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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韋伯是當今美國最成功的媒體人之一。除了《快速公司》兩次獲得地位崇高的“美國國家雜誌獎”外，阿蘭·韋伯與比爾·泰勒還被《Media Week》評選為1999年年度編輯，《哥倫比亞新聞評論》認為阿蘭·韋伯是全美最傑出的15位雜誌編輯之一，《波士頓》雜誌將他視作波士頓最有權勢的媒體入之一。此外，韋伯還是一位極富知名度的商務演講者，他與安迪·格魯夫、湯姆·彼得斯同台講演；他的文章時常出現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上；他還到ABC等電視台做特別評論。
我們朝四周看去，新信息技術革命正在戲劇性地改變人們如何、何時、何地、為何工作。
——阿蘭·韋伯
困境是考驗能力的關鍵時刻
對於一個真正的生意上的高手，我覺得越是在繁榮的時期，那些伴隨而來的困境越是考驗這個生意高手能力的時候，如“9·11”恐怖事件對每一位商業領袖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於大出風頭的新經濟雜誌來說，考驗在2001年就已表現得嚴峻無比。當《行業標準》的首席執行官約翰·巴特勒自比為20世紀90年代的《商業周刊》的麥克·格勞希爾後不久，這家雜誌宣布了停刊。但我的《快速公司》卻比任何同行（包括《連線》在內）都更為成功地承受了這場考驗——雖然控股人轉換了三家公司，不得不宣布裁員，雜誌的厚度也不斷壓縮，但《快速公司》卻依舊保住了最成功的新商業雜誌的地位。
走進波士頓一幢外貌平常的辦公樓內，《快速公司》總部完全與眾不同，空間設計風格就像雜誌設計一樣別致，而員工們身處極為友善的工作界麵——一切如我所說的，“追求一種更和諧的工作空間”。
助理編輯安娜說，我的熱情與開放感染了所有人。 我成了美國最成功的媒體人之一，除了《快速公司》兩次獲得地位崇高的“美國國家雜誌獎”外，我與比爾·泰勒還被《Media Week》評選為1999年年度編輯；《哥倫比亞新聞評論》認為我是全美最傑出的15位雜誌編輯之一；《波士頓》雜誌將我視作波士頓最有權勢的媒體人之一。此外，我還是一位極富知名度的商務演講者，我與安迪·格魯夫、湯姆·彼得斯同台講演；我的文章時常出現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上；我還到ABC等電視台做特別評論。
革命仍在繼續
全球化是一個很強大的力量，這個革命還在繼續著。我覺得這是一種暗示，暗示著全球化存在不止一個階段。美國人往往認為全球化意味著以美國方式行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是不正確的。“9·11”事件暗示了——整個世界與以前不同了，即世界變得更小。因為我們可以相互交流。即使我讀不懂某份報紙，我很尊敬這份報紙，可以理解報業人士在做些什麽。所以，有這樣一種共識，這個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一個“更小”的地方。
而“9·11”表明這個世界仍然存在許多差別。有時這種差別會導致暴力、戰爭，有時則會帶來燦爛的藝術、美妙的地方形象。所以，我從中得到的結論是，全球化仍然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它沒有後退，沒有受挫。我們必須記住，全球的商業、政治和宗教在繼續前進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各種變化。同時，我們要努力弄清楚如何相互尊重，尊重差別。20世紀80～90年代，幾乎是每一位管理思想家或者是雜誌都在宣稱，全球化將改變商業領導力（1eadership）。我想，我們正在看到全世界範圍內領導力發生的變化。你可以看到傑克·韋爾奇的 GE與傑夫·伊梅爾特的GE的不同——他們都是非常能幹、專注的競爭者，不同的部分原因是一代人與男一代人之間的差別。
對領導、領導如何發揮作用和成功的定義每一代人都會改變。現在崛起的這一代人——比我年輕大約5～10歲的一代人——他們已經全球化了，在全世界穿梭；他們使用像互聯網這樣的科技與人聯絡，從全世界獲得資訊；他們已經習以為常地認為，電子產品在全世界都有。國內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你無法再堅持的提法，全世界存在各種各樣的關聯。
所以，我們在“9·11”那一周看到了並非領導能力的本質轉變。我覺得，一直都存在著持續的、細小的調整。全球經濟仍然是相互聯係的。旅行雖然因“9·11”事件而減少了，但仍然在恢複，因為人們無法待在原地不動。
對新技術的極大興趣
無論是在什麽樣的形式之下，人們總是對新技術保持著很大的興趣，比如一些數字的信息和生物的科技等等。我認為，實際的情況就是前進的步伐可能會有所不同。就是說，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之下，可能就沒有人來控製它，沒有什麽人產生一些新的太多的想法，每個人可能都能做出貢獻，但是卻缺少領導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亂了。
