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貞觀之治”一直是人們交口讚譽的封建治世的榜樣。“貞觀之治”的內涵非常豐富，廣開言路，選用賢能，依法辦事，是其中最基本的特色，也是一切封建治世的共同特點。而“貞觀之治”之所以在唐初出現，則反映了封建社會盛衰交替中的一些基本規律。
“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當上了皇帝，改元貞觀。貞觀年間，李世民以隋朝覆亡的教訓為借鑒，注意在統治階級內部發揚民主，按照“民為邦本”的思想原則治理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對外關係等方麵，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被後人稱為“貞觀之治”。
目睹隋煬帝拒諫飾非、一意孤行，終落得身死國亡的下場，唐太宗對魏征“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話非常欣賞。他鼓勵臣下直言進諫，注意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為了兼聽博采，他還在某些製度方麵做了改進，把封建時代“君臣相得”的民主努力製度化。
貞觀初年，剛當上皇帝的唐太宗就對王公大臣們說：“一個人要看到自己的麵容，必須要有一麵明鏡；一個國君要想知道自己的過失，必須借助於忠臣。國君如果自以為賢能，臣子又不匡正，就會陷入危亡失敗的境地。而一旦國君失國，臣子也不可能保全自己。隋煬帝雖很聰明，但他拒諫飾非，臣下也閉口不言。結果呢?他自己身死國亡，他的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誅殺。這都是發生不久的事，你們都看到了。今後凡發現我的不對之處，一定要直言規勸。”又說：“正直的國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國家達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惡的國君，也不能使國家達到治平。隻有正直之君相遇忠正之臣，如同魚得到水，這樣天下才能安定。我雖然不聰明，幸而有你們匡正補救，希望你們耿直進言，使天下達到太平。”他曾問大臣魏征：“皇帝怎樣才能明智，怎樣做就會昏暗?”魏征回答：“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意思是多聽各方麵的意見，就會明智；偏信一方之言，就會昏暗，並且列舉曆史上的一些事例加以說明。唐太宗聽後非常欣賞，並注意以自己的實際行動達兼聽，防偏信。
唐太宗像唐太宗儀表威武，麵容嚴肅，臣下晉見時，大都戰戰兢兢，舉止失當。有的本來準備好進諫意見，臨到見了他時，又在驚慌之中忘了進諫；或者雖開了口，但語無倫次，表達不清。唐太宗知道是因為自己表情過於威嚴之故後，每次上朝，盡量做出一副和顏悅色的樣子，使大家敢於說話。一次，他下詔將一個叫元律師的人處死，當時主管刑律的大理寺少卿孫伏伽上書表示反對，認為這是量刑失當，元律師罪不至死。唐太宗見孫說的有道理，接受批評，並把價值百萬的蘭陵公主園賞賜給孫。有人說賞賜太厚了，唐太宗說：“我登基以來，沒有敢批評朝政的。這次厚賞孫伏伽，就是為了鼓勵大家關心朝政，多提意見。”當上書奏事提意見的人多了，內容條款也多起來，唐太宗便把它們貼在屋壁上，進進出出都觀看思考，以盡量詳盡地了解情況，改進朝政，有時要到半夜三更才能睡覺。
在君臣之間，一般性意見大臣們敢提，君主也好接受。一些重要問題，敢說特別是敢於直說的人就少了，因為君主難以接受，弄不好就會引來殺身之禍。針對前代的這種情況，唐太宗提倡臣下敢於“批逆鱗”。他說：“作一個賢明的國君不容易，當一個忠直的臣子也很難。我聽說龍可馴養降服。但它的頜下有逆鱗，觸及逆鱗就會殺人。國君也同樣如此。希望你們能不避觸犯逆鱗，我一定不忘你們中肯規諫的心意。”他說此話不久，陝縣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奏事，言辭較為激烈，“觸了逆鱗”。太宗看後大為惱火，認為這是皇甫德參有意誹謗朝廷。這時魏征進言道：“過去賈誼在漢文帝時上書奏事，其中說‘有可以為君王痛哭的，有可以為君王長聲歎息的’。自古以來，上書奏事，通常多激烈而迫切的話，如果不這樣，就不能打動人主的心。”太宗聽後省悟過來，反而賜給皇甫德參20段帛。
貞觀年間敢於進諫的群臣之中，魏征最為突出。有人統計，這期間僅魏征一人所諫，就達200多事。由於魏征不僅敢諫，而且會諫，隻要他認準是正確的意見，就堅持到底，毫不害怕、退縮，常常弄得唐太宗下不了台，但唐太宗還是喜歡魏征進諫，隻要是正確意見，不論心裏痛快不痛快，大都接受。有時因畏懼魏征剛正而又鍥而不舍的勁頭，不得不讓步。有時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遇上魏征，不等開口馬上停下來，或者連忙承認不該如此。一次魏征從外麵回來，見皇帝車駕已備，好像要外出的樣子，不知何故忽然停下不去了，魏征見到太宗便問：“人們都說陛下準備巡幸南山，車駕已經準備完畢，為什麽突然不去了?”太宗笑著說了實話：“原有這種想法，怕你生氣，所以又停了。”還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犯顏直諫，使太宗在群臣麵前大失麵子。罷朝回到後宮，連聲說：“這個鄉下佬太可惡，我一定要殺了他!”長孫皇後問明原因後，立即換上禮服並對太宗祝賀說：“古人說過，君主英明，臣就正直。現在魏征這樣正直，說明陛下英明啊!”太宗聽後轉怒為喜，對魏征一如既往。魏征死後，太宗十分痛心，曾感慨地說：“用銅作鏡子，可以正衣冠；用曆史作鏡子，可以知道國家興衰的道理；用人做鏡子，可以看到自己的過錯。現在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麵鏡子。”
