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桌前的風采
果斷、幹練、求實、務實是鄧小平的一貫作風。解放初期，鄧小平四十五六歲，正值盛年，他精力充沛，思維敏捷，才智過人。通過他在西南局時期主持和參加的幾次會議的情況，就可以看到他的不同尋常的動人風采。
“九分鍾的會議”。１1９95０0年上半年，西南軍政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亦即西南軍政委員會正式成立大會。參加會議的軍政委員會委員、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和監察委員會委員中的共產黨員，組成了一個黨組。大會閉幕後，鄧小平召集黨組全體會議，作總結講話。他沒有拿講話稿，而是簡明扼要地指出近一時期西南工作的成績和不足，提出下一步的任務和應該注意的問題。總共隻講了九分鍾話，就宣布散會。這恐怕是一次最短的而又很有分量的會議。
?搖?搖“一氣講了五個多小時”。西南解放之初，鄧小平在重慶市人民政府的大禮堂召開的一次大會上作過一個長篇報告。從下午１1點到６6點多鍾，他站在講台上，手上不拿講稿，連提綱也沒有帶，也很少見他喝水，一氣講了五個多小時。他的講話邏輯性很強，條理分明，極具吸引力，使每一個與會者都聚精會神地傾聽，沒有交頭接耳的，沒有走神厭倦的。散場出來，大家紛紛議論：“我們的鄧政委好厲害!”“他真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
“聲色俱厲，擲地有聲”。有一次，在西南軍區大禮堂，鄧小平就整頓黨風的問題對西南局係統黨政軍各單位的幹部作報告。在講到有些幹部進城以後，貪圖享受，作風不檢點，甚至腐化墮落的情況時，他聲色俱厲，詞鋒尖銳，嚴肅指出這些幹部喪失了共產黨員應有的品德，給共產黨員這個光榮稱號抹了黑。接著，他宣布組織的決定，有的開除黨籍，有的留黨察看，還有的受到其他的不同處分。他號召全體黨員和幹部振作精神，把剛剛解放的西南地區的工作做好，上不負中央的重托，下不負西南人民的厚望。報告結束，人們走出會場，耳邊仿佛還在回響著鄧小平那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
“先聽後講”。在西南主持工作時期，鄧小平除了任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外，還兼任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主任等職。鄧小平十分重視財委的工作，為及時掌握西南各地的財經情況，及時交流信息，以便作出正確的決策，他每周召開一次財委會議。會議地點開始是在曾家岩西南局對過的財委會辦事處，後來移到西南局內鄧小平家中。一間小小的辦公室，長方形桌周圍擺了幾十張椅子，靠四周牆邊有些沙發。鄧小平通常坐在長方形辦公桌一側中間的椅子上，他的左右側和對麵坐著財經各部委負責人。會議開始，他總是不經意地指一位同誌：“你開始吧!”於是這位同誌就開始匯報。他靜靜地坐在那裏，有時還閉上眼睛一動不動地傾聽。很顯然，他是一麵聽一麵在思索。有時他忽然發問一兩句，然後又專注地傾聽別人的發言和進行思考。會開到一多半，他宣布休息，便走進隔壁房間，和同誌們一起打球，或隨便地聊聊天。休息之後，大家重新入坐。他問大家講完了沒有。等大家的話都說完了，他才開始講話。隻見他不慌不忙，對每一位同誌匯報的重要情況和提出的問題都一一說出自己的意見。他講話明確、果斷，不拖泥帶水，不優柔寡斷。講完後，他認真地再問大家還有什麽意見，沒有了，散會。會上議定的事情，各自分頭抓緊去辦，到時候，鄧小平就要檢查執行情況了。
“共產黨也不忘故舊”
１1９9４4９9年１1２2月，鄧小平到重慶後不久，便派了西南軍區的幾個同誌去看望他當年在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讀書時的老師汪雲鬆。可汪雲鬆不知吉凶，沒敢見。第二天來了輛吉普車，接他到軍區。他下車後才知道，原來是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委、他當年的學生鄧希賢請他吃飯。汪雲鬆回來後很是高興，逢人便說：“小平真不錯呀，我現在才曉得，共產黨也不忘故舊。”
１1９95０0年第二屆全國政協開會時，汪雲鬆應邀前去北京列席。他回來講，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宴會，頭一桌的主人是毛主席，第二桌有鄧小平，他也坐在第二桌。鄧小平和陳毅分了工，鄧小平請客，陳毅宴會後用自己的車子送他回招待所。後來，每每談到這些情況，汪老先生都激動不已，幾十年前的往事仍曆曆在目。
汪雲鬆，字德薰。曾經當過清朝的四品道台。5０0年代，有一次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出國訪問時途經四川，見了汪雲鬆，問起他的這個官是實缺還是候補。汪雲鬆答，是實缺。他做過清朝的官，但具有維新思想。
１1９9１1６6年６6月，身為重慶商會會長的汪雲鬆在目睹了成都留法學生途經重慶赴法的盛況後，深受啟發和鼓舞。他與當時的教育局局長溫少鶴等人，召集各界社會名流，籌集經費數萬元，準備在重慶開辦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他們先籌建了留法勤工儉學學會重慶分會，汪雲鬆任會長。
１1９9１1９9年９9月上旬，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正式開學，汪雲鬆任董事長，下設校長、教務及事務等負責人。校址在重慶市夫子祠內。這所學校的招生對象是中學畢業生和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共招收了一百餘名學生。學習的目的是要粗通法語並掌握一定的工業技術知識，為去法國勤工儉學作些準備。盡管當時學校的教室簡陋，設備很差，但仍吸引了大批青年前去報考，競爭相當激烈。鄧小平便是有幸考入這所學校的第一批人中的一個。
１1９9２2０0年７7月，經過一年的學習，經過學校畢業考試、法國駐重慶領事館的口試及體格檢查，八十多名學生取得了赴法勤工儉學的資格。鄧小平是其中的一名。７7月１1９9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的學生在重慶商會舉行畢業典禮。駐渝法國領事、旅渝法商、教士及各學校校長參加了畢業典禮。
１1９9２2０0年８8月２2７7日，汪雲鬆先生送走了他的八十餘名學生赴法勤工儉學。從籌組留法勤工儉學會重慶分會，到建立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募集資金、辦理簽證，直到最後送走畢業生，汪雲鬆無不竭盡全力。他的這份熱忱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得學生的敬重和愛戴，以致他的學生幾十年後都沒有忘記他。
