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立嫡長子為皇太子，以皇太子為皇位的合法繼承人，是封建社會的一條基本原則。但考諸史籍，真正按此程序登上皇位的，又不是多數。這一現象說明了什麽?從“玄武門之變”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在初唐的皇位接替中，“玄武門之變”是影響極大的一個事件。當時和後世的人們，對這一事件評說不一。從“玄武門之變”的基本過程和結果看，它充分顯露出封建社會中皇位接班人製度中無法克服的弊端，對當今社會人事製度的改革，也有警戒作用。
唐高祖的諸子中，李世民尤具雄才大略。在佐父起兵建唐、統一全國的過程中，李世民功勳卓著。隨著地位和實力的與日俱增，已是勢難雌伏。
唐高祖李淵與皇後竇氏，共生有4子1女。長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史載諱“元”為“玄”），四子李元吉，女為平陽公主。諸子中，元霸早年夭亡，其餘3子1女，均跟隨李淵，在建立唐朝一統江山的鬥爭中，各有建樹。其中次子李世民的功業尤大。
李世民於隋開皇十八年（59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於今陝西武功的一座李氏別館之中。當時其父李淵剛被隋文帝任命為隴州（今陝西隴縣）刺史，榮遷新職之際，又得貴子，李淵自然十分高興，當即為子起名“世民”，希望將來能濟世安民，為李氏門庭再增光輝。
李世民自幼聰明敏捷，膽識過人。作為將門之後，他從小受到尚武習俗的熏陶，喜歡騎射征戰，頗懂文韜武略。青少年時代，隨著父親職務的不斷調動，他先後到過隴州（今陝西隴縣）、岐州（今陝西鳳翔）、滎陽（今河南鄭州）、樓煩（今山西靜樂）等地，14歲時來到京師長安。這種遷徙不定的生活，雖不免遭受顛沛流離之苦，卻使他飽覽各地山川河穀、軍事要塞。接觸民情風俗，了解社會現實，開闊眼界，增長見識，並形成意誌倔強、剛烈豪放的性格，在青少年時代就開始顯露出出眾的才華。
古代山水隋煬帝大業十一年（615年），18歲的李世民因父親調任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而隨家遷居河東。這年八月，煬帝北巡邊塞時，被突厥始畢可汗率領的數十萬騎兵圍困雁門，在萬分危急的形勢下，煬帝接受臣下建議，將詔書係在木頭上，投入南流的汾水河，令各地募兵勤王。李世民奉父命毅然應征從軍，參加了屯衛將軍雲定興的勤王部隊。他認真分析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向雲定興將軍提出虛張聲勢，多設旌旗，以為疑兵的退敵策略，深得雲將軍的讚賞，誇李世民“小小年紀，竟有如此見識，將來必有一番作為”。
就在李世民隨父進駐山西的這一年，隋王朝內部的動亂局麵已十分嚴重。頗具雄才大略的李淵也開始密謀策劃，準備伺機起兵。李世民作為父親的得力助手和參謀，參與了起兵的全部密謀和決策活動，並做了大量的組織發動工作。他一方麵協助父親招募軍隊，集結力量；另一方麵又在父親授意下，利用各種關係和手段，結交大批當時的英豪俊傑，隋軍將領孫順德、劉弘基、竇琮等人就在這時成為李淵父子的心腹好友，晉陽令劉文靜和宮監裴寂，也在這時進入核心決策圈。據說，當李淵麵對錯綜複雜的形勢有些舉棋不定時，又是李世民與劉、裴商議，促成李淵最後下了起兵的決心。
