處理同周邊民族的關係上，基本上執行了“以理綏靜”的既定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