汪雲鬆先生後來說，當初他辦學，原本不是想培養共產黨，隻是想培養搞實業的人，走實業救國的路子，沒想到學生中竟有那麽多人參加了共產黨。
?搖汪雲鬆先生愛國，解放後也愛共產黨，他把自己珍藏的文物都捐獻給了國家。汪老先生有一對心愛的古瓷瓶，他把裝瓶子的楠木盒子刻上“東方紅”三個字，送給毛澤東主席作為祝壽之用。按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不祝壽，不收壽禮的。鄧小平知道這件事後，就對重慶市委統戰部的同誌說：“要了解汪雲鬆。”於是，作為特例，統戰部收下了這份禮物。鄧小平還曾深情地對重慶市委統戰部的一位同誌說，汪雲鬆為我們培養了兩個副總理。這便是鄧小平和聶榮臻。
對這樣一位愛國、愛黨的民主人士，鄧小平是不會忘記的。回到故鄉四川之後，他連廣安老家都沒有回去過，卻沒有忘記他當年的老師，沒有忘記這位為黨為國作出過貢獻的民主人士。他後來曾說過，我國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中有過光榮的曆史，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也做了重要貢獻，“這些都是中國人民不會忘記的”。
知識分子的知己
黃汲清是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抗日戰爭時期，他曾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並曾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但在那個戰亂的年代，他所學的地質學理論根本無用武之地。於是這位正直的地質學家懷著報國無門的未酬之誌漂洋過海，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去繼續他的地質學研究工作，以待來日實現自己報效祖國的遠大誌向。
這一天終於來了。１1９9４4９9年年中，我人民解放軍以勢如破竹之勢解放了大片國土，西南的解放指日可待。這時，遠在美國，時刻關注著祖國局勢的黃汲清再也坐不住了，他感到，報效祖國的時刻到來了。
１1９9４4９9年夏，黃汲清從美國搭船經香港回到中國，隨即攜家眷來到抗戰期間他曾經工作過的地方——重慶北碚，住在他擔任原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時所蓋的辦公室裏，等待解放。
１1９9４4９9年１1１1月３3０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解放了重慶和北碚，廣大人民歡呼雀躍，黃汲清也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匯入了歡慶解放的人流，他和廣大人民一起流著幸福的熱淚，在北碚廣場上唱啊、跳啊，迎接解放軍的到來。
重慶解放後不久的一天，重慶軍事管製委員會接收國民黨經濟部的接管人員劉雅清來到黃汲清先生家，了解他的情況，並向他表示慰問。１1９95０0年１1月初，一輛吉普車把黃先生接到重慶曾家岩，與段君毅、劉岱峰等領導幹部會麵。這次會談，談得十分融洽。段君毅、劉岱峰等著重談了地質工作的重要性，並希望黃先生把散處在西南幾省的地質人員團結起來一同工作。不久，劉岱峰又介紹黃先生同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見麵。
對於威震四海的“劉鄧大軍”，黃先生早有所聞。在與鄧小平晤麵之前，他原以為“劉鄧大軍”首長必是“赳赳武夫、態度嚴肅”。他是懷著一種敬畏的心情去見鄧小平的。一見鄧小平的麵，黃先生完全改變了以前的想法。
黃先生看到，這位正值人生鼎盛之年的“劉鄧大軍”統帥之一、西南人民的“父母官”雖然是一身的軍人打扮，英武之中透出幾分幹練，但為人隨和，他在談話當中不拘泥，談笑風生，很高興與客人對話，聽取客人意見。笑談之間，一切都是那麽和諧自然，黃先生剛來時的拘束感沒有了，他把西南地質機構的情況簡要地向鄧小平作了匯報，鄧小平一麵聽匯報，一麵低頭沉思，還不時地點點頭，用讚許的目光看著黃先生，黃先生匯報完畢，鄧小平表示今後西南的地質工作要由他來負責。
回去後，黃汲清按照鄧小平及有關部門的指示，立即和原四川省地質調查所所長常隆慶商談，如何把西南四省（川、滇、黔、康）的地質人員團結起來，一同進行西南地區的地質勘探工作。黃汲清負責與貴州省地質調查所所長樂森璕、西康省地質調查所所長崔克信以及雲南昆明的地質大隊鄧玉書、高崇照、劉錦新等高級地質人員通信或當麵協商，決定成立西南地質調查所，黃汲清推薦樂森璕、常隆慶擔任副所長，所址便暫設在原小龍坎四川省地質調查所內。
１1９95０0年８8、９9月間，西南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鄧小平設宴招待黃汲清、樂森璕、常隆慶三人，並與他們進行了談話。主要談西南地質勘探工作問題。黃汲清談到，他們已經在重慶中梁山開展煤田鑽探並正在準備進行綦江鐵礦的勘探工作。探礦必須用鑽探機器，他們正在了解解放前水利部門和煤炭部門在四川留下些什麽鑽探設備，需要軍政委員會下令把這些鑽機和鑽工調入西南地質調查所（其中一部分已在中梁山使用），以便積極開展工作。鄧小平聽完黃汲清的匯報後，同意下令調鑽探機器，並在很短時間內調來六部金剛石鑽機，分別在中梁山和綦江使用。他對綦江鐵礦的經濟價值十分關心，具體的鑽探情況都一一詢問。
在座談中，鄧小平還以極其愉快的心情回憶起了他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工作和生活情形，他深有感觸地說，工人無國別。有不少問題，中法工人共同關心，這就是階級意識。
鄧小平還關切地詢問了黃汲清先生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並問他在外國有沒有地質專家朋友，如有，可以邀請他們回國工作。不久，經過慎重考慮，黃先生向劉岱峰提出，他有一位青年地質專家朋友，叫趙景德，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地質學博士，學識豐富，願回國效勞。劉岱峰囑黃先生寫一正式呈文說明邀請趙景德來西南地質調查所工作，所需旅費全部由我方負擔。呈文上去後不到一星期，鄧小平即親自批準。隨即由黃先生專函趙景德說明情況。趙景德回信說，非常願意參加西南所工作，決定攜眷屬繞道歐洲回來。不久，黃先生再上呈文，請求撥款三千美元，匯往美國作趙景德的旅費之用。鄧小平當即批準同意撥款，並由財經委員會通過香港某銀行將旅費匯交趙景德。令人遺憾的是，趙景德收到旅費後，正準備回國，美國當局卻已下令禁止中國專家學者離美，使趙景德不得成行。
黃汲清先生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工作了三年，深受教育，深受啟發。他感到，鄧小平處理大事總是高瞻遠矚、考慮周到，處理小事也恰到好處。尤其令他感動的是鄧小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特別善於接近知識分子，他曾不止一次地感歎：小平同誌真是我們知識分子的知己啊!