隋大業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淵在晉陽宣布正式起兵，這時李淵長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女婿柴紹等也先後率領一些軍士從河東、長安，秘密趕至晉陽會師。在確定西入關中奪取長安的戰略目標之際，西河（今山西汾陽縣）郡丞高德儒拒不服從，李淵命李建成與李世民兄弟二人率軍攻取西河，二人受命後，率軍直逼西河，擒斬高德儒，開倉濟貧，甚得民心。李淵見二子爭光，十分高興。遂在這年七月，以李元吉為鎮北將軍，留守太原。自己和建成、世民率軍3萬，西圖關中。
大軍進至靈石縣，在賈胡堡安營紮寨。隋將宋老生在霍邑（今山西霍縣）屯兵抵擋。恰逢霪雨連綿，糧餉不給，軍中又流言突厥與劉武周聯合，乘虛襲擊太原，李淵召集諸將商議，裴寂認為太原是軍事重鎮，又為義軍家屬所在地，應立即還師太原，再伺機西圖。李淵也認為合情合理，準備回師。這時李世民指出：突厥並未對太原構成嚴重威脅，應義無反顧地先入鹹陽，以號令天下，若現在班師，不僅會挫傷士氣，而且以後也難遇大舉的機會。李建成也反對回師太原。經兄弟二人苦諫，李淵追回已後撤的部分軍隊，按原計劃行動。之後，大軍力克霍邑，取臨汾和絳郡（今山西絳縣），到達龍門。在農民首領孫華的引導下，兵渡黃河，圍攻河東。
隋朝驍騎大將軍屈突通鎮守河東，李淵久攻不克。裴寂主張以重兵力克河東，以絕後患；李世民認為兵貴神速，應避實就虛，先取關中。李淵權衡後，決定兵分兩路，由李世民帶軍渡河入關，直取長安，同時以相當兵力對付河東屈突通。這時，平陽公主率招募的六七萬軍隊來與李世民會師，李建成與李淵也先後至霸上，20萬大軍合圍長安，大業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攻克長安。
占領長安後，李淵於次年（618年）稱帝建唐，李建成因嫡長子身份被立為皇太子，李世民被封為秦王，李元吉被封為齊王。李淵稱帝後不再親自掛帥出征，身為皇太子的李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協助處理日常政務。領導和指揮統一戰爭的重任，就主要落在秦王李世民的身上。當時年僅22歲的李世民，在西攻東伐，征服群雄的統一戰爭中，又建殊勳。
在平定割據隴右（今甘肅六盤山以西，黃河以東地區）的薛舉、薛仁杲父子中，李世民正確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情況，確定了堅壁不出、以逸待勞的方針。初次交戰之際，李世民因患瘧疾，交由劉文靜、殷開山指揮軍隊，二人不聽李世民勸誡，輕敵躁進，在淺水原一戰中遭大敗。薛舉死後，其子薛仁杲即位。李世民吸取上次戰敗的教訓，堅守60餘天不戰，薛軍糧盡，軍心動搖，士氣低落，李世民分兵兩路，以南北夾擊之勢，一舉破敵，並身先士卒，率少數人馬乘勝追擊，使薛軍不能匯合，薛仁杲被迫率軍投降。
當盤踞在代北的劉武周勾結突厥，南下太原，李元吉逃回長安，形勢十分危急之時，李世民率軍北上，渡黃河，入山西，討伐劉武周。劉軍主力宋金剛十分勇猛，李世民仍然采取堅壁不戰的方針，兩軍對峙5個多月，宋金剛糧盡北撤，李世民抓住機會，窮追猛打。一天之內交戰8次，大獲全勝。宋金剛隻帶10名騎兵逃回太原。劉武周見此慘狀，自知不敵，北遁突厥，後被突厥所殺。
平定劉武周後，李世民率軍回到長安，休整兩個月後，於武德三年（620年）三月又率軍東征，與王世充、竇建德角逐於中原地區。麵對王、竇兩股強大的武裝力量，李世民表現出非凡的膽略，他臨危不懼，果斷決策，在圍攻洛陽王世充的同時，集中主力與前來救援的竇建德決戰，一舉擊潰竇軍，俘虜竇建德，使王世充聞風喪膽，出城投降。統一全國的戰爭，至此取得決定性勝利。
