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高、 饒的鬥爭
１1952年7月，鄧小平被調到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常務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隨後又兼任財政部長一職。到中央工作不久，鄧小平便經受了建國後第一次重大的黨內鬥爭，即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的考驗。
50年代初，在完成了經濟恢複和土改、鎮反等民主改革任務後，為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將各中央局和大區行政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及一批工作人員調到中央工作，並調整、增設中共中央和中央國家機關的部分機構，以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繼１1952年7月鄧小平由西南局到中央工作後不久，高崗、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也陸續離開東北局、華東局、中南局、西北局，赴京擔任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職務。
高崗赴京的日期是１1９95２2年１1１1月。赴京前，他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並且已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赴京後，他除繼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職務外，又由中央安排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赴京的日期是１1９95３3年２2月。赴京前，他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赴京後，他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應該說，當時高崗、饒漱石是很受黨中央和毛澤東器重的，特別是高崗的權力、地位甚為顯赫，一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由高崗擔任主席的國家計委亦有“經濟內閣”之稱。但高崗、饒漱石權欲熏心，對這樣的安排仍不滿足。特別是高崗，對其職位在劉少奇、周恩來之下，一直耿耿於懷，尤其是對劉少奇不滿。進京不久，他就開始搜集劉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點錯誤，積累起來，加以傳播，並誇大其詞地說：劉少奇自七大以來犯了一係列的錯誤。
１1９95３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個人野心急劇膨脹的高崗和饒漱石窺測形勢，以為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機會到了，於是把這次會議作為他們進行陰謀活動的一個場所。他們和極少數追隨者利用這次會議批判“新稅製”錯誤之機，利用黨內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會上發表種種無原則的言論，製造黨內糾紛。在會外，他們散播流言，誣蔑中央有所謂的“圈圈”和“攤攤”，破壞中央的威信，特別是攻擊中央領導核心中的劉少奇和周恩來，吹噓高崗自己。
在１1９95３3年９9、１1０0月間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身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饒漱石極力配合高崗的行動。他未向黨中央匯報便開展了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的批判，欲以達到反對劉少奇、分裂黨中央的目的。
在這場嚴峻的黨內鬥爭麵前，鄧小平始終堅持原則，同高崗、饒漱石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到中央工作之前，鄧小平同高崗、饒漱石的接觸和交往並不多。到中央後，他擔任政務院副總理，主管財經事務，後兼任財政部長。國家計委成立後，他又與陳雲、彭德懷、饒漱石等人成為國家計委的委員。由於工作關係，他與高崗、饒漱石的接觸逐漸多了起來。
高崗、饒漱石為了搞垮劉少奇和周恩來，利用各種場合，散布所謂“軍黨論”，把中國共產黨分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與“白區的黨”兩部分。他們不顧軍隊是由黨建立和領導的事實，斷言“黨是軍隊創造的”，並自封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物。他們提出，黨中央和國家領導機關當時掌握在以劉少奇為首的“白區的黨”手裏，因此，應當“改組”中央。
１1９95３3年底，在黨中央準備撤銷中央局、大區行政委員會的同時，毛澤東為了減輕自己擔負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強集體領導，提出將中央的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這樣，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將進行大幅度調整，人事安排也會作相應調整。高崗、饒漱石聞訊後更加緊了其陰謀分裂黨的活動。他們企圖拉攏中央和各大區的負責人。他們先是拉攏了中南軍政委員會負責人林彪。緊接著，高崗來找鄧小平，企圖挑撥鄧小平與中央其他負責人的關係，並以更高的官位相利誘，以求取得他的支持。
在關係到黨的團結的大是大非麵前，鄧小平絲毫不為高崗各種**所動，斷然拒絕了他的拉攏，並及時把這件事向毛澤東做了匯報。事隔二十多年後，鄧小平於１1９9８8０0年３3月在同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同誌的談話中，回顧他所親身經曆的這場黨內鬥爭的情景時說：