甘當小學生
祖國的大西南是我國許多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這裏，少數民族分布麵廣，萬裏邊疆雜居或聚居著各種不同的民族，各民族的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民族關係複雜。
鄧小平一到西南，就十分重視少數民族的問題，並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了重要的位置。鄧小平深知，民族工作不同於其他工作，要想做好民族工作，就必須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他認為，在少數民族問題上，自己還是一個小學生。為此，他虛心地向研究民族問題的專家們請教。
1950年7月，中共中央派出了赴西南地區的中央民族訪問團。這個訪問團的任務，一方麵是向少數民族解釋政府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麵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研究。這個訪問團的團長便是對民族問題頗有研究的費孝通先生。鄧小平親切地會見了代表團的成員，向他們強調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他說：在少數民族問題上，我還是一個小學生。對少數民族問題不僅沒有入門，連皮毛還沒有摸著。同誌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比我要多，又是專門做這方麵工作的。
一天，鄧小平邀請費孝通先生到他辦公室敘談。他開門見山地問費孝通：“你認為當前民族問題主要應抓些什麽？”
費孝通坦率地說：“還是少數民族和漢族的關係問題。解放前，少數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以外，還要受漢族統治階級的壓迫。因此，他們對漢族有一種反感心理。解放以後情況完全不同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大家庭裏，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為現在是剛解放，少數民族地區與廣大的漢族居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們在心理上對漢族的隔閡仍然存在，所以，使少數民族了解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鄧小平聽後連連點頭說，問題抓到點子上了。少數民族有點怕漢人，確實有曆史原因。因為曆史上的反動統治階級實行的是大民族主義的政策，這隻能加深民族仇視。現在我們的幹部就要用自己的行動來改變他們心目中的漢人形象，凡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幹部，都要深入下去，和他們交朋友，要使他們認識到，我們是新漢人。他中肯地說，漢族和少數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們要承擔責任，自己要先認錯、道歉，這樣才能取得人家的諒解。比如長征時，紅軍經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傳播了一些革命的種子，產生過一些好的革命影響。紅軍北上時，有的同誌餓慌了，為了生存，做了一些違犯紀律的事。解放了，我們應該跟他們說：當時全國革命的負擔放在你們的身上，你們對保護紅軍盡了最大的責任。對那時辦得不對的事，應當向他們賠禮。這次我們到那裏，一些少數民族人士也很坦率地說，那時把糧食吃光了，心裏不願意，現在理解了。他們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興。這就叫以心換心。
鄧小平的坦誠使費孝通先生甚為感動。望著鄧小平真摯的神情，費孝通不禁暗自欽佩共產黨。這是一個真心實意為百姓辦事的黨啊!為這樣的黨辦事，和這樣的黨合作，應該。想到這裏，費孝通不由得十分動情，他接著又進言：“要解決民族隔閡，主要應該反對大民族沙文主義。”
鄧小平想了想說：狹隘民族主義和大民族主義都要反對。但是應當首先老老實實取消大民族主義。隻要大民族主義一拋棄，就可以換得少數民族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兩個主義一取消，團結就會出現了……
不知不覺中，這次從上午9點多鍾開始的談話已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到了吃午飯的時間了。鄧小平熱情地留費孝通吃飯。他們邊吃邊談。
吃過午飯，費孝通先生就要走了，鄧小平再一次懇切地說：民族團結很重要。在少數民族問題上我還是個小學生，你是專門做這項工作的，要多參謀啊!
費孝通先生連忙說：“不敢當，有什麽需要我做的，盡管指示。”
鄧小平握著費孝通先生的手連連說：“不要說指示，你是先生嘛，歡迎你再來!”
鄧小平正是本著這種尊重專家，尊重知識，虛心好學，不恥下問的精神，使西南地區的民族工作較好地開展起來。他不僅從大處著眼，製定了一係列適合各民族地區情況的方針、政策，提出：對少數民族的許多事宜，不盲動，不要輕率跑去進行改革，不要輕率地提出主張，宣傳民族政策也不要輕率；不能由外麵的力量去發動少數民族內部的所謂階級鬥爭，不應由外部的力量去製造階級鬥爭，不能由外力去搞什麽改革。不僅如此，鄧小平還從一點一滴的小事入手，從一些細微之處著眼來做民族工作。他反複強調民族工作切忌犯急性病，要堅持“長期、艱苦、耐煩”的工作方針。他明確要求：我們的軍隊和地方幹部，要認真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誠懇熱情地接待他們每一個人，不侵犯他們一絲一毫的利益，不輕率地提出他們今天還不能接受的主張，不要把自以為對的事，在還沒有得到他們讚成的條件下，去強製他們執行。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以“實事求是，老老實實”的工作態度來做民族工作，西南地區的民族工作搞得有聲有色，為各民族的發展進步創造了條件，鄧小平也受到了各民族人民的擁護和愛戴。直到現在，西南各民族人民談到解放初期當地的發展狀況，特別是邊疆民族地區的狀況以及進入邊疆地區工作的同誌所做的耐心細致的、艱苦的工作，都會讚不絕口地談起鄧小平當時對民族工作的一些重要指示，因為這些地區的發展變化，是和鄧小平當時提出的一係列有關民族工作的指示精神分不開的。
溫暖的家
1949年12月，鄧小平攜全家來到重慶。
在二十幾年的革命戰鬥生涯中，鄧小平飽經血雨腥風、艱辛曲折，始終沒有一個安穩的家。至此時，他的家，才在解放了的重慶安定下來。
進軍西南的時候，鄧小平和劉伯承都是攜帶家眷南下的。兩輛美國造的吉普車，劉伯承家坐一輛，鄧小平家坐一輛。劉家大人孩子共六口人。鄧家兩個大人，三個孩子。這三個孩子，一個是1941年降生在涉縣赤岸村的大女兒鄧林，一個是1944年出生在太行山遼縣麻田村的大兒子鄧樸方，一個是1945年在赤岸出生的二女兒鄧楠。孩子們坐在南進的吉普車上，好奇而又興奮地望著車窗外的景色，嘰嘰喳喳說個不停。望著三個天真爛漫的孩子，鄧小平欣慰地笑了，戰時的勞累仿佛已被拋在了腦後。
