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1９9７7８8年４4月上旬，正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的《光明日報》新任總編輯楊西光建議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將他寫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一文加以修改，加強現實針對性，並約請正在寫同一主題的文章的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共同參加研討修改，最後文章定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經當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胡耀邦審閱定稿後，於5月１1０0日刊登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5月１1１1日又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光明日報》發表。當天，新華社轉發了此文。5月１1２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這篇文章一發表，立即遭到堅持“兩個凡是”的少數同誌的責難和反對，認為是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從而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這場討論開始之初，5月１1９9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談到，《光明日報》的文章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嘛，扳不倒嘛。5月３3０0日，他在同幾位負責同誌談話時，又有針對性地說：隻要你講話和毛主席的不一樣，和華國鋒的不一樣，就不行；這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這是當前一種思潮的反映。
６6月２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再次批駁了“兩個凡是”，明確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同時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思想來個大解放”。鄧小平的講話，無疑對當時麵臨重重困難的真理標準的討論是個有力的支持。
然而，爭論仍很激烈，錯誤的責難也很多。６6月２2４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得到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支持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這篇文章較為係統地從理論上回答了一些同誌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的責難，進一步推動了這場討論的展開。
７7月２2１1日，鄧小平同黨中央宣傳部一位負責同誌談話，圍繞真理標準的討論，向他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向後拉。
１1９9７7８8年９9月鄧小平訪問朝鮮歸來，在東北視察工作期間，多次強調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他指出，“兩個凡是”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如果毛澤東同誌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
１1１1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鄧小平又說，不能要求毛澤東同誌的每一句話都是正確的，如果這樣，林彪的“天才論”不就對了嗎？
正是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真理標準的討論才得以衝破重重阻力在全國展開，從而形成了自延安整風以來的又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
１1９9７7８8年１1１1月１1０0日至１1２2月１15日在北京召開的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對主張“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的同誌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指出“兩個凡是”背離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完全錯誤的。
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對提出“兩個凡是”口號的錯誤作了檢討和解釋。
１1２2月１1３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在講話中，鄧小平還對持續半年之久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作了結論。他指出：“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鄧小平旋風”
１1９9７7８8年１1０0月２2２2日，鄧小平與夫人卓琳乘坐的專機徐徐降落在日本東京羽田機場。鄧小平日本之行的帷幕拉開。
