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色的謀臣往往產生於“亂世”或開國之時。但是，換朝不換姓的東漢，在奠墓之年，其謀臣也無一人如秦漢之際的張良、陳平那樣富有傳奇色彩。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張、陳諸輩成長在戰國末年曆史變革和複雜的社會環境中。其次，西漢前期，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富有謀略思想的縱橫家一直作為重要的學派存在，各自構築和固守著自己的營壘。此後，縱橫者不得不偃旗息鼓，淪落為末流而遭社會取締。具體兩漢初期的謀臣而論，分別與西漢高祖劉邦和東漢光武帝劉秀有著不可輕忽的關係。劉邦的急智是人所共知的，但他的主要特長不在於獨自畫策和用智，而出於放手使用身邊的文武臣僚。他的恢廓大度、不拘小節，恰恰有利於集中和發揮整個集團的智慧。劉秀的多智也是人們公認的，他的深沉練達、胸藏壁壘，使屬下莫測高深，不敢貿然獻策。兼之他的智慧顯然高出同輩一籌，難免如天馬行空，獨往獨來，這就不利於調動整個集團的聰明才智。正因如此，東漢不乏衝鋒陷陣的驍將，卻惜無才略突出的謀臣。在追隨光武帝左右的文士中，鄧禹就算是其中佼佼者了。

鄧禹(公元2～58年)，字仲華，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農民起義軍新市、平林諸將立西漢宗室劉玄為帝，又複扯出漢朝旗號，年號“更始”，定都洛陽。豪傑聞悉鄧禹才氣，多加薦舉。鄧禹料知劉玄難成大業，不肯輕率屈就。

這年冬，劉玄以劉秀為大司馬，征略河北諸地。鄧禹聞訊，便徒步負糧，杖策北渡，追及劉秀於鄴(今河北臨漳)。劉秀乍見故知，十分欣喜，問道：“我現在正主持封官授職之事，先生遠道而來，想必也要求得一官半職吧?”鄧禹答道：“此非我願。”劉秀問：“所願為何?”回答：“但願明公感德加於四海，我願能效尺寸之功，垂名於青史。”劉秀心領神會，知是勸他好自為之，將來成就帝王大業。可一向韜晦的劉秀，隻是微笑不語。當晚，他挽留鄧禹同室下榻，二人經夜促膝密語。鄧禹分析了天下形勢，為劉秀進獻中興之策：“眼下更始雖然定都關西，然而關東尚未安輯。赤眉、青犢等義軍成千上萬，三輔之人群起假號稱雄。更始無所作為，諸將也皆為庸人，誌在貪財貨、爭威力，以求朝夕自快，而未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之人，以尊主安民。如今四方分崩離析，明公即使為更始建立落輔之功，也恐終無成就。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取悅民心，建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明公之德才而圖取天下，實不足定”。劉秀聞此關鍵性的一諫，自然大喜，遂令左右尊稱鄧禹為鄧將軍，常留身邊，參與謀議，成為彼此心照又可披露肝膽的難得知音。

同年12月，邯鄲卜者王郎自稱西漢成帝之子，起兵稱帝。趙以北、遼東以西廣大州郡望風響應。

更始二年(公元24年)春，劉秀北略地至薊。薊中反，應王郎。劉秀倉促退兵至信都(今河北衡水縣東)。鄧禹自率數千人攻克樂陽，回師與劉秀共陷廣阿(今河北內丘縣)。劉秀夜宿廣阿城樓，披閱天下地圖，一邊指劃，一邊問鄧禹：“天下郡國如此之多，今乃始得其一。先生前曾有言，說我圖取天下實不足定，道理何在?”言中流露出畏難情緒。鄧禹答道：“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猶如赤子之慕慈母。自古能興王業者，在於德厚。不在一時勢力大小。”這雖是勉勵之語，卻也說得十分在理。在當時紛亂形勢下，誰能贏得人心，誰就能取得天下。尤其在麵臨危局，士氣萎靡之際，鄧禹能高瞻遠矚，放眼大局，實是難能可貴。

更始三年(公元25年)6月，劉秀在高(今河北高邑)南稱帝，改元建武，是為東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光武帝。

建武元年七月，光武帝遣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之為讚侯，食邑萬戶。策書盛讚鄧禹：“深執忠孝”，“謀謨(謨即計策、謀略)帷幄，決勝千裏”，“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光武帝把有幸得鄧禹，比作孔子收顏回。這一年，鄧禹年僅24歲。