然後是規模，這也是一個大問題。對於任何組織來說都是這樣的。比如，我的企業剛剛經曆了一個繁榮的時期。還有很多的人願意到一些小的企業。而不是大的公司去工作。全球最好大學的精英畢業生們選擇到小企業而不是大公司工作。為什麽？小企業更自由、更創新、更靈活，有麵對挑戰和學習的機會。這樣的時期繁榮了大約有十年。
現在，走向相反的方向。小企業遇到了困難，而大公司表現更好。所以。我們看到了許多人回到大公司，那兒仍然存在著金字塔一般穩定的結構。但是，可能十年後，每個人又會說。“我更願意回到小企業工作”。這是人類的自然規律。大企業需要穩定的結構，但在創新方麵差一些；小企業更有創新和創造性，但不一定能生存很長時間。當經濟變得艱難時，小企業破產，而大公司由於有更深的口袋，能夠存活下來。
那麽，如今我們麵臨的新挑戰是，如何讓大公司變成小企業。也就是說，如何讓員工更有創造性、貢獻自己的好想法。有些公司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將公司分散成小的單位，但公司仍然是大公司，隻是組成部分變得更小，例如，3M公司曾經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傑克·韋爾奇的偉大之處之一就是，即使在像GE這般大的公司裏，每一個單獨的部門都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支組織運營。
工作場景的巨大變化
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看到了工作場景的巨大轉變，技術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全球化信息、全球化資本流動、代與代的變化——這一切都隻有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才真正成為可能。在美國，有比以前更多的女性進入到商業世界，取代了男性統治工作社會。婦女突然開始參與經營企業對於一個組織非常重要，使企業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現自己，工作場所變得充滿家庭氛圍，而不是以前那種隻是男性競爭的堡壘。所以，情緒發生了變化，工作方式發生了變化，全球化改變了一切。
1989年，我在日本待了三個月，人們和我談話就像我在紐約、德國或者倫敦一樣。不僅在美國，全球的人們都意識到商業的變化，變得更加個人化，變得更富於創新和創造性，工作場所變得更加友好和民主化。這些想法在當時的影響範圍日益擴大，並引起了技術和創新的大繁榮。但是，物理學上每一種作用都有一個反作用。這種繁榮同樣導致了崩潰，我們對“創意”投資甚重。我們相信每一種技術都會在明天改變這個世界，於是，這變成了令人難以相信的過度擴張的泡沫。當這個泡沫破裂時，每一種反應都是滑向相反的方向，向相反方向收縮得太快了。於是。我們又不再相信新技術、全球化，或者下一代、工作中的新女性——一夜之間一切又顛倒了，我們現在認為沒有什麽會改變。
所以，變化正在來臨，但不是“立刻”和“隻在一個地方”，這就是我們從世界商業演變中學習到的。不是非此即彼，不是舊經濟已經死亡，新經濟已經來臨。有許多舊經濟依然存在，也有許多新經濟存在，我們看到它們正在融合、合並、互相豐富，創造出新的工作方式和新的有趣的革命。所以，我最著迷的是這個遊戲繼續保持著變化，從來沒有完成。你得不到一個確定的答案，然後一切結束。這不是一盤錄像帶，即插即放，然後倒回來重播——這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故事，在美國發展、在中國發展、在日本發展、在巴西發展、在整個世界發展。
閱讀手記：未來剛剛發生
記得邁克·劉易斯在他的《未來剛剛發生》中說，孩子會掌握我們的世界，信息非常重要，就像石油在20世紀30年代一樣。
對這個問題，阿蘭·韋伯說他很希望成為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他說，我們這個世界有很多這麽快的變化，場景可能無限多，而我們無法對無限多種選擇進行討論，就讓我們談談那些“無可替代’’的，因為這樣的東西隻是少數。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有無限多的選擇，現在的比以前的更多，比如工作地點和消費選擇，包括穿戴、交通方式、閱讀等等不可異的東西。想一下今天出生的嬰兒——這個隻有一點大的孩子，你會意識到他有比以前更多的醫療選擇，因為我們比以前對基因了解得更多；他還有更多的快樂與玩具，與全世界更加接近。一切難以置信。所以，他說如果未來真的來臨，一切都會發生變化。
與韋伯談話就像閱讀《快速公司》雜誌一樣，你為自己不斷獲得清晰而富有新意的觀念而興奮。他是我們正在變化的世界最敏銳的觀察者之一，他自覺地抵製了大聲喧嘩，他拒絕以狹隘的商業觀念思考世界，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描述整個社會的變遷，並在這種變遷中尋找能夠保留下的思想，在這一點上，《快速公司》是一本更年輕而有活力的《哈佛商業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