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事上多爾袞所向披靡，殺人如麻;在政治上，推行圈地、投充、逃人和剃發令等惡政， 殘暴壓榨漢人; 在文化上，他還開創了清代“文字獄”之風。文字獄，曆朝曆代均有之。隻是有清一代，次數之多、株連之廣、處罰之重，超過以往。清代文字獄，是從多爾袞起頭的。迫害者是多爾袞，那麽誰是第一個被迫害者? 是個詩人，是個和尚，名叫函可。
函可，俗姓韓，名宗騋，廣東博羅人。他是明代最後一位禮部尚書韓日纘的長子。早年寓居南京、北京兩都。作為名門之後，他年輕時多才、好義、豪爽，原為江南名士，與天下名流巨儒切磋論交，“聲名傾動一時，海內名人以不獲交韓長公騋為恥”。其父病逝北京後， 家道零落，深感世事無常，遂發遁入空門之念。他二十九歲時憂時傷世，經高人點撥，別母拋妻，赴江西廬山，拜空隱老人道獨為師，皈依佛門，落發舟中，法名函可，法號剩人。“剩人”的意思是希望躲避世俗世界。其後，在廣州城東黃華塘創“不是庵”，為靜修之所，又名“黃華寺”。
函可雖已出家，然家事國事常係於心。順治二年(1645)春，函可自廣州來南京，印刷藏經。此時正值南明弘光政權滅亡，函可親曆清軍暴行，目睹人民飽受戰亂之苦，看到殺身成仁的明代遺臣，便將此重大事件記錄為《再變記》。
清兵占領南京後，管控很嚴，禁止任何人隨意出入，函可無奈找洪承疇幫忙。洪承疇考取明朝進士時，函可的父親正是洪承疇的恩師，基於這層關係，洪承疇給了函可一塊通行令牌。
洪承疇降清後，皇太極雖把他收錄入鑲黃旗漢軍中，恩禮有加，但並未放鬆對他的防範，使其在家，不得任意出入。清廷也沒有給洪承疇任何官職，隻是經常向他谘詢一些軍政要務。比如，多爾袞在接到吳三桂的求援信，知道北京已經被李自成占領後， 就請教洪承疇應該怎麽辦。多爾袞在這一點上知人善任，非常務實，懂得對付明軍的事情唯有明軍的老帥知己知彼。多爾袞雖然在心裏輕蔑洪承疇這位手下敗將，但他也敬重這位自從上戰場以來遇到的最厲害的對手。洪承疇的建議和範文程是英雄所見略同，請以義軍之師對待中原百姓，方可入主中原，多爾袞采納了這個建議。不過，洪承疇策劃繞過山海關，越長城抵達北京的計策，多爾袞沒有采納， 他決心乘機踏破長期阻擋八旗鐵騎的“天下第一關”。
清軍入京後，多爾袞對洪承疇仍然十分器重，以其仕明時的原職銜任命他為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禦史，入內院佐理軍務，授秘書院大學士，成為清朝首位漢人宰相。
多鐸攻占南京，多爾袞強推“剃頭令”， 激起江南人民的拚死反抗。危難之中，多爾袞急忙派洪承疇取代多鐸，任命他為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敕賜便宜行事，但“禁止機密”之事須與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參酌施行，這表明他還是不能對洪承疇完全信任。
函可帶著四個徒弟，拿著洪承疇給的令牌，以為應該麵子很大，暢通無阻。但是，在他出城時，仍然受到了清兵的仔細盤查。如果是在不重要的小地方，守城門的兵丁是漢人的話，洪承疇的令牌絕對好使。南京是明朝故都，南明國都，京畿重地，是非之地，清廷不放心讓漢卒守城門，萬一對反清人士給予通融呢? 在旗人兵卒眼裏，洪承疇算老幾，不過是手下敗將而已。旗人兵卒忠於職守，認真搜查，《再變記》書稿露了餡，而且還搜出了弘光帝給阮大铖的書信。清兵對函可嚴刑逼供，要他說出背後的主謀和同黨，“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萬楚交下，夾木再折，血淋沒趾，無二語。絕而複蘇者再”。
函可雖然是文士，但在大是大非麵前，遇硬則強，鐵骨錚錚，始終咬定是自己一人所為。清軍以謀反大罪，把函可用鐵鏈繞項脖三圈，押解到北京，意圖打擊給他令牌的洪承疇。
