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自己的攻擊會破壞假自己係統,各種過渡性的零星分離行為,其日積月累,也可能破壞假自己係統。倘若假自己係統尚未遭此破壞,暫時保持完好,那麽,個體表麵上會顯得完全正常。然而,正常外表之下,精神病卻在個體內部悄悄發展。

在“真”自己看來,表麵上的正常、日常生活中成功的調節和適應,無非偽裝而已,越來越可恥、可笑。與此同時,相應的事情也正在發生。本來,個體下意識知道,置身世上,當下即時,一個人理應服從生死命運,擔當血肉模糊的生活,成為世上他人的客體。但是,個體無法承諾這份生活;相反,生死命運中各種相關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成為個體的障礙,阻止他成為世上他人的客體。現在,隨著病情隱秘地發展,耽於自身幻想性關係中的“自己”,日益呈現為揮發狀態,而且更為不幸的是,它可能針對上述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障礙,展開幻想性的突破。悲劇的大幕可能就此拉開。既然“自己”揮發於幻想,那麽,它可能釋放這樣的欲望:決定粉碎自己的封閉性,終止偽裝和欺騙,真誠展示自身,旗幟鮮明地告白自己。一旦如此,重症精神病恐怕無法避免。

個體一旦陷入這樣的過程,內部的精神失常必然愈演愈烈。此類情況若無深入研究無法把握。僅僅考察或追溯“客觀”病史,並不能發現任何突發壓力的痕跡,也找不到猝發前的明顯跡象。事實上,通常的臨床精神病史,或者說,個體假自己係統的曆史,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其病程。除非我們從個體自身采集、獲得其自己的曆史(the history of his self),否則不可能理解這樣的精神失常。

下麵兩例精神病的發作,在臨**十分常見,醫生都很熟悉,但仍然覺得有如“晴天霹靂”,令人迷惑不解。

一位二十二歲的年輕人,在父母和朋友們看來,完全“正常”。一天他到海邊度假,駕小船出海,遠遠漂離海岸,好幾個小時之後被人救回。他說,他失去了上帝,他到海上去尋找上帝。這場精神病發作讓他在醫院裏待了好幾個月。

另一位男子年約五十,至少據他妻子主訴,從不“神經”,直到精神失常那天,仍是他“通常的自己”。那天恰逢炎炎夏日,他攜妻兒到河邊野餐。誰也不料,野餐之後,當著全家及現場其他人,他脫光衣服,趟入河水。至此,一切或許還算正常。然而,水及腰深,他開始往身上澆水,而且再也不上岸了。他說,他在清洗自己的罪,他從未愛過妻兒,他因而有罪。他說,罪過潔淨之前,他不會上岸。最後,人們叫來警察,把他拖上岸,送進了精神病院。

借助上述兩例,包括其他同類案例,我們稍加歸納如下:個體的假自己係統維持著日常世界的精神正常,或者說,看上去“正常的”表情、衣著、行為、動作和語言,包括一切可觀察的事情。與此同時,個體的“自己”卻悄悄卷入另外一個世界,越來越深。這個世界不是它真實的世界,而隻是它看到的世界。

我完全相信,相當一部分精神病的所謂“治愈”,實際上是因為各種原因,患者決定重新扮演正常。

下麵討論第二種“謀殺自己”的情況。

不少人格解體(無論是否精神分裂)的患者聲稱,他們謀殺了他們的自己,那個自己不在了,被奪走了。

通常,人們把這樣的話稱為幻覺,然而,即便說是幻覺,也是包含生存真理的幻覺。這些真理,唯有回到個體自己的生存,才可能得到理解。

一位精神分裂患者可以告白自己犯了自殺罪。與此同時,他可能完全清楚:他並未割開自己的喉嚨,或自沉江河。如果談話對象不明白這個意思,就會被他內心視為傻瓜。事實上,此類表達多係圈套,患者編織出來,實在是針對他眼裏的蠢人和愚眾。對於這樣的患者,通過割斷喉管來殺死他的自己,可能完全不是邏輯的推理,因為,他的自己和他的喉管,兩者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彼此很難產生影響。這意味著,他所說的自己,其實是非身體化的自己。在他眼裏,自己或許屬於不朽,其構成可能是近乎永恒的、非身體的物質。這樣的自己,他可能會稱之為“生命基質”或“靈魂”,甚或以自己的姓氏來命名,並隨時準備加以捍衛。這是施雷伯(Schreber,1955)著名精神病理論的中心思想之一。