從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掛帥出征，到武德五年（623年）七月勝利班師回朝，曆經4年。李世民英勇善戰，消滅了當時國內主要的割據勢力，為建立唐王朝的一統帝國做出了貢獻，成為李唐王朝中無與倫比的特殊功臣，威望與日俱增。他擔任尚書令之職，位居宰相，又掌握著大量軍隊，權力逐漸擴大，地位迅速上升。這一切都促使他對最高權力地位產生覬覦之心。據說有一天，李世民曾和謀臣房玄齡微服拜訪一位名叫王知遠的道士，這位道士告訴李世民，說他有天子相，將來可登九五之尊（即當皇帝）。李世民聽後，很受鼓舞，暗記在心。
因為早懷大誌，李世民在晉陽起兵和統一全國的戰爭中，非常注意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收羅謀臣猛將，並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政治集團。在這個集團中，武有秦瓊、程咬金、尉遲敬德、公孫武達、徐世勣等，文有劉文靜、裴寂、杜如晦、房玄齡等，均為一代俊傑名臣。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他從關東前線返回長安後，被加封為天策上將，位在諸王之上，並設立天策府及其屬官，作為他軍事上的顧問、決策機構。同時他又在自己的秦王府設立文學館，收羅四方文人學士，經過挑選，杜如晦、房玄齡等18人入選進館。李世民讓他們輪流在館內值班。以備顧問谘詢，並讓著名畫家閻立本為18人畫像，讓文學家諸亮作讚，號為“十八學士”。“十八學士登瀛州”的說法，據說由此而來。天策府與文學館的設立，表明秦王李世民的政治核心集團正式形成。這時，就是李世民不產生爭奪最高權力地位的念頭，他的文武功臣也不會甘居府館，真正是“勢難雌伏”了。
麵對秦王李世民“勢難雌伏”的狀況，太子李建成由妒生懼。雙方圍繞皇位繼承權，以各種手法展開了一場爭奪戰。在文武部下的鼎力支持下，李世民在危機中先發製人，在玄武門殺兄戮弟，取得了勝利。
對於李世民的膽略、才幹和抱負，作為兄長的太子李建成是深知的。因此，父皇李淵對李世民的每一次重用與褒獎，幾乎都要引起李建成的嫉妒。隨著李世民的實力與威望的與日俱增，李建成更是由妒生懼，越來越感到自己皇位繼承人的地位受到直接的嚴重挑戰。據說李建成出於對付李世民的需要，以許願的手法拉攏四弟齊王李元吉，而李元吉也胸懷大誌，企圖先與李建成聯手扳倒李世民，然後再圖謀長兄之位，於是二人各懷異圖，聯合起來，與李世民展開了一場爭奪戰。
古人賣花圖雙方都明白各自的實力大小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因此，都在努力擴大自己的人才實力的同時，千方百計挖對方“牆腳”，以削弱對方勢力。建成利用皇太子的身份與權力，凡有調兵遣將的機會，總是竭力設法把秦王李世民的部將調開。程咬金是秦王府一員得力幹將，建成便設法將程咬金調任康州刺史，使他離開秦王府（後不果行）。尉遲恭也是秦王手下一員猛將，建成先是用一車金銀收買他，遭到拒絕後，又派人暗中行刺，行刺者未敢下手；建成又在高祖跟前誣陷尉遲恭，將尉遲恭下到監獄，後在李世民再三請求下，得免一死。李世民也針鋒相對，在派人積極爭取山東豪傑的同時，瓦解建成的部下。原為太子部曲、擔任防衛宮城重任的常何、敬君弘，便在秦王的瓦解工作中，暗中脫離了太子集團，成為秦王的助手。