為了更好地達到兼聽博采的目的，充分發揮各級官員的作用，唐太宗還在製度上做了一些改進。他詔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在中書省值班，以便自己隨時召見，谘詢政務。在一般政事的處理程序上，要求中書、門下兩省官員要充分發揮互相監督的作用；凡軍國大事，負責起草文告的中書舍人要各抒己見，詔旨寫成後，要經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查，再送交門下省審定，有不合適的地方要據理力爭，不能苟且雷同，馬虎從事。他還明確指示，宰相入閣商議軍國大事時，必須讓諫官和史官列席，既能讓他們麵對麵地提批評建議，及時糾正偏差，又便於他們掌握第一手材料，記錄下來以為後人之鑒。
由於君臣相得，言路廣開，貞觀年間的各項決策，相對來說，比較民主、科學，符合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對“貞觀之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唐太宗深知“為政之要，惟在得人”，把選拔優秀人才作為自己和宰相的首要職責，十分留意各種有用之才。他強調要堅持正確的導向，德才兼備，不避親仇，注重品德，加強教育。對地方親民官員的任用，尤為重視。對科舉製度的進一步完善和實施，也為廣選人才開辟了重要途徑。貞觀時候的朝廷與地方，可謂“人才濟濟，文武兼備”。
早在佐父晉陽起兵建唐、統一全國的戰爭中，唐太宗就十分注意籠絡人才。當上皇帝後，他更是深刻體會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隻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他不僅把選拔人才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而且一再告誡宰相們，要以選用人才為第一要務。貞觀年間，他曾先後5次頒布求賢詔令，心情十分迫切。
貞觀二年（628年），他曾對宰相房玄齡、杜如晦說：“你們身為仆射（尚書仆射，即宰相），應當為我分憂，協助我操勞國事。要耳聽得遠，眼看得寬，尋求察訪賢明有智的人。近來聽說你們聽取訴訟的狀子，一天之內競達數百件。光公文都看不完，哪裏還能幫助我尋求賢士呢?”並因此下詔，凡細瑣事務都由左右丞（仆射的下級）處理，以便宰相騰出時間訪賢求能。當時的宰相封德彝很長時間沒有推薦一個人。太宗責問時，他說現在還沒有發現有才能可薦的人。太宗生氣地批評他說：“前代的聖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樣，用其所長，不向別的朝代借用人才，都是在當代選拔人才。難道能等夢見傅說（商朝的名臣），遇到呂尚（周朝的名臣），然後再治理國家?哪一個朝代沒有賢能的人，隻是不加注意就遺漏罷了。你自己不善知人，怎能誣一世之人沒有賢才呢?”
貞觀三年（629年），太宗令文武百官上書議論朝政得失。中郎將常何所奏的20多件事，件件符合朝政實際，唐太宗既高興又奇怪，因為常何是不涉經文的武將，按理不會有如此高明的見解。經詢問，才知是常何家的食客馬周代擬的。於是，立即召見馬周，經過交談，發現確實是個人才，便任命他為門下省官員。同時，太宗賞賜常何上等好絹300匹，以嘉獎他能夠發現人才。馬周見事敏捷，有機辨，識事端，處事平允，敢於直言，深受太宗喜愛和重用，成為貞觀時期著名的樞要大臣。
唐太宗在求賢若渴之中，非常注意用人的導向，堅持德才兼備的原則，不徇私情，不避親仇。他多次強調說：“用人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選拔人才要謹慎，不可濫選亂用。用一個好人，別的好人就都來了；用一個壞人，別的壞人也都來了!”凡是有德有才之人，他不計較資曆地位和親疏恩怨，能夠並用兼收。“玄武門之變”後，東宮太子集團中曾想謀害太宗的有數百人，但他不計較這些，仍然量才加以重用，如東宮集團中的驍將薛萬徹，在“玄武門之變”中，曾帶兵攻打過秦王府，失敗後逃往終南山，唐太宗把他請回來，讓他在自己手下當大將；魏征、王珪、韋挺等人，都曾是太子集團中的重要謀臣，都受到太宗重用而成為貞觀名臣。而當有人要求將太宗為秦王時的王府舊部下全部重用時，太宗說：“我以天下為家，不能私於舊部，用人隻能唯才是任，而不可以新舊親疏為標準。”
針對官員中出現的不注重德行修養、浮誇邪僻的情況，他又接受魏征進諫，強調要用大義來教育官員：加強“忠”的教育，使他們能成為龍逄、比幹那樣的忠臣；加強“孝”的教育，使他們成為曾參、子騫那樣的孝子；加強“言”的教育，使他們成為尾生、展禽那樣的恪守信約的人：加強“廉”的教育，使他們成為伯夷、叔齊那樣廉潔的人。並且一再要求，把公平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將仁義作為區別善惡的準繩，通過考察官員的是非功過來確定他們堪任的職務，按照所擔任的職務，去了解官員的工作優劣，戒浮誇，重實績。
山水畫對於刺史、縣令等地方親民官的選用，唐太宗尤為重視。他說：“我每天夜裏常想百姓當中的事情，有時到深更半夜還不能入睡。最擔心的，是都督、刺史是否勝任安撫百姓的重任。所以我在屏風上記下他們的姓名，坐著和躺著都經常看看，誰如果做了好事，我就寫在他的名字下邊，做了壞事，也要記下來，作為升遷和黜罰的依據。我居住在深宮之中，看不遠也聽不遠，隻有委托都督與刺史，這些人決定著國家的安危，尤其需要稱職的人才。”他規定，地方官每年年終進京匯報一次工作，由吏部負責考評，依據政績來論定品級，決定升降。貞觀八年（634年），他還派遣李靖等13人為黜陟大使，到全國各地巡查，對有功的官員加以升遷，對失職的官員加以懲處。
為了擴大選拔人才的渠道，貞觀時期，唐太宗對科舉製加以完善，增加科目，並擴大應試的範圍和人數，使更多的人能通過科舉考試的途徑，展露才學，進入國家機構。有一次，唐太宗登臨端門，看到新科進士結隊而出，不禁笑逐顏開，高興地說：“天下英才，都落入我的掌中了!”