生活中常見性無能焦慮神經症;此外,我們也知道有人害怕失去“自己”,這是一種恐懼症。比較兩者,或可提供幫助,讓我們走近“謀殺自己”的精神病難題。考察性無能焦慮的個體,不難發現以下潛伏的幻想:個體害怕失去性功能,因而,他會假裝被閹割,借此將性功能藏而不用,消除被閹割的危險。現在,同樣的原則被精神病人用來建造防禦機製,隻是他所要保護的並非簡單的性功能,而是他的自己。事實上,這是一種根本性的防禦機製,也最為自相矛盾,其徹底和荒誕,超過其他任何巫術式的防禦機製。就我所知,它是一切精神病防禦機製的基礎,雖然具體表現形式因人而異。對於其中的邏輯,我希望給出最普遍的概括,那就是:為了維護存在而拒絕存在。顯然,為避免“自己”被生活消滅,精神分裂患者幻想他殺死了這個“自己”。為了活著,他讓自己死去。

錯綜複雜的因素匯聚起來,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促使個體擺脫他的自己。自己竭力與身體分離,反抗與身體的統一,仍無法擺脫焦慮。其間,個體付出思想、感情、感覺、行動、知覺,等等,末了一切徒然。最終,個體未能取得任何進展,反而完全陷入它試圖逃避的焦慮。

一旦陷入這種狀態,個體將極度痛苦,如以下蘿絲和瑪麗的案例所示。

我認識蘿絲那年,她二十三歲。當時她怕得要死,說自己快瘋了。事實正是如此,因為恐怖的記憶重現腦海,揮之不去。最初蘿絲以為,忘掉自己就可以忘掉那些記憶,於是隨時努力避開自己,專注別人。這樣做的結果,她覺得漸漸有所平和,焦慮得到緩解,畢竟,她並不想折騰自己呀。然而不幸的是,她內心總有某種力量蹦出來,逼著她折騰自己。她因此而抑鬱,卻無法停止自我折騰,而且這樣的折騰越來越劇烈,以至於任何一個思想或行動,都要消耗難以想象的意誌。接下來,她發現意誌沒了——被自己用光了。於是,她不敢為自己做任何事情了,因為她無法為此負責。必然的結果是,蘿絲覺得生活不再屬於自己,為此痛苦不堪。“我的生活屬於任何人,單單不屬於我自己。”沒有自己的生活,她覺得雖生猶死:了無目標、活力和根基。蘿絲說,她認為“她”已然“每況愈下”;她說,趁眼下還來得及,她想擺脫“它”。然而她又覺得,事情走得太遠了,以至於她“缺乏足夠的能力把握住自己”,而“它”,則從她身邊“悄悄溜走了”。蘿絲補充說,如果她能喜歡別人,情況就會好一些。

幾天之後,她說出下麵這番話:

這樣的念頭接連不斷,我刹不住車了。我真正的自己(my real self)掉下去了——通常它就在我的喉嚨裏,可現在它掉得更深了。我正在失去自己。它掉得越來越深,每況愈下。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卻又不敢。大腦裝滿各種想法、恐懼、厭恨、妒忌,大腦無法把握。它們不受我控製。我就在我的鼻梁後麵——我是說,我的意識就在那兒,它們分裂了我的大腦,這就是精神分裂,不是嗎?我真有這些念頭嗎?我不知道。上次我說我有這些念頭,可能隻是為了治病。唉,要是我能夠喜歡和愛,而不是厭恨,那該多好。我願意喜歡大家,然而我又想恨他們。其實我正在殺死自己。