涉及洪承疇，吏部甚至建議將洪承疇革職查辦，多爾袞卻容許洪承疇說明情況。洪承疇如實寫明自己與函可的父親有師生之誼，函可是頗有文名的詩僧。洪承疇謹小慎微，及早留了個心眼兒: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微妙，因此，函可向他求助時，洪承疇並沒有麵見他，而是讓屬下問明何事，之後，洪承疇隻開了個通行令牌。
多爾袞此時還需要倚仗洪承疇，以他的名聲幫助清廷招撫江南各地官員，爭取兵不血刃地統一江山。同時，多爾袞相信洪承疇所言俱是真，八九不離十。多爾袞對洪承疇的偏袒愛護，救了函可，多爾袞覺得如果殺掉這個有反骨的和尚，洪承疇會下不來台。
洪承疇忐忑不安，倘若攝政王動怒，自己掉腦袋也是有可能的，那樣，還不如當年不降清了。但他也心存一絲希望，覺得大清需要他，多爾袞或許不會趕盡殺絕。
多爾袞想得更多:“如果殺了洪承疇，那將影響惡劣，別的漢官就不敢投降了。如果寬容赦免洪承疇，會影響其他一大片漢官，覺得歸順我大清還是挺好的。”
對於函可，雖然開恩，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 判決將他及徒弟等四人發配到東北苦寒之地，流戍盛京， “奉旨焚修慈恩寺”，麵佛思過。函可是身陷清朝文字獄的第一人。史上的那些“文字獄”案，受牽連的人員無數，唯獨函可案是清代“文字獄”中“無人受牽連”的個案。
函可所著《再變記》當時便被銷毀，所有書稿內容從沒有得以流傳，書中到底記錄了多少明朝軍民的悲壯故事和清兵的殘酷殺戮，後人便無從知曉了。
函可到沈陽後，與後來流放來此地的文士們結成“冰天詩社”。這是沈陽曆史上的第一個文學社團。函可的詩文和品行極高， 使他獲得了百姓極大的崇敬。每當他開壇講法，聽者如雲。函可在遼東度過了十二個春秋，雖思念故國，卻無法回歸故裏， 含悲飲恨， 於虛歲四十九歲圓寂。
在清代文字獄史上，函可是一個富有象征意義的人物。文字之禍，自函可始! 函可身後，文網高揚，在康、雍、乾三朝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每一個士人都是在自覺不自覺地交付自己的人格、思想和自由之後，才可能苟活於世。與他們比起來，早行的函可幸運得多。
函可歿後一百多年，清廷大興文字獄，函可所著《千山詩集》被列入禁書目錄，查繳焚毀， 他住過的寺廟及骨灰所葬之塔， 被盡行拆毀; 連《盛京通誌》中所載函可事跡也被逐一刪除。這位清朝“文字獄”罪的第一個罹難者，再次遭受“文字獄”的迫害。
後來，攝政王多爾袞在洪承疇回京後，對其慰勞備至，寵信有加，一連數日召見垂詢各省應興應革之事，所有建議，無不采納。洪承疇固然攔不住剃發令，但他也向清廷建議，主張漢化，統治集團也須“習漢文，曉漢語”，了解漢人禮俗，倡導儒家學說，逐漸消弭滿漢之間的界限和裂痕。洪承疇參與清朝中央佐理機務，招撫江南，鎮壓屠殺了許多江南抗清義軍，斬殺了擁護明王室的義士，但他也以個人力量最大限度地維護江南百姓。在勸降鄭芝龍、得以順利進軍福建時，他被譽為“開清第一功”。洪承疇遭到抗清人士的一致唾罵。抗清人士譴責他無恥變節，連他的母親和親弟弟洪承畯也麵責他不忠。當大西軍餘部李定國和孫可望歸依南明永曆政權，在雲、貴、川出現了抗清新**，清廷派遣花甲之年的洪承疇前去救火，設伏擊敗孫可望，驅逐了李定國。之後，他上疏建議留吳三桂軍駐守雲南。隨後，他以老邁回京，卒於府宅。
有人說，清朝文字獄在順治四年(1647)緝拿函可之前還有序篇:順治二年(1645) ，在清王朝舉行的第一次鄉試中， 有河南中舉者， 將皇叔父攝政王多爾袞寫成了“王叔父”，主考官歐陽蒸、呂雲藻因此被革職，交刑部議罪。
多爾袞開創的清代文字獄，被其後的當權者認真貫徹，一代代繼承沿用。