不久，鄧禹率師渡汾陰河，至夏陽(今陝西韓城)。更始中郎將左馮翊都尉公乘歙引眾十餘萬堵截鄧禹，被鄧禹一舉擊潰。

與此同時，更始統治集團內訌，劉玄殺申屠建、陳牧、成丹，依靠右大司馬趙萌、丞相李鬆，與王匡、張印等引兵衝突，連戰數月，精疲力竭。王匡等敗，投降赤眉農民義軍。9月，赤眉軍入長安。劉玄當即單騎出逃，後於10月投降赤眉軍。

當時，鄧禹師行有紀，所向必克，每至一地，便持節慰撫官民，三輔百姓、豪傑爭相歡迎勞師，望風而降者日以千數，其眾不久號稱百萬，名震關西。光武帝聞此盛況，連連賜書嘉獎。

建武元年10月，更始洛陽守將朱鮪降劉秀，劉秀入居洛陽，定都於此。

值此節節進取之際，諸將皆勸鄧禹徑攻長安。鄧禹以其清醒的頭腦，冷靜地分析了敵我形勢，說道：“我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粟，後無轉饋之資；赤眉軍剛剛攻克長安，財穀充實，士氣昂揚，銳不可當。”但是，鄧禹憑其犀利的目光，看到強弱之勢必然轉化，認為：“赤眉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豈能長久堅守?”鑒於西北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穀多畜饒，他決心休兵北道，就糧養士，坐觀其弊，徐圖進取長安。於是，引軍北屯構邑(今陝西旬邑東北)，陸續對各地赤眉軍的地方守將采用各個擊破措施。所到之處，郡邑皆開門歸附，連西河太守宗育也遣子奉檄投降，漸漸地對長安形成包圍堵截之勢。

光武帝見鄧禹遲遲不肯進兵，關中久久不得略定，便寄書敦促說：“司徒(指鄧禹)如堯，亡賊(指赤眉)如桀。值長安吏人惶惶無所依歸之際，宜及時進討，鎮慰西京，係百姓之心。”凡屬一個有出息的謀臣或武將，無不胸懷一定之規。鄧禹仍執前見，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還加征兵員，收集米穀，以備日後長安決戰。

就在這時，一件親痛仇快的事件發生了。由於鄧禹一度用人不明，其部將馮情、宗歆二人爭權奪勢，自相火並。馮情殺宗歆，反戈擊鄧禹，直使鄧禹手足失措，狼狽不堪。幸虧馮音的護軍黃防覷機縛獲馮情，至洛陽謝罪，才解救了這一危局。但從此以後，鄧禹威望受損，其戰績也連連不佳。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天下平定。光武帝增功臣封邑、爵位，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於四縣。光武帝因鄧禹功高，恩封其弟鄧寬為明親侯。後因戰事停息，罷除前、後、左、右將軍，鄧禹也被免去右將軍一職，以特進奉朝請。

天下既安，鄧禹常思遠離名利權勢，以逃避是非禍端。這是專製製度下許多明智之士樂於選擇的理想道路。智士能臣不願甘冒政治風險，不能在百尺竿頭更上一步，是狹隘的小農經濟和殘酷的社會現實在政界的反映，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遲滯的一個重要原因。消極的曆史教訓，使得鄧禹晚年雖未息影政壇，但於國事可記者已屬寥寥。他以其篤實之行、淳厚之資，卻步於宦海，而盡心於家事，孝敬老母，教養子孫。鄧禹有子13人，使之各守一藝。家中資用悉倚國邑收入，而不追求外利。對於開國功臣的如此安分舉動，光武帝自然放心無忌，因此也愈加敬重。

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再次起用鄧禹為司徒。當年，他曾隨從光武帝東巡狩，封泰山。

漢明帝即位(公元57年)，因鄧禹係先帝老臣，有創業之功，拜為太傅，十分尊崇。

[點評]

曆來開國功臣往往的遭遇都很尷尬，一來開國期間有許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誅殺，則功高震主，才大壓主和權大欺主三位一體，將來必成後患；二則是開國之初各色人等魚龍混雜，需要清理。如果為人臣子不能熟悉這些而及時抽身退出，就未必能善始善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