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習慣將一個美好的時代稱為“黃金”時代，因為黃金是貴重之物。這種黃金時代在中國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最為人稱道的就是玄宗所開創的“開元盛世”。開元，確實開出了一個嶄新的新紀元，開出了中國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輝煌的豐碑。這是一個充滿陽剛之氣的時代，振奮人心，蓬勃向上。因為自信、開放、寬宏、博大、發達，大唐聲威撒播四海。一個封建泱泱大國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這半個世紀的歲月中閃耀：政局穩定，國力富強，疆域遼闊，物產豐富，經濟繁榮，文藝昌盛，無論是內政、外交、軍事，還是文化、藝術，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大唐帝國，成為東方的傳奇。長安，成為傳奇的樂土。
1．少年英豪，處處果斷
唐代武德九年，當時還是秦王的李世民通過“玄武們之變”取得了皇位。既然太宗皇帝開了個頭，那麽後世子孫學一學先祖的做法，似乎也無可厚非。於是，幾乎隨著每一任新皇帝的“誕生”，都大大小小地出過一些事情。玄宗也不例外，他正是靠政變起家的。
從開元到天寶，大唐政治舞台上最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玄宗。曆史人物往往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玄宗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喜劇，從一開始就轟轟烈烈地上演了。
五王政變勝利後，李顯重新坐上皇帝寶座，立韋氏為皇後。中宗複位，本來是大唐江山重振旗鼓的奸機會，張柬之等人稱十宗複位為“中興”，他們也以“中興”勳臣自居，執掌相位，掌握朝中軍國大政。然而，中宗的表現卻令人失望。
中宗與韋氏是經曆22年患難的夫妻。按理說，應該“鼎命維新”，有一番新的作為。可是，中宗是“愚暗”之主；而韋氏則別有野心。韋皇後效仿原來武則天的做法，讓自己的兄長韋溫掌握大權，對於女兒安樂公主的違法賣官鬻爵也不加製止，大加縱容。在公元710年，中宗終於死於韋皇後和安樂公主之手，被她們合謀毒殺。然後，韋皇後便想學習婆婆武則天，做第二個女皇。
剛剛恢複名號的大唐，又一次麵臨著被後宮篡權與名位的危機。
正當韋武集團得意忘形，積極策劃奪取李唐政權之時，臨淄王李隆基成功地發動了一場宮廷政變，打破了韋武集團的美夢。
李隆基出生於女皇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他是唐高宗與武則天的親孫子，唐中宗的侄兒，他的父親李旦當時被封為相王，在李旦諸子中掃行第三。李隆基3歲時被封為楚王；6歲時，武則天正式廢唐改周，李旦被降為皇嗣，仍回東宮；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初。年僅7歲的楚王李隆基開始出閣，建置官屬。
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春天，李顯複位時，李隆基的父親相王李旦因參與政變有功，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台三品，做了宰相。皇族子孫量敘官爵，李隆基被升為衛尉少卿。這是衛尉寺的副職長官，從四品上，主要掌管武庫兵器及守衛宮門的官屬，也可以說是一個有權調配禁軍長官的要職。於是，李隆基利用職務的便利，與禁軍“萬騎”中的—些人有了頻繁的交往。
韋後臨朝稱製的日日夜夜，也是李隆墓策劃政變的緊張時刻。中宗被害，韋後臨朝，形勢的變化已在輿論上有利於李隆基，因為再也不必擔心蒙受犯上作亂的惡名。當時京城恐懼，相傳將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語，人情不安。韋氏之黨鼓吹“宜革唐命”，鬧得人心惶惶。而李隆基則以繼承唐命相號召，於是關於“龍氣”符瑞的說法廣為流傳。
景雲元年(公元710年)六月二十日，李隆基發動政變，殺死韋後及安樂公主。
主要的事情幹完了，剩下的，就是分享勝利果實了。作為本次事件的頭號功臣，李隆基由臨淄郡王升為平王，兼知內外閑廄，押左右廂萬騎，也就是他仍然掌握著軍權。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但他們現在還不能肆無忌憚地封賞，畢竟最大的主題還沒有完成——那就是勸相王李旦登基。