順治皇帝給人留下了“柔弱”的印象。其實，順治狠起來比誰都不差，就像清算多爾袞，說翻臉就翻臉，想掘墓就掘墓、想鞭屍就鞭屍;他還親手點燃了“文字獄”的導火索，引爆了文化浩劫。為了抵製文人的影響力，順治下達了所有書籍必須由“詞臣造訂、禮臣校閱”的規定，否則，將禁止出版。順治的本意是想恐嚇警告那些文人，讓他們安分守己。可此時偏偏又發生了“黃毓祺檄文案”: 黃毓祺是江陰人，抗清義士，作了一篇**澎湃的《伐清檄文》， 宣言“必不可扶之弱植” “必不可勝之雄師”“特擊乎順逆之人心，與盛衰之士氣”等。永曆政權正是利用這篇檄文招募了一大批有誌之士， 簡直可比唐朝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黃毓祺四處奔走，聯絡抗清人士，屢敗屢戰，逃至泰州一寺廟，遭朋友出賣，被捕入獄，不肯屈服，死於南京獄中。清廷在對他“鞭屍”後，又“誅滅九族”。黃毓祺有妻徐氏、趙氏， 共生四子三女， 先是其子黃大湛、黃大淳、黃大洪“兄弟爭死”，接著黃大湛妻周氏，寧死不當亡國奴，以自刎、投水、吞金、絕食等方式抗爭，最後自縊身亡。這也是清朝嚴格意義上的第一場“文字獄”。
清朝定鼎北京之初，主要精力用於奪取江山，待到四海平定，便開始在思想上控製民心，於是“文字獄”連連發生，嚴酷得慘無人道。
最為著名、牽連最廣的文字獄是“《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戶莊廷鑨，雙目皆盲，出錢購買了明人朱國禎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後延攬名士，增潤刪節，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實，其父莊允誠於順治十七年冬(1660)將書刻成，即行刊書《明史輯略》。順治十八年(1661)為歸安知縣吳之榮告發，這時莊廷鑨、莊允誠已死，被掘墓刨棺，梟首碎骨，屍體被懸吊在杭州城北關城牆上，示眾三個月，莊廷鑨弟莊廷鉞被殺。所有列名參校、刻印買賣者均因此獲罪，重辟七十餘人，淩遲十八人，與《明史》有關的所有人員，無一例外地被處以極刑，連讀者都無一幸免，下獄者達兩千人，震動全國。然而，這並不是《明史》案的終結，康熙元年(1661) 、康熙二年(1662) 又接連發生過有人因私藏《明史》而被株連九族的事件。直到康熙三年(1663) ， 《明史》案才逐漸銷聲匿跡。
雍正八年(1730)發生的“清風不識字”案流傳最廣。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之子，也是顧炎武之甥孫。雍正八年，徐駿在奏章裏將“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將其革職。後又有人揭發他的詩集中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來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等句， 被認為是存心誹謗大清朝。雍正以大不敬罪，判徐駿斬立決。
清代的“文字獄”， 在規模和影響上，在懲處方式和受害者數量上，超出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從精神思想上對人民進行麻痹、腐蝕，甚至毒害。在清朝中葉以後，“文字獄”的爆發，使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幾乎陷於停滯，其重創難以彌補。縱觀清朝“文字獄”史，“文字獄”在順治朝興起，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達於鼎盛。追根溯源，以“文字獄”迫害文人，真正始作俑者正是攝政王多爾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