接下來幾周,蘿絲一直這樣談下去。過去她想說,她正在殺死自己;現在她想說,她相信她已經殺死了“她自己”。蘿絲幾乎始終堅持認為她真的殺死了自己,有時她又說她失去了自己。偶爾也有這樣的時候,她並未感到自己完全“死了”或“不在”,此時她反倒會覺得“奇怪”“不可思議”,進而無法相信自己和其他事情。蘿絲痛苦地意識到,她失去了以真實方式經曆人生的某種能力,還失去了思考真實的能力。與此同時,她卻在乎別人擁有這種能力,方向相反,痛苦卻一樣強烈。蘿絲說,為了“重新把握現實”,她有意無意采用了一些手段。例如,她會把一些事情歸入“真實”一類,此時若有人談及此類事情,她會對自己說:“我得想想。”接下來,她會一遍一遍重複那些隻言片語,希望借此幫助她理解其中的真實性。她覺得醫生屬於“真實”一類,就總是努力記住醫生的姓名。她試圖對其他人產生影響,比如她希望說一些會讓他們尷尬的話。她發現這很容易做到,因為她覺得自己可以完全不顧別人的情感。然後,如果她從對方身上看到了尷尬的跡象,她內心就斷定自己必然屬於“真實”一類,因為自己對真實的他人產生了影響。隻要有人“進入她大腦”,她就會對自己說她就是那個人。她覺得,既然自己喜歡某人,就應該像這個人。她常尾隨別人,模仿他們走路、說話的樣子。在這種情況下,別人說什麽,她就會同意什麽,以至於常因此激怒別人。隻是在這種情況下,她又總要抱怨,認為她離真實的自己越來越遠了。她希望“接近”別人,也希望別人接近她,事實上卻越來越不可能。隨著絕望加深,焦慮反而減緩,但擺脫不了這樣一種頑固的恐懼:隨著時間推移,蘿絲漸漸無法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了。別人做的各種事情,對於她而言,“無法理解、經曆,無法感受”。她相信誰都比她聰明,都在做智慧的事情,然而,她自己呢?哪怕別人最簡單的行動,她也無法明白別人的目的。時間停滯了,她沒有未來;與此同時,記憶凝固而僵化,擠滿大腦,令她也無法前瞻。顯然,蘿絲正在失去一種感覺,即明可夫斯基所謂“經曆”時間的感覺,它的意義是區分一件事件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

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是:蘿絲越是感到她和人們無法彼此接近,就越是覺得被困於自身世界——如她所說“他們進不來,我也出不去”——進而,必然越會從外部遭受精神病的威脅,某種意義上意味著越是“公開”。事實上,她越來越猜疑他人,甚至開始藏匿物件,唯恐遭盜竊,不時查看手提包清點財物,生怕別人偷走什麽。她變得越來越退縮,同時也越來越脆弱。這種困境,蘿絲自己給出了最清楚的概括:一方麵,她自己正在殺死自己;另一方麵,她恐懼“自己”會遭竊、會丟失。用她的話說:她大腦中隻有別人的思想,隻能想別人之所說。

一會兒,蘿絲又說自己是兩個人。“有兩個我。”“她就是我,我就是她。”她聽到有聲音叫她去殺死她母親,她說,這聲音來自“其中一個我”。她指著自己的額角說,“這兒全是棉花。我沒有自己的思想,完全一塌糊塗,隻有我、我、我,讓我無法區分我和我、我和我自己。說到我自己,我知道一定出了什麽問題,我身上一定發生了什麽事情,但我一無所知。”

也就是說,蘿絲害怕失去自己,試圖“重新把握現實”,然而,她的努力卻南轅北轍。逃離自己或謀殺自己,兩種互相衝突的企圖,繼續被她用作基本的防禦機製,事實上,它們越來越強烈,每況愈下。

蘿絲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焦慮壓抑個體。迫使個體想要“幹掉自己”的不隻是焦慮,還有強烈的罪感。這種破壞性的力量難以抗拒,常常使得個體走投無路,以至於想“幹掉自己”。

彼得就是後一類的典型。如前所述,沉重的罪感迫使彼得成為無物——試圖誰也不是,什麽也不是。彼得之外,下麵的患者也屬於後一類例子。她的人生之路與彼得相似,幸運的是,她及時挽救了自己,更確切地說,她沒讓自己發展到精神病的狀態。我們知道,一旦進入那種狀態,必然積重難返。