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李旦。李旦故意推辭一番，後經李隆基等人勸說，才答應下來。26年前當過皇帝的李旦，如今重新登上禦座，是為睿宗。李隆基也因功被立為太子。但父親李旦也和中宗一樣是個軟弱的皇帝，不願和太平公主發生正麵衝突，總是忍讓。而太平公主則認為是自己給了他做皇帝的機會，功勞巨大，所以她掌握了朝政大權。
隨著自己勢力的強大，太平公主的野心也膨脹起來，想像母親那樣也做做女皇。太平公主的主要對手便是太子李隆基，她原以為自己支持過李隆基，而太子年僅26，沒有多少從政經驗，總會依照她的意圖辦事。但是，過了幾個月，事實就使她改變了態度。皇太子很精明，自有一套政治主張，決不會屈居於姑母之下。擁護太子的—批大臣如姚崇、宋壕等，紛紛以革除弊政的姿態活躍於政治舞台。因此，太子與公主侄姑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
後來，太平公主製造輿論說，李隆基不是長子，沒資格做太子，更不能繼承皇位。太平公主的目的是要廢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為自己以後做女皇帝開路。到公元712年，睿宗厭煩了做皇帝的生活，決定把帝位讓給兒子李隆基。
七月壬辰，睿宗下製傳位給太子，詔文讚揚李隆基“有大功於天地”，“委之監撫，已逾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宣稱：“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為無事，豈不美歟!”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八月三日，李隆基正式即皇帝位，尊父皇為太上皇。
李隆基即位稱帝後，卻麵臨著太平公主的咄咄攻勢。太平公主在韋後時便已開始招權攬勢，睿宗時更是權傾人主，朝野上下遍布私人親信，禁軍將領也有不少歸附於她。睿宗李旦傳帝位給李隆基後，太平公主倚仗李旦太上皇的身份繼續擅權用事，與李隆基的衝突越來越嚴重。
太平公主經曆了多次政變，自認為很有經驗，加上有太上皇這個強大的後盾，便不怎麽把皇帝放在眼裏。她先與宰相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溫等人密謀，要廢掉皇帝，另立新帝。但遭到宰相陸象先的反對。隨後，她又買通宮人元氏，想用毒藥害死皇帝，也沒有成功。最後，她決定破釜沉舟，幹脆發動—場宮廷政變，把皇帝從台上趕下去。太平公主及其黨羽決定七月四日乘皇帝在武德殿朝見百官之機，由常元楷、李慈率左、右羽林軍突入武德殿，而竇懷貞、蕭至忠和岑羲等在太極殿舉兵響應，將皇帝及其追隨者全部消滅。
就在太平公主黨羽圖謀作亂的前一天，即七月三日，李隆基領導了又一場政變。
政變那天，皇帝特地派郭元振“侍衛”太上皇。太上皇事先不知道皇帝的部署，一聽到鼓噪聲，就急忙登上承天門樓，並宣詔下關，令侍禦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前來侍衛。由於承天門樓下擠滿了人群，任知古一時也無法入內。郭元振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惟陛下勿憂。”所謂“前奉誥”，自然沒有那回事。太上皇的折衷態度包含有袒護公主的一麵，不可能早就下令誅滅公主黨羽。這裏無非是把皇帝的行動說成是符合太上皇的旨意，敬請太上皇不必驚憂。
過了—會兒，皇帝帶領王琚等人來到承天門樓上，拜見太上皇，陳述情況，並起草了一份詔令，以太上皇的名義宣布天下。
太平公主聽說皇帝又一次發動了政變，知道大勢已去，她逃到山中的寺廟裏，三天後才出來，在她的府邸被李隆基賜死，數十名黨羽被斬殺。太平公主自以為勢力強盛，到頭來卻不堪一擊。
七月四日，太上皇以無可奈何的心情頒布詔令：“自今已後，軍國政刑大事已上，並取皇帝處分。朕方高居大廷，緬懷汾水，無為養誌，以遂素心。”同日，太上皇徙居百福殿。此後，他才真正過上—了太上皇生活。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太上皇駕崩，終年55歲，廟號睿宗，諡號玄真大聖大興皇帝，葬於橋陵。
七月三日事變無論是對李隆基個人還是對大唐皇朝，都具有深遠的影響。一年前，李隆基雖然即皇帝位，但有太上皇在上，還有太平公主集團牽製。如今，他才真正掌握了大唐政權。
七月六日，皇帝登上了承天門樓，大赦天—下。此時，他真正成為能夠號令天下的皇帝，史稱玄宗。十二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元為“開元”。
平定了太平公主之亂，結束了中宗李顯以來王室、貴戚的紛爭，朝廷綱紀得以肅清，大唐政權方得以步入正軌。
2．高明的政治手段
唐玄宗有種與生俱來的政治素質，敢於在鐵和血、生和死中進行角逐。他對傳統政治有著出神入化的理解，把輿論視為玩物，憑需要而定取舍，煉就了高明的政治手段。