在互挖“牆腳”的同時，又都利用宮中各種關係，在父皇麵前，詆毀對方。建成與齊王元吉常住京城，宮中關係較多，在這方麵占有優勢。據說二人曲意伺奉父皇跟前諸妃嬪，賄賂無所不至，以求在父皇跟前說好話。而世民則不事妃嬪父皇，遇事還要堅持原則，故多得罪之處，妃嬪們自然不會在高祖跟前說他的好話，有時還要說壞話。一次李世民侍宴宮中，因思念生母早亡，不能見到後來的情況，不禁流下眼淚來，高祖看見後不大高興，諸妃嬪乘機進讒說：“現在天下無事，皇上年齡已大，正應該好好享樂高興，而秦王卻流淚，肯定是憎恨我們這些人。您老人家一旦萬歲以後，秦王還能容得下我們母子?肯定會把我們都害了!”並痛哭流涕，說：“皇太子仁孝，陛下如果能將我們托付於太子，太子一定能保全我們!”高祖聽了，自然越發對李世民不滿，對李建成有了好感。隻要遇有機會，建成、元吉與世民又都分別偷偷地覲見父皇，直接在高祖麵前攻訐對方，高祖隻好根據當時的情況，說些不痛不癢的和事的話。
隨著雙方矛盾的越來越激化，從肉體上消滅對方的謀害行為也時有發生。可能由於史傳者的掩飾，似乎這類行為均由建成和元吉所為，世民則除了最後一次動手玄武門外，並無它舉。據史載，元吉曾不止一次要親自動手消滅世民，但建成曾加以阻止，多少反映出建成本性中厚道的一麵。史載比較明顯地謀害李世民的行為，至少有兩次。一次是乘高祖郊外行獵之時，建成將自己的一匹烈性胡馬讓給世民，並請世民陪獵。世民乘此馬逐鹿時，烈馬幾次狂跳，將世民摔出一丈多遠，險些喪命。世民後來對人說：“他（指建成）想用此馬害我，但死生有命，這有什麽用處!”建成獲悉後，又讓妃嬪在高祖耳邊進讒：“秦王說他有天命，將為天下主!”高祖大怒，把世民召進宮大訓一頓，說：“天子自有天命，不是智力可求的，你急的什麽?”並要下獄審訊，恰因突厥人寇，不得不用李世民，方才免審，讓世民帶兵迎戰突厥。另一次是建成請世民赴宴，酒中下毒，世民飲後心痛不止，並吐血數升，幸虧回府後解救及時，方保住生命。
對雙方的這種越演越烈的明爭暗害，作為父親的李淵當然比誰都感受深切。但他處在兩難之中，一方是按照傳統原則確定的皇位繼承人，另一方是功業蓋世的實力人物。手心手背都是肉。在通常情況下，他隻能是居中調停，希望緩解雙方的矛盾。在特殊情況下，他也曾動過解決一方的念頭，但最終沒有實際行動。史載武德七年（624年）六月，高祖帶世民、元吉去了仁智宮，留建成居守京都。原任太子東宮侍衛的慶州都督楊文幹私募壯士送往長安。建成在元吉陪父皇去離宮時，曾暗囑元吉就便除掉世民，同時又派手下二員郎將給楊文幹送去甲杖，欲裏應外合，但這派出的兩人卻往離宮向高祖報告，高祖大驚，手詔建成赴離宮，建成猶豫再三，還是遵命前往，被高祖囚禁；高祖同時派人去慶州召楊文幹，楊幹脆舉兵反叛。高祖派李世民去剿滅，並在臨行前有所許願。世民去後，李元吉與妃嬪在高祖麵前，再三為建成說情，封德彝等朝臣也為之勸解，高祖又改變初衷，複讓建成回京師留守。世民當然大失所望。既然作為父皇的高祖李淵不願也無法解決問題，剩下的途徑，好像就隻有兄弟相殘、流血宮門了。
就在雙方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突厥南侵。建成推薦元吉率軍北征，並準備乘機帶走世民手下的一些將領，高祖同意。據說建成與元吉密謀，要在世民為出兵送行之際，除掉世民。有人將這一機密告訴了世民。大難臨頭，世民召集手下文武商議，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人力主世民先發製人，迅速除掉建成與元吉。世民決心下定後，秘密入宮見高祖，告建成、元吉種種不法行為，並將欲借出兵送行之機加害自己的陰謀也一並告發。高祖聽後，愕然半晌，說：“明天我親自鞠問，你應早一些向我報告。”