這位患者名叫瑪麗,二十歲。大學第一學年,未通過任何一科考試,她到考場的時間不是早幾天,就是晚幾天,幾乎每場考試都錯過了。偶爾趕上考試,她卻不願意答題。第二學年,她索性課也不上,萬事皆休。原因何在?令人困惑。有人建議她找我谘詢。我安排她兩周約談一次。結果不難預料,她根本無法守時。而且,豈止不守時,她完全置約談時間於不顧。本來,約談時間的安排,已經充分考慮到她的實際情況,盡可能將就她。然而,例如本來周四下午的約談,她可能周六上午才來。又如本來下午四點就該開始約談,她可能下午五點才來電話說,她剛起床,因而無法準時趕到,不過,一小時內趕到行嗎?雲雲。再如,她不打招呼就放棄了五次約談,第六次碰巧如期而至,卻不解釋前五次為何爽約;此後又回到前五次的樣子。如此等等。

瑪麗蒼白、瘦弱,麵帶倦容,頭發也不梳,披散在肩頭。她的裝束沒有定準,含混而怪異。一旦談及自己,就會躲閃,顯得很隱秘。她接觸的人不少,均為泛泛之交,就我所知,其中沒有任何人知道她的生活方式。她隨父母住在倫敦郊外,自從上大學,即獨自寄宿市內,而且不斷搬遷,連父母也不確切知道她住哪裏。偶爾,她會在意想不到的時間,讓父母照她的安排來探望;她跟父母打招呼的方式,好像自己隻是這個家庭的一個熟人。事實上,她是家中的獨女。瑪麗走路輕快,幾乎踮著腳尖;說話輕柔、清晰,卻又散漫、離題、平靜而做作,缺乏活力。她不喜歡談論自己,對政治、經濟類話題卻有興趣。對我,她明顯冷淡,常明確向我表示,在她眼裏,我無非她萍水相逢的無數熟人之一,因某句話偶然相識而已。有一次她說我很有趣,然而又說我生性邪門、絕不單純。來我這兒,希望得到什麽,她從不坦露;來了以後感覺如何,亦語焉不詳。她發現自己對我很冷淡,便有些困惑,因為,她來我這兒,通常要走很遠的路途。

總之,這位少女的種種表現,如果照臨床精神病學的判斷標準,可歸入典型的早發性癡呆或單純型精神分裂,似乎無藥可救。

然而,某一天,瑪麗竟準時前來,而且,言談舉止判若兩人。就我所知,那天她第一次衣著基本得體,態度不再怪異得讓人無所適從;相反,其動作和表述有了明顯的活力。談話開始,她劈頭就說,她已經認識到,自己過去割斷了與別人的真實關係,這種生活方式使她感到害怕。其實,她內心知道這是一種錯誤的生活方式。她這番話,表明她的生活中發生了極為重要的事情。據瑪麗自己說(我沒有懷疑的理由),是一部電影導致了這場變化。原來,曾經有一周的時間,瑪麗每天前往影院,觀看同一部意大利電影《大路》(La Strada),主角是一位男人和一位少女。男人體格壯健,在一個馬戲團做演員,在不同城市巡回演出,扮演角色,例如,突然鼓起胸膛掙斷鎖鏈等。男人要求少女的父母讓女兒跟他走,做他的助手。他強壯、冷酷、下流、惡毒,把少女當婊子看待,隨意強奸、毒打、拋棄,毫無良心與自責。他不把少女當人,後者盡力滿足他,表示忠誠,但他毫不感激,相反明確表示,她做的這一切並不也不可能比別人做得更好。少女雖未被痛苦壓倒,但看不到生命的意義,她現在毫無價值,男人奪走她的一切,隻剩下悲傷和孤單。絕望中,她跟馬戲團一位走鋼索的演員交上了朋友,向對方訴說自己的痛苦。鋼索演員鼓勵她一道逃走,她卻拒絕了,理由是:她逃走了,男人孤單一人怎麽辦?鋼索演員撿起一塊石頭說:他不敢相信她連石頭都不如,石頭至少有石頭的用處,因為石頭至少存在著。他還指出:既然她知道除了自己沒人可能留在男人身邊,那麽就憑這一點,她應該看到自己有用。電影中,少女單純幼稚,不懂防範詭詐和欺騙,暴露了內心隱情。結果,當著她的麵,公牛般強壯的男人殺害了鋼索演員,並毫無愧疚,任憑她獨自哀泣:“這蠢貨沒救了!這蠢貨沒救了!”此後,少女形同木偶,不吃不喝。男人見沒了指望,趁她入睡,將之遺棄在風雪交加的路旁。