鄧小平此行的目的，是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並出席互換中日友好條約批準書的儀式。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國，有著兩千多年友好交往的悠久曆史。但近代以來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兩國關係卻曆經曲折。中日友好是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１1９9７7２2年９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同他進行了親切友好的會談，兩國政府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進行談判，開啟了中日友好的大門。然而，由於多種因素的製約，締結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的談判，經曆了四年之久，到１1９9７7８8年才有了最後的結果。１1９9７7８8年８8月１1２2日，中國外長黃華和日本外相園田終於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鄧小平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即將正式生效的曆史性時刻，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的。他也是正式訪問日本的第一位中國國家領導人。
訪問期間，鄧小平除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的簽字儀式外，還拜會了日本首相福田、日本天皇、參眾兩院議長，拜訪了為中日友好做出了重要貢獻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日本前首相田中以及時任日本自民黨幹事長的大平正芳。此外，鄧小平參觀了日產汽車公司的日產工廠。在看到這個工廠和中國最先進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人均年產汽車的比例是９9４4∶:１1後，他深有感觸地說：“我懂得什麽是現代化了。歡迎工業發達的國家，特別是日本產業界的朋友們對中國的現代進行合作。這將加深兩國的政治關係。”
在乘坐新幹線“光——８8１1號”超特快列車前往日本關西地區訪問時，鄧小平看到列車以每小時二百一十公裏的速度運行，觸景生情，念念不忘中國的現代化。他對一批日本記者說：“很快，就像風一樣快。新幹線推著我們跑。我們現在很需要跑。”
在出席一次記者招待會時，鄧小平提出了一個解決國際間爭端的新思路，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
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日本記者突然提出了“尖閣列島”的歸屬問題。這一問題，是中日兩國間的敏感問題。雙方事先曾商定，在鄧小平訪日期間不涉及這一問題。
“尖閣列島”，中國稱釣魚島，是台灣省的附屬島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甲午戰爭後割讓給日本。１1９9７7２2年９9月，田中首相訪華時，曾要求中國方麵明確該島的歸屬權。當時，為了不讓這個一時難於解決的問題成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礙，周恩來總理曾表示：“現在還是不要討論”。對此，田中表示讚同。１1９9７7８8年８8月，日本外相園田訪華時同鄧小平討論了這個問題。當時，正值雙方就中國漁民在該島周圍海麵捕魚的問題進行交涉不久，日方想趁日中友好和平條約剛剛締結之機，要求中國承認該島屬日本領土。鄧小平回答說：漁民追起魚來，眼睛裏就沒有別的東西羅；這是偶發事件……還是一如既往，擱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
現在，麵對著日本記者的突然發難，鄧小平神態自若。他說：
“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著不同的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刺，來障礙中日關係的發展，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一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總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鄧小平巧妙的回答，使得一度緊張的會場氣氛又變得輕鬆活躍了。
後來，鄧小平在談到這件事時說：“當時我腦子裏在考慮，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可以不涉及兩國的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輪談判。”
鄧小平對日本的訪問，在日本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位蘇聯社記者曾這樣評論道：鄧小平在日本訪問期間，“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談不僅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為中國結交了新朋友。”由於鄧小平的來訪，日本列島掀起了一股“中國熱”，日本新聞界和政界人士形象地稱之為“鄧小平旋風”。
訪日歸來，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的問題考慮得更多、更細，對改革、開放的信念更加堅定了。
工作重點轉移的領航人
從１1９9７7６6年１1０0月到１1９9７7８8年１1２2月，在粉碎“四人幫”後整整兩年的時間裏，黨和國家的工作一直處於徘徊前進的局麵。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同誌堅持“左”的政治路線，又提出了“兩個凡是”的錯誤口號。在經濟上，也沒有擺脫急於求成的“左”的思想，提出了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大計劃，造成了國民經濟的比例更加失調的嚴重後果。
中國需要一場大變革!中國需要有個大轉折!有識之士大聲地疾呼。
那麽，誰來把握時代轉換的契機？誰來擔負開拓未來的重任？
推動和領導實現這場曆史性轉折的正是眾望所歸的鄧小平。
“**”結束後，鄧小平在再度複出之前，就堅決反對“兩個凡是”的口號。再度複出後，他堅決支持真理標準的討論，為推動全黨衝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起了重要作用。
１1９9７7８8年９9月，在結束對朝鮮的訪問回國後，鄧小平對東北三省進行視察。在這次視察中，鄧小平又首先提出了全黨工作的重點要準備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