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誌在１1９95３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麽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當。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鄧小平和陳雲的這一行動，可以說是反對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鬥爭的轉折點。在此之前，毛澤東雖然發現了高崗、饒漱石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動，但並未把它看得很嚴重。在聽了鄧小平和陳雲的匯報後，他立刻高度警惕，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同時開始削弱高崗、饒漱石的權力。
?搖１1９95３3年１1２2月，毛澤東提出在他離京休假期間由劉少奇負責中央工作。高崗出麵反對，並且私下活動，要求由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或副主席，還要求調換一些政務院副總理。１1２2月２2４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活動。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的性質及其嚴重性，向高崗提出了嚴厲警告和批評，同時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提出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建議。
１1９95４4年２2月，在黨的七屆七中全會上，高崗、饒漱石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的事實被揭露。這次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
１1９955年３3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全麵論述了黨同高、饒反黨聯盟鬥爭的經過，以及進行這場鬥爭的重要意義和經驗教訓。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宣布將他們兩人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至此，這場鬥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全黨的團結和統一得到了維護和加強。
在同高崗、饒漱石的鬥爭中，鄧小平充分表現出了對黨高度忠誠負責的優秀品質和出色的組織才能，深得毛澤東的器重。１1９95４4年，鄧小平出任黨中央秘書長，並接替饒漱石，兼任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權責分明的財政部長
１1９95３3年９9月１1８8日，時任政務院副總理、中財委二辦副主任的鄧小平又被委以重任——兼任財政部部長。到１1９95４4年９9月離任，他在財政部主事隻有一年的時間。雖然時間不長，但他那責權分明，果斷幹脆的工作作風卻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鄧小平到財政部走馬上任，正值１1９95３3年夏季財經工作會議以後不久。在不久前召開的那次財經工作會議上，重點批判了修正稅製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財政部的一些同誌也受到了點名批評。所以那次會議後，財政部的大多數幹部說話辦事都比較謹慎小心。
?搖?搖鄧小平到財政部後，除了有緊急事情臨時找財政部黨組幾個人談話外，一般情況下都是每星期聽一次副部長們的匯報。他在同副部長們的接觸中，覺察到了財政部彌漫的那種小心謹慎的緊張氣氛，感到他們在工作中有些束手束腳。有一次，他對副部長戎子和說：“子和，我看你受了批評以後，好像有些消極，抬不起頭來，這可要不得；要挺起腰來，繼續工作，不能垂頭喪氣，一消極就不好了。”
在一次部辦公會議上，鄧小平說：“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今天同你們約法三章，我到財政部工作，決策方麵主要靠你們反映情況；如果你們反映的情況對了，我決策錯了，這個錯誤責任由我負；如果你們反映的情況錯了，我根據你們反映的情況作了錯誤的決策，這個錯誤你們負責。”
鄧小平的這番話，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問題上作了一個準則性的回答。由於權責分明，下麵同誌的工作好做了，也大膽了。自那以後，財政部的每個副部長向鄧小平匯報工作、反映情況，都是很認真，很負責的，從不隨隨便便，而且心情也格外舒暢。而且，鄧小平聽匯報時，總是要求反映的情況真實、確切，數字明白、清楚，反對模棱兩可，含糊不清。他對待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態度，也是十分嚴肅的。他多次對財政部的同誌說：人家批評我們財政部，如果批評對了，我們就要接受；如果批評得不對，我們要及時作解釋，弄個水落石出；不要因為人家批評得不對，你又不作解釋，結果等到問題成堆，有朝一日和你算總賬的時候，你就無法搞清。那時，由於業務上的關係，財政部的一些同誌和同他們很熟的同誌在往來事務交涉中，有時愛互相開些玩笑，有時還說些相互批評甚至挖苦的話。鄧小平知道後，對有些批評十分重視。他時常認真地詢問知情的同誌究竟人家為什麽這樣批評，批評得對不對。並要求他們查明真像，弄清事實，再報告他。後來，當這些同誌告訴他，他們平時關係很正常，這些話隻是隨便講講，並沒有其他意思時，他才不再追問。
１1９95４4年１1月１1３3日，鄧小平在全國財政廳局長會議上提出了財政工作的六條方針，即：（一）預算歸口管理；（二）支出包幹使用；（三）自留預備費，結餘不上繳；（四）控製人員編製；（五）動用總額預備費，須經中央批準；（六）加強財政監督。以後的實踐證明，這六條方針是正確的。但那時戎子和對第三條的後半句，即結餘不上繳，有些不放心，怕地方各單位留多了影響中央預算。鄧小平看出來了戎子和的顧慮。一次，財政部黨組討論和征求對六條方針的意見時，在座的六位副部長有五位都說讚成。鄧小平問到戎子和的時候，戎子和如實地講出了他的意見，說有半條不通。鄧小平立即說，我就知道你有些想不通。因為在戰爭年代，戎子和曾經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工作了約八年的時間，鄧小平知道他的脾氣：凡是他想不通的問題，從來都是向領導說心裏話，不說假話，而且是不會馬上改口的；但一經會議或領導決定，他就堅決執行，不講二話。事隔多年，鄧小平仍記得戎子和的這一脾氣，這使戎子和深受感動。