世民料定建成、元吉明早會進宮見父皇，便在必經之門——玄武門設下伏兵。第二天早上——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早上，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得到宮內張婕妤派人送來密報後，果然趨馬直奔玄武門而來，要進宮見高祖去辯駁世民的告狀。這時早已埋伏在玄武門的伏兵襲擊建成和元吉，建成被李世民砍死，元吉被尉遲敬德射殺。建成的隨從本想發動攻擊，但見主人和齊王元吉已被害，立刻瓦解了。李世民見大功告成，即派尉遲敬德進宮去向高祖報告。高祖當時正在宮內湖上劃船，大驚大怒之餘，也隻好麵對現實，3天後即順勢而立李世民為皇太子，兩月後，正式傳位於李世民。世民即位，號太宗，次年改元貞觀。這就是“玄武門之變”。
對於“玄武門之變”，當時及後世的人們，評說不一。但無論褒貶揚抑，大都囿於事件本身及相關人物。如果我們將眼光放長遠一些，則可以從這一事件之中，發現封建時代皇位接班人培養製度中無可克服的一些弊端，對現代社會人事製度的改革，也不無警戒之處。
“玄武門之變”發生後，當時的史傳記載，多有曲飾。據說還是唐太宗本人非常關心對這件事的記載，幾次提出要看實錄。房玄齡等人把刪簡後的實錄呈上，太宗看後，覺得文字記載，語多隱晦，就對房玄齡說：“從前周公討平了管叔、蔡叔的叛亂而周朝安定，季友毒死了叔牙而魯國安寧。我做的事，其大義與這些事相同，是為了安定國家，有利於百姓的緣故罷了。史官提筆記錄，何必費神去隱瞞?應立即刪除虛飾多餘的文字，直截了當把事情原委寫出來。”魏征也趁機進言說：“我聽說皇帝處在極尊貴的位置上，沒有什麽顧慮懼怕，國史是用來懲罰壞的獎勵好的，記載不真實，後代有什麽可看呢?陛下現在命令史官改正文詞，符合最公正的修史原則。”無論唐太宗對自己一手策劃的這件事的性質的評價是否正確，他對修史者的這種要求，無疑是值得稱道的。
盡管如此，後人對“玄武門之變”的史載真實程度，仍頗多懷疑。至於對這件事的評價，則更是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但無論是褒是貶，是揚是抑，大都是就事件和人物本身加以分析評說。直至今天，國內外的史學界，也還沒有一個比較統一的認識。這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我們將視野稍微放寬一點，將眼光稍微放長遠一點，就不難發現，唐朝的“玄武門之變”，以及封建社會中其他一些類似“玄武門之變”的事件，揭示出封建時代皇位接班人製度中無法克服的一些弊端。這些弊端，對當代社會的人事製度改革，也有一定的警戒作用。
有人曾對正史所載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曆朝皇位繼承的情況作過一個粗略的統計，結果發現，按照封建社會皇位繼承原則，以嫡長子為皇太子，以皇太子繼承皇位的，不到曆朝曆代皇帝總數的一半。就是說，大多數後來登上皇位的人，並非是按正常的接班人製度和程序培養出來的人。“玄武門之變”中登上皇位的李世民，隻是其中的一個。這難道不令人深思，從接班人製度中，而不是從單純的具體的接班人身上去尋找原因嗎?