唐玄宗雖然不是開國皇帝，但他所繼承的帝國，不是平平穩穩地按“父子相傳”的慣例得來的，而是經過了他自己的不懈努力，長期奮鬥，在宮廷鬥爭中奪取而來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具有開國皇帝的某些特色。奪取政權的經曆，為他謀求王朝的長治久安和興盛發達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開元之初，玄宗所麵臨的首要問題是消除武周以後政變迭起、內亂不止的根源，徹底解決兄弟紛爭、禍起蕭牆、宮闈幹政、功臣擅權等弊端。武則天的統治，使唐朝在政治、經濟以及政府的行政管理等方麵都達到了新的水平，為唐朝的社會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而遺留下的最大問題就是因皇位繼承權的爭奪而造成的政局動**。這一係列政變和內亂，伴隨著一次次的皇帝更替和權力轉移。李隆基自己是通過政變上台的，深知政變對在位皇帝的威脅。他當了皇帝後，絕對不能允許這種現象再度出現。
一次次的政變和內亂，對政治統治的影響是巨大的。在政變中，產生了一批善於窺測政治風向、密謀策劃、采用非常手段擁立新主的功臣，造成了皇族宗室中部分成員圖謀皇位、覬覦大權的心理，還使得政變中所倚重的禁軍由此而專橫跋扈、幹預政治。這些，都是正常的政治統治秩序所不需要也不允許存在的。唐玄宗深知，自己如果要想當一個安安穩穩的皇帝，就必須徹底清除有可能滋生或萌發內亂的各種因素。有意思的是，有些對玄宗的皇位構成潛在威脅的因素，正是玄宗本人在爭奪皇位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培植起來的。
一塊石頭，當它剛被放在河上遊時，有棱有角，毫無規則。河水不斷地衝擊著它，推到中遊，急流衝下的石塊相互碰撞，並被水侵蝕，不斷地磨擦，它逐漸變小變圓。當它被衝到下遊時，棱角已都被磨去，變得圓溜溜了。
人性又何嚐不是這樣?剛開始棱角分明，卻總要受到社會的擠壓，衝擊，一次次地挫折碰壁磨煉，使得人性最終圓滑起來。
圓滑，恐怕是人性中的最高境界——就個人觀點認為。一個人隻有擁有圓滑，才能在社會上站穩，能夠靈活地在社會中穿梭，熟練地馳聘於社會，那樣才是真正的“人中之傑”。
玄宗是個奇才，奇就奇在不管在什麽局麵場合中，都能扮演相應而又出色的角色。他所扮的角色，不是矯揉造作，而是發乎內在秉性的自然進入，圓滑和不失中庸。
現實需要什麽角色，他就進入什麽角色。現在，角色發生了變化，輪到玄宗自己來對付過去是自己所依賴的力量了。
由於政治背景不同，唐玄宗追求的“治世”，既不同於漢初文景，又不同於唐初太宗。漢代文帝和景帝所麵臨的是長期戰亂造成的社會凋零，因而以“休養生息”為治世第一要策；唐初太宗麵臨的是隋末暴政導致的社會反叛，因而求賢納諫、寬刑簡法、鎮撫四夷諸策並用。漢代文景和唐初太宗，無一例外地把加強政治統治的重點放在解決社會問題上。而唐玄宗麵對的統治難題，不是出在社會上，而是出在朝廷內，再加上唐玄宗本人有著豐富的組織、領導政變的經驗，深知宮廷內亂的危害，且自己又不是名正言順的嫡長子，所以，他對“內亂”格外留心。在開元之初，玄宗即致力於政局的穩定。他經曆過複雜的政治鬥爭，有處理危難政局的經驗。他深知安定升平的政局得來不易，所以用人處事熟慮深思，恐傷國脈。為玄宗建立功勳的大臣，大多善於謀劃，皆為出世奇才，而且是“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減不叮與共治平哉!”
對於帝王來說，如何對待功臣是一大難題。特別是政變中的功臣，與建國時期南征北戰產生出來的那種功臣有所不同。如果不用他們，似無以回報他們的擁立大功；而如果重用了他們，他們那種顛覆政權、策動內亂的能力，又會使君主覺得如同芒刺在背。在玄宗親政後，就有人對玄宗建議說：政變中的功臣，如王琚、麻嗣宗等，是“譎詭縱橫之士，可與履危，不可得誌。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之士”。玄宗采納了這一建議，於是以種種借口，將他們誅戮貶逐。最先被罷官的是郭元振。開元元年(713)冬季，玄宗駕幸驪山溫泉宮，當時的兵部尚書郭元振正在此地連營50餘裏，操練20餘萬大軍。玄宗檢閱操練現場，以軍容不整、督操忤旨之罪拘郭元振於軍前，宣令處斬；經左右百官求情，才將他罷職，遠謫新州(今廣東新興)。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侍郎王琚等人都被玄宗貶為外州刺史，有的人甚至放歸田裏，永不錄用。這樣，隻用了不太長的時間，就把直接參與當初政變的功臣從朝廷中樞內幾乎清除殆盡，從而為穩定政局鋪平了道路。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三日，玄宗親政。從此時開始，誅滅韋氏集團的功臣和誅滅太平公主集團的功臣逐漸被玄宗排擠出中央政治核心。
宮廷政變，是李唐王朝建立後帝王更迭的主要原因。為此，玄宗對李唐宗室管製甚嚴。即使是他的同胞兄弟，也隻以恩禮相待，而不授予要職，免其掌握實權，從而削弱皇室內部發動宮廷政變的政治基礎。