就這樣，鄧小平一家五口人，乘坐著一輛吉普車，顛顛簸簸地走了二千多公裏，終於到了重慶。
在重慶，鄧小平一家住在曾家岩原來國民黨一個機關的樓上。劉伯承一家住在他的樓下。1950年10月劉伯承調到南京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後，賀龍一家就住在劉伯承原來住的樓下。
對於孩子們來說，這真是一個大家庭。樓上樓下，孩子們的年紀也相差不多，經常在一塊兒玩，一塊兒打打鬧鬧。每當父母工作之餘，相互間也常串門兒，大人們又說又笑，孩子們又玩又鬧，真像一家人一樣。這些孩子們，生長在顛沛流離的戰亂境遇中，如今過著安穩、溫馨的生活，不斷地健康成長。
在重慶，鄧小平的第三個女兒毛毛（鄧榕，又名蕭榕）和小兒子飛飛（鄧質方）相繼出生，毛毛生於1950年1月，飛飛生於1951年8月。兩個孩子的出世，給這個家又增添了幾分歡樂。
不久，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也從老家廣安來到了重慶。說來也巧，四川快解放時，地下黨曾找到夏伯根的女兒鄧先芙（那時，她在廣安上中學，並已經參加了四川地下黨的外圍活動），告訴她，你的大哥要打回四川了。鄧小平到重慶後，鄧先芙由組織安排從老家廣安到了重慶，見到了這個她從未見過麵的長兄。她回到廣安，便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母親夏伯根。聽說鄧小平回四川了，老人家高興極了。她簡單地收拾好行裝，拿起一把大鎖，把大門一關，拿著一個小小的包裹，坐著她那在嘉陵江上推船的父親的小船，來到了重慶。從此便和鄧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
夏伯根來到重慶時，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剛滿10個月，以後，她就負起了帶養孫女的責任。飛飛出生後，也是由祖母帶養大的。這樣，三個大人，五個孩子便組成了這個家庭。
雖說夏伯根不是鄧小平的親生母親，但鄧小平待這位繼母非常好。特別是卓琳，和婆婆從不分你我，她去上班，家和孩子就全交給婆婆照看。一家八口過著美滿幸福的生活。
在重慶，鄧小平跟戰時一樣，工作依然十分繁忙。他負責西南地區的軍事、政治、經濟、民族等工作，真是千頭萬緒，很少有閑暇的時候。卓琳也很忙。當時，她在人民小學當校長，學生都是二野和西南局幹部的子弟。這些在部隊中長大的孩子，不好**，她便從自己家的孩子開刀。大女兒、大兒子都是她的學生，稍不聽話，不遵守紀律，首先挨整的便是他們。就連她的二女兒鄧楠，也被她放到教室的最後一排，和大孩子們一起上課。
卓琳雖說是一校之長，但她什麽課都教，語文、數學、音樂……有的孩子不好好上課，不聽講，有的還又哭又鬧，影響別人學習，她就把這樣的孩子帶到校長辦公室，叫他們站在一邊，任其哭鬧，不予理睬，等到他們鬧夠了、哭累了，自然乖乖地停嘴了。許多二野的子弟都是她的學生。直到現在，這些學生還常常回憶起當年他們校長教他們和“整”他們的情形。
但無論工作多麽繁忙，身體多麽勞累，他們一回到家裏，看到圍著自己團團亂轉、興高采烈的孩子，看到他們一天天地長大、懂事，他們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盡情享受著兒女繞膝的天倫之樂。
在孩子們的眼裏，鄧小平是一位非常慈愛的父親。多少年後，鄧樸方談起父親時說：他不苟言笑，但是我們覺得家裏很溫暖。在家裏，他是父親，不是領導，就是這麽一種感覺。他對我們很好，所以我們兄弟姊妹一直很親密，我覺得一切都很自然。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說：爸爸極愛孩子，他雖然沒時間管孩子，但依我看，天底下像他這麽愛孩子的，那樣不言不語地，卻是全心全意地愛孩子的，也是少有的。
進入八十和九十年代，鄧小平的家已是一個有十幾口人的大家庭了，每到晚餐，如果沒有什麽特殊情況，他都要求家人到齊後才開飯。全家過著非常和睦幸福的生活……
劉鄧點將
1950年元旦。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元旦，全中國人民都沉浸在辭舊迎新的喜悅之中。而此時，我們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卻遠在莫斯科。望著窗外歡天喜地慶祝元旦的莫斯科人，毛澤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這一夜，住在莫斯科郊外姊妹河斯大林第二別墅的毛澤東幾乎一夜沒有合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尚待建設，祖國的統一大業還沒有完成，西藏、台灣、海南島還沒有解放，這一切怎麽能使他安然入睡呢？
?搖?搖在異國他鄉的這個元旦之夜，毛澤東是懷著焦慮的心情度過的。他心事重重，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不停地在屋裏踱來踱去。就在這苦苦的思索當中，一個堅定的信念形成了，隻見他自言自語地說：“解放西藏勢在必行。”可是，彭老總已來電說西北局派部隊進藏困難重重。拿著彭老總12月30日的來電，毛澤東再一次陷入了沉思。他放下電報，又點燃了一支煙：把這個任務交給西南局，但是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西南局的剿匪任務才開始，把這個任務交給他們，我毛澤東是不是太沒人情味了。沉思良久，毛澤東轉身走到桌邊，攤開紙，略一思考，揮筆寫道：
中央、德懷同誌，並轉小平、伯承、賀龍三同誌：
〈一〉德懷同誌12月30日關於西藏情況及入藏路線的電報業已收到閱悉。此電請中央轉發劉鄧賀三同誌研究。
〈二〉西藏人口雖然不多，但國際地位極其重要，我們必須解放之，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和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
……
〈四〉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西南剛才解放，西南局諸同誌工作極忙，現又給此入藏任務，但因任務重要，且有時間性，故作如上建議。這些建議是否可行，請西南局籌劃電複為盼。
1月2日上午4時於遠方
1950年元月2日，劉伯承、鄧小平收到了毛澤東的這封電報。
劉伯承看完毛澤東的電報後，對於執行解放西藏的任務態度十分堅決，但是派誰執行這項任務，這位一向處事果斷的司令員卻有點猶豫不決了。
派誰去呢？劉伯承把他指揮的部隊一一地排列對比，覺得第十軍在二野是戰鬥力最強的一個軍，完全可以勝任解放西藏的任務。隻是十軍軍長杜義德多年征戰，出生入死，最近身體狀況又很差，怎麽能忍心把這麽重的擔子再往他身上壓呢。
杜義德不去，派誰去呢？劉伯承又把幾十員戰將一個個放在腦子裏轉了幾圈，覺得有一個人可以頂替杜義德帶十軍去解放西藏。但自己的看法準不準呢？他決定去找鄧小平商議一下。
此刻，鄧小平正在燈下專注地閱示雲南軍區司令員陳賡報來的剿匪情況簡報。突然門被推開，一股涼風浸進房裏，他抬起頭，見劉伯承司令員站在門邊，便連忙放下簡報說：“你還沒有睡？”
劉伯承在鄧小平對麵的椅子上坐下，一邊點煙一邊說：“睡不著啊!”