顯然,瑪麗把自己認同於電影中的少女了,同時也把自己和少女作了比較。那個強壯、惡毒、冷漠、殘酷的男人,正好體現了她關於父親(某種程度上也關於我)的幻想。不過,真正震動她內心的是:盡管生活如此可怕、不幸、絕望,少女卻未割斷與生活的聯係;她不自暴自棄,也沒有扭曲自己的單純。在宗教上,少女表現得並不特別虔誠,不像瑪麗那樣信仰某個存在(瑪麗稱之為上帝),少女的信仰是一種無名的信仰。雖然如此,少女的生活方式,最終不是否定生命,而是肯定生命。比較少女和自己,瑪麗深受震動。現在她意識到,原來是她自己阻礙自己走向上帝的創造。這創造如此生機勃勃、大度包容,甚至悲慘如電影中的少女,竟能被劇團的小醜逗笑,並因為鋼索演員而激動不已,會從一支歌中找到慰藉,至少像一塊石頭有自己的價值。

當然,如前所述,臨床精神病學自有其“客觀”觀點,在它看來,瑪麗過去陷於進行性或器質性精神分裂的惡化過程,目前的轉變則意味著惡化過程的中斷。但是,生存論精神病學有自己不同的觀點,在它看來,瑪麗的轉變意味著:她中止了謀殺自己的行為。瑪麗終於認識到,自己的生活已然淪為一種係統化的企圖,目的是要破壞她自己的身份,讓自己變成無人,即誰也不是。本來,借由相關事情,通過特定的付出,瑪麗可以進入與他人的關係,讓自己成為某個具體的人。不幸的是,她回避了所有這些事情。瑪麗也努力行動,但其方式無法產生現實的結果,因而,幾乎不可能稱為現實的行動。生活中的常人都是特定的人,一般而言,借由特定行動達到現實的目的,過程中,自己的位置也越來越確定。瑪麗卻不是這樣,相反,她采用了這樣的手段:絕不承諾任何特定的事情,或者說,絕不讓人看到她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與特定的人一道,做特定的事情。借此手段,瑪麗試圖把自己貶低為無限消失的點。事實上,瑪麗跟常人一樣,始終生活於特定的時空,然而,她總想抽象自己,讓自己“事實上又在別處”。她借此逃避特定時空的定義,仿佛可以投身行動而又不“置身其中”。這一虛妄的努力貫穿她的一切行為:包括她要幹的工作、有待締結的友誼、姿勢、表情等等。她試圖借此成為無人——誰也不是。概而言之,她的狀況與彼得的狀況非常類似。兩位患者都越來越相信,成為某人是虛偽,成為無人是坦誠,因為他們覺得無人才是他們“真正的”自己。生存論精神病學認為,這是一個自己毀滅的過程;然而,“客觀的”臨床精神病學家說,這隻是單純型精神分裂的惡化過程。

彼得和瑪麗的案例表明,處於這種狀況的個體,他們所經曆的罪感,很大程度上,無關於他們是否喜歡或承當了特定的思想或行動。就此不如說,另一種更為寬泛的敗壞感和虛無感取代了通常的罪感,從各方麵打擊了他們存在——成為什麽——的權利。在這種狀況中,敢於成為什麽,會讓個體感到有罪;與此同時,未能成為什麽,過於害怕成為什麽,則意味著加倍的罪感。此外,試圖在生理上或生存論上謀殺自己,也會產生罪感。這些罪感力量強大,阻礙個體積極參與生活,讓“自己”陷於孤獨,迫使“自己”不斷退縮。可以說,在這種狀況下,罪感一直寄生於個體的防禦機製,而最初,正是這同一個罪感促發了這一防禦機製。