玄宗對待兄弟諸王，一方麵是伺察與防範，玄宗即位後，眾兄弟仍然掌管禁軍，宋王成器為閑廄使、左衛大將軍；申王成義為右衛大將軍；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軍；同時，宋王是睿宗的嫡長子，邠王守禮是高宗的長孫。他們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很容易被陰謀家所利用。因此，玄宗於開元二年(714)接受了宰相姚崇的建議，解除了諸王的兵權，分別將宋王出為岐州刺史，申王出為豳州刺史，鄰王出為虢州刺史，薛王出為同州刺使。玄宗還“令(諸王)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上佐”指州長史、司馬。諸王雖為一方牧守，但並不掌軍政大權，從而減少了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同時，為了減少京官與諸王、諸王之間的接觸機會，玄宗還規定“宗王以下每季兩人人朝，周而複始”，使諸王不能同時留居京城。兄弟之中惟岐王隆範曾參與誅滅太平公主之事，恃功驕恣，不受約束，常與朝臣張說、駙馬都尉裴虛己宴遊。玄宗先後將張說、裴虛己二人流放外地，以儆效尤，而與岐王隆範兄弟之情一如往昔，且告誡左右道：“兄弟天性，怎可失歡?不過有奸猾之徒，攀附邀寵，無礙兄弟之誼。”玄宗舊邸興慶坊升格為興慶宮之後，玄宗環繞興慶宮為諸兄弟築第。玄宗常常登樓與堵王歡娛作樂，對榻坐談。諸王每日縱飲、聚賭、擊球、鬥雞、郊獵，玄宗都不加禁止，但嚴禁他們與朝臣、外戚交遊。
另一方麵則是大力鼓吹友愛之道。玄宗與他的四個兄弟在青少年時代曾共居一個大院，人稱“五王宅”。那時同開邸第的生活情景，後來成為皇帝鼓吹友悌的話題。開元初，皇帝在大殿中設五幄，與兄弟共處其中，號“五王帳”。顯然，“五王帳”是附會了“五王宅”，用以表示兄弟親愛。後來皇城改造，房屋拆遷，舊五王宅改為新的宮殿，諸王自然不能住在原處了，皇帝便又賜給寧王憲和薛王業勝業坊，賜給申王和岐王安興坊。這些宅院邸第相望，環於宮側。這樣的布局同樣有兄弟共處的寓意。皇帝聽政之暇，常常召諸王登樓同榻歡宴，禮儀悉如家人。有時候，還親赴諸王邸第，賜金分帛，大家同樂。
為了表示願與兄弟永遠分享歡樂，玄宗還將自己服用的仙藥，分贈給諸王，並附上一
封信說：朕每思服藥而求習習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手!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方，古老雲“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這裏，把“骨肉兄弟”看成是“天生之羽翼”，反映了玄宗的真誠願望。因為“同保長齡”總要比互相殘殺好，也更有利於政局的穩定。
大唐曆史上有過追諡“太子”的先例，但像玄宗那樣幾乎給每個兄弟贈諡“太子”，卻是罕見的。這是一種特殊的友愛姿態。開元十二年十一月，申王揭病逝，皇帝下製表彰他溫恭孝友，說：“用表非常之榮，少寄天倫之戚。可追贈惠莊太子。”開元十四年四月，岐王範病逝，皇帝甚為悲傷，手寫《老子經》，為之追福，下製雲：“可追贈惠文太子。”開元二十二年七月，薛王業病逝，贈諡“惠宣太子”。
兄弟友愛共享天倫之樂的最突出表現是對待長兄的態度。李隆基為太子，也是嫡長子李成器相讓的結果。後來，李成器改名憲，封為寧王。他尤恭謹畏慎，未曾幹預時政及與人交結，皇帝對他尤加信重。這也是他的聰明處：一不幹涉時政，不任以職事；二不與群臣交結，專以聲色娛樂。如此，皇帝當然是放心了。申王、岐王、薛王先後去世，惟憲獨在，皇帝尤加恩貸。每年一到憲的生日，皇帝必幸其宅，設宴鼓樂。平時也常賜酒酪及異饌等。每逢尚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即分一部分賜給兄長。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寧王憲病逝，皇帝悲涕交集，追諡曰“讓皇帝”。冊斂那天，特令高力士帶手書置於靈座之前，書稱“隆基白”，表達了“家人之禮”。手書強調：“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爰在簿躬。”“大哥事跡，身歿讓存，故冊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茲寵榮。”這裏表彰大哥的謙讓精神，也是出於鞏固皇位的需要。
玄宗對待皇親的政策與措施是十分成功的，既避免了可能發生的禍變，又有利於開元政局的穩定，同時又使皇親之間和睦共處，避免了骨肉相殘的悲劇。宋代史臣稱讚他：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盛歟!