鄧小平在一旁打趣說：“什麽天塌下來的事？難得你連覺都睡不著？”
“主席的電報你看過沒有？”
“看啦。”
“你的意見如何？”
“你呢？”
“我想讓杜義德去，但他身體不好。你看誰去適合？”
“讓‘地主’去吧。”鄧小平不假思索地說。
“誰？”劉伯承驚訝地望著鄧小平。
“張國華。”鄧小平笑著望著劉伯承說。
聽到張國華三個字，劉伯承哈哈大笑，說：“不謀而合。好好好，就讓你的‘地主’去吧。”
讓第十八軍軍長張國華率十軍去執行解放西藏的任務就這樣決定了。這一年，張國華剛剛三十六歲。當鄧政委和劉司令員等領導商妥，把報經中央同意的這一重大決定通知張國華時，時任川南地區行署主任的張國華雖然感到有些意外，但仍欣然接受了命令。
張國華一到重慶，劉鄧兩位首長便在曾家岩接見了他。通過和劉鄧兩位首長商量，張國華考慮再三，決定帶十八軍擔負進藏任務。聽到張國華的這個決定，鄧小平望著這位能征善戰的勇將，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他對十八軍當然是放心的。十八軍的幹部素質好，老紅軍戰士多。大軍南下南京時，二野統計全部隨營學校人數，共有七千多人，而光十八軍就有四千五百人。鄧小平稱十八軍為人才“地主”，所以也稱張國華為“地主”。十八軍的戰鬥力雖然沒有十軍強，但全軍獨立作戰的能力很強，有開辟新區和在白區的鬥爭經驗。十八軍完全能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務。
就這樣，進軍解放西藏的任務就由十八軍擔負了。從此，十八軍的數萬官兵就與西藏這片古老而神聖的土地緊緊聯係在一起了。他們在風雪高原創造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業績，譜寫了一曲藏、漢民族團結建設新西藏的宏偉的曆史詩篇。
進軍西藏 政治先行
素有“世界屋脊”之稱的西藏地區，是我們偉大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當全國人民正沉浸在歡慶自己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西藏卻還處在封建農奴主的統治之下。解放西藏，是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西南局在接到進藏的任務之後，便立即投入入藏前的準備工作。
解放西藏，或許是鄧小平戎馬生涯中最為特殊的一場戰鬥。要在這塊貧窮落後、廣袤荒涼、情況複雜、矛盾交錯的少數民族地區，完成進軍任務，進行革命和建設事業，是前無古人的，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在這場特殊的戰鬥中，鄧小平不僅體現出了作為一個軍事家的傑出才能，更體現出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卓越的領導才能。
常言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鄧小平根據西藏的特殊情況，認為進軍西藏，不僅要糧草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要先行。
1950年1月15日，劉伯承和鄧小平在重慶曾家岩召開十八軍師以上幹部會議。會議開始前，他們依次掃視著這些曾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的十八軍將領：文質彬彬的五十三師副政委苗丕一；又矮又瘦精力充沛的陳子植；充滿書生氣，說話慢條斯理，滿腦子的點子，很有統戰工作經驗的十八軍敵工部部長陳競波；頭頂微禿的甘炎林；講究儀表，全二野有名的少壯派、十八軍參謀長陳明義；老成持重，滿腹才氣，有膽有識的老紅軍，十八軍政委譚冠三……有這些戰將和衷共濟、籌劃指揮，張國華何愁完不成進軍西藏的任務。
看著眼前一個個生龍活虎的將領，劉鄧兩位首長暗暗高興。
會議開始，由劉伯承傳達毛澤東1月2日和1月10日的電報精神。劉伯承講話時，鄧小平銳利的目光一直注視著十八軍這些高級將領們的表情。劉伯承的話剛停他就接著說：西藏地方政府軍隊兵力有六七千人，如果向三大寺征兵，則生反抗，如向農牧民或其他寺廟征兵，最多有三萬人，實際上隻能征兩萬人左右，所以軍事上我們占優勢。接著，他用手指敲著桌麵說：但是要注意一點，其宗教上有相當強的力量。不過不足懼怕，我們會想辦法在各方麵戰勝它。他進而指出，關於西藏的問題，我們要軍事政治協同解決。要注意，西藏為單一民族，約有二百萬人，政策問題極為重要。他強調，解決西藏問題，軍事和政治比較，政治是主要的。從曆史上看，對藏多次用兵都未解決，而解決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番。以後用兵均未成。解決西藏問題應多靠政治，要團結達賴、班禪兩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
1950年2月17日，鄧小平對張國華說：你必須立即成立一個政策研究室，要調查西藏的情況。同時各級都要動員起來學會幾句藏話，以便應酬宣傳。要溝通和藏民的語言，便於接近他們，了解他們，便於開展工作。不懂藏話，一到西藏你就成了聾子，就要吃虧。
根據劉鄧兩位首長的指示，張國華於2月28日在成都東勝街一座三層樓房裏，成立了“西藏問題研究室”，通過各種渠道對西藏進行調查了解，為解決西藏問題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根據毛澤東提出的“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重要方針，鄧小平提出了“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的進軍方針，並強調進軍西藏衣、食、住、行都是新問題，吃飯是頭等大事，進藏所需各類物資除就近購買和籌措外，主要由內地運送的補給原則。
在鄧政委的嚴格要求下，進藏部隊全體官兵紀律嚴明，做到秋毫無犯。即使在冰天雪地的進軍途中，也始終堅持住帳篷而不進寺廟，不經同意不住民房。許多幹部戰士斷糧寧可餓肚子，也決不吃群眾地裏的一把青稞。
在宗教這個西藏最敏感的問題上，鄧小平更是多次教導進藏部隊要切實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僧俗人民的宗教信仰，用自身的模範行動增進漢藏民族的團結。有一次，在行軍途中，一位戰士對橫在路上的老鷹踢了一腳，即因不尊重藏胞風俗、違犯政策紀律而被給予警告處分。
1951年9月，由十八軍副政委王其梅率領的先頭部隊準備進入拉薩城前，鄧政委專門交待，到拉薩之後，會見達賴喇嘛時，如果他提出來摸頂，可以不受我們軍隊紀律的約束，讓他摸頂，並代表官兵向他贈送禮品。
進藏部隊這種嚴格要求、認真執行紀律的作風，贏得了西藏廣大僧俗人民的信任。無論是西藏的高層官員、僧侶、貴族，還是一般的老百姓，都熱情地稱讚進藏部隊是“新漢人”、“菩薩兵”。