由於唐太宗重視人才的選拔使用，貞觀年間，羅致了大量優秀人才，形成了“人才濟濟，文武兼備”的局麵。貞觀十七年（643年）二月，唐太宗命圖畫家在淩煙閣上描畫的24位功臣，是其中傑出的代表，他們是至今被人傳頌的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征、尉遲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肖璃、段誌宏、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瑾、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此外，還有著名的文士姚思廉、陸得明、孔穎達、顏師古等；卓越的書法家和畫家歐陽洵、褚遂良、閻立本等；傑出的少數民族將領阿史那吐樂、執失思力等。這些謀臣猛將、文人學士，都在“貞觀之治”的形成中貢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又都集中生動地體現了“貞觀之治”中“任賢”的顯著特點。
在《武德律》的基礎上，唐太宗製定了《貞觀律》及其他令、格、式，立法空前完備。他注意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強調刑賞要分明、不徇私情；量刑要慎重，要經過會審並多次覆奏。他在位時，幾致“刑措”，犯罪分子也能自覺服刑，成為“貞觀之治”的又一特點。
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便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在高祖時期製定的《武德律》的基礎上，修訂新律，至貞觀十一年（637年）完成，即《貞觀律》。與《武德律》相比，《貞觀律》充分體現了唐太宗的寬簡、劃一、穩定的立法指導思想，尤其是刑罰方麵，更為輕減。此外，又定令1546條，主要是關於國家各種製度的法規：修改武德九年的製敕，把3000條精簡為700條，稱為格，專門規定文武百官的職責範圍，作為考核的依據；最後又製定出尚書省各部及諸寺、監、衛的工作章程，稱為式。律、令、格、式的內容包羅萬象，涉及到當時社會朝野生活的各個方麵，使封建國家的立法工作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作為國家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唐太宗十分注意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他一再強調，法令一經製定，就要嚴格執行，不能輕易變更，否則，變來變去，使人無所措手足，又給犯罪分子可乘之機，司法人員也不易熟記和掌握，容易出現問題和矛盾。他非常注意以身作則，帶頭維護法律的統一。貞觀初年，他發現備選官中詐冒出身者很多，就以敕令的形式讓詐冒者自首，不自首者處死刑，敕下不久，發現有詐冒來自首者，他就要殺掉。這時，大理少卿戴胄出來說，按照刑律，隻能處以流刑。太宗當時大怒，說：“你守法，難道想讓我失信於天下嗎?”戴胄接著說：“敕，是出於一時喜怒發布的；法，是國家取大信於天下的東西。陛下對詐冒者非常憤怒，想要處死，知道不能這樣做，又按刑法來處置，這是忍小仇而存大信的美德呀!”太宗聽後，覺得有道理，說：“你能這樣來執法，我還有什麽擔憂的呢!”為了維護法律的穩定，他除了強調出令要慎重，令出必行，不能輕易變更之外，還反對前代動不動就赦免犯罪，虛圖仁慈之名的作法。他說：“凡寬宥赦免的恩典，隻給了那些不遵守法令的人。古話說‘小人的幸運，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年兩次赦免，好人就默不作聲。’培養害草，就傷害禾苗，施恩給犯法作亂的人，就是傷害好人。諸葛亮治蜀國，十年不赦，蜀國大治；梁武帝每年大赦幾次，最終傾覆敗亡。施小恩惠的人傷害大德。所以，我自從有天下以來，絕不發布赦令。”據史載，太宗的妻子長孫皇後病重，皇太子對皇後說：“現在醫藥都用盡了，我想請求父皇發布大赦令。並讓人出家奉佛，使您得到神靈保佑。”深知太宗秉性的長孫皇後，不允許太子向太宗請求，認為這樣無濟於事。
在帶頭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的同時，太宗強調刑賞要公平嚴明，不徇私情。他的叔父江夏王李道宗是開國元勳，為唐朝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一旦犯罪，即依法免官削封邑，並且蹲大牢。太宗的兒子吳王李恪，因打獵踩壞了農民的莊稼，禦史柳範上書彈劾他，李恪不以為然，認為父皇不會處理他，不料太宗不僅將李恪免官，還削去了他的300戶封邑。岷州都督高甑生是太宗的老部下，犯罪以後，有人在太宗麵前替高說情，太宗說：“自從晉陽起兵以來，功臣很多，現在如果不處理高甑生，將來國家法令就無法推行。凡是給朝廷立過功的人，我是不會忘記的，但是如果犯法，無論什麽人，都要依法處理。”把說情者狠狠批評了一頓。貞觀初年賞封功臣之時，淮安王李神通以宗族身份，不服房玄齡、杜如晦等人賞在己先，太宗對自己的這位叔父說：“當初起兵，你雖首先響應，但也是為了免脫你的禍患；竇建德攻山東時，你幾乎全軍覆沒；劉黑闥再次叛亂時，你又望風而逃。房玄齡等人運籌帷幄，坐安天下，論功行賞，理應在你之上。叔父雖是國家至親，我也不能以私恩濫加行賞呀!”於是大家都心悅誠服。