3．開元盛世：大唐極盛的頂點
開元盛世，是一個充滿著夢想，同時也能使夢想變為現實的時代，人生的種種理想都能被這個氣勢恢宏的時代所激**。這是一個閃耀著黃金般光輝的時代，一個政績彪炳、安定繁榮、文化昌盛、國力富強的時代，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光芒萬丈的時代，無論是內政、外交、軍事，還是文化、藝術，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李隆基繼位後的第二年改元“開元”，開元時期(713—741年)唐朝達到了極盛的頂點，於是，曆史上一個名為“開元盛世”的時代向世人發出吼聲——我來了。
大唐詩聖杜甫有—首著名的詩作——《憶昔》。詩中述及開元盛世。詩人讚頌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甫的詩是對開元盛世的形象描述。開元盛世，曆來有口皆碑。大唐著名的政治家陸贄說：“朝清道泰，垂三十年。”北宋歐陽修在《新唐書玄宗本紀》讚揚說：“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明清之際的學者王夫之更從上下曆
史的比較中得出結論：“開元之盛，漢、宋莫及矣。”
玄宗不但內部宗親和睦安定，在朝廷之中，也注意選用賢臣。這因為唐玄宗經過兩次政變才得到政權，所以他很注意從各方麵來鞏固他的統治。他即位的第二年就規定：在京官中選拔有才識的人派到外地任都督刺史；選外地都督、刺史中有本事的調到朝廷來任職，使他們出入人數相差不大。後來把這種調動作為一種製度固定下來，從而達到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種效果。
在唐玄宗繼承帝位之初，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開拓局麵，他感到必須有一名既有治國才能又十分可靠的宰相來輔佐自己。因此，他還積極選擇良臣，輔己治國。唐玄宗很看中被貶到地方的姚崇。一次，唐玄宗在驪山檢閱軍隊之後，又狩獵於渭川。這時，姚崇趕到，受到唐玄宗接見。唐玄宗問他：“你會打獵嗎?”姚崇說：“臣20歲的時候，經常外出打獵，後來才讀書。如今雖然到了殘年，還能騎馬射箭。”唐玄宗讓他參加打獵，姚崇竟然箭無虛發，玄宗非常高興，約他到行宮談論天下大事。姚崇談古論今，談得頭頭是道，唐玄宗聽得入神，竟忘記了吃飯。
最後，唐玄宗對姚崇說：“我早知道你是個人才，請您做我的宰相吧。”姚崇推辭不幹，唐玄宗感到很奇怪，問他什麽緣故。姚崇跪下說道：“臣有十件大事，恐怕陛下未必同意，所以不敢接受任命。”唐玄宗說：“你說說是什麽大事?”姚崇說：“第一，以仁義為先，不要隻用刑罰；第二，十年之內，不要在邊境作戰；第三，宦官不要幹預朝政；第四，皇親國戚不要任國家重要職務；第五，無論什麽人，犯了法都得受罰；第六，取消租稅以外的一切額外征收；第七，禁止營造佛寺；第八，對待部下要以禮相待；第九，允許大臣對朝政提出批評建議；第十，嚴禁外戚幹預朝政。這十件大事，陛下能同意嗎?”唐玄宗—卜分誠懇地說：“這都是關係社稷安危的大事，我都同意，你不必擔心。”姚崇馬上叩頭謝恩，表示願意接受任命。
在唐玄宗的時候，和姚崇齊名的賢相，還有宋璩、張九齡等，他們為唐朝的政治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重用姚崇和宋璟為宰相，這兩個人十分能幹，把國家大小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人們把他倆跟唐太宗時期的宰相房玄齡和杜如晦相比，說“前有房、杜，後有姚、宋”。玄宗開元這20多年，就是曆史學家所稱譽的、與“貞觀之治”相媲美的“開元盛世”。
開元時期，土地開辟，許多“高山絕壑，耒耜亦滿”。由於開源節流，國家財政日益豐裕，全國的糧倉充實，致使物價十分廉宜。據杜佑《通典》所記：“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鬥至十三文，青齊穀鬥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見當時糧食布帛產量豐富，物價低廉，商業繁茂。直到中唐以前，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有紙的國家。中國的絲綢沿著絲綢之路到了西方，馬上就成為羅馬貴族們手裏比黃金還要珍貴的奢侈品。
當時大唐的百姓，不僅在家安居樂業，出外旅行也很舒適，道路暢通，行旅安全。《通典》記載：“開元時東至洛陽、汴梁，西至關中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肆豐溢，每個驛站都出賃驢馬供客人騎乘。南詣荊襄，北至太原、範陽，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驛站和店鋪。”杜甫也曾經在詩中描寫：從秦州（今甘肅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驛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當時甘肅到新疆的驛舍有池、有竹，可見氣候和水源遠比現在好得多。還有一個數據，很能說明社會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開元十八年（730），全國犯罪的僅二十四人。
國力強盛是開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標誌。自唐高宗以後，吐蕃強大，成為唐朝西方的嚴重威脅。武後時期，後突厥複興於漠北，契丹崛起於東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勢的緊張。許多在貞觀﹑永徽年間歸屬唐朝的地區重又脫離控製。玄宗即位後，加強鄰接地區的軍隊，開立屯田，大大充實了防務，又從東北到西北和南方設立了平盧﹑範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伊西北庭﹑劍南等九個節度使和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以統一指揮戰守軍事。對外戰爭也取得了輝煌的戰果。開元五年（717年），唐朝從契丹收複了遼西二十一州，重置營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羅、回紇等都重新歸順唐朝。在西北，唐朝收複了碎葉城，並打敗了強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亞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開，唐朝對西域的主權恢複，唐朝的聲威遠播西亞。日本、朝鮮半島同唐朝的聯係頻繁，南亞各國同唐朝交往不斷。各國的使者和商人來往不絕。關於打敗吐蕃和玄宗的邊防體係，後麵在《哥舒夜帶刀》一節中再詳細講述。