和 為 貴
1950年2月25日，劉少奇代表黨中央電示西南局：“我軍進駐西藏的計劃是堅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辦法與達賴集團談判，使達賴留在西藏與我和解。”電報具體提出了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並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認真研究西藏情況，物色適當人選去拉薩做爭取工作。並擬定與西藏當局談判的條件。接到電報後，鄧小平和西南局立即全麵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方針，始終把解放西藏的籌碼撥到和平的天平上。
在物色赴藏勸和代表人選時，當時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總司令長征時路過藏區結識的好朋友甘孜白利寺格達活佛，主動提出願意前去。對於格達活佛的這種愛國精神，鄧小平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但鑒於當時西藏地方政府態度頑固，缺乏和平誠意，拉薩形勢比較複雜，因而數次急電勸告格達活佛暫不要前去拉薩，並將此意見報告了朱總司令。朱總司令立即電告西南局，對格達活佛深明大義，以西藏人民的利益為重，舍身勸和的精神表示欽佩，但勸他不去拉薩。無奈格達活佛決心已定，他要在勸和成功後再進京拜見朱總司令等中央領導。西南局隻好尊重他本人的意願。鄧小平專門修書，請格達活佛轉送達賴喇嘛，表明毛主席、黨中央對和平解放西藏、統一祖國大陸的英明決策和一片誠意。然而，令人遺憾和痛心的是，格達活佛壯誌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慘遭暗害。對於這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傑出的民族英雄的去世，鄧小平和藏漢人民悲痛不已，他與劉伯承、賀龍等送了挽聯和花圈。
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向黨中央報告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四條方針政策，作為與西藏地方當局談判的基礎。一周之後，黨中央原則上肯定了西南局關於貫徹和平解放西藏方針的政策和策略思想。隨後，鄧小平又按照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親自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項政策。這個十項政策，充分考慮到了西藏社會的現實，照顧到了各階層的利益，非常符合西藏的實際情況，甚至有的藏族代表人士還覺得這十條太寬了些。鄧小平說：“我們對西藏的十條，就是要寬一點，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騙他們的。”所以這個政策的影響很大，其力量是不可低估。“我們確定，在少數民族裏麵，正是由於過去與漢族的隔閡很深，情況複雜，所以不能由外麵的力量去發動少數民族內部的所謂階級鬥爭，不應由外部的力量去製造階級鬥爭，不能由外力去搞什麽改革。”改革是需要的，“但是這個改革必須等到少數民族內部的條件具備以後才能進行。”現在我們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搞好團結，消除隔閡。
這十項政策，凝聚著鄧小平的智慧和創造，充分展示出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膽略和氣魂。它既充分照顧到了西藏各族各階層人民的利益，又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和民族的大團結。後來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就是以這十條為基礎，在這個大的框架上發展起來的。
然而，盡管黨中央和西南局等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在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勢力的支持下，西藏當局仍緊緊地關閉著和平的大門。為了打開進藏的道路，1950年10月6日，著名的昌都戰役打響了。這場戰役曆時十八天，於10月24日勝利結束。昌都一役，為最終實現和平解放西藏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和平談判的基礎。在我黨政策的感召和各方麵的努力下，達賴喇嘛終於麵對現實，拋棄了幻想，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團。
1951年4月16日，西藏和談代表阿沛·阿旺晉美一行到達重慶，受到各方麵代表和群眾的熱烈歡迎。鄧小平等西南黨政軍領導於19日接見並宴請了他們。鄧小平耐心地向他們講述了我黨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並一再坦誠而又堅定地表示我黨一定會認真執行這些政策，並闡明了爭取達賴從亞東回來對和平進軍的好處，希望他們消除隔閡和猜疑，使談判成功。鄧小平對阿沛·阿旺晉美在關鍵時刻深明大義，從西藏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主張和談的曆史性選擇，作了高度評價，並語重心長地勉勵他永遠保持愛國本色，為西藏人民的建設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西藏終於實現了和平解放。
195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按照協議，下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分路進駐西藏。進藏部隊於1951年8、9月間先後出發，他們攀越了高聳的雪山，跨過了湍急的河流，穿過了茂密的原始森林和遼闊的草原沼澤地帶，戰勝了氣候嚴寒、空氣稀薄、雨雪冰雹等重重的自然障礙，於1951年10月至11月間，先後進駐拉薩及其他預定地區，把五星紅旗插上了世界屋脊。1951年12月20日，十八軍及西北軍區的獨立支隊在拉薩舉行了勝利會師大會。
當偉大祖國大家庭裏的藏族同胞滿麵春風給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獻上哈達的時候，拉薩向祖國報告著春訊。
六弦琴喲，且莫彈，
單皮鼓喲，且莫打，
迎元旦，戰士先把銀線牽，
春天要和拉薩說悄悄話!
……
拉薩春意濃啊，
戰士是高原的迎春花!
