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語錄中，我極喜孟子所言：“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與人交往，出了麻煩，首貴自省，不是一味歸罪旁人。這當然很難，我自己就總也做不到，隻可說向往而已。唯做得到幾分是一回事，心存此念，多少總有些警醒作用，起碼在與人衝突後，可以引發幾絲愧意，不會對自己產生不切實際的過高品評。近幾年，我更感此話有推廣的必要。蓋每日瀏覽新聞，種種奇談怪事，匪夷所思，在在使人感到，今日國中戾氣彌漫，宜以收斂製之，反求諸己即為對症之藥。且有此感想者，似乎不止我一人。近年盛行的各種“心靈雞湯”，雖然儒道釋耶，流派不同，或承遞傳統，或采自新知，而皆要教人提升自我，以超越態度麵對挫折。雖與孟子所言不盡相同，關懷並無二致。可知社會確有此需求，下一步或當轉為實踐，至少也化作努力目標，則涓滴海涵，日進寸功，世風改善，絕非空言。
不過，最近聽聞的一個事例，使我意識到此說或被人誤解，將招致意想不到的流弊。此事是一個學佛的朋友告訴我的：她開一家小店，先生是公務員，似乎還有些權力。年初某夜，先生替她守店，被幾個小混混無端暴打一通。朋友告訴我，她見到丈夫的樣子，既心痛，又欣慰：欣慰的是他居然能忍受過來，沒有出手還擊，頗出乎其意料。她先生我也熟悉，非常壯實，脾氣剛健，絕非受氣之人。所以我相信朋友的說法，他不是怯懦，而是克製。朋友從中看到他修養的進境，我也讚同。但也有不讚同的地方：以他的塊頭，抵擋一時，並非難事；最不濟也可打電話報警，他竟這樣忍了下來！對個人來說，這確實標誌了心靈的提升；可是，幾個小混混如此囂張，卻未受嚴懲，氣焰豈不愈發高漲？對社會來說，這不是有益，而是有害。
我這位朋友的事跡，不好說是反求諸己，可能更多與佛家所言忍辱修行有關，但二者的共同取向皆是克己。按《論語·憲問》：“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據孔安國注：“為己”，即聞一善言，身體力行；“為人”，則但“空能為人言說”，自己並不做。可知孔子是站在“為己”一邊的。用今天的話說，治學的目的是完善自我，不是向人炫耀。在此意義上，無論反求諸己，還是忍辱修行，皆是“為己”之學，偉大，深刻，直落根柢，而戛戛乎其難。不過若我們改從字麵理解，則“為人”之學也不可少：人性雖善，習氣難除，並非人人皆能反躬自省，對暴徒還是該狠狠回擊一下子。他得著些教訓，便不再敢為所欲為。這不光是為自己，也是為旁人：一個健康社會的到來，不能隻靠大家一點一滴的培育私德（這當然不可少），也需要一種公共參與精神，需要一點怒氣。
其實，反求諸己與反抗強暴並無衝突。孟子自己就曾為“革命”辯護：“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錚錚作響，被傅斯年看作中國“自由主義唯心論的祖師”。《論語·憲問》又有一段，也很有啟發。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怎麽樣？孔子的回答是：若以德報怨，又拿什麽報答恩德？正確的做法是：“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錢穆先生解此句，最得意旨：“以德報怨，若為忠厚，然教人以詐，又導人於忍，否則將使人流於浮薄。”恩怨分別處之，乃是人之常情；若一視同仁，或將流於上述“詐”、“忍”、“浮薄”三弊，其實不仁之至。以直報怨，則“我雖於彼有私怨，我以公平之直道報之，不因怨而加刻，亦不因怨而反有所加厚，是即直”。君子也是人，儒家允許君子有私怨，且允許報怨；重要的是能否遵循“直道”。
從現實角度講，相對於一味克己的要求，以直報怨似乎更貼近“芸芸眾生”，更具說服力，更加可行。對個人來說，“為己”之學自然重要（它指示了人生的一個理想境地），但我們既生活在社會中，總該負擔起一點“為人”的責任才是。二者並不對立，而是代表了生命中兩個不同麵向。兩個麵向合起來，我們方能獲得真正的尊嚴。對一般人來說，有恒產才有恒心，所謂“恒產”也包括健康的社會環境。設若我們每日麵對嫉恨、仇殺和暴虐而能不理不顧，還可追求內在的升華，我隻有再引一句孔子的話：“吾誰欺，欺天乎！”（《論語·子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