這次東北之行中，在黑龍江省，鄧小平視察了大慶油田和國營農場。在視察過程中他多次指出：吸收國外資金、引進外國設備，是發展經濟、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舉措；我們要大量地吸收外國的資金、新的技術、新的設備。同時他指出：目前我們國家的體製還不適應這種現代化建設，總的來說上層建築不適應新的需求；我們必須懂得這一點；懂得這一點，就有希望。他說，我國的體製，包括機構體製，等等，基本是從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後的東西，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在談到各級領導班子存在的問題時，他強調，要把受“四人幫”迫害的老幹部請回來，但是老幹部的任務是培養新人。他風趣地對大家說，年紀大的，穩重有餘，衝勁不足，包括我們這些人在內。他明確提出，要從中青年幹部中、技術幹部中提拔一些人，要把那些打砸搶分子，派性嚴重沒有改正的人，本領不大的人從領導班子中換掉。他說，年輕幹部有朝氣、有活力、有魄力，隻有把他們充實到黨的幹部隊伍中來，才會使黨的事業充滿生機。……
在吉林省，鄧小平多次談到要解放思想。他一到長春，顧不得洗去仆仆的風塵，便同吉林省的各級領導幹部談話。
他說：現在擺在我們麵前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實事、理論與實際聯係，一切從實際出發。隻有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不論搞農業，搞工業，搞科學研究，搞現代化，都要實事求是，老老實實。在一個縣、一個公社、一個大隊工作的同誌，需要根據一個縣、一個公社、一個大隊的條件，搞好工作。在這方麵，思想要解放。現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麽東西都是上邊說了算數，華主席、哪個副主席說了就算數，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工業也是這樣，要使所有搞工業的，哪怕是一個小廠，也要開動腦筋。多少年來，就是“**”以前，我們的腦筋開動得也不夠，這些年來，思想僵化了。毛主席總是提倡開動腦筋，開動“機器”。林彪、“四人幫”把我們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總之，實事求是，開動腦筋，要來一個革命。
鄧小平強調指出：現在我們有毛主席沒有遇到的條件，我們抓住這個條件，利用這個條件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就叫高舉毛澤東的偉大旗幟。如果隻是毛主席講過的才能做，那我們現在怎麽辦？馬列主義要發展嘛，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嘛，否則會僵化嘛!……現在世界不斷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不行了。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提出我們的任務，加速四個現代化的建設。現在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中，我們的人均國民收入名列倒數二十幾名，算貧困的國家之一。就是在第三世界，我們也是貧困的一部分。毛主席講要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有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高速度發展社會生產力。……所以我們要加速發展生產力，使國民經濟得到最快的發展，使國家的財富得到增加，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隻有這樣社會主義才有光明的前途。全黨的同誌要開動腦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
鄧小平的這次東北之行，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準備。
１1９9７7８8年１1１1月１1０0日至１1２2月１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準備。按照華國鋒最初的設想，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由於鄧小平、陳雲等同誌的努力，會議衝破了華國鋒設定的框框，使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糾正“左”傾錯誤、統一全黨思想成為中心議題。鄧小平在東北視察時提出的應在適當的時候結束全國性的揭批“四人幫”運動，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建議得到了與會者的響應。中央政治局也接受了這一建議。華國鋒不得不宣布，在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經濟問題前，先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問題。但他仍然堅持“左”的指導思想。
１1２2月１1３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他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重大政治問題，隻有解放思想才能實事求是。他在講話中還提出了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問題。鄧小平的這篇講話，為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供了根本指導思想。
１1９9７7８8年１1２2月１1８8日至２2２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圍繞這個議題，全會討論決定了一係列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全會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做出的決策，這就是：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從１1９9７7９9年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全體與會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圓滿的成果。雖然華國鋒在這次會上仍當選為黨中央主席，但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已成為黨中央領導的核心。這次中央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後黨和國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實現了在共和國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一次偉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黨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開始了人民共和國曆史上新的偉大創業——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曆程。