對於定罪量刑，太宗一再強調要慎重行事。貞觀元年（627年），他對侍臣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古人說，賣棺木的人，希望每年發生瘟疫，並不是仇恨人，隻不過是為了求利而已。現在掌管刑獄的人，審案務必求嚴，想借此來應付考核，得到提升，要改變這種情況。”又說，古時候審理訟案，要詢問三槐九棘這些官員，現在三公、九卿就是這樣的官員。從今以後，判死罪的，都要中書省、門下省四品以上官員，以及尚書、九卿等議論會審，這樣做才有可能避免冤案和量刑過度。對於判錯了的案子，一經發現，太宗就要求改正，並注意從中汲取教訓。貞觀初年，曾規定，死刑要3次上報中央，批準後方可執行。貞觀五年（631年），太宗錯殺了大理丞張蘊古，後來又錯殺了都督盧祖尚，追悔莫及。在為死者平反的同時，他下製：死刑在京城要5次上奏，在地方者也要3次上奏。後來又下詔說，在京城的各執法官署，近來奏請犯死罪者處刑，雖說複奏5次，但僅僅在一天之內就複奏完畢，根本來不及認真思考，5次複奏又有什麽用呢?縱然有了追悔，也來不及了。從今以後，在京城的主管機關，請求處決死囚，應該在3日內分5次複奏，地方仍按3次複奏。在具體的定罪量刑中，唐太宗比較注意以儒家禮教來衡量輕重，貫徹“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基本原則。貞觀五年（631年），他曾親自寫詔書告誡執法官員：“近來審判案件，都隻按照條文，雖情有可原的，也不敢減輕，完全按條文辦事，有的恐怕還有冤屈。自今以後，門下省再有按照條文判處死刑，而情有可原的，應記下情況上奏。”所謂情有可原，大都是禮與法發生矛盾，要求上奏，就是要以禮為準，而不是以法為準定罪量刑。
由於唐太宗以身作則，依法行政，賞罰嚴明，不徇私情。使貞觀年間法製情況明顯好於前代，社會安定，吏治較為清明，犯法的人很少，被判死刑的更少。史載貞觀三年（629年），全國判死刑的才有29人，幾乎達到封建社會“刑措”（即刑罰可以不用）的最高標準。貞觀六年（632年），全國在押的死囚共390人，這年年底，唐太宗在察看監獄時對他們動了惻隱之心，下令全部釋放回家，與親人團聚，約定第二年秋天重回京師複刑。第二年秋天，390人全部按時回來報到，無一人逃亡。唐太宗高興之下，全部赦免了他們的死罪。對此，後人也有批評他違犯法律，沽名釣譽，有害無益，甚至懷疑他事先做了工作，製造假象。但從中也反映出“貞觀之治”中法製狀況之一斑。
麵對因隋末戰亂災荒造成的人口銳減、經濟敝敞的狀況，唐太宗繼續推行當時有利於經濟恢複和發展的均田製和租庸調製等經濟製度。注意輕徭薄賦，不誤農時，興修水利，增加戶口，發展生產。同時大力戒奢崇簡，精簡機構，以減輕人民負擔，節約財政開支。貞觀年間，社會經濟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呈現升平景象。
隋末的戰亂災荒，使得人口銳減，經濟凋敝。雖經唐高祖時期一定程度的恢複，到唐太宗即位時，情況仍比較嚴重。貞觀初年，又連續出現霜災和旱災，米價昂貴，饑饉遍地，到處是流亡人口。麵對這種局麵，唐太宗著力推行武德年間就已頒布的均田製和租庸調製，在有限的範圍內，盡量平均土地，使流亡人口回到家鄉，從事農業生產，發展經濟，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唐太宗深知隋末的農民大起義，主要是由於“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引起的。他反複引用“君臣，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古語來警戒自己，並對侍從大臣說：“當國君的必須先保護老百姓，如果損害百姓來奉養自己，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來填飽自己的肚子，肚子雖然飽了，人卻死了。”因此，他積極推行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以促進農業生產的迅速恢複和發展。山水畫即位之初，他就宣布免除全國一年租稅，免除遭受戰亂災荒嚴重的地方兩年租稅。盡量減少徭役的征發，有些非征不可的徭役，也盡量改在農閑時進行。他一度想征發中男（不滿18歲的人）當兵，並想修建洛陽宮殿，均因接受臣下勸諫而罷。貞觀五年（631年）二月，皇太子李承乾年滿13歲，應舉行加冕大禮，征發各地府兵作為儀仗隊。唐太宗認為當時正是農忙季節，舉行大典要影響農事，便下詔推到秋天農閑時舉行。在唐太宗的大力倡導下，貞觀初年，關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繼恢複，並新修了不少排水和引水工程。針對當時全國人口銳減的情況，唐太宗下詔規定：民間男20歲、女15歲以上，尚沒有婚配的，由州縣官負責幫助他們結婚成家，家貧無力成親的，由本村的富戶和親戚資助完婚，並把婚姻和戶口的增減情況列為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內容。
為了切實減輕人民負擔，貞觀年間，唐太宗還注意從自己做起，大力戒奢崇簡。他即位後，仍住在隋朝的舊宮殿裏，雖然大都已經陳舊，但在貞觀初年，一直沒有修新。他患有氣疾，居住在潮濕的舊宮殿中，容易複發，有的大臣以此為由勸他新建宮殿，他也沒有答應。為了減少宮中費用，他曾一次下詔釋放宮女3000人。同時，嚴厲禁止厚葬，並明詔要求五品以上官員和勳親貴族都必須遵守。為了給臣下做出表率，他在安排自己的陵寢時，親自製定規格，“以山為陵，容棺而已”。對地方官吏進貢珍奇寶物，他下令禁止，以防擾民。有一年，工部尚書段綸帶了一位名叫楊思奇的巧匠進宮，準備製作傀儡戲（木偶）道具，以討好太宗，太宗不僅沒有接受，反而嚴厲地訓斥了段綸一頓，並免去了他的官職。由於太宗大力倡導並身體力行，貞觀初期逐漸形成了一種崇尚節儉的風氣，並出現了一大批以節儉聞名的大臣。如戶部尚書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舊的房子裏，死後甚至連個祭祀的地方都沒有。一代名臣魏征，為官一輩子，家裏連個正堂屋也沒有，病重時，太宗親臨看望，見到這種情況，才命人為他修建一座房屋。