許多來華的胡人（唐人對各國人士一律統稱為“胡人”，外國商販稱之為“胡商”、“胡賈”，外國僧人統稱為“胡僧”，外國女子統稱為“胡姬”）見識了唐朝舉世無雙的繁榮，樂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國，幹脆就留在了中國。當時西域少數民族普遍向往東方樂土，都城長安更是眾望所歸的聖地，所以這裏雲集著數量驚人的西域胡人，有時可達二十萬之眾。長安獻藝的歌、舞、百戲、幻術（雜技）等高手，以及與他們相伴而來的是在長安開設飯鋪酒肆、歌樓舞謝的胡商胡姬，他們很快就成為唐朝文化大視野中的一道新奇風景。
社會經濟的繁榮必然推動文化的發展，盛唐在文學藝術方麵取得的成就也是碩果累累，氣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詩最為後世稱道，唐詩大潮在開元時期達到了頂峰，**，蔚為壯觀。大詩人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等均為空前絕後的超一流詩人，將整個盛唐詩壇裝點得空前壯美，氣象萬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詩人（所謂大曆十才子）也是這個時期培育出來的。大書法家張旭、顏真卿、大畫家吳道子、大音樂家李龜年的藝術成果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藝術，也無不有輝煌而顯著的成就。
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自開元十七年（729年）起，這一天被定為法定節日“千秋節”，全國都要放假，大肆慶祝。“千秋節”的時候，玄宗在勤政務本樓下舉辦宴會，同時還在樓前的大型廣場上舉辦歌舞表演，以助雅興。
有一年千秋節，匯集到廣場上的人太多，爭著往前擠，負責維持秩序的金吾衛士兵已經無法控製局麵，眼見一場擁擠踩踏的慘劇就要發生。玄宗在樓上目睹這一情景，急忙問高力士：“現在海內五穀豐登，四邊沒有大的戰事，形勢一片大好。朕因而舉辦了這麽盛大的集會，想與萬眾共享歡樂，沒想到會出現擁擠喧鬧的局麵。你有什麽好的解決辦法嗎？”高力士一時也想不出辦法來。動武肯定是不可能的，那樣隻會破壞節日歡樂祥和的氣氛。不過，高力士想到了素以執法嚴厲出名的河南丞嚴安之，便立即向玄宗推薦。嚴安之奉詔命緊急趕到現場後，立即用手中的笏板在樓前場地上畫了一個圈，然後大聲宣布：“誰敢越過這道圈，處死！”亂哄哄的現場一下安靜下來。人們把這條線叫做“嚴公界限”，沒有一個人敢超越。現場秩序這才穩定下來。
節日的盛況是空前的。然而，眾人爭相擁擠的原因卻不是要爭睹天子玄宗的尊容，而是要看一名叫做念奴的宮伎的風采。念奴是當時知名度很高的藝人，歌技出色。她的歌聲激越清亮，被玄宗譽為“每執行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二十五人吹管也蓋不過其歌喉”。元稹稱讚其“飛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每當念奴出場時，便是萬眾喝彩，道路為之擁塞，聲勢相當浩大。可見追星一事，古已有之。千秋節一般是三天歡慶，念奴的表演結束後，還會有很多人聚集在廣場，要求繼續聽念奴唱歌，導致事先安排好的其他演出無法正常進行。到了這個時候，就連嚴安之這樣手腕嚴厲的官員也無法應付躁動的人群。玄宗不得不讓高力士出麵宣布：“念奴將會再為大家演唱，希望大家安靜下來。”現場喧鬧聲即刻消失了，人們開始靜靜地等待。那架勢，絕對不亞於當今任何的追星場麵。白居易曾有詩道：“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聲。”可以看作是香山居士對盛唐歌者的盛譽。
念奴所唱的曲調後來演變成詞調，這就是著名的《念奴嬌》。宋朝蘇東坡有《念奴嬌·赤壁懷古》，名垂千古。當著後人樂道於“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的陽剛之氣時，是否曾想到，這個詞調其實出自天寶年間的一個出色的女歌伎？
唐詩和宋詞並稱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大高峰，唐詩的成就自不必說，詞的起步和發展其實都是源自唐朝。這點從詞牌名便可以看出，許多宋詞的詞牌名實際上都是唐朝的樂曲名。唐朝民間有著名樂舞《潑寒胡舞》，因舞者頭戴蘇幕遮帽，唱詞中也有“蘇幕遮”之語，故又稱《蘇幕遮》。《蘇幕遮》在後來也發展成為著名的詞牌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霓裳羽衣舞》，此樂曲由玄宗本人親自創作而成，為唐代最出色的大型樂舞和著名的法曲。樂曲主體為道調法曲。舞蹈是此曲的組成部分，舞者必須裝扮得極其典雅美麗，宛如仙女。演出服飾必須遵照特殊規定，上身著“羽衣”，象征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豔如彩霞般的彩裙。該舞的編導手法十分高妙，運用剛柔、強弱、急緩、動靜等的變化對比，通過樂曲、歌唱、舞蹈的遞次展現、或同時齊發，創造了一個獨特的藝術形式。
唐玄宗前期，國家政治生活像唐太宗、武則天時期一樣，保持著相對寬鬆與開放的麵貌。也正是因為有了從初唐至盛唐比較清明的政治環境和文化氛圍，所以，在進入中唐以後仍然出現了像初、盛唐時的魏征、姚崇、宋璟那樣敢於講真話的諍臣名相，和一大批敢於評論當時政局的官員和文人，如顏真卿、劉晏、楊炎、陸贄、王叔文、杜黃裳、李絳、白居易、斐度、孟簡、王涯、李訓、鄭注等。
那時，由於政治相對比較清明，文禁較為寬鬆，所以詩人群體對於皇帝與朝廷權貴的批評大抵都是直抒其言，無所忌憚的，有時甚至達到嘲諷挖苦甚或侮謾的地步。如白居易任左抬遺之前的元和元年，他在盞至縣(今陝西周至)任上，就曾寫下著名的《長恨歌》，公然拿玄宗與楊貴妃情事開涮，“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李商隱也在《馬嵬》詩末尾雲：“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也是諷刺玄宗貴為天子多年，卻保不住愛妃，反倒不如普通百姓能夠夫婦長相廝守。如此群體性地張揚皇帝隱私，褻慢帝王尊嚴，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上，大概隻能出現在大唐帝國時代!