為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
粉碎“四人幫”以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開始局部地進行，但進展緩慢。１1９9７7７7年７7月鄧小平再度複出後，首先辦的一件大事便是加緊平反冤假錯案。而在眾多的冤假錯案中，他首先抓的是陶鑄的案件。
陶鑄與鄧小平的關係非同一般。“**”開始後，陶鑄敢於堅持真理，為劉少奇、鄧小平講公道話，說“保劉鄧，我是對的”，從而被康生等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受到他們的殘酷迫害，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幫”以後，陶鑄的夫人曾誌和女兒陶斯亮奔走呼籲，要求為親人平反昭雪，但四處碰壁，幾十萬字的申訴材料如石沉大海。
１1９9７7７7年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即將複出的消息使曾誌心中的希望陡然增大。她對女兒說：“我們隻有去找小平同誌了，現在就去找!如果等他出山後再去找就困難了。那時他工作忙，要見也難。現在他正在西山休養，空閑多，也好見麵，也好談話。”
曾誌帶著女兒陶斯亮一同找上西山，見到了鄧小平。
鄧小平賦閑在家，兒孫繞膝，似乎已經超脫於世外，除了天倫之樂別無所求。曾誌滿懷希冀地陳述陶鑄的情況，可是鄧小平卻笑眯眯地朝旁邊一指，說：“你們聽，這是最好的音樂。”
曾誌和陶斯亮一怔，很快明白鄧小平是指他的孫子、孫女的鬧聲。
陶斯亮的心一緊，不由打了一個寒噤，暗想：他是在閃避？他對我爸爸是什麽態度？他會不會管這件事？肯不肯出麵說一句公道話？
曾誌講完了要講的話，隨後便將陶鑄的材料遞上去。她的神情是那麽莊重，仿佛雙手托著全部的希望。
“哦，陶鑄的。”鄧小平看了一眼曾誌，輕輕地喃了一聲。他用一隻手接過材料，看也沒看一眼，隨手放到身邊的桌子上。
陶斯亮的心一下子涼到了底。
下了西山，陶斯亮再也無法掩飾她絕望的心情，焦急地跟媽媽說：“他怎麽這樣子啊？”
曾誌卻露出了微笑，說：“耐心等等，主席說他是綿裏藏針。你爸爸生前也講過，黨內如果允許拜師，他願拜鄧小平為師……”
曾誌的希望沒有落空。鄧小平再度複出後，在推進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時，首先抓的便是陶鑄的案子。他把這個案子從專案組調出來，交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審查，並且親自交代了許多話，表現出少有的重視。
陶鑄的案子原來就是卡在專案組，鄧小平把它從專案組調出來交給中央組織部，使問題一下子迎刃而解。
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鄧小平又對陶鑄問題親筆作出指示：“陶鑄同誌，他是我們黨的一位老黨員，在幾十年的工作中，對黨和人民是有貢獻的。經過複查，過去把他定為叛徒是不對的，應予平反。陶鑄同誌已於１1９9６6９9年11月30日病逝，他的骨灰應該安放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１1９9７7８8年１1２2月２2４4日，中共中央為彭德懷、陶鑄一並舉行追悼會。鄧小平參加了追悼會，並為彭德懷致悼詞。這個追悼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平反的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舉行的第一個追悼會。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長期以來受到打擊、迫害、誣陷的一大批各級黨、政、軍幹部、民主人士、知識分子陸續得到平反昭雪，恢複了名譽。
一段時間裏，鄧小平頻繁地主持和參加得到平反的已故老同誌的追悼會：
１1９9７7９9年１1月２2４4日，主持張際春、徐海東、吳芝圃等同誌的追悼會；
１1９9７7９9年７7月８8日，參加周士第的追悼會；
１1９9７7９9年８8月２25日，參加張聞天的追悼會並致悼詞；
……
１1９9８8０0年２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撤銷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種種罪名和有關的錯誤決議，恢複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從而使建國以來一起最大的冤案得到平反。１1９9８8０0年5月１1７7日，中共中央為劉少奇舉行追悼大會。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高度評價了劉少奇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英勇奮鬥的光輝一生和立下的不朽功績。
到１1９9８8２2年底，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基本結束。
為中國革命博物館題名
天安門廣場東側，矗立著一座高大、雄偉的建築物。在它門口旁邊的柱子上，有一行手書的大字——中國革命博物館。
這行蒼勁有力的大字，是鄧小平題寫的。
?搖中國革命博物館真實地記錄著中國革命的發展曆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業績，是對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場所，也是對外展示中國人民革命風貌的一個重要窗口。因而，它的工作，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中國革命博物館始建於１1９95９9年。建館之初，周恩來前來審查。由於展品不夠精煉，他用了兩個半天才將兩層樓近一萬平方米的展品看完。
麵對博物館的這種狀況，鄧小平明確指示：“必須三小時看完。無論國內觀眾或國外觀眾，都不能住在這裏看博物館。平方米要縮小，剩下的地方可以擺專館。”
為了更好地改善、加強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工作，鄧小平決定親臨指導、審查。
