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佛教有了更大發展，進入鼎盛時期。由於統治階級的大力扶植，佛教影響擴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維護封建製度、麻痹人民反抗意誌的得力工具。
玄奘說：“正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①說明佛教的興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財政援助。佛教宣揚靈魂不滅、生死輪回、因果報應、布施得福等說教，引導人們逆來順受，安心做奴隸。淨土宗說：“富貴貧窮由宿造。”窮人貧賤受苦，是前世不肯為善的報應；富人錦衣玉食，乃是過去“慈孝”、“修善”、“積德”的結果。以此來解釋階級的不平等和貧富懸殊的原因，麻痹勞動人民的反抗意誌。同時又編造十八層地獄的極苦嚇唬人，說地獄黑壁千重，鐵城四麵，刀山劍樹，烈焰衝天；下地獄者，死去活來，慘痛難言。並宣傳西方淨土的安樂，說那裏“地是黃金山是玉”，是解除人生一切苦難，享受永世極樂的地方。每個人隻要誠意信佛，不厭其煩地念誦“南無阿彌陀佛”就能“罪病消除，福命長遠”，臨死時，阿彌陀佛就會在香花和仙樂中將其迎往“淨土”。這些說教的目的都是為了掩飾社會上尖銳的階級矛盾，誘騙勞動人民甘當統治者的順民，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佛的恩賜上。當時一個深懂佛教作用的官吏，在為唐宣宗重興佛教大造輿論時說，有些人反佛，是隻看到它雕飾彩繪的小費，卻不明白其扶世助化的大益。他說：“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鬥，知（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皆紛紛而群起矣!”②他說出了佛教的本質和隋唐統治者扶植它的居心。佛教又說布施可消除全部宿債，可得福報，成佛。犯過滔天大罪的人，如果“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使統治階級感到，從剝削所得，拿出一點來修功德。不僅今後可以恣意作惡，還可保證來世的榮華富貴。正因為如此，佛教得到隋唐統治者的大力扶植而進入鼎盛時期。
北周武帝毀佛時期，佛教嚴重受挫。隋朝建立後，隋文帝為鞏固統治，積極實行崇佛政策，以振興佛教為己任。為了神化自己的權力，他利用曾撫養過他的尼智仙編造出所謂“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的預言，宣稱他當皇帝是“蒙三寶福祐”。他三次下令修建舍利塔，征召北周毀佛時潛藏的僧徒，準許修複廢毀的寺廟，重新雕撰廢像遺經，明令“境內之民，任聽出家”③。隋政府讚助翻譯新的佛經，恢複佛教義學的研究。隋煬帝繼續奉行崇佛政策，以國家的力量支持僧徒續修舊經，翻譯新經，立寺度僧，行道造像。佛教勢力迅速增長。在隋代三十多年間，全國度僧236200名，建寺3985所，造像20餘萬軀，建塔100餘座，譯經82部，當時“民間佛經多於（儒家）六經數十百倍”④。為佛教在唐代的極盛奠定了基礎。
唐朝統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尊道、崇儒、禮佛的政策，利用其矛盾，調和其糾葛，倡導所謂三教歸一，即要他們都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隻是出於各時期不同政治鬥爭的需要，有時更多尊道，有時更多崇佛。唐朝建立時，李淵曾舍宅建寺，寫經造像，並按佛教說法，每年規定一定時間禁止行刑屠釣。全國統一後，為恢複經濟，招撫流亡，曾一度下令限製佛教，但未認真執行。唐太宗在尊道的同時，也更多地利用佛教。他在戰爭中殺死許多人，親手斬殺的就有一千左右，於是在過去作戰的戰場上，大修寺刹、伽藍，說是給死者超度，使他們走向菩提之道。在打敗宋金剛的晉州立慈雲寺，在鎮壓竇建德的汜水立等慈寺，在鎮壓劉黑闥的沼州立昭福寺，表示願死者脫離苦海，得到甘露，借以收攬人心。他支持建寺度僧、譯寫佛經。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回國後，唐太宗不僅資助他譯經，還為他撰寫《大唐三藏聖教序》，經常召他入宮談論，優禮備至。這都促進了佛教的發展。李淵父子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裔，規定在朝覲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他們還是尊道抑佛先道後佛的。武德七年（624），太史令傅奕上疏主張明令禁佛，他認為佛教僧徒“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並指出：“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雲由佛。”⑤佛徒法琳作破邪論、辯證論狂罵傅奕。唐太宗敕法琳說，你著辯證論在信毀交報篇裏說，有念觀音者，刀不能傷。現在給你七天去念觀音，到期試刀，看是否不傷。七日期滿，問他刑期已到，你念觀音有靈否。法琳苦思救命之計，答道，七日以來，我不念觀音，隻念陛下。問何故?說陛下功德巍巍，照佛經說，陛下就是觀音，所以隻念陛下，法琳以諂諛奉迎免死，流放遠州僧寺，病死途中。唐太宗一麵壓製反對先道後佛的僧徒，一麵又向僧徒私下表白說：佛老尊卑，不以誰暫時在上為勝，我修佛寺比立道觀早，你們應該理解我的用心。這充分表明當時統治者對佛教的態度。