貞觀初年，主要為了理順政府機構的關係，加強對地方的控製，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唐太宗省並了很多州縣，並把中央各官府從7000多人精簡到600餘人。而這在客觀上，也有利於節約國家的財政支出，減少浪費，減輕人民負擔，為後世所稱道。
每當發生水旱霜蝗等自然災害時，唐太宗都馬上意識到會發生的各種危險情況，迅速實行各種“荒政”，以解民於倒懸之中。如命令災區迅速開倉賑濟；準許百姓到別的地方“就食”；由官府出錢，幫助因災自賣的人贖身，回到家人身邊。有時主要由於災荒和賦役過重，有的地方出現“盜賊”，當有人主張以重刑懲治時，唐太宗說：“老百姓之所以走上這條路，主要是因為賦役太重，官吏貪賄，饑寒交迫，不得不行竊為盜。我們正應該從中省悟，輕徭薄賦，去奢省費，選用廉吏，使老百姓能有飯吃，有衣穿，這樣誰還會行竊為盜，哪裏用得上什麽重刑處置?”有一年蝗災嚴重，太宗進入宮苑中，發現有蝗蟲，拾了幾個，禱告說：“老百姓以穀為命，而你卻吃了穀，我寧願讓你吃我的肺腸。”說著舉手要吞食蝗蟲，旁邊的人勸諫道：“這是害蟲，吃了可能會中毒生疾。”唐太宗說：“我為老百姓承擔災荒，還避什麽疾病!”說畢，將蝗蟲吞進肚裏。據說當年就沒有了蝗災。
由於唐太宗實行的這一係列有利於恢複發展生產的積極措施，使社會經濟在貞觀年間得到迅速回升。從貞觀三年（629年）開始，全國連續出現農業大豐收，糧價下跌，由原來的1匹絹換1鬥糧食，下跌到1匹絹換10鬥糧食。社會秩序趨於安定，以往成群結隊的流浪災民不見了，人民開始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全國戶口，由高祖武德年間的180萬戶，增加到貞觀二十三年（649年）的380萬戶，增長1倍還多。盡管全國發展不平衡，但總體處在上升階段。史傳貞觀中期，牛馬遍野，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一片升平景象，可謂有史以來並不常見的太平盛世。
唐太宗注意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妥善處理民族關係問題。對突厥、高昌等的武力打擊，維護了邊疆的安寧，打開了民族交往的通道，創造了民族融合的條件。在以“和親”等形式友好相處方麵，也取得了顯著成效。這一時期唐朝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更加擴大，影響也頗為深遠。
漢民族和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問題，一直是曆代統治者十分重視的問題。貞觀初年，唐太宗注意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在國力逐漸增強的情況下，進行了統一邊疆、維護國家安寧的戰爭，並且妥善處理了與邊疆各民族之間的關係，為建立和鞏固強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國奠定了基礎。
東突厥是對唐朝威脅最大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唐朝初年，東突厥支持慫恿北方各割據勢力，阻撓統一，騷擾內地人民。唐太宗剛即位時，東突厥可汗便率20萬騎兵突襲長安，一直進到長安城附近渭水橋以北的地區，唐太宗以善謀、果斷、無畏的氣概，震懾了突厥頡利可汗，二人在渭水橋上殺白馬祭天結盟，突厥暫時退兵。此後，唐太宗加緊戰備工作，並充分利用突厥內部的矛盾，與薛延陀部建立聯盟，使突厥另一首領突利可汗歸附唐朝。貞觀三年（629年）十一月，唐太宗任命兵部尚書李靖為統帥，率領李世王勣、柴紹、薛萬徹等大將，統兵10萬，分兵4路討伐東突厥。李靖善於用兵，唐軍大獲全勝，頡利可汗在兵敗逃亡吐穀渾的途中被活捉，東突厥被消滅。唐朝統一了北部邊境，收回了陰山至大漠的廣大地區，解除了長期以來東突厥對中原地區的侵擾和威脅。同時，也使東突厥奴役下的各族人民獲得解放。這次戰爭的勝利，使唐王朝在當時邊疆各族中的威信大增，周圍各部落、部族的首領紛紛表示降服，並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意即最高的首領。
北部邊疆安寧後，唐太宗開始掃除“絲綢之路”上的障礙，完成統一西域的事業。當時的西域，主要指巴爾喀什湖以南以東的新疆、青海廣大區域。隋末國內動亂不已，本來已開通的西域，又被兩股勢力阻隔。一股勢力是漢族麴氏建立的高昌政權；另一股是西突厥。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區域）地處西域和中原之間，是中西交通的樞紐。貞觀初年，高昌首領麴文泰多次進行分裂破壞活動，有意堵塞中原與西域交通，引起其他少數民族人民的不滿，也加劇了其國內的矛盾。貞觀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令侯君集和薛萬鈞率兵討伐麴文泰，次年五月，侯君集到達高昌。麴文泰束手無策，驚嚇之中，患病而死，其子智盛即位。侯君集等高昌辦完麴文泰的喪事後，發動攻擊，高昌本想獲得西突厥的支援，不料援兵半道而返，無奈之下，隻得開城出降，侯君集乘勝出擊。連下22城，全部平定高昌。唐朝在高昌故地設立西、庭2州，其後又建立安西、北庭都護府。