例如,詹姆斯曾經做了一個夢,他用手比畫著描述了這個夢境:“兩個原子沿平行軌道運動,接著又原路返回,停下來的時候幾乎相撞。”他恐懼不已,帶著可怕的不祥之感從夢中醒來。

詹姆斯自己解夢說:那兩個原子正是他自己,它們未能沿“自然軌道”繼續運動下去,而是“原路返回自身”,所以“觸犯了事物的自然秩序”。然而,這個夢還有另外的含義:事實上,這一“原路返回自身”的關係,令詹姆斯深感自己有罪,因為它意味著:

1.俄南之罪,亦即浪費上帝賦予的創造力和生產力。

2.從實際的異性關係中倒退,在自身存在的兩部分之間建立關係,其中一部分代表男性,另一部分代表女性。

3.從男性之間的現實關係中倒退,在自身內部建立排他性的同性戀關係。

對詹姆斯之夢的上述解釋,揭示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對於這種狀況中的個體,它與自己的關係是一種罪感的關係。如前所述,自己在自身內部(或試圖在自身內部)形成一種關係,本來“就事物的自然秩序而言”,這種關係隻存在於兩個人之間,不可能在個體單獨的自己之內實現。

無論蘿絲的“兩個我”,還是詹姆斯的“兩個原子”,總之,個體自己的分裂為一類幻覺(one type of hallucination)提供了基礎:通常,分裂後的一部分自己似乎保留了“我”的感覺,而餘下的“自己”則會被稱為“她”。但是,與此同時,這個“她”仍然是“我”。蘿絲說:“她就是我,我就是她。”一位精神分裂患者告訴我:“她是一位在尋找著我的我。”[在嚴重精神分裂的狀況下,個體的自己似乎會碎裂為幾個部分,每部分都有自己的內核,包含某種確定的“我”感(I-sense),而且都把其他部分感知為部分的非我。]在個體內部,自己感知著“別的”自己,如果“別的”自己產生了某個“思想”,自己會認為既不出於自身,也不出於自身幻想;所以,該“思想”作為知覺具有某種潛質,有可能發展為幻覺。也就是說,別的自己(the other self)是其中一個幻覺的基礎。更具體而言,自己解體後,任一局部的內核(self-focus)隻要保留有殘存的“我”感,均可形成一個片斷的“別的”自己;而一個幻覺則是一種“宛如”的知覺(an as-if perception),來自片斷的“別的”自己。這種現象,在症狀明顯的精神病患者身上,更為突出。不僅如此,自己分裂而成的片斷,這些“別的”自己,各自擁有其幻象,彼此無法協調,互相劇烈衝突。上述自己-自己關係(self-self relationship)為這種衝突提供了內部環境;而衝突本身,則被個體經曆為幻象的“具體化”(參見下一章)。事實上,正是這樣的衝突導致個體聲稱:自己被謀殺了,或者說,“他”謀殺了他的“自己”。隻是即便使用“精神分裂言語”(schizophrenese),事實還是事實:個體可以割開自己的喉嚨,卻不可能謀殺其內在幻象的“自己”。沒有誰能殺死鬼魂。可能發生的事情是,這個內在幻象的“自己”,其位置和功能幾乎被一群原始形態的代理者“取而代之”或“僭越”。這些代理者似乎處於完全的控製之下,與此同時,也支配著個體存在的方方麵麵。這意味著,心理治療的任務乃是與個體原始的“自己”保持接觸;同時,心理治療必須相信:這一原始的“自己”哪怕不具實在性,也擁有可能性,標明重返現實的方向和路徑。然而,為此必須進一步深入研究精神病進程和現象,以便獲得更清晰的眼光,更寬闊的視野。這是我們下一章的工作。

[1]負鼠,一種美洲動物,若遇危險會躺下裝死。——譯注

[2]個體存在中的分裂,及其諸感覺形式之間的關係,至今仍遭極大曲解。——原注

[3]荷爾德林(1770—1843),德國著名抒情詩人,1798年起精神分裂,直至逝世。此人生前鮮為人知,死後更遭遺忘,二十世紀初被重新發現,獲世界聲譽。——譯注

[4]彌達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位國王,愚蠢而貪婪。曾獲點物成金術,因其欲望無法節製,將所有一切包括食物都變成黃金,差點餓死。——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