鄧小平還非常善於把黨中央和毛澤東對財政問題的指示同實際工作結合起來，做出正確的決策。１1９95３3年１1２2月，財政部開始編製１1９95４4年國家預算草案。一天，鄧小平特意找到戎子和，問道 ：毛主席對財政工作有過什麽重要指示。戎子和想了想回答說：“毛主席對財政工作有不少指示，財政部還編印了一個小本。在編製預算方麵，概括地說主要是三句話：收入打足，支出打緊，留有餘地。”鄧小平聽後，沉思了一下，堅定地說：“這三句說得好!打明年的預算，就按這個方針辦。”１1９95４4年６6月，鄧小平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關於１1９95４4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中提出：“必須把國家預算建立在可靠的、穩妥的基礎上，並且執行的結果要力爭達到收多於支和有相當的後備力量”。同時，還傳達了毛澤東“增產、節約、多留後備力量，是鞏固國家預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線”的指示。
由於鄧小平的正確領導，財政部的工作搞得有聲有色，有效地發揮了它的各項職能。１1９95４4年，國家預算執行的結果是：總收入為２2６6２2.３3７7億元，超過預算１1３3.１15%；總支出為２2４4６6.３3２2億元，完成預算的９9８8.７7４4%；收支相抵，結餘１1６6.０05億元。人民銀行把財政結餘貸給工商企業特別是商業企業，補充了流動資金，緩解了１1９95３3年的資金緊張局麵。
第三次出任中央秘書長
１1９95４4年４4月２2７7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這是鄧小平在其長期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出任該職。這一年，他整整五十歲。
鄧小平第一次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一職是在１1９9２2７7年１1２2月，當時他隻有二十三歲。後來他曾風趣地說，我二十幾歲就做大官了。不過那時的工作環境十分險惡，設在上海的黨中央一直處在白色恐怖之下。也正是為了適應地下鬥爭的需要，1927年的夏天，他由鄧希賢更名為鄧小平。鄧小平的名字，從此一直沿用下來。如今，它已成為20世紀最響亮的名字之一。
１1９93４4年底，鄧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時年三十歲。那時，長征剛開始不久。１1９9３35年１1月，鄧小平以中央秘書長的身份參加了具有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四十多年後，１1９9８8０0年８8月２2１1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曾深情地回憶起這段往事。他說：“在１1９9３35年我們曆史上著名的長征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黨和軍隊的領導；相應地，我那時也第二次當黨中央秘書長。”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重要轉機，也可以說是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機。他由遵義會議前的被排擠被打擊轉而受到信任，轉換到重要的工作崗位上來，協助中央領導開展工作。從此他得以充分施展自己在領導和組織等方麵的才幹，開始了他更為光輝的曆程。
鄧小平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執政黨。這時，雖然沒有了地下鬥爭時的險惡和長征途上的艱難，但身為領導著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執政黨的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肩上的擔子是非常沉重的。政治、經濟、軍事、財政、外交、文化教育等，他的工作無所不涉及。他協助黨中央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
這時，除了任中央秘書長一職外，鄧小平還身兼數職。他是以毛澤東為主席的共三十三人組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他是以周恩來為主席的由二十四人組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兼委員會秘書長。他還是中央選舉委員會的委員，為黨的各級組織的選舉和建設做了大量的工作。
１1９95４4年９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名，鄧小平等十人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名，鄧小平等十五人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鄧小平成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委員。１1２2月，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委。這一年，鄧小平還兼任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
１1９955年４4月，在黨的七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１1９955年３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宣布：中央決定１1９95６6年下半年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他號召全黨：“為勝利地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而鬥爭!”