4．安於享樂，晚景淒涼
唐玄宗是中國曆史上—個比較有爭議的皇帝，他前期的成就與後期的反差判若兩人，他把唐王朝推向了頂峰，但也是他為唐王朝的衰落埋下了種子。
唐玄宗開創了中國曆史上強盛繁榮、流芳百世的“開元盛世”。但是開創了盛世之後，唐玄宗逐漸開始滿足了，沉溺於享樂之中。
當皇帝的時間一長，年齡一大，難免就有所懈怠。開元中期，玄宗勵精求治的勁頭已大不如前，而且對於大臣們的勸諫，也漸漸感到厭煩了。沒有了先前的勵精圖治精神，也沒有改革時的節儉之風了。正直的宰相張九齡等人先後被罷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自從有了李林甫，玄宗以為天下太平無事，大政全委於宰相，顯露出了一種“退居二線”的苗頭。到天寶三載(公元744年)，玄宗當皇帝已經當了三十年，年齡也滿了六十歲。一代治國明君，開始沉湎於現實的愛情和虛幻的成仙之中，政務則交給了李林甫和楊國忠，致使釀成了盛世掩蓋下的嚴重危機。
如若不是記載得清清楚楚的史事，簡直令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古怪複雜的人。他的一生充滿矛盾，內外矛盾，前後矛盾，在矛盾中成一代偉業，又在矛盾中沉淪下去。
理性足，理智強，他懂得事情可想、可說、可做的界限，能及時糾正不妥的行為。上台後反對奢靡，提倡儉樸；中止江南采鳥擾民；拒獻中外器玩等等，都表現出極強的明智態度。他也有濃鬱的人性，當人性煥發時甚至有些調皮。他會玩，鬥雞、打球、弈棋、畋獵，無一不精。太常卿薑晦主持的雜技隊，有一演員以頭頂長杆舞蹈聞名，從未失手，玄宗令人用鐵鞭暗擊其杆，對左右說：“其杆馬上就要折斷。”當他的話應驗後，拍掌大笑。
理性和人性不時地搏鬥。在前期，他是理性戰勝人性，造成了超然物外的光輝政治形象。到後期，人性壓抑了理性，縱欲、享樂、奢侈，棄政，移情聲色，墮落得一塌糊塗。
自古紅顏多禍水，英雄總被美人誤，像唐玄宗這樣的一代明君，也難逃這樣的劫數。
武惠妃死後，李隆基麵對後宮數千佳麗，覺得無一人合自己的心意，後來竟看上了自己的兒媳——壽王妃楊玉環，便有意強占。雖然這個女子是他的兒媳，可玄宗還是想把她收為自己的妃子，這真可謂英雄難過美人關。
於是，唐玄宗就把這件事交給高力士去辦。高力士是皇帝身邊的近侍，整天想辦法給皇帝尋開心，遇到這樣的事，他自然有的是辦法。他給皇帝出主意說，如果直接把王妃宣進宮來怕人議論，不如表麵上讓她到廟裏當女道土，然後再暗中接她人宮，玄宗覺得此主意很合心意，就同意了。高力士接下來就緊鑼密鼓著手辦理楊玉環“出家”的事情。楊玉環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哪裏願意出家，無奈之下，高力士就說出真相，這才讓她接受。她出家的地點是道觀太真宮，是宮廷的廟宇之一，因此楊玉環的道號便叫“太真”。楊玉環坐上—乘轎子，但卻沒進太真宮，而直奔驪山。那裏有一泓泉水，叫作華清池，事實上是一座叫溫泉宮的離宮，皇帝這時正在那裏等她。第二年8月，唐玄宗便冊立楊玉環為貴妃。那時宮中沒有皇後，楊貴妃便成了後宮中最高的妃嬪。
隨著玄宗立楊玉環為貴妃，他便沉溺於與這位絕代佳人的愛情之中。問題在於，皇帝的愛情不同於一般平民的愛情，處理不好就會給國家、給社會造成不利影響。玄宗與貴妃的愛情，恰恰給唐代的政治帶來了不可忽視的消極作用。本來，玄宗就膩煩了政治，再加上他把精力集中在楊貴妃身上，難免就會把國家大事擱在一邊。“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玄宗整天泡在溫柔鄉裏，不理政務，使唐王朝的統治開始走上了下坡路。
楊貴妃不像曆史上的有些女人那樣熱衷於權勢，平心而論，她對政治通常是不過問的，也不屑於在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政壇上勞神費心，她隻是專心致誌地愛著玄宗。在楊貴妃眼裏，恐怕首先不是考慮玄宗的皇帝地位，而是兩人的愛情。如果楊貴妃時時刻刻把玄宗的皇帝身份放在首位，就不可能鬧出後來的出宮風波。但是，楊貴妃個人不涉及政治，政治卻會反過來牽涉她。自從楊貴妃得寵，楊氏家族便因此而飛黃騰達，不但影響到官場，而且也影響到社會。
由於一個楊貴妃，楊氏一家人都顯赫一時，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當時，民間流傳著兩句民謠：“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封建社會本來是重男輕女，這歌謠說，生了男孩不要歡喜，生了女孩不用傷悲，你們看，楊家不就是因為有了個女孩子，才光大門庭的嗎?