平定高昌後，唐太宗把目光轉向當時正利用龜茲破壞西域商路的西突厥。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十二月，唐太宗派阿史那社爾和郭孝恪討伐龜茲（今新疆庫車）。次年四月，從西突厥內部分化出來的葉護阿史那賀魯率眾降唐，加入唐軍統一西域的戰爭行列。阿史那社爾軍力大振，又有了向導，前後數戰，破龜茲5個大城。唐朝乘機把安西都護府遷到龜茲，管轄焉耆、龜茲、碎葉、疏勒4鎮。從此，西域大部分統一於唐朝。到後來唐高宗初年，打敗西域，在庭州設立北庭都護府，最後完成統一西域的事業。
唐太宗在通過戰爭手段統一邊疆地區的同時，又通過實行比較開明的民族政策處理民族矛盾，改善民族關係。對於那些被征服的以及主動歸附來的少數民族部落，注意不強行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並且任命他們原來的首領擔任各級官職，管理本地區或本部落的人民。同時，送給他們農具、耕牛等物品，幫助他們發展農牧生產。許多少數民族的首領被選拔在京師任職，有文職，更多的是武職，如東突厥的貴族中擔任將軍、中郎將官職的就有500多人，五品以上的高級官員共有100多人。有的少數民族首領甚至在唐皇室中任禁軍首領，表明唐朝對他們的充分信任。此外，唐太宗還十分注意用“和親”的方式，來加強與少數民族間的聯係和團結。他多次把宗室女兒嫁給少數民族的首領，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唐朝與吐蕃的“和親”。
唐太宗戰、和兩手的成功運用，實現了邊境地區的統一和安定，民族間交往密切。一方麵，中原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傳到少數民族地區，推動了這些地區經濟文化的進步，促進了邊疆地區的開發；另一方麵，少數民族的一些生產技術和文化傳入內地，對漢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也產生積極的影響。
在國內民族和睦，邊境統一安定的局麵下，貞觀時期，唐朝和當時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各種交往也越來越頻繁。亞洲、非洲地區的許多國家派使者、商人、學者、藝術家、僧侶等，不斷來唐朝訪問，京都長安不僅是國內各民族的大都會，也成為世界性的大都會。唐太宗對中外交流采取極為友好的態度，專門設立鴻臚寺來接待各國使者，設立商館來接待外商。據史載，當時與唐朝交往的國家達70多個。大批外國商人從陸路、海路來到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大城市，唐政府允許他們長期居住，還可以與中國人通婚。許多外國植物品種如胡椒、菠菜、鬱金香、天竺、幹薑等，相繼從波斯（今伊朗）和印度傳人中國，佛教經典也大量傳入，並被譯成漢文，其他宗教如景教、回教、摩尼教等，也得以在中國傳播。
與此相應，貞觀時期高度的封建文化，也對亞洲各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紙張等大量銷往波斯等國家，又通過他們銷往西方。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也在這一官府與僧人時期傳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過阿拉伯傳到歐洲和非洲，對西方文化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個時期的唐朝文化，對日本、朝鮮的影響更大。貞觀五年（631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來中國學習，以後越來越頻繁。貞觀十九年（645年），日本發生“大化革新”，吸收唐代的官製、均田製、租庸調製、府兵製以及刑製等，大大加快了封建化進程。中國使者、僧侶、商人的足跡遍布亞洲各國。“唐家子”就是當時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稱呼。直到今天，西方國家的語言中，還留有以“唐人”稱呼中國人的習慣。
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對隋亡這麵“殷鑒”的逐漸淡忘，地主階級政治家本身的局限性開始在唐太宗身上顯露出來，盡管魏征等人曾一再提醒他要“慎終如始”，唐太宗還是未能“如始”般地“慎終”，因而給“貞觀之治”抹上了一層陰影。
貞觀十一年（637年），魏征曾上書太宗，其中有這麽一段話：
“許多國君，在秉承天命開創基業時，沒有哪一個不是深懷憂慮，謹慎行事，德行顯著的。而一旦大功告成之後，德行就開始衰減了。開始時做得好的事情確實很多，能夠堅持到最後的則很少。這難道不是創業容易守業難嗎?過去打天下時尚感到力量有餘，如今守天下時卻常感到力量不足，這是什麽原因呢?因為創業時處在深切的憂慮之中，必然盡心誠意地對待下屬，一旦得誌，就放縱情欲，傲視他人。當盡心誠意地待人的時候，即使像北胡南越那樣極其遙遠的人也會親密得像一個整體；當傲視別人的時候，即使是骨肉兄弟也會疏遠得如同路人一般。雖然用嚴酷的刑罰來督察，用威嚴與憤怒去震懾，但下屬總是采取苟免禍患的方法應付，內心並不懷好意。表麵上恭恭敬敬，骨子裏卻不服氣。怨恨不在於大小，可怕在於人心背離。水能載船，也能翻船，所以應該高度警惕。用腐朽的繩索去駕駛奔馳的車子，它的危險是可以忽視的嗎?”