從這時起，中共中央開始了八大的各項準備工作。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和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肩負起了籌備八大的重任。１1９955年5月１1２2日，黨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鄧小平草擬的八大文件起草班子名單：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王稼祥、胡喬木等組成；黨章修改草案和修改黨章報告起草委員會由鄧小平、楊尚昆、安子文、劉瀾濤、宋任窮等組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報告的起草由周恩來組織國家計委的人員進行。同年１1０0月，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關於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草案的說明》。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在１1９95６6年下半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召開的具體時間由中央政治局決定。
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準備，到１1９95６6年８8月，八大的各項文件都形成了草案，其他各項工作也基本就緒。
為了更直接地、具體地準備八大，中共中央在１1９95６6年８8、９9月間召開了七屆七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對八大主席團名單、大會發言等問題作了詳細、具體的說明。經過與會同誌的認真討論修改，這次全會通過了中央委員會準備在八大提出的幾個主要報告的草案。鄧小平在這一年間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八大的順利召開起了重要作用。
從１1９95２2年７7月奉調入京算起，到１1９95６6年９9月八大召開，鄧小平在中央工作的時間大約隻有四年。在這短短的四年間，鄧小平在政治、經濟、組織、黨務、文化、教育等方麵都表現出了非凡的才能，深得毛澤東的賞識和器重。因此，在１1９95６6年９9月１1３3日召開的黨的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力薦這位能幹的中央秘書長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從此，鄧小平步入他革命生涯中又一個輝煌的曆史時期。
毛澤東的評價
１1９95６6年９9月１1３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這是八大前召開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專門講了中共中央準備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重點是向與會同誌推舉和介紹陳雲和鄧小平兩位同誌。
毛澤東認為，為了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黨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是非常必要的。他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誌半個，不包括恩來同誌、陳雲同誌跟鄧小平同誌，他們是少壯派），就是作“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隻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麽一個作用。
當毛澤東談到黨中央秘書長一職改為總書記，並推舉鄧小平擔任總書記時，鄧小平表示：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毛澤東接著風趣地說：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是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是外國的總書記；杜勒斯也是秘書長，南斯拉夫的外交部長也是秘書長；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讚成，就順了。
毛澤東以讚許的口吻接著說：
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是比較起來，他比較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照顧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
截至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中得到過毛澤東的肯定性評價的人為數不算少，但得到他這麽高評價的人大概隻有鄧小平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賞識和器重由此可見一斑。
１1９95６6年９9月１15日至２2７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繼往開來的重要會議。無論是在籌備會議的過程中，還是在大會期間的各項議程的進行中，鄧小平都十分引人注目。
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搖?搖９9月１1６6日，鄧小平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總結了建國後執政的黨建設的新經驗，並且借鑒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提出了加強黨的建設的任務和措施。報告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已經在全部國家工作中居於領導地位。”“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麵臨著新的考驗”，“我們需要實行黨的內部的監督，也需要來自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於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民主集中製是我們黨的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是黨的根本的組織原則，也是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應用”。“在我們黨內，從長時期以來，由黨的集體而不由個人決定重大的問題，已經形成一個傳統。違背集體領導原則的現象雖然在黨內經常發生，但是這種現象一經發現，就受到黨中央的批判和糾正。”“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的黨章草案的總綱裏去了。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曆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係，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麵都得到貫徹執行。”鄧小平在報告中提出的關於執政黨建設的原則和主張，對黨的建設具有重大的和長遠的指導意義。