預立嫡長子為皇太子，以皇太子為皇位的法定繼承人，這種皇位接班人選擇培養製度，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封建專製製度下，又有其自身無法解決的弊端和矛盾。
古人取水首先，它不能保證所選擇的繼承者的優秀性。這是因為，既然是嫡長子承位，那麽，不管這個嫡長子本身的素質如何，夠不夠格。他一生下來，就是法定的皇位繼承人。嫡長子的皇位繼承人地位一旦確定，別的優秀者就無法與之進行公平的競爭，隻能訴諸非法渠道和手段，這既不能保證優秀者就一定能夠取而代之，又加劇了統治秩序的混亂。嫡長子的皇太子地位一旦明確後，他往往會囿於名位而失去更多的實踐機會，不能更好地培養、造就自己所需的優秀品質、才幹和業績，這本身難免給自己順利接班帶來不利的因素。李建成被立為皇太子後，大部分時間坐守京師應付日常事務，李世民則經常掛帥四出征戰，二人的業績與威望差距越拉越大，隨著實力的變化，地位的易換也就在所難免了。
其次，它極易招來各方勢力的或明或暗的攻擊。在權力之爭中，皇位是最具**力的。一個人一旦被預立為皇太子後，就等於在社會上，尤其在權力角逐場中豎起了一塊最大的靶子，任各種人物從四麵八方來射擊。不用說那些原本平庸之輩，就是品質才幹極為優秀者，也常常防不勝防，難以招架。多少被立為皇太子者，其中也不乏極為優秀者，在登上最高寶座之爭中，被攻擊得遍體鱗傷、氣息奄奄，有的就是在到達最高寶座的一步之途中，倒了下去。在沒有普遍的、平等的、公開的競爭中，以一人之身去敵萬人之爭，成功率能有幾何，是不難想見的。
還有，它常常會造成皇儲與皇權之間的矛盾。在封建專製製度下，皇權是不可分割的，具有極強的排他性。皇權與相權的長期矛盾和鬥爭，就是明證。皇儲（太子）與皇權（皇帝）之間，同樣極易形成矛盾和鬥爭。在多數情況下，皇儲在受到四麵八方的攻擊中，如果與皇權尚無大的矛盾，還可抵擋一陣，若本身已與皇權發生嚴重矛盾，則前途就會非常不妙。多少被立為皇太子者，他的安危成敗，往往係於皇帝一念之中。以一人之身敵萬人之爭，難；以皇太子一人之身應付皇帝一人之身，也難；有時，甚至更難。就這一點而言，在引發“玄武門之變”的過程中，唐高祖李淵自始至終沒有對太子李建成采取易位的行動，是十分難得的，盡管他和皇太子之間不是沒有任何矛盾。雖然他的努力沒有成功，最終還是發生了兄弟相殘的宮門喋血事件，但在這一製度的框架之中去評價高祖，確實不能苛責於他。李世民以實力問鼎並且獲得成功的事實說明，符合人類社會生存進化基本規律的力量，總要與有礙於社會文明進步的製度之間發生衝突，並在不時的勝利中推動社會進步。
對於封建時代皇位繼承製度的弊端，在當時社會中也不是無人知曉。為了減少矛盾和可能發生的弊病，有時也做過一些改動。如清朝的皇位繼承人，采取由皇帝選擇人選後秘藏於詔而不宣的辦法，這似乎減輕了被立為皇儲者所受的攻擊和壓力，但同樣沒能從根本上避免上述的種種矛盾和弊端，有時，還會把問題弄得更加複雜化。如雍正皇帝即位問題，至今仍是一個謎，在他即位的過程中，兄弟爭鬥相殘的程度，也不亞於前朝前代。曆史的經驗教訓一再告訴我們，隻有采取與當時社會發展程度相適應的辦法，盡量用平等的、民主的、公開的原則和辦法選拔人才，才能確保真正有才德的人在能幹事的時候走上能幹事的崗位，推動人類社會一步步向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