１1９9６6１1年5月１1６6日，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腿傷初愈，便拄著拐杖來到館中。他仔細地看完了全部陳列品，談了許多重要意見。當他看到陳列中表現烈士不夠時，便語重心長地指出：“活著的人標出來了，死了的就不算數了嗎？李大釗是建黨的人之一，直到死才有一張照片怎麽行？”又說，“中國革命在每一階段都有一批突出的同誌，有創建黨的，有搞工運的、農運的、他們鬥爭很英勇……革命史陳列要很好地突出一批烈士。不僅黨內的，黨的同情者也不能忘掉。”
博物館的同誌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將陳列品中人物出現的情況，包括烈士、民主黨派人士出現的情況，和展出毛主席著作的情況等，分別作了統計，並將統計結果上報黨中央書記處。接著，鄧小平又找周恩來、董必武、劉少奇等同誌一起作了研究。他還親自邀請有關的老同誌到博物館審查。其中，就有徐海東老將軍抱病到博物館看展品。
鄧小平既尖銳地指出博物館展品陳列中的問題，又高度讚揚了展品中的美術作品。他對蔡亮所作的《延安火炬》一畫大加稱讚，認為畫得好，人物生動，勝利氣氛濃鬱。並說：“我們的美術作品要都畫得這樣就好了。”
經過鄧小平及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認真審查，中國革命博物館終於在建黨四十周年紀念日——１1９9６6１1年的７7月１1日正式開放。
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開放，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人們紛紛前來觀看。１1９9６65年８8月２2０0日，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２2０0周年，中國革命博物館舉辦的一個專題展覽揭幕。２25日這天，鄧小平在事先不驚動任何人的情況下，攜全家前來參觀。
時值盛夏，熱浪襲人。
鄧小平同夫人、女兒頂著炎炎烈日，匯入了擁擠的參觀人群中……
“**”以後，為了反映曆史的真實，１1９9７7９9年１1０0月，中國革命博物館中禁閉了十三年之久的《黨史陳列》重新開放。重新開放之前，擬在陳列中增加兩件重要展品：一件是八七會議參加者名單；一件是遵義會議參加者名單。這是中共黨史上極其重要的兩次會議。對究竟哪些人參加了這兩次會議的問題，史學界一直有爭論。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博物館的同誌於１1９9７7９9年９9月１1１1日給鄧小平發出了詢問信，並附上了擬展出的兩個名單。
當時，鄧小平再次複出不久，工作很忙，博物館的同誌認為他可能沒有時間考慮這些具體問題。沒料到，事隔僅六天，即９9月１1７7日，他們就收到了鄧小平的親筆複信。鄧小平在複信中寫道：“參加遵義會議名單是確切的。八七會議名單，大體差不多，我也記不清楚了，可能李維漢知道清楚些，他當時是中央秘書長，似乎也參加了八七會議，可問問他本人（也可能他在八七會議之後才到中央工作，我記不清楚了）。”
鄧小平的複信，使問題迎刃而解，博物館的同誌如獲至寶，精心地將它收藏起來，作為永久的史實依據。
１1９9８8４4年８8月３3１1日，鄧小平為剛剛複館不久的中國革命博物館題寫了館名，給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以巨大的鼓舞與鞭策。如今，鄧小平親筆題寫的館名，高高懸掛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大門口。
讀書生活
鄧小平酷愛讀書。
他五歲開始讀書，先入私塾發蒙，七歲轉入新式小學，高小畢業後考入中學。他學習勤奮、刻苦努力。無論寒冬酷暑，道路泥濘，從不間斷一次課。因而，他總是班裏學習成績最優秀的學生。據說，他少年時代聰穎過人，書讀三遍即可背誦。
然而，動**的歲月和多變的社會，迫使鄧小平不能“一心隻讀聖賢書”。十六歲那年，他萌發了去西方尋求真理的念頭。
這一年，鄧小平登上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踏上留法勤工儉學的旅途。初到異國土地，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語言不通，無法與人交流。為攻克語言關，鄧小平付出了極大的努力：清晨，在茂密的法國梧桐樹下經常出現他手捧書本，輕聲朗讀法語的身影；白天，他前往巴約公學補習法語；夜晚，利用做工的時間著意傾聽法國人之間的談話。由於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國人中間，有較好的語言環境並且有較大的壓力，特別是由於有刻苦、用功的學習態度，在不長的時間之內，鄧小平的法語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自熟練地掌握了法語之後，鄧小平很快地適應了在法國的學習生活。在這個國家，他有一個巨大的收獲，那就是，結識了周恩來、趙世炎、李富春等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負的中國留學生。在他們的幫助和帶動下，鄧小平的思想有了一個大的飛躍。他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迅速成為一名年輕而出色的共產主義戰士。五年的留法歲月，令鄧小平終生難忘，也為他日後的革命活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為了壯大革命力量，培養政治骨幹，經組織聯係，鄧小平被安排赴莫斯科深造。
二十二歲的時候，經組織安排，鄧小平來到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始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係統學習。在這裏，他充分利用良好的學習條件，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列寧的書籍，係統學習了中國革命運動史、通史、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等重要課程。鄧小平讀書認真，鑽研刻苦，政治理論素質提高得很快。他經常參加一些自由辯論或學生討論會，以增強自己的論辯能力。參加辯論時，鄧小平力求語言簡樸有力，切中要害，常駁得對方理屈詞窮，無言可對。因而，被同學們稱為“小鋼炮”。在莫斯科的學習生活，奠定了鄧小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
鄧小平早年的讀書經曆，給他後來的革命活動和生活帶來了巨大幫助和精神安慰。
從蘇聯回國後，在戰爭歲月中，鄧小平的工作雖然很繁忙，但仍然抽空讀書，並且幫助身邊的工作人員提高文化素質。為參加培訓革命骨幹訓練班的講課工作，鄧小平在油燈下熬夜編寫教材。講課時，他深入淺出，循循善誘，常采用啟發式教學方法，使課堂生動活潑，很受學員們歡迎。
鄧小平對書有著特別的感情。打仗行軍時，組織上分配給他的馬，他舍不得騎，卻把書和文具馱在馬背上，自己寧可步行。