在八大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在隨後於９9月２2８8日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六人組成。從此，鄧小平進入了中國黨政最高領導層，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這一年，他剛滿五十二歲。
八屆一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整整當了十年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負責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他後來曾經說：“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個時候。”
這十年他的確很忙。作為黨的總書記，他為黨的自身建設，為全麵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真是廢寢忘食地工作。農村、工廠、機關、學校，祖國的東西南北，到處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我們不讚成這種大民主”
搖?搖１1９95６6年２2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尖銳地揭露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批評對他的個人崇拜的同時全盤否定斯大林，這在蘇聯國內和國際上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不久，1956年6月，在波蘭的波茲南發生罷工、遊行示威和騷亂。同年１1０0月到１1１1月，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等地也發生罷工、遊行示威和騷亂。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發生的這一係列事件，給帝國主義以可乘之機，以致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喧囂一時，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亂，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麵臨巨大困難。
國際上出現的這些不安定情況，不可能不對我國發生影響。加之１1９95６6年下半年許多城市出現糧食、肉類和日用品的短缺，以及少數學生、工人和複員轉業軍人在升學、就業和安置方麵遇到不少困難，八大前後，我國少數地方也發生了少數人鬧事的情況。與此同時，對時局變化最為敏感的知識分子，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後，思想日趨活躍，批評教條主義，在文化、教育、科學等問題上發表不同意見。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青年學生發生了思想困惑：“馬列主義還靈不靈？”“社會主義製度到底有沒有優越性？”有些學生甚至還迷信和效仿所謂的大民主。正是在這個時候，鄧小平走到了青年學生們中間。
１1９95７7年１1月１1２2日，對於清華大學的萬餘名師生來說，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他們敬佩和愛戴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到清華大學來了。下午１1點多鍾，能容納一千二百人的大禮堂早已座無虛席，十幾個大大小小的分會場也坐滿了準備收聽轉播的人。大禮堂前，人群簇擁，師生們自動排起了長長的歡迎隊列。
下午２2時，一輛黑色小轎車徐徐駛進清華園。
“小平同誌來了!”人們激動地喊道。頓時，禮堂內外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鄧小平在校長蔣南翔等同誌的陪同下，健步走上了大禮堂的講台。他麵帶微笑，用親切的目光環視會場，抬起雙手請起立歡迎的師生就座。
“一個多月前，波蘭、匈牙利的問題出來以後，你們學校的青年團組織要我來講一講，我當時沒有來。現在，《人民日報》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這篇文章出來了，我覺得可以講了，因為問題清楚了。”鄧小平以緩慢而濃重的四川話音調開始了他的報告。
?搖?搖“過去，我們部隊有的戰士不愛聽報告，屁股坐不住，講怪話，‘不怕飛機大炮，就怕政委作報告。’今天，我這個政委來給你們作報告，你們怕不怕呀？”鄧小平的話風趣幽默，一下子拉近了與聽眾的距離，全場響起了歡快的笑聲和熱烈的掌聲。
接著，鄧小平圍繞蘇共二十大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切入正題。從俄國十月革命的曆史到社會主義的發展，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到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從波、匈事件到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和態度，由淺入深，侃侃而談。他時而略帶微笑，時而神態凝重，話語中透出一種從容的信心，一種堅定的氣魄。
大學生們專注地聽著總書記鞭辟入裏的報告，心中的疑慮和思想上的困惑隨之也煙消雲散。
講台上，鄧小平的話題轉向了大學生們關心的民主問題。他說：
究竟什麽是民主？要看是無產階級的民主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都有專政，也都有民主，但無產階級專政比資產階級專政更民主。從基礎上講資產階級是少數人的專政，無產階級總是多數人的專政，社會基礎要大得多。總的趨勢是我們要逐步發展和擴大民主，否則要犯錯誤。但發展民主要看基礎和條件，我們現在一些民主製度在逐步健全，就是因為有了前幾年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打下的良好的基礎。
鄧小平針對社會上的一種錯誤思潮，指出有人迷信大民主。他說：
大民主可以用，那是用來對付敵人的，在人民內部不能用大民主。像匈牙利那樣，大民主搞得國家傷了元氣，企業受破壞，生產下降，損失很大，不知何時才能恢複，結果哪個吃虧呢？吃虧的是人民。我們不讚成這種大民主，因為它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是不利的。人民內部的問題，不能采用大民主來解決，黨內鬥爭也是這樣。用大民主似乎一個時期可以見效，打倒一批人，扶起一批人，但後患無窮。此風一起，影響很壞。既然這一批人可以起來打倒另一批人，那麽另一批人難道就不可能起來打倒這一批人？中國革命曆史上曾有過這種情況，一批人起來批倒一批人，取而代之，自以為勝利了，但結果卻是團結破壞，革命隊伍渙散。以為大民主就那麽好，小民主就那麽不過癮，這種思想是錯誤的。
他接著談到：
有人說，“我們報紙登的消息少，外國報紙比我們民主。”我們的消息是少些，但外國報紙什麽消息都登嗎？不見得，要看是什麽消息，這裏有個立場問題。任何報紙，都是為政治服務的，對消息都有所選擇。要是世界上所有的消息都登，這要辦多大的報紙。資產階級的報紙對不損害他們利益的消息才登，傷害他們利益的就不登……
五個小時的報告在不知不覺中結束了，許多人感到這半天的時間似乎過得格外的快。
鄧小平的報告坦率、深刻，不回避當時存在的問題，不僅說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是坦誠相見的，更說明中國共產黨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麵對和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的報告，使清華大學的師生們從不同的方麵、不同的角度得到啟示，受到教益。
在掌聲中，師生們目送鄧小平登車離去，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許多人在回味，在思索……
“連十九塊錢的權都沒有，不像話!”