這首歌，唱出了西藏人民對解放軍戰士的熱愛之情，也唱出了他們對新生活的憧憬。
那麽，遠在重慶，正在領導著祖國大西南建設的鄧小平一定也聽到了這首報春的歌聲。是啊，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和鄧小平的名字緊緊地聯在一起的，共和國不會忘記他，人民不會忘記他，廣大的藏族同胞更是不會忘記他。然而，鄧小平卻沒有踏上過這片使他夢魂縈繞的熱土。他曾多次遺憾地說：我沒有到過西藏。但他對西藏卻懷有特殊的感情。1992年1月21日，鄧小平到深圳的“錦繡中華”微縮景區遊覽，在那裏的“布達拉宮”前，這位一向不愛照相的老人破例同家人及親屬、陪同的負責同誌一一合影留念。他又一次遺憾地說：“全國我就這個地方沒去過。”“看來是去不成了，照張相留個紀念。”
“資陽人”出土
1950年5月，成渝鐵路開工在即。各方麵的準備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在重慶曾家岩西南局的駐地，鄧小平迎來了一個又一個他特意請來的專家，虛心聽取各個方麵的意見。
一天，重慶大學教授張聖奘家裏來了一位客人——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的秘書，他是奉鄧小平之命專程來請張教授到浮圖關赴宴的。這位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考古學家聽說西南局第一書記要會見並宴請他，自然十分高興，但又感到十分疑惑，不知鄧小平要同他談些什麽，於是懷著十分好奇的心情隨同鄧小平的秘書來到了浮圖關。
鄧小平熱情地接待了這位尊貴的客人。會見中，他對張聖奘教授說：“成渝鐵路就要動工了。四川曆史悠久，有幾個皇帝曾在這裏建過都城，地下文物古跡很豐富。參加築路的多是民工，怕不識文物。而損壞文物就是我們這輩人的罪過了。因此，請你們專家到鐵路工地去尋寶，鑒別出土的文物古跡。”
聽完鄧小平的這番話，張教授油然升起一股敬佩之情，鄧小平考慮問題是多麽細致周到啊!的確，成渝鐵路全線長達四百零五公裏，橫跨川中十二個縣。在修路過程中，定會出土一大批文物，保護好這些文物古跡，也是我們考古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想到這裏，張聖奘愉快地接受了這項任務。
經過緊張的籌備，以張聖奘為首的文物調查小組成立了。臨行前，張教授向鄧小平辭行，問他還有什麽吩咐。鄧小平說：“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掘地下文物，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就好了。”考慮到張教授旅途勞累，鄧小平還特意為他準備了一乘滑竿。
帶著鄧小平的重托，張教授帶領文物調查小組開始了艱苦的工作。他們住工棚、吃野餐，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哪裏有修路大軍，哪裏就有他們的身影。
1950年11月，張教授一行到達資陽，在成渝鐵路一百零七公裏處發現了烏龜化石。這立即引起了張教授的重視。他從縣政府搬進工棚，帶領調查小組的成員頂著嚴寒，在出土烏龜化石的地方縱橫挖了十幾天，零星發現有揭牛、馬、魚化石。這時，春節將至，有的隊員想回家過年，問張教授怎麽辦。張教授說：“我是小平先生叫來的，管文物出土鑒別。其他的事隻有請示小平了。”隨即給鄧小平去了一封電報。鄧小平收到這封電報後，立即複電張教授說：“大家很辛苦，施工正急，軍管無假期，望大家原諒。”這封電報曉以大義，增強了大家克服困難、繼續工作的信心。
在天寒地凍的春節期間，他們在九曲河大橋工地挖了三天，發現一些骨化石。張教授立即奮不顧身地跳進泥水中的大橋基坑裏尋找。忽然，奇跡出現了，張教授從泥漿裏摸出了一個人頭頂骨的化石。捧著這塊化石，張教授激動得淚流滿麵。
不久，張教授帶著這塊人頭頂骨的化石奉命返回重慶，見到了鄧小平。鄧小平對張教授忘我的敬業精神給予了高度的讚揚。並就發現人頭頂骨化石一事致電郭沫若，派人將實物送往北京。經郭沫若和北大教授裴文中先生鑒定，這是舊石器晚期的人類化石，是繼北京周口店猿人和中國山頂洞人之後的又一重大發現。這一消息傳出後，立即在世界上引起轟動。國家有關部門決定把這個在資陽九曲河黃鱔濱大橋上出土的人頭化石定名為“資陽人”。
一張照片寄深情
1950年10月的一天，霧都重慶，秋雨霏霏，這是一種容易引起人們懷舊的天氣。
這一天，即將離任的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把自己年輕時的一張照片贈給了鄧小平，作為臨別的留念。這張照片是劉伯承三十五年前（即1915年）所照，輾轉多年剛剛到他的手中。照片上的劉伯承英姿勃發，那時的劉伯承還沒有失去右眼。就在照過這張照片後不久，即1916年春的討袁戰爭中，劉伯承在豐都戰役中不幸失去了右眼。所以這張剛剛得到的照片，對於劉伯承來說是十分珍貴的。他把如此珍貴的照片贈送給一起生死與共、密切合作長達十三年的戰友鄧小平，充分表達了他們之間密不可分的深厚情誼。
看著照片上雙眼炯炯有神的劉伯承，鄧小平的眼睛濕潤了，這位長他十多歲，他視若兄長的老戰友就要走了，他的心情難以平靜。
從抗戰初期開辟太行山根據地，到解放大西南，整整十三年的戰鬥生涯，劉鄧兩個珠聯璧合，並肩前進，共同導演了許多威武雄壯、撼人心魄的戰爭活劇。“劉鄧不可分”，一直是一二九師和二野部隊老同誌流傳的佳話。1986年，鄧小平在悼念這位老戰友的文章中滿含深情地說：“我認識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蘇區。初次見麵，他就給我留下忠厚、誠摯、和藹的深刻印象。我們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軍一二九師，一個師長，一個政治委員，以後在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前後共事十三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我比他小十多歲，性格愛好也不盡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地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裏，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曾在二野擔任過新華社分社社長的新華社前線特派記者李普說過：“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號的。”
是啊，整整十三年的時光，他們兩個和衷共濟，默契配合，情同手足。劉伯承久曆戎行，又是軍事首長，執掌兵機，精於謀略，勤奮著述，毫不懈怠。他年事較高，又僅有一隻視力微弱的左眼，行動上多有不便。為了照顧他的身體，保障他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圖謀大略，鄧小平往往力爭多做一些組織實施的具體工作，前方指揮，總是勇挑重擔，親自起草、簽發電報，親自值班守電話，檢查、督促作戰方案的貫徹執行。
一位二野的老同誌曾經這樣描述“劉鄧”：劉師長給我們總的印象是對黨忠心耿耿，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熱愛人民，關心同誌。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麵前，能感到一種慈父般的溫暖。鄧小平政委在領導作風上的特點是決心果斷、幹脆，對幹部要求嚴格，並敢於批評，給人的印象，像個嚴師。這兩個人，一個慈父，一個嚴師，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加上作風正派，艱苦樸素，以身作則，給下邊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劉鄧兩位首長雖然一軍一政，各有所長，但都不是偏才，而是文武全才；因此他們在軍政工作上常常口徑一致，一唱一和，相互支持。凡是在一二九師師部工作時間較長的同誌都知道，師部的工作，隻要鄧政委表過態的，你去問劉師長時，劉一定說，“按鄧政委講的辦”；同樣，凡是劉師長表過態的，你去問鄧政委時，鄧也必定說，“按劉師長講的辦”。