唐代第一個崇佛**出現在武則天時期，武後載初元年（690）七月，僧法明等進獻所撰《大雲經》四卷，中有太後乃是西天彌勒佛下世，應取代唐朝為天下主，這正迎合了武則天圖謀稱帝的欲望，她即命長安、洛陽及諸州立大雲寺，各藏《大雲經》一部，置高座宣講。據考古資料，遠在帕米爾的碎葉鎮和海南島，當時也設置了大雲寺。武則天耗巨資在洛陽龍門雕大佛像高十多米，用以崇佛。出於鞏固武周政權的政治需要，武則天於證聖元年（695），從於闃請來名僧實叉難陀，重譯《華嚴經》，並親自過問譯務，撰寫序文，強調自己當女皇符合天意，向朝臣宣講。僧徒法藏奉命在佛授記寺講解新譯《華嚴經》。為反李唐皇室和鼓勵為她效勞的僧徒，武則天詔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徒處道徒之前。“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在武則天的尊崇下，影響深遠的禪宗，道門興旺。因法藏得到武則天的寵幸，華嚴宗形成一大宗派。在武則天的資助下，曾赴天竺求法的義淨，從事譯經，弘揚佛法。在武則天統治時期，佛教臻於鼎盛，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
唐代第二個崇佛**出現在肅宗、代宗時期，那時正值安史之亂，躲在靈武的唐肅宗祈求佛保佑朝廷，請密宗僧人不空率百名和尚住進宮中，晨昏念經，為朝廷祈福。郭子儀等力戰並請回紇援兵收複長安，肅宗卻歸功於不空誦經。代宗時一遇朝廷同回紇、吐蕃有戰事，代宗就請僧眾在宮裏誦經。戰爭結束，即認為僧眾退敵有功，益加寵信。安史之亂以後，各種社會矛盾加深，統治者既需佛教寄托自己空虛的靈魂，更需佛教幫助消除蓬勃發展的人民反抗鬥爭。他們廣建佛寺，大度僧尼，把大量財物饋贈寺廟，將許多官爵封贈僧徒，以政府的力量維持寺產，支持佛教的各種活動。元和十四年（819），憲宗遣中使率僧眾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至京師，“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⑥。掀起了崇佛狂熱，充分表現了統治者對佛教的推崇。
在統治者的大力推崇扶植下，隋唐時期佛教獲得巨大的發展。一批又一批虔誠的僧徒，為了解決佛學上懸而未決的重大課題，不顧艱難險阻，從陸、海兩路前往天竺，僅唐初半個多世紀裏，就有數十人。他們攜回大批麓本佛經、佛像和舍利，撰寫了《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等著作，對中西文化的溝通起了很大作用。同時湧現出玄奘、義淨、實叉難陀、菩提流誌、金剛智、不空和般若等著名翻譯家，有了完備的譯場製度，譯經的數量和質量上都超越了前代。佛學家們開始用儒家注經的方式，撰述了浩如煙海的解釋佛經的疏論，編纂了工具書，開創了翻譯和研究佛經的新紀元。
南北朝的佛教理論研究者已發現佛教許多流派的思想分歧，有些講經法師隻講自己熟悉的經典，對於和自己學派不同觀點的其他經典，一般是存而不論。他們講經的寺院並不固定，不注意傳法世係的繼承關係。隋唐時代佛教適應封建政治經濟關係進一步演變，有些學派不僅有自己的宗教理論體係、宗教規範製度，而且在寺院經濟中有自己的寺產所有權和宗內繼承權，他們模仿世俗封建地主階級的封建宗法製度，建立了世代相傳的僧侶世襲製度。每宗各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和傳法世係，開始形成中國佛教宗派。天台宗成立於陳、隋之際，創始人智凱（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建基地而得名，因崇奉《法華經》，故又稱法華宗。這一派著重宣傳一切“皆由心生”，世界本體是空無的，故又被稱為空宗。流行於今浙江及湖北一帶。法相唯識宗創立於唐太宗、高宗時期，創始人玄奘（602—664）及其弟子窺基（631—682）。以它的學說的內容為宗派名稱。這種學說以論證“萬法（事物）唯識（心識，精神本體）”、“心外無法”為宗旨，認為世俗人相信外界事物為真實存在，但那不過是由“識”幻現出的影相。教義煩瑣，不易被一般人接受。流行於長安、洛陽一帶，隻在唐初興盛了幾十年便消沉下去。華嚴宗創立於武則天統治時期，實際創始人是法藏（643—712），因以《華嚴經》為主要經典，故名。主要是論證所謂“塵是心緣（輔助條件），心為塵因（主要條件）。