１1９95６6年八大以後，全黨根據八大提出的任務，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１1９95７7年３3月，為檢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闡明和宣傳八大精神，鄧小平來到了西安。
西安，不僅是一座曆史文化名城，而且還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
１1９9２2７7年３3月，二十三歲的鄧希賢奉命從莫斯科中山勞動大學提前結業來到西安，擔任“西北黃埔”——西安中山軍事政治學校的政治部主任。當時雖然隻在西安逗留了四個月的時間，但這座古城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鄧小平這次到西安，可以說是故地重遊。這位當年的鄧希賢已經改名為鄧小平，而且已經由當年的軍校政治部主任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身居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要職。
盡管已身居要職，但是鄧小平卻不許人們對他的西安之行加以張揚，西安的各家報紙對此都未作報道。鄧小平輕車簡從地來到西安，下塌止園。一到止園，在和有關人員交換意見和稍事休息後，他便召集了關於西安城市基本建設的座談會。這使負責接待的同誌和各級領導同誌敬佩不已。
３3月２2３3日，止園南樓大會議室裏熱氣騰騰，座無虛席。鄧小平坐在臨窗一張靠背沙發椅上，兩旁坐著陝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負責人張德生、馮直等人，有關廳局的負責人和有關部門的人員環坐周圍。
西安市委書記馮直主持會議，他簡要地匯報了西安城市建設的情況。他說：我們從國民黨手裏解放過來時，西安是一個爛攤子，連自來水都沒有；現在西郊的電工城、東郊的紡織城和南郊的文化區都已初具規模，今後要努力建設，使西安成為一座人民的新型城市。馮直匯報完後，請鄧小平講話。鄧小平說：還是先請大家講，我先聽聽大家的意見。
開始，在座的同誌還有些拘謹，隻是小聲議論。鄧小平見狀鼓勵大家說：大點子聲講，放開講。於是，便有人第一個站起來大聲發言。隨後會場就活躍起來，發言爭先恐後，氣氛熱烈。建築材料要不要預製，工程建築實報實銷浪費大，計劃外開支無法解決，甚至連十九塊錢的開支也解決不了等當時建築業中存在的問題都提出來了。
大家的發言告一段落後，鄧小平說：美國建築材料７7０0%—８8０0%是預製品，蘇聯隻有２2０0%多一點，美國最高，赫魯曉夫的報告也講到這個問題；可是我們有的是人，要認真地研究一下，預製合算就預製，不合算，那就沒有什麽優越性了。鄧小平要求：我們的幹部對建設中的問題應當“認真地研究”，不要照搬、照抄。
鄧小平接著說：我們現在的缺點，是隻此一家（國營建築企業），別無分店，你要包也得包（包工包料），不包也得包，沒有競爭，反正是國家的錢，浪費了也毫不心痛……你們連十九塊錢的權都沒有，不像話!前一段武漢的同誌講，他們要用三十塊錢請蘇聯專家吃一頓飯，不給開支。沒有辦法，隻好打電報到北京請示。花了三百塊錢電報費，才解決了三十元招待費，真是個可笑的故事。他們是三十塊，你們是十九塊，你們頂好也多打幾次電報，電報費報銷沒問題，這個辦法好!？
鄧小平幽默詼諧的話，使與會的人忍不住大笑起來。
接著，鄧小平嚴肅地說：你們告訴他們（主管財務者），為了十九塊錢，你們打了幾次電話，發了多少電報，連這些電報費算在一起是多少錢!
當時，全國正在開展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運動，有些部門的負責人機械地執行某些政策條文，出現了本不該出現的問題。人們如果被自己造就的官僚主義製度縛住手腳，便會陷入荒唐可笑的境地。
鄧小平在這裏以講笑話的方式指出了浪費現象的存在，實質上是對造成浪費現象的根源——官僚主義進行了批評。
為劉伯承說話
１1９95８8年，在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是一個“創高產”、“放衛星”的“火紅的年代”。“大躍進”、“大食堂”、“大鍋飯”、“大煉鋼鐵”成了時髦的名詞，幾乎人人皆知。然而，發生在這一年的建國以後人民軍隊內部的第一次“大鬥爭”，卻鮮為人知。對這場所謂的鬥爭，鄧小平長期念念不忘，因為這場鬥爭使他的老戰友劉伯承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位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元帥。
１1９95８8年春，黨中央在南寧、成都連續召開了工作會議，大批所謂“反冒進”。結果黨內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迅速發展起來。5月5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輕率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作出的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5月２25日，黨的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為黨的副主席。
也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中央軍委於5月２2７7日至７7月２2２2日，召開了有高級幹部一千多人參加的擴大會議，把反對軍隊中的教條主義的運動推向了**。
林彪從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一開始，就含沙射影、暗箭傷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聳人聽聞地說：“有人一提起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隻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他還說：“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隻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
事實上，林彪所說的這些問題哪個單位都不存在。他這樣說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是不點名地攻擊解放軍軍事學院和軍委訓練總監部，攻擊主持這兩個單位工作的劉伯承和葉劍英兩位元帥。一時間，一場批判軍隊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路線、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的“大鬥爭”開始了。
北京在開會，批判、鬥爭在升溫……
而此時，遠在南京的多病的劉伯承還蒙在鼓裏，還在受疾病的折磨……
沒說的，劉伯承“在劫難逃”，有病也得“請”到北京來!