不幸的是，魏征擔心的情況，正在出現。盡管他一再提醒唐太宗要“慎終如始”，防止“漸變”的危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隋朝滅亡的這麵“殷鑒”被太宗逐漸淡忘了。隨著文治武功方麵種種成就的取得，太宗開始傲視他人，放縱情欲了。封建帝王的貪欲和專製的本能，在他身上越來越明顯地體現出來。
貞觀初年的唐太宗，不知說了多少“愛民”、“子民”，以“仁義”撫民的話，並且確有許多節儉自身、施惠於民的德政善舉。到貞觀十三年（639年），魏征上疏，提出皇帝應該時刻加以警惕的10個“漸變”而難以“善終”的問題，其中第二條，就是唐太宗在對待百姓的態度上起了變化，他說：“貞觀初年，陛下對待人民就像對待自己身上的傷口一樣，關心備至，憐憫非常；愛護人民就像愛護自己的子女一樣，總是保持簡樸節約，沒有營建什麽宮室。近幾年來，心思在奢侈縱欲方麵，忘記了謙虛節儉，輕易地使用民力，還說，‘百姓沒有事幹就會放縱，勞累才容易駕馭他們。’自古以來，沒有由於百姓清閑安樂而造成國家傾覆敗亡的，哪有反而因害怕百姓放縱而故意去勞累他們的呢?”魏征所言，當然不是無的放矢。史載貞觀中後期，唐太宗過分追求奢侈，不斷營造宮室，使百姓的徭役負擔越來越重。貞觀十六年（642年），還出現了農民為了逃避賦役，自己折斷手足，謂之“福手”、“福足”的情況，唐太宗知道後，不但不肯輕減賦役，反而下令：“從今以後凡有自我傷殘，逃避徭役的，要按照法律加重處罰，並仍要承擔賦役。”與當年的言行對比起來，簡直判若兩人了。
在納諫和用人方麵，也遠不如從前了。貞觀初期。唐太宗是惟恐人不進諫。用各種辦法鼓勵人們犯顏直諫。到貞觀中後期，變得厭惡直言。有時雖然勉強聽諫，心裏是很不樂意的。尤其是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征死後，除了劉洎、馬周等少數人還敢對他說點什麽外，其餘大臣大都是一味阿諛奉承，使得唐太宗更加飄飄然，驕橫專製，為所欲為起來。在用人方麵，也不再強調什麽唯才是舉、以德行學識為先了，許多勳親子弟充塞於朝廷，大都沒有實際工作能力，還互相掣肘，行政效率大大下降。而且，唐太宗也開始對大臣猜忌起來，特別是到貞觀後期，對大臣動輒問罪，輕者貶，重者殺。連尉遲敬德、房玄齡這樣一些佐命功臣，也不能幸免。貞觀十七年（643年），發生太子廢立事件後，猜疑心更重。魏征在世時，對唐太宗易換太子的想法表示反對，魏征死後，太子因謀反罪被廢為庶人，與之有牽連的大將侯君集被殺，中書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杜正倫也因此獲罪。由於魏征生前曾推薦杜正倫和侯君集有宰相才能，唐太宗便懷疑魏征與他們是朋黨，加之有人又在唐太宗麵前詆毀魏征，唐太宗便解除了他曾親口答應與魏征的子女婚約，並派人推倒了自己親自撰寫的魏征墓碑。
貞觀後期的唐太宗，在處理民族關係問題上，也走到了隋煬帝當年的老路上。他出於對外擴張的思想，兩次發動對高麗的戰爭，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在對高麗的戰爭中，他大規模地征調人力、物力，劍南（今四川一帶）的人民為建造長百尺、寬五十尺的大戰船，出賣田產和兒女。雅州（今四川雅安一帶）、邛州（今四川邛崍、大邑二縣）、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縣）一帶，還爆發了農民起義。這一切，都給“貞觀之治”投下了陰影，使之逐漸失去了不少的光彩。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在中國古代，大規模農民起義後，出現好皇帝，幾乎是一條規律。隋朝覆亡的具體原因和特征，直接警戒著貞觀時期的君臣行為。沒有隋煬帝的“大業”，就沒有唐太宗的“貞觀”。唐太宗本身所具備的一些素質，當然也是“貞觀之治”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晚年唐太宗的一些不良行為，給“貞觀之治”投下一層陰影。但從總體上看，“貞觀之治”是值得稱道的封建治世。在對“貞觀之治”稱頌的同時，人們不禁要問，“貞觀之治”的出現是不是帶有偶然性?它的出現，又說明了什麽?