抓緊時間讀書，是鄧小平在戰爭年代的一大愛好。１1９9４4６6年４4月的一天，下級幹部曾克來到鄧小平的住處，準備向鄧小平、劉伯承、張際春等上級領導匯報工作。曾克進屋後，鄧小平離開桌子同他打招呼，然後走到門外讓警衛員去請劉伯承和張際春副政委。曾克注意到，在屋裏靠近窗旁的一張方桌上堆滿了書和雜誌，一本打開的外文書擺放在桌子的正中間，看得出來，自己剛進來的時候，鄧小平才把書放下。曾克為無意中打擾了鄧小平讀書而感到不安。劉伯承、張際春到後，曾克忙從書包裏拿出了晉冀魯豫邊區創辦的綜合性的文化刊物——《北方雜誌》給他們看。劉伯承、鄧小平看後十分滿意。此後，這種雜誌經常擺放在鄧小平的書桌上。
隨著歲月的流逝，鄧小平對讀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讀書，不僅能增長知識。還能給人以精神寄托。
１1９9６6９9年，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監管勞動。經過批準，他把自己在北京的書逐步運往江西。每天勞動之餘就伏案讀書，有時一直讀到深夜。這個時期，他最喜歡的是《史記》這部書，幾乎百讀不厭。
1970年的一天，報紙上登載出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出版一批古典名著的消息，這對當時文化生活處於饑渴狀態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福音。身在江西一隅的鄧小平也高興地看到了這則消息。他找到江西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辦公室的秘書趙子昌，請他代為購買這批書籍。趙子昌跑了很多地方，終於將全套《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西遊記》共１1１1本買了回來。鄧小平接到這四套古典名著，非常高興，撫卷凝思，別有一種感情充溢在心中。四套新書散發著油墨的芳香，在鄧小平最困難的時候，給他的精神安慰，給他單調的生活增加了色彩。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熟知父親讀書的愛好，她後來在文章中這樣回憶道：“在那謫居的日子裏，父母抓住時機勤於攻讀，特別是父親，每日都讀至深夜。那幾年中，他們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讀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書籍。對他們來說，能有時間如此坐下來讀書，確也是難得的機會。我們到江西探親時，父親常給我們講一些曆史典故，有時還出題考我們。母親也時常給我們講述、議論一些書中精辟之處。在讀書中，他們撫古思今，收益不淺。我父親為人性格內向，沉穩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養成了臨危不懼、遇喜不亢的作風，特別是在對待個人命運上，相當達觀。在逆境之中，他善於用樂觀主義精神對待一切，並用一些實際的工作來調節生活，從不感到空虛與彷徨。在江西那段時間，他就主要用勞動和讀書來充實生活，陶冶精神。”
在鄧小平的革命鬥爭生涯中，有兩個學識淵博，資曆非凡的人對他有著重要的影響。一個是毛澤東，博古通今，談吐中用典貼切，妙趣橫生，意境深遠；另一個是劉伯承，對知識孜孜以求，戎馬倥傯仍書不釋手。鄧小平也是博覽群書，學而不倦。進城以後，每天上午９9時至１1０0時許，他都會在書房讀報，或聽秘書讀國內外報刊新聞摘要，每當聽到一些有興趣的新聞時，他會叫秘書重讀一遍。在讀書看報中，鄧小平掌握了豐富的知識和國際國內的大量信息，這無疑是他聰慧睿智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１1９9９9０0年３3月，完全離開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正式離休以後，鄧小平心裏仍時刻掛念、關注著祖國的前途和命運。每天在家中，他最主要的事就是讀書看報。這成為他了解掌握國際、國內動態的重要渠道之一。
鄧小平的讀書生活對他的革命生涯和日常生活起到了重要影響，也為之增添了多彩的情趣。
夫妻情深
鄧小平的一生，之所以能夠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那麽大的貢獻，與他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溫柔、善良，不斷給予他支持、幫助的賢內助是分不開的。
1938年，卓琳在延安經人介紹與鄧小平相識。不久，他們就在寶塔山下舉行婚禮，結成生活伴侶。
婚後，新娘、新郎一起踏著秋日的晨光，離開延安，奔向抗日的戰場太行山。
進入太行山，到達八路軍總部後，卓琳留下擔任婦女訓練班的隊長。鄧小平擔任著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職務，因而沒有停留，立即趕往一二九師部所在地——遼縣桐峪村。
新婚離別，不免增添幾分惆悵。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將夫妻二人的心緊緊連接在一起。他們戰鬥在各自的崗位上，接受戰爭的洗禮。
鄧小平一回到一二九師師部，便立即投入到緊張的作戰指揮中去。
卓琳所在的八路軍總部，雖說是機關，但是在太行山上，仍然時常要接受槍林彈雨的考驗。她毫不畏懼地跟隨機關和部隊一起行軍、轉戰、反“掃**”。
1940年，鄧小平所在的太行區，被日本侵略軍多次“圍剿”，處境艱難。這時候，卓琳從八路軍總部來到鄧小平的身邊，被分配到一二九師師部秘書科工作。
自與鄧小平結婚後，卓琳還沒有機會履行妻子的責任。直到這次夫妻團圓了，她才有機會照顧鄧小平的生活，協助他的工作。他們一起行軍、打仗。雖然因戰事緊張時而匯合，時而分離，但無論怎樣，他們總算有了一個家。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到了抗戰的第五個年頭——1942年。日本侵略軍加緊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發動“圍剿”，實行“三光”政策，嚴密封鎖通往根據地的交通要道，加之又遭受自然災害，根據地軍民的生活處於極端困難之中。
為了爭取抗戰的勝利，戰勝災荒，渡過難關，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號召部隊開荒種地，發展生產，實行生產自救。
卓琳積極響應號召，參加到生產自救運動中去。她和劉伯承的夫人汪榮華負責女同誌的報名工作。待人員集中後，她們就率領著上山，跟男同誌們一起開荒種地。
她那雙常年握筆的手，拿起了鋤頭。
辛勤的耕耘，換來了豐碩的果實。
地裏，綠茵茵的葉子下麵，長出一個個紅紅的大蘿卜。拔起來一個稱了稱，足有六斤多重。
卓琳高興地抱起這個大蘿卜，來到鄧小平麵前。
鄧小平看了，高興地說：“這叫蘿卜大王啦!”