因緣和合，幻相方生”。認為客觀物質世界由主觀精神（心）產生，是“幻相”。又提出“理事無礙”說，即“事”（物質）是“理”（精神）的體現，而“理”又體現在“事”中，兩者互相融通，互不妨礙，但“理”卻是第一性的。流行於長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帶。禪宗創立於武則天統治時期，實際創始人是慧能（638—713），以它獨特的修養方法、思想方法而得名。“禪”是梵語音譯“禪那”的簡寫，意為靜慮。靜坐沉思，稱為“坐禪”或“禪定”，是佛教修養的重要途徑之一。相傳“禪宗”是由南印度僧人達摩在北魏時創立的。五祖弘忍有兩大弟子，一為神秀，一為慧能，神秀創立北宗，慧能創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有四句詩偈歸納它們的主張。神秀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意即通過長期苦修，排除雜念，然後才能成佛。這是漸悟。慧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慧能反對神秀的漸悟說，認為佛在心內，不在心外，隻要淨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誦大批經卷即可成佛。這是頓悟。漸悟是客觀唯心論，頓悟是主觀唯心論。慧能這種簡單速成的方法，對陷於水深火熱中而看不到出路的勞動人民深具欺騙性；這種廉價進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使地主官僚們的空虛靈魂得到寄托，又可幫他們消除人民的鬥誌，自然也受到他們的歡迎。因此南宗終於戰勝了北宗，得到廣泛流傳。禪宗開始流行於今廣東、兩湖一帶，唐末、五代時期遍及全國，幾乎取代了佛教各宗派，壟斷了佛壇。
佛教的流行，造成寺院經濟和僧侶地位的惡性膨脹。隋唐時期幾乎曆代皇帝都賜予著名僧徒和寺院許多土地、寺戶和各種財物。如隋文帝曾給少林寺地100頃，封民戶五十供宣州妙顯寺“灑掃”。唐王朝給長安西明寺“田園百頃，淨人百房，車五十輛，絹布二千疋”⑦。各寺院根據均田令和賦役令，可請授土地和蠲免賦役。當時達官貴人，舍宅為寺，長安的近百所壯麗寺廟，許多就是他們捐贈的邸宅。寺院還兼並土地，強奪民產，到代宗時，京畿地區的豐田美利，私宅公田多歸僧徒所有。僧侶地主和世俗地主一樣進行封建剝削。寺院土地由奴婢耕種，或租給農民，靈隱山一寺，歲收租穀竟達萬斛。唐末土地兼並加劇，賦役繁苛，人民相繼流亡，出家為僧或投靠寺院為寺戶佃戶，以避征役，許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勞力，剝奪了官府控製的納稅人口和財政收入，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僧侶地主在政治經濟利益上的矛盾衝突。正如辛替否尖銳指出的：“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⑧自開元以來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限製，但朝廷的禁令不絕於上，佛教勢力發展於下。武宗即位後，曾憤然指出：“窮吾天下，佛也。”佛教與唐王朝在經濟利益上的尖銳衝突，終於引發了唐武宗大規模禁佛毀寺事件。在宰相李德裕和道士趙歸貞的勸助下，會昌五年（845）七月頒發詔令，先毀中小寺院，敕上都（長安）、東都（洛陽）左右兩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30人；諸州各留一寺，上寺留僧20人，中寺10人，下寺5人；其餘寺廟，全部限期拆毀，僧尼一律還俗；田產沒收，銅像鍾磬熔鑄錢幣，鐵像熔鑄農器。分遣禦史巡行天下監督禁佛毀寺法令的執行。僧徒平日作威作福，貧苦百姓十分憎恨，聞朝廷下令毀佛，紛紛湧入寺廟，禦史未出潼關，各地寺廟已拆毀一光。八月宣告中外，凡毀大寺院4600餘所，中小寺院4萬所，勒令260500僧尼還俗，150000奴婢改充兩稅戶，沒收良田數千萬畝。繼又頒布詔令東都隻留僧20人，諸州留20人者減其半，留10人者減3人，留5人者改不留，史稱“會昌廢佛”。這次禁佛，給佛教勢力以沉重打擊，但也遇到阻力。藩鎮割據的河北地區，朝廷政令久已不行，對毀佛公然抗拒。尤其是武宗死後，宣宗一登皇位，立即複興佛教，佛教勢力逐漸複蘇過來。
注釋
①《大正藏》卷五二《集古今佛道論衡》。
②《全唐文》卷七八八，李節《餞譚州疏言禪師詣太原求藏經詩序》。
③《資治通鑒》卷一七五，陳宣帝太建十三年。
④《隋書》卷三五《經籍誌》。
⑤《舊唐書》卷七九《傅奕傳》。
⑥《資治通鑒》卷二四○。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⑦《文苑英華》卷八五五蘇頲《唐長安西明寺塔》。
⑧《舊唐書》卷一○一《辛替否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