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時代的北京，有很多常住北京的外國人，不僅僅是朝鮮人、日本人、越南人這樣的東方人，更有藍眼睛、鷹鉤鼻子、黃頭發、白皮膚、身材高大的歐洲人，比如和清廷上層關係密切的傳教士湯若望。

歐洲基督教會不斷擴張，不斷派出教士來東方傳教。較早進入中國傳播教義的是利瑪竇。他從羅馬天主教廷出發，不遠萬裏，千辛萬苦，從非洲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經過馬六甲海峽， 於明萬曆十年(1582) 來到澳門，從南向北，慢慢來到北京，與明朝宮廷建立了聯係，得到恩準，長居北京。傳教的同時，他把西學帶入中國，比如幾何;他還製作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張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五月十一日，因病卒於北京，終年五十八歲，成為首位葬於北京的西方傳教士。

另一位在中國具有非常大影響力的西方傳教士就是湯若望。

青年湯若望在羅馬學習神學。他很欽佩利瑪竇神父在中國采取的適應中國文化習俗、名為“合儒”的傳教策略，即竭力把天主教義與中國的儒家文化相結合。當他聽說利瑪竇神父以其數學和天文學方麵的智慧，驚豔中國人，並且受到皇帝的優禮和敬重， 為上帝的教會開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領域時，他決心繼續這項事業。

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七月十五日，湯若望和他的教友們抵達了澳門，開始精心研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尋找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湯若望把自己的德文姓“亞當”改為與漢字發音相近的“湯”，將德文名“約翰”改為“若望”。

當時明朝正是內憂外患之際，正在對付滿洲努爾哈赤的八旗勁旅，“非火器戰車不可禦之”。朝廷派人到澳門向葡萄牙人購買大炮。滯留澳門的傳教士們以軍事專家的麵目，跟著大炮隨行，得以進入內地。明天啟三年(1623)一月二十五日，湯若望到北京後， 仿效當年的利瑪竇，以他的數理天文學知識得到朝廷官員們的賞識。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預測了明天啟三年(1623)十月八日出現的月食。他用中文寫了一本介紹伽利略望遠鏡的《遠鏡說》，第一個將歐洲的最新發明介紹給中國。崇禎九年(1636) ，湯若望奉旨設廠鑄炮，兩年中鑄造大炮二十門。

清軍進入北京後，湯若望將他修訂的曆書(《崇禎曆書》的刪節版)，進呈了攝政王多爾袞。多爾袞對曆法能看懂多少，不好說，但這個洋人修訂的曆法，跟大明朝的曆法有區別，是不同的，是新的，是屬於大清的，好，這就值得推崇。於是，多爾袞下令，清廷采用新的《時憲曆》，並頒行天下。

由此清朝發生了新舊曆法之爭，一度停用新曆法，恢複舊曆法，後來又推行新曆法，到了康熙年間則直接演變成你死我活的鬥爭。維護舊曆法的人再次上書《請誅邪教狀》，矛頭直指湯若望， 罪名主要有三:一是曆法荒謬;二是潛謀造反;三是邪說惑眾。湯若望及其義子潘盡孝被判處死刑，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等被判淩遲處死。恰好此時京城發生了地震，天空中出現了彗星，很多人視為不祥的預兆， 認為不應殺湯若望。後來， 聖母皇太後介入，從中斡旋，湯若望、杜如預、楊弘量等最終免於一死。不過，李祖白等五人就沒那麽好運了，依舊被執行死刑。

中國今天的農曆，是湯若望在舊有農曆的基礎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現代農曆”。

湯若望在中國生活了四十七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基督教史和中國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視的人物。他逝世後，被安葬於北京利馬竇墓左側。德國科隆有他的故居，塑有雕像。意大利耶穌會檔案館有關於他的大量資料。

回想攝政王多爾袞率軍入京之初，才兩個多月，在軍政繁忙日理萬機之際，還能夠敏銳地認識到一個西洋教士進呈的曆法是先進的、是正確的，並頒行全國，而且加封湯若望為太常寺少卿，官階為正四品。不得不佩服，多爾袞眼光真“毒”!

還有一件事情也事關多爾袞，順治七年(1650) 五月， 滿文版《三國演義》發行了，這算得上是滿文創製以來、滿漢整合的一樁大事。

很多人認為努爾哈赤隻是一個草莽英雄。其實，努爾哈赤作為一個有雄心的軍事家和政治家，是非常有遠見的，懂得文化的重要性，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 ，創業未半，他便命令額爾德尼和噶蓋創製女真人自己的文字:參照蒙古文字為女真人的口語配上字母， 也就是後來的滿文。中國少數民族眾多，有自己文字的卻較少。努爾哈赤是軍事奇才、天才，他非常喜歡看《三國演義》， 在多爾袞小時候，努爾哈赤便讓他好好讀《三國演義》。努爾哈赤能夠統一女真人， 多爾袞能夠領兵入主中原，《三國演義》是這父子兩代成就大業的用兵寶典。

漢族文化汗牛充棟，多爾袞卻單單選擇自己最喜愛的《三國演義》，命人先把它譯成滿文，讓更多的滿族子弟閱讀學習。他這是希望培養出更多的軍政人才來鞏固大清的統治。

順治三年(1646) ， 各地的抗清鬥爭風起雲湧。然而，在京城，一部《大清律》橫空出世。

一個新政權，頒行自己的法律，標誌著它走上了正軌。同時，這也是文化創建，是放眼長遠的大胸懷之舉，更彰顯了其自信心。

《大清律》以《大明律》為藍本，是中國最後一部封建律例，全麵總結了封建社會的曆代法治。 《大清律》於順治三年(1646) 五月初次修成，其後經曆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訂後才定型，在清末新政中，光緒三十四年(1908)再次修訂，宣統二年(1910)形成最終版本，定名《大清現行刑律》。宣統帝退位後， 《大清律》在香港租界內依然沿用， 直到 1971年才正式廢止。

延續三百多年的《大清律》，是在多爾袞的主持下開始修立的。然而，因為他是攝政王，順治小皇帝是皇帝，廟號世祖，所以《大清律》起初是以“清世祖敕纂”的名義頒行。

好一個可憐的多爾袞，他所有的功績，都是順治小皇帝的，他一輩子都在為皇太極父子“打工”。清代太祖、太宗，都是通過自己的打拚贏得了帝王之尊，但順治皇帝的廟號“世祖”，是叔叔多爾袞給他戴在頭頂的閃光金冠。“祖宗” ，是中國文化中對祖先的至高尊稱。在帝王序列中，隻有開疆拓土的皇帝才有資格稱“祖”。

多爾袞這位軍事家，在政治上的表現可謂毀譽參半，在推行“五大弊政”和肇始“文字獄”、強推“剃發令”之外，也承擔起了文化建設的責任，推行了新曆法，發行滿文《三國演義》，主持修撰《大清律》??他的功過任後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