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講性善，今人多不以為然。一個流傳甚廣的觀點是，中國文化主“性善”，故行“人治”；西方文化主“性惡”，傾向製約權力，行“法治”。這真是口吐真言。姑不論“人治”、“法治”一類話頭具體何謂，但“性善論”占據思想主流，已在宋元以後，而立論者心中的“人治”恐怕至少可以上溯秦漢。鑿枘不合，卻流傳眾口，成為不證自明的“公理”，固是不思之過，但國人反思傳統的“誠懇”也就可見一斑。不過，今日反對性善論者，大多恐怕未必想得這般遠，實際應更多來自日常生活的體會——若連饅頭、牛奶的質量都不可信，性善論豈不太過奢華？
近年來，隨著一些史實陸續披露，有些素被尊重的老人家當年曾做過的錯事也昭布於世，很使人震驚。這使我想起剛上大學那會兒，在圖書館翻閱一本史學論著索引，發現眾多素受敬仰的先生當年都曾響應號召，相互投擲過標槍匕首，確是“震驚”了一下，偶像紛紛倒地。後來研習曆史既久，知道每個人都有其特殊的生活境遇和空間，有時不能“壁立千仞”，可能是自甘淪落，但也可能是身不由己，可恥，可恨，可悲，亦複可憐；後人任意低昂，有時也許不過在潛意識裏滿足自己的道德優越感，做不得數。明白了這一點，也便能漸行恕道。
法國史家馬克·布洛赫曾引用過一句阿拉伯諺語：“與其說一個人像他的父親，不如說更酷肖他的時代。”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要理解任何一個具體的個人，無論其是否順應了“時代潮流”，都必須從他所處的具體環境入手，方能得其仿佛。這當然不是提倡把一切過錯都諉之於“時代”，號稱自己同樣是受害者，就可一了百了；無論如何，身處同樣情形，不同人做了不同選擇，便都須承受自己行為的後果，良知的考量避無可避，無人能夠替代。不過，後人論事，則總須出以“了解之同情”，從人、世互動的角度著眼，不必先把誰“想壞了”。王陽明曾說，你把盜賊喊盜賊，“他還忸怩”。可知人總有羞惡之心，而那就是一點善根。所以關鍵的問題不在於判明誰是“壞人”，而是該好好想想，到底是什麽原因，使其心中一點善根無法生長，反而走向反麵。若說有些人乃是天性本惡，在把問題簡單化的同時，隻會使思想變得懶惰，根本於事無補。
其實，站在生理學、心理學的角度看，“人性”乃是有善有惡，或者也不妨說是無善無惡，這在日常經驗中本可找到不少例證，孟子堅稱“性善”，豈非罔顧事實？但我們看孟子自己的話“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則顯然對人性的幽暗有清醒估計。不過，他對“人性”的界定實和今日生理學、心理學意義上所謂人性不同，別有深意，而後儒對此亦深有會心。近幾年漸成名人的一位清末山西士人劉大鵬雲：
天地生人，其性本善，而有言性惡者，何也？其或有所感而發歟？抑真見性惡者而言之歟？如以有感而發，其說尚有可原；若真謂之性惡，豈非害天下萬世者乎！聖人教人，隻言性善，猶恐人入於惡；若言性惡，何能使人轉而向善也？凡人之情，趨於惡則易，趨於善則難。人苟以善自治，雖至惡之人，亦可移之從善。聖賢千言萬語，非恐人之自暴自棄也耶！
劉大鵬對於孟子真意的把握是否恰當，別是一問題（我個人以為“雖不中，亦不遠矣”），但從這段話可以看到，他自己相信“性本善”，確有一番“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在今天尤值細心領會。近年層出不窮的造假事件，固有製度建設不夠健全的原因，國人中已有相當一部分人“自暴自棄”，也是不能不正視的問題。在這樣的環境裏，人人都揣了惡意對人，同時也防備別人揣了惡意對己，社會遂淪於惡性循環而不止。故身處這樣一個事事不可信的時代，尤須有人千言萬語道性善，為這個社會培養一點元氣。
或有人說，光靠思想是無力的，關鍵還要靠製度建設。此言甚是。我當然不至於幼稚到相信隻要“天天講”就能轉移世風，不過，我想提醒的是，我們不要把思想和製度看作對立的兩截：一方麵，所謂“製度”不隻是由各種權力機關掌控的獎懲機製，實際上還包括那些更“空靈”的因素如思想、言論、風俗在內，故用“文化”二字更準確。另一方麵，製度建設本身也還有個導向問題。今天一提製度，總有人習慣從防弊角度立意。這自然易於見效，但長遠看，則流弊無窮。用劉大鵬的話說，天地萬物，唯“感與應”二字而已，“以善感則善應之，以惡感則惡應之”。此是理學家的常談，今人可以以為迂闊，至少是“不科學”。但我們拋開偏見，平心靜氣地想：如果各種規程的製定者一開始就傾向於把人想壞，當然會規條愈密，防備愈嚴；而這種氣氛也隻能養出險怪機詐之心，久之成為自然，更是防不勝防！既如此，我們何不換一方向，盡量創造一個更有利於人性中良善一麵成長發育的文化環境，以使“性善論”真正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