自從有了楊貴妃，唐玄宗完全沉溺於享樂之中，日日笙歌，夜夜專房，沉溺於聲色之中，不再過問國事。而楊貴妃的三個姐姐韓國夫人、虢國夫人、秦國夫人也“並承恩澤”，杜甫的名詩“淡掃蛾眉朝至尊”就是譏斥李隆基和虢國夫人有染。
李隆基不僅溺情聲色，還酷愛戲曲。《資治通鑒》記載：“上皇每醣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演《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
連動物都能訓練成演藝明星，李隆基的導演造詣真是夠高的。所以李隆基後來被梨園(戲曲)行奉為鼻祖，代代供奉祭祀。
唐朝的統治從此越來越腐敗了。這是唐王朝走向衰落的開始，前期的唐玄宗無疑是一個很有建樹的皇帝，他把唐王朝的統治推向了頂點，但同樣是他又把唐王朝的統治領上了覆滅的道路。
雖說唐玄宗後期的種種失政不能都推到楊貴妃身上，但唐玄宗貪戀美色，致使他無心管理朝政，把朝政交給奸相李林甫，讓幾乎所有不聽命於李林甫的正直大臣都遭到排斥，一批批鑽營拍馬的小人卻受到重用提拔。唐玄宗還重用楊家外戚，弄得朝野動**，民不聊生。在軍事上采取藩鎮割據，削弱了中央的權力，那些節度使其實就成了各地的“土皇帝”。就在這個時期，唐朝的政治從興旺轉向衰敗，“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日漸淡化。
唐玄宗後期的統治其實已經危機重重、搖搖欲墜了，他的這些昏庸行為，也加快了“安史之亂”的步伐。本來十分強盛的唐朝，從此一蹶不振，在以後的一百五六十年裏，一直處在動亂之中。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官軍連戰失利，叛軍攻勢則如摧枯拉朽。李隆基倉皇出逃至四川，途中楊國忠被憤怒的官軍殺死，李隆基也被迫將貴妃賜死，昔日勢焰熏天的韓國夫人、虢國夫人等也被殺掉。
李隆基逃到四川不久，又被留在中原的太子李亨在靈武巧妙地篡了位，隻好在成都做了太上皇。這段日子雖然沒有楊貴妃為伴，卻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段舒適的時光了。
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官軍在郭子儀、李光弼的統領下擊敗叛軍，收複長安、洛陽兩京。肅宗李亨接回太上皇李隆基，李隆基便回到自己當親王時的老宅興慶宮居住。後來肅宗受宦官李輔國挑唆，父子關係變惡，李輔國強行將李隆基遷往西內，把李隆基的親信心腹高力士、陳玄禮流放邊荒。李隆基一生最離不開的便是高力士，多少年來，高力士已成為他生活中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部分。高力士離開後，李隆基鬱鬱寡歡，開始厭食甚至絕食，對外說是修習道家“辟穀”術。在寶應元年(762)病逝於神龍殿，享年七十八歲。而高力士在被召返京途中聽聞噩耗，嘔血而亡。
唐玄宗作為傑出的政治家，他有著冷峻的現實主義精神，能統籌全局，舉賢任能，虛心納諫，改革時弊。作為飄逸的才子，他有著浪漫主義的情調，好幻想，有些迂闊，易感情用事，沉浸在聲色之中，把國家命運攸關的大事棄於一邊。兩種素質造成衝突，衝突得使他既獲得了太宗式業績之榮，又險些蒙受了李煜式亡國之恥。矛盾，既可調和又不可調和的矛盾，使玄宗由明君變為昏君，從成功轉入失敗，把喜劇演成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