那時，部隊的穿衣也是個大問題。入冬了，好不容易才籌措到一些土布和棉花。為盡早讓大家穿上冬裝，劉伯承、鄧小平號召官兵自己動手紡線、製衣。
不久，在鄧小平的辦公室裏，支起了一台土造的手工紡線車。鄧小平和卓琳，互相幫助，共同研究紡線的方法，很快就學會了紡線。有時候，鄧小平紡線，卓琳就在他身旁用紡出的線直接織毛衣。夜深了，鄧小平的辦公室裏，仍然不停地傳出“吱，吱，吱”的紡車聲響。
從此，卓琳練就了一手又巧又快的毛線編織技術。解放後，全家老老少少全身上下的毛衣、毛褲，都是由她的巧手編織而成的。
卓琳與鄧小平在太行山共同度過了五年的艱苦歲月。五年裏，夫妻二人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相親相愛，並先後生下三個兒女。那時候，條件艱苦，無法將孩子帶在身邊，卓琳隻能忍痛將他們寄養在老鄉家裏。
直到抗戰結束，1945年12月，劉鄧司令部遷至武安縣以後，卓琳才將三個孩子都接回了身邊，全家五口人在武安暫居下來。這是有了三個孩子以來，全家第一次團聚。
此後，卓琳每日忙於照看三個吵吵鬧鬧的孩子，使家慢慢地安頓下來。鄧小平則每日忙於軍政大事。
後來，他們又到過邯鄲、洛陽、上海、重慶。在重慶，家裏又增加了三口人：小女兒、小兒子和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卓琳仍舊擔當起教育子女，照顧家庭的重任。隨著職務的變動，鄧小平更忙了。
1952年，鄧小平奉調到中央工作，卓琳及五個兒女和夏伯根隨他到了北京。
進京後，卓琳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任鄧小平的生活秘書。這段時期，由於體弱多病，她主要在家中主持家務，照料鄧小平的生活。
勤儉持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卓琳雖然從小生長在富裕的家庭裏，然而參加革命以後長期艱苦生活的磨煉，使她深深體會到了勤儉持家的重要性，並成為她生活的基本原則。遷居京城後，生活條件改善了，可是她並沒有忘記勤儉節約。晚上就寢之前，她總要到各個房間轉轉，看看電燈有沒有關掉；用完水，總要看看水龍頭有沒有關好。她這種勤儉節約的生活習慣，一直保留至今，成為家裏幾十年一貫的節電、節水、節約汽油以及愛護公物的模範。她常對家裏人說：“這些東西都是黨和國家的，都是人民的財產，咱們國家這麽窮，可不能浪費了。”
1955年2月，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開始實行工資製，廢除供給製。
實行工資製以後，卓琳和鄧小平的工資分別定為170元和404元人民幣，拿到工資，卓琳開始計劃地安排家裏的生活。她先用30元交黨費、房費，剩下的幾乎全部花在全家人的吃飯上。在這點上，她的想法和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一致。她們認為，孩子們都在長身體，衣服隻要穿得幹淨整齊就行了。家裏孩子們的衣服幾乎都是大人改小人的，即大孩子的改成小孩子穿，打著補丁，十分簡樸。全家人的夥食，需要認真計劃，而且，鄧小平工作繁忙，每日加班加點，身體也需要補養。因而，卓琳想方設法，安排好食譜，買些有營養的食物，讓一家人吃好。
另外，鄧小平喜歡喝點酒。每天午飯時卓琳便給他斟上一杯，解他的饞。生活困難的時候，為了省錢，卓琳曾用“五糧液”兌一半北京的“二鍋頭”，給鄧小平混著喝。鄧小平也不在乎，同樣喝得舒服、帶勁。
後來卓琳自己都有點看不下去了。她不再兌酒，並且主動地對家裏的廚師說：“給他喝好酒。老頭子一生也就這麽點嗜好，給他喝好啦!”