縱觀中國古代史，可以說，“貞觀之治”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現，從一個側麵揭示出封建社會治亂興衰的一些基本規律，值得後人深思。
首先，在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後，出現好皇帝，出現治世，幾乎是一條規律。秦末農民大起義後，出現了西漢初的“文景之治”。隋末農民大起義後，出現了唐初的“貞觀之治”。宋高祖、明太祖、清康熙年間，都曾出現過類似“貞觀之治”的封建治世。在封建專製製度下，皇權的惡性膨脹，最終導致自身覆亡的傾向，這是因為在專製製度本身，沒有可以有效限製皇權惡性發展的力量，唯有農民大起義，是可以有效製約它的社會力量。農民大起義後，往往能使封建統治者清醒一陣子，認識“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從而產生畏懼心理。不得不實行一些讓步政策，這在主觀上是為了統治階級自己，但在客觀上也有利於社會的恢複發展與進步。唐太宗是在隋末農民大起義後不久當上皇帝的。農民起義的力量巨大，隋亡的殷鑒不遠，使他常懷畏懼。縱觀他一生尤其是貞觀初年的言論，幾乎口不離一個“怕”字。“怕”什麽?就是怕惹怒了廣大農民，把自己送上隋煬帝國亡身喪的道路。因此，他念念不忘要“居安思危”，要“以古為鏡”。他說：“秦始皇算得上一代英雄，幹了平定六國那樣大的事業，也才僅僅保全了自身，傳到兒子手中，就失國而亡了。曆史上的桀、紂、幽、厲等帝王都自身喪亡了。我想到此，不得不害怕。”又說：“看看近代的帝王，有的傳位10代，有的隻是一兩代，還有的是一身得又一身失，我因此而常懷憂懼。”他還對自己的太子說：“船好比是國君，水好比是百姓，水能浮起船，也能掀翻船。你剛作太子，難道還不害怕嗎?”“當皇帝的，你有德行，百姓就擁戴你，你沒有德行，百姓就會拋棄你，真可怕呀!”貞觀時期一係列使民休養生息的內外政策，就是在這種“畏民”的思想支配下製定和實施的。
其次，唐太宗根據隋朝覆亡的具體原因和特征，非常注意研究總結“君道”。隋朝的覆亡與秦朝的覆亡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原因或特征，就是二者都不是亡於土地兼並等封建社會常見的經濟規律作用，而是亡於皇帝個人的殘暴所引起的農民暴動。也就是說，沒有注意皇帝個人的自我約束，沒有掌握好“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治國大道、為君之道。貞觀初年的魏征在給太宗的奏疏中，對此說得很清楚：“隋朝統一天下，軍力強盛，30多年間，聲威遠播萬裏，震動異國。一旦被百姓拋棄，就為別人所有了。難道是隋煬帝厭惡天下大治、百姓安寧、國家長久，故意要實行夏桀一類的暴政來促使自己夭亡嗎?顯然不能這樣說。隻是他一味仗恃自己的富足強大，不考慮後患。他驅使天下的人來順從自己的奢欲，耗盡天下的財物供自己享受，搜選天下的美女，尋求遠方的珍寶。宮室苑囿裝飾華麗，樓台亭榭構築峻偉，征發徭役沒有時限，用兵打仗沒有休止。外表顯得威嚴持重，內心充滿狠毒與猜忌，獻媚進讒的人得到福祿，忠誠正直的人不能保全生命。上下之間互相蒙蔽，君臣間的禮義互相背離。百姓不能忍受這種暴政，起而反叛，國土分崩離析。於是，一個全國至尊的皇帝，竟死在普通人的手中，子孫滅絕，被天下人恥笑，這能不痛心嗎?”對此，唐太宗當然是十分在意的，故他一再強調，為人君者，要講究“君道”，而“君道”的內容與原則，是非常豐富的，唐玄宗時大臣吳兢編撰的主要記錄貞觀時期君臣言行的《貞觀政要》，開宗明義第一篇，就是《君道》，其中較為詳細地記載了唐太宗與魏征等大臣對“君道”的研究與總結，成為“貞觀之治”的綱領性指導思想。
再次，隋煬帝本身的一些不良暴行，使唐太宗有一個直接的反麵教訓。有人曾有疑問：西漢初年與唐朝初年的曆史條件相似，兩朝統治者都注意總結前朝的慘痛教訓，但為什麽唐太宗的很多特點，如從諫如流，知人善任，堅持法製，開明的民族政策等等，在漢高祖、文帝、景帝身上或者並不突出，或者付諸闕如呢?顯然是因為，隋煬帝比秦始皇具有更多的反麵教員的特點，如拒諫飾非，猜忌臣下，對人民的殘暴，窮兵黷武等等，都尤為突出。唐太宗隻要能反其道而行之，即是正道。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隋煬帝，就沒有唐太宗；沒有隋煬帝的“大業”，就沒有唐太宗的“貞觀”。
此外，唐太宗本身的品德修養，也是形成“貞觀之治”的一個重要的主觀因素，這一點也不容置疑。盡管他晚年有許多不良行為，但可以說瑕不掩玉，功大於過。貞觀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唐太宗與臣下探討自己成功的原因時，總結了五條：第一，自古帝王多嫉妒才能勝過自己的人，而我看見別人的長處，像看到自己的長處一樣高興；第二，無論任何人都不能十全十美，我往往能棄其所短，用其所長；第三，有的帝王愛賢者恨不得抱入懷中，恨不肖者恨不得推入溝壑，而我對賢者很尊敬、重用，對不肖者也很可憐他，使兩者都能各得其所；第四，自古帝王多厭惡正直之士，或者公開殺害，或者暗中殺害，而我從即位以來，正直之士，比比皆是，我不曾罷免一個人，也不曾給一個人治罪；第五，自古帝王皆看重漢族，看不起少數民族，我能做到一視同仁，一樣愛護關懷，所以他們都來歸附。次年（648年）春天，即唐太宗逝世的前一年，他親自為太子李治撰寫了《帝範》12篇，並把自己所做的錯事一一說給兒子聽，要他以古代聖賢為師，不要效法自己。作為一個封建帝王，在即將蓋棺論定之際，給接班人剖腹掏心地講明自己的過失，希望能引以為戒，這種品質，是非常難得的。這也正是盡管他晚年有錯，但人們都承認他是功大於過，並沒有使“貞觀之治”完全失去光彩的重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