“軍情”急如火!北京不去不行。劉帥是一位黨性觀念和組織觀念極強的老共產黨員、老革命軍人，執行中央和軍委的指示從來不打折扣。戰爭年代，他在傷勢嚴重的情況下，照樣坐著擔架上前線指揮戰鬥。現在，更應該服從組織決定前往北京，當然，這裏的“軍情”，不是討論戰略大計，也不是解決邊境衝突問題，而是要老元帥到大庭廣眾中做檢討!並且是專程到北京做檢討。
這年７7月上旬的最後一天，正發著高燒、重病纏身的劉伯承元帥登上了由南京開往北京的火車。火車到北京站，一輛黑色的吉姆車早就等候一旁，人們攙扶著元帥坐進車裏，先奔往醫院檢查身體。檢查結果：高燒３3９9度，眼壓７7３3。醫生建議：臥床休息。“不行，我得起來，要到中南海，大夥都在等著哩，快!”劉伯承急切地說。
誰也拗不過元帥，說走就得走。吉姆車又開來了，元帥服完藥，鑽進車裏，朝中南海急馳而去。
汽車在懷仁堂前停住。早已等候在這裏的元帥的老戰友鄧小平第一個迎上前來，緊緊握住了元帥的手。早在組織上討論劉伯承做檢討一事之前，鄧小平就明確表示：“伯承同誌是位組織性很強的老黨員，他的身體不好，隻要表個態就行了，不必上台檢討了。”周恩來、朱德、陳毅等同誌也表明了相同的意見。可是，在當時特殊的情況下，多數人的意見還是要公開檢討，有的人的意見還相當尖銳。今天，眼見老戰友抱病殘之身前來懷仁堂赴會做檢討，鄧小平心情格外沉重。他緊緊握住劉伯承的手，關切之情盡在不言之中。
懷仁堂裏，聚集著全軍的一千多位高級幹部。一個多月前，即１1９95８8年5月２2７7日，軍委擴大會議在這裏開幕。中心議題是反對“教條主義”。劉伯承元帥７7月１1０0日到京時，會議已開了一個多月，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也是**時分。老元帥緩步走進會場，全場一千多雙眼睛注視著他。
這時，擴音器裏傳來會議主持人的聲音：“下麵由劉伯承同誌作檢討!”
話音甫落 ，全場鴉雀無聲。在場的許多元帥、將軍們探詢、擔憂、同情的目光交織在一起，有些人則冷眼旁觀甚至幸災樂禍。
會場的空氣緊張而壓抑。台上，劉伯承元帥嚴辭責己，以心示人，台下，濟濟一堂，寂靜無聲。鄧小平用擔憂、敬重的目光看著劉伯承。是啊，他太了解這位老戰友了。他了解劉伯承的身體不好。他那飽經戰爭磨難和長期過度勞累的身體已經越來越不行了，腦病使他經常頭痛不已，或者頭昏目眩。眼疾引致眼壓增高，握筆的手時常發抖，難以下筆成書。老元帥畢竟已經是年近古稀的人了，鄧小平深為他的健康擔憂。他了解劉伯承的品格。和劉伯承在一起共同戰鬥、生活了十幾年，他深知老戰友胸懷坦**，顧全大局，處處以黨的利益為重，以國防事業為重，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受委屈而毫無怨言。此時此刻，他望著台上撐著病體強作檢討的老元帥、老戰友，淚水模糊了他的視線。
劉伯承檢討完畢，全場突然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做檢討還會贏得如此熱烈的掌聲，這在我黨我軍曆史上是一個少見的現象。這一陣陣掌聲中，交織著多麽複雜的情感啊!
這時，鄧小平再一次站出來為老戰友說話。他懇切地說：“伯承同誌對黨的領導是十分尊重的，對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視的。我和他相處多年，深知他黨性觀念之強，組織紀律性之強。”
陳毅元帥等也仗義執言。
曆史匆匆地走過了漫長而艱難的道路，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時代。二十多年後的１1９9８8０0年，鄧小平明確指出：“１1９95８8年軍內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１1９9８8６6年，他又專門撰文再次指出：“一九五八年批判他（劉伯承）搞教條主義，那是不公正的。”
曆史終於拂去了落在劉伯承元帥身上的塵埃!謬誤終於讓位於真理!
“這種燒結鐵，還不能算是鐵!”
