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大名自中唐以來，一直如雷貫耳。即使在今天，凡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也都無人不知韓愈。
在《馬說》和《師說》裏，韓先生敢於打破陳規，公然宣揚自己“好為人師”；在《進學解》中韓愈告訴我們，他是個為了文化事業“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安貧樂道的知識分子；而當我們讀了他的《送窮文》《祭鱷魚文》後，則又會發現他幽默達觀的一麵。
韓愈文章讀得越多，我們越會對這位活躍於千年前的文學夫子有驚人的發現。而最終我們得知，他的不足、他的缺憾與他的優秀、他的絢麗一樣，也是足令景仰他的後人詫異。
韓愈一生寫有詩文700多篇，其中散文300多篇，體裁有雜著、書啟、贈序、碑誌等。在唐朝，為離世的人寫碑誌是很興盛的事情，韓愈作為當時的文學名人，不可避免地要被卷進這一熱潮中去。為死者寫碑誌，若能實事求是便也無可厚非。寫得好了，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同樣可以流傳千古。如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寫柳宗元的立身名節及對文學的傑出貢獻，而且對賣友者作了譴責。
但韓愈的碑誌文章並非篇篇如此。在他所寫的70多篇碑誌中，有一小部分是為王侯將相、達官貴人而寫的，在典雅莊重的文字之下，行的卻是言過其實、文過飾非之實。比如韓弘，其人是個跋扈的軍人，對部下很殘暴，但在韓愈的墓誌文章中，卻成了一個“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如何，不自為重”的守法長者。另一位叫王用的人，是唐憲宗的舅舅，本無功業可言，韓愈卻在《太原郡公神道碑文》中稱其“持以禮法，不挾不矜（不仗勢不自大）。”“皆以選進，不專為恩（靠本人才能，不倚仗皇親國戚身份）。”王用在韓愈的筆下成了完美的君子。
韓愈在為王用寫碑誌時，已進入朝廷投身官場，他寫這類違心的文字是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韓愈的無奈在這篇碑誌中便有所披露：“公（王用）之姐婿（姐夫）京兆尹李翛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今不可以辭。’應曰：‘諾。’”人家是皇親國戚，得罪不起。在對方軟中帶硬的請求麵前，韓愈隻有俯首聽命的份兒。韓愈文中的這段對話，決不可能是閑筆，他是讓世人（包括後世之人）知道他的實際狀況，以便必要時“說清楚”。
有人認為，韓愈之所以寫了些“諛墓”文字，是因為“高稿酬”的緣故。韓愈確實因為寫碑誌而收受了不少的酬謝，如王用的後人就送給韓愈一匹馬和一條白玉帶。但以韓愈的為人，讓他僅僅為了這個不惜以犧牲文格、人格為代價，實在不可能。他之所以違心做事，除了前麵提到的是出於人情的無奈而外，也許還是出於“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通盤考慮。他心中一直有個“事業窺皋稷”的宏願。為了顧全那個“大局”，他不得不忍一些小辱。若他活著真的是為了物質上的榮華富貴，就不會有後來冒殺頭之罪，給憲宗皇帝寫《論佛骨表》之舉了。
在韓愈那數量不算少的碑誌裏，真正稱得上“諛墓”的文章僅是少數幾篇。更多的，都被他以巧妙靈活的筆法，將可能成為“諛墓”的文字變成了搖曳多姿的文學作品。如在《殿中少監馬君墓誌》中，雖記述的是一生無事可記的紈絝公子，韓愈卻從自己與他們祖子孫三代的交誼寫開來，“自始至今，（韓愈）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這已經變成了至情至性的好文章。
殊為可貴和不易的是，韓愈在他的碑誌中，還能針對死者生前的不良言行給予實事求是的諷刺和譴責。在《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中，先寫隱士石洪如何高尚，而後筆鋒一轉，寫當某節度使“以幣先走廬下”，石洪便因其所“得”，而不做隱士了。韓愈為此進行了委婉的諷刺。在《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中，韓愈對墓主服食丹砂下血而死深表惋惜的同時，也譴責了他們的愚昧和迷信，更像是一篇激烈的檄文。
韓愈的“諛墓”文字盡管有限，而且“事出有因”，但仍逃不脫曆代人們的議論批評，可見白紙黑字的文章需要謹慎為之。為文一定先要做好為人，一個人若沒有骨頭，下筆就容易有媚氣。文如其人，這話不是白說的。
199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