他們兩個一個久曆戎行，一個從政多年，一個慈祥可親，一個嚴肅可敬；一個深謀遠慮，一個果斷幹練。在閱曆、資望、氣質、風格上都有各自鮮明的特點。僅就業餘愛好來說，劉伯承的業餘時間除去讀書、譯書和練習外語外，多是同部屬們閑聊說笑話，天文地理，風土人情，縱貫古今，無所不談。他說的笑話既令人捧腹，又富有哲理，使人在談笑間受到啟迪，大家都稱他是“口頭娛樂家”。鄧小平的業餘生活則比較豐富，或是在“黑桃”、“紅桃”、“梅花”、“方片”中鬥法，或是漫步在田間小道，或是捧讀小說，為書中人物的命運而喜而悲。盡管他們兩個在許多方麵迥然而異，但他們卻是一對密不可分的最佳搭檔。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指揮的部隊能步調一致，號令暢達。無論是開辟太行山抗日根據地，還是挺進大別山，激戰淮海，進軍大西南，劉鄧大軍都能堅決地、創造性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中央軍委製定的戰略戰術，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這13年中，曾一直跟隨劉鄧的楊國宇後來說：“劉鄧連在一起，像一座威嚴的山。一座威嚴的太行山，一座威嚴的大別山，一座威嚴的喜馬拉雅山。”
仗打完了，這一對攜手走過十三年血雨腥風戰鬥曆程的老“搭檔”卻要分手了。司令員劉伯承要去南京創辦軍事學院，去為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培養中、高級專業人才。政委鄧小平則繼續留在西南，領導這裏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劉伯承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給了鄧小平和賀龍，即將飛離重慶。
1950年10月27日，在重慶市浮圖關白市驛機場，鄧小平率西南黨、政、軍領導幹部、群眾代表和解放軍戰士千餘人前來為劉伯承送行，劉伯承告別了這塊養育過他的故土，告別了他無限眷戀的巴山蜀水，告別了西南人民，告別了他的老戰友鄧小平，登上了一架民航飛機。鄧小平深情地望著劉司令員那熟悉的身影，默默地祝願這位他無比敬重、視若兄長的老戰友身體健康，祝願劉伯承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第二次出川
1952年7月，鄧小平調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他又一次離開故土四川。
算來鄧小平在西南工作的時間還不到三年，在這短短的時間內，西南地區的麵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蓬勃景象。
在西南工作期間，鄧小平指揮部隊勝利地完成了剿滅土匪的任務。根據當時西南的實際情況，鄧小平製定了政治為主、軍事為輔、發動群眾的剿匪方針和寬大與鎮壓相結合的政策。按照這一方針政策，人民解放軍采取分進合擊、遠距離奔襲、設伏誘敵、反複搜剿等戰術，給土匪以殲滅性打擊。在實施強大軍事打擊的同時，開展政治攻勢，廣泛進行宣傳，發動匪屬，分化瓦解匪眾，迫使土匪紛紛繳械投降。取得了剿匪鬥爭的勝利。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稱讚西南的剿匪工作“路線正確，方法適當，成績極大”。
在西南工作期間，鄧小平出色地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務。要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這意味著要沒收地主的田地、牲畜、犁耙和其他農具，還要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缺地少地的雇農和貧農。在做這項工作時，鄧小平表現出了高超的領導才能和政策水平。他派出了土改工作團，真正深入到貧雇農中間，了解他們的疾苦，動員農民自己起來，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們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領導核心。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分了地主的財產，而且也改造了人們的思想。1951年5月9日，鄧小平在他起草的綜合報告中，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匯報了西南地區土地改革的情況和經驗。這個報告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評價，5月16日，毛澤東在該報告上的批語中指出“小平同誌的報告很好”，並附注了自己的意見，由中央轉發全國各地，以供參照。
在西南工作期間，鄧小平集中精力處理了西南的黨務工作，對於部隊中曾一度出現的享樂思想和幹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錯誤傾向，鄧小平毫不留情，一抓到底，使廣大官兵和幹部群眾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在鴉片煙館多如牛毛的雲南省，鄧小平更是顯示了一位共產黨幹部的魄力和才能，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內，便徹底清除了這些毒害人民的罪惡淵藪。
在西南工作期間，鄧小平謹慎穩妥地消除了曆史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促進了各民族間的團結。鄧小平非常注重解決眾多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的關係。他經常召集少數民族幹部的座談會，認真聽取他們的呼聲並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時間到山區考察民情。1949年11月12日，鄧小平在為二野前委起草的給五兵團楊勇、蘇振華、徐運北的電報中，提出了在貴州新解放區的政策策略問題。黨中央認為這份電報是很值得注意的，於11月19日轉發各中央局。
在西南工作期間，鄧小平正確領導了當地的“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1952年2月26日，鄧小平以西南軍區常委名義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關於“三反”運動和“打虎”情況的方針與部署的報告。報告指出：2月底和3月初“打虎”**勢必下降，但是少數“老虎”特別是死角與重點單位的“老虎”還不可能完全打出來，因此必須貫徹把一切實有“老虎”都捉幹淨的方針，爭取在3月10日前基本完成“打虎”任務，25日前完成處理與教育工作。報告還提出了處理階段的四條工作要求，其中提出：處理過程也是一個教育過程，教育應以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為中心內容等。28日，毛澤東在鄧小平的這個報告上批示指出：這個方針和部署是正確的。並要求發給各大軍區仿行。
1952年3月15日，鄧小平就“三反”、“五反”、土改和經濟問題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作綜合報告。3月20日，毛澤東在這個綜合報告的批示電中稱：中央同意鄧小平同誌3月15日的報告，認為這個報告是正確的；將這個報告發給各中央局和分局參酌辦理，並可在黨刊上登載。
在西南工作期間，鄧小平決定了兩件大事，一是修築從青海到拉薩的青藏公路；另一個是修築從成都到重慶的成渝鐵路。
在西南工作期間，鄧小平迅速著手恢複西南地區的工農業生產；順利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加強了各級政權的民主建設；他還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務……
總之，鄧小平在西南工作期間，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建設等方麵，都表現卓越，使人們進一步看到了他在軍事之外的非凡的領導藝術、政治才能和經濟建設才能，並多次受到毛澤東的稱讚，深得毛澤東的器重。1951年9月3日晚，毛澤東在與民主人士梁漱溟談話時，脫口稱讚鄧小平。他說：“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一年後，毛澤東把鄧小平調到中央工作。
1952年7月，鄧小平又一次離開了這塊曾經養育他的巴蜀大地。
第一次出川時，他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他懷著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向他那未知的人生，邁出了第一步。
第二次出川，他已經是一位名揚海內外，在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功勳卓著的四十八歲的中年人了。他懷著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邁向他一生中那更加光輝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