此後，鄧小平又能喝到好酒了。
吸煙，雖然影響身體健康，對人的危害很大，是個不好的習慣，然而，鄧小平早在戰爭年代就養成了吸煙的習慣，並且吸得很凶。對於丈夫的這個習慣，卓琳也不勸戒，全由他自主。隻是在她的賬本裏又多記上了一筆開支。
多少年以後，八十多歲的鄧小平以驚人的毅力戒除了吸煙的習慣。
卓琳除了照顧鄧小平的生活外，還幫助他整理、抄寫文件，幹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時工作忙，她與鄧小平一直勞碌到深夜。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鄧小平爽直、真誠的內心世界。因而，無論政治風雲怎樣變幻多端，始終擋不住她對鄧小平的一片深情，絲毫動搖不了他們夫妻間多年建立起來的信任感。特別是在“**”的年代，鄧小平遭到誣陷、迫害的時候，她始終以善良、賢惠的心去愛撫丈夫那顆深受傷害的心。
1969年秋，鄧小平以“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的身分被通知下放江西監管勞動。卓琳頂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毫不猶豫地陪伴鄧小平到了江西。
到江西後，他們開始了新的生活。夫妻二人，加上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患難與共，相濡以沫。卓琳給了鄧小平許許多多的關心和撫慰，他們共同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
在江西的監管勞動，安排在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進行。每天，卓琳和鄧小平在由住地“將軍樓”通往工廠的小道上行走時，卓琳總要走在前麵為丈夫開道，生怕比自己大十二歲的丈夫摔跤。這條路荊棘遍布，雜草叢生，凹凸不平，不利於老年人行走。特別是遇到陰天下雨，更是泥濘不堪。每當這時，卓琳就更加注意鄧小平的安全。有時候，她一隻手攙扶著鄧小平的胳膊，另一隻手為他撐傘，嘴裏還不斷地提醒他多加注意，小心腳底打滑。日久天長，他們踩出了一條“鄧小平小道”。
鄧小平愛喝酒。但是在當時監管勞動的條件下，一家人的日常吃用都很困難，哪裏有多餘的錢去買酒。為了滿足丈夫的這點嗜好，卓琳忽然想到可以用米酒代替普通的白酒。於是，她主動向工人師傅請教釀米酒的方法，決定自己親自實踐一下。樸實、誠懇，熱心助人的工人師傅幫助買來了上好的酒藥和糯米，認真地傳授了釀米酒的技術。卓琳細心地記了下來。不久，她釀出了純正、酣甜的米酒，鄧小平十分愛喝。
鄧小平回到北京，重新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後，工作十分繁忙。卓琳則投入很大的精力，積極幫助處理一些丈夫無暇顧及的事情。
卓琳身為鄧小平的妻子，從來沒有到過鄧小平的家鄉，不過，對鄧家的事情，她總是十分熱心。鄧家的親友無論有什麽事情找上門來，她都代鄧小平合情合理地加以處理。鄧小平有一個舅父和舅母在家鄉居住，卓琳經常給他們寄錢，從生活上幫助他們，並叮囑二老要遵守黨和國家的政策法令，不要搞特殊化。二位老人一直在家鄉過著簡樸的生活。
1978年2月，卓琳隨同鄧小平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四川成都，接見了鄧小平家鄉廣安縣的負責同誌，詳細詢問了廣安人民的生活、生活情況。在交談中，當聽說廣安人民要在鄧小平的故居建立紀念館並且對故居加以維修時，卓琳馬上轉達了鄧小平多次提出的不同意建紀念館、不同意維修故居的意見。如今，廣安的“鄧家老院子”仍舊樸實無華，同普通的農舍院落一樣。
卓琳雖然是家裏的主婦，但是，她的烹調手藝並不被孩子們看好。在孩子們的心目中，父親的烹飪技術要高出母親一籌，做的菜特別具有川菜風味。因而，有時候，鄧小平特意為卓琳尋找“實習鍛煉的好機會。”
每逢節日，鄧小平總是讓工作人員早點回家團聚。節日裏，煮飯燒菜的任務自然就落到夫人卓琳的身上。
卓琳則是一邊動手，一邊叫女兒們幫忙打下手，一陣“叮當、叮當”的鍋碗瓢盆交響曲過後，香味就從廚房裏飄散出來。不一會兒，桌上便擺滿了美味佳肴。
節日的餐桌上，鄧小平總要為夫人倒上一杯葡萄酒，說道：“辛苦了，節日的廚師，我來敬你一杯。”說罷，自己先舉起酒杯。小小的敬意，寄意著鄧小平對妻子卓琳的一片深情。
1988年，卓琳、鄧小平度過了金婚紀念日。夫妻兩人生肖均屬龍，那一年，恰好也是龍年。
幾十年的夫妻情，簡直是一曲和諧動聽的交響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