１1９95８8年，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熱潮。一時間，各級黨委第一書記親自掛帥，動員了約九千萬人上山，砍樹挖煤，找礦煉鐵，建起上百萬個小土高爐、小土焦爐，用土法煉鐵煉鋼。廣西壯族自治區這片富有光榮革命傳統的熱土，當然也不例外。
為響應黨中央提出的當年實現鋼鐵產量翻一番的號召，廣西城鄉掀起了一個以大辦鋼鐵為中心目標的“大躍進”浪潮，各地紛紛建起了土高爐，大放鋼鐵產量“衛星”。
在這一年金桂飄香的時節，１1０0月２2２2日的上午，鄧小平來到了廣西。
對廣西，鄧小平有著特殊的感情。可以說，這裏是他軍事生涯的起點。
１1９9２2９9年９9月，年僅二十五歲的鄧小平化名鄧斌，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到地處祖國邊陲的壯鄉廣西，以非凡的革命膽略和求實精神，率領左右江地區的壯、漢、瑤等族人民，舉行了威震西南的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創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和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在南疆的地平線上，高高地樹起了一麵工農武裝割據的旗幟。壯鄉的山山水水，留下了鄧小平的足跡，深深地銘記著他在這裏所建立的卓著功勳。鄧小平也時刻關注和係念著壯鄉人民，關心著這裏的革命和建設事業。
這次重返廣西，鄧小平先到柳州，下榻於柳州飯店。當天晚上，他不顧旅途勞累，興致勃勃地到柳州市永豐利刀具廠和東風鋼廠視察。他知道這兩個廠生產的裁紙刀和摩托油鋸享譽全國，並遠銷亞非拉各國，故一來就提出先去參觀。在工廠裏，他親切地同老師傅、青年工人交談，鼓勵淬火老師傅把技術傳授給年輕一代，並鼓勵兩家工廠進一步提高產品質量和增加品種數量。直到淩晨兩點，鄧小平一行才離廠回飯店休息。
鄧小平尤為關注廣西的土法煉鋼。他深知廣西工業基礎差，能生產出更多的鋼鐵當然是好事。第二天，他原計劃到鹿寨縣視察。後據自治區和柳州地區負責同誌介紹，羅城縣四把鄉一帶也建起一個規模較大的煉鐵基地，該縣正在趕超鹿寨縣。因此，鄧小平便改往羅城縣四把鄉視察。
四把鄉，位於柳州西北麵，是軍事上的天險要地。１1９9３3０0年１1１1月，鄧小平在奉命率紅七軍主力北上時曾經過此地，與從宜山方麵趕來阻截的桂係軍隊覃連芳教導師相遇，發生激戰，三百多名紅軍戰士英勇犧牲在四把鄉附近的佛子坳上。鄧小平對此印象極為深刻。如今故地重遊。在從柳州經宜山前往四把鄉的路上，他追溯往事，深切懷念著當年把鮮血灑在這塊熱土上的死難烈士。
不知不覺中，汽車駛入四把鄉，到了四把鄉鋼鐵基地。鄧小平健步走下車來，迎著滾滾濃煙，深入察看小高爐群。他一個爐子一個爐子地看，看那些煉出來的鐵。這位曾經在法國施奈德鋼鐵廠當過煉鋼工人的總書記，越看心裏越不是滋味。他憂心忡忡地問隨行的冶金專家：“你們看，這些鐵的質量怎麽樣？”一位專家相繼指著地上堆放的兩種產品說：“這種的質量還比較好，那種算是燒結鐵。”
鄧小平拿起夾雜有礦石和木炭的燒結鐵掂量了一下，懇切地對陪同的地方領導同誌說：“各族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很高，精神很可貴。今後，要設法煉出像專家說的那種質量較高的鐵來。至於這種燒結鐵，還不能算是鐵!”
鄧小平的一席話，既充分讚揚了各族群眾大幹社會主義的可貴精神，又對盲目上馬土法煉鋼煉鐵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評，這無疑是給當時頭腦日益發熱的人們吃了一付清醒劑。
要千方百計搞多種經營
１1９95８8年，我國剛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由於黨內出現了“左”傾錯誤，偏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加之缺乏經驗，以致造成工業建設攤子大，戰線長，投資規模膨脹，大大超過了財力、物力和人力的承受限度，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嚴重失調，城鄉人民生活一度十分緊張。正是在這樣的時刻，鄧小平來到了貴州。
１1９95８8年１1１1月１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陪同下，乘飛機抵達貴陽清鎮機場。在乘車向貴陽市區方向行駛的途中，他對前來迎接的貴州省委常委、省軍區司令員田維揚和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副省長吳實說：“貴州光山多，要搞綠化。”並說：“公路太窄了，農村茅草房子太多，要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