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設想，要對每一種道德都作出點評，指出它的好處以及拋棄它所帶來的壞處。這本書當命名為《道德的藝術》，因為它告訴我們如何獲得道德，這跟單獨勸人從善的說教完全不同，那種方法既不會給人以啟示，又不會指明方法。正像《聖經》裏的那個使徒一樣，不過是個口頭慈善家，他不告訴那些挨餓受凍的人該如何或在哪裏獲取衣服和食物，而隻是告誡他們要吃飽穿暖。
我打算寫作和發表的計劃卻一直未能實現，但我確實一直在為此做著準備，我不斷地記下一些簡短的感想或推論，以備寫作之用，至今這些東西還保留著一部分。可是在早期的生活中，我不得不忙於個人事務，後來又效力於國家事務，寫作計劃便一直耽擱了下來。我認為這應該是一項龐大的工程，需要全身心投入進去才能完成。可是萬萬沒想到，一連串的事務讓我無暇脫身，使得計劃拖延至今。
在本篇中，我想強調這樣一個理論：如果單單考慮人的本性，不道德行為是因為受到禁止才沒有產生危害，之所以受到禁止，正是因為它們是有害的。因此，每個人都有崇尚高尚的一麵，都想在這個世界上獲得幸福和快樂。從這種情況來看，我想盡力讓年輕人相信，沒有什麽能比誠實、正直等道德品質更能令人發家致富的了（世上如此多的富商貴族、王孫貴族，他們都需要用誠實來處理事務，然而這樣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
那些道德項目，起初我隻列出了十二項。當時，有一位教友會的朋友出於善意告訴我，說人們認為我很自負，這種自負經常在我的言談中表現出來，例如在討論問題時，我並不隻限於證明我的正確，而是盛氣淩人地壓倒對方，有時候甚至咄咄逼人。為了讓我相信這一點，他還舉了一些例子。從那時起，我便決心克服這種愚蠢而狂妄的行為，因此在道德項目中又加了一項“謙虛”，並賦予它更為廣泛的含義。
我不能自我吹噓，說自己在道德上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我至少在表麵上已經做得很好了。我給自己立下了一條規則，即不許當麵直接表達和別人相反的意見，不可斷然肯定自己的意見。我甚至延續了“君托社”所定的老規矩，禁止自己使用絕對肯定的詞語和句子，例如“當然”“毫無疑問”等，取而代之為“我猜想”“我估計”“我想某件事可能是這樣”或者“就目前情況看，我覺得……”當我認為別人提出的意見是錯誤的時候，我不會針鋒相對地駁斥他，也不會馬上指出其荒謬之處。在我回答他時，我會先肯定對方的觀點在某些情況下是正確的，然後指出它在目前這種狀況下“似乎”“好像”有些不同，等等。很快，我就發現了這種說話風格所帶來的好處，這讓我跟別人的談話比之前更加融洽了。由於我總是謙遜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人們便很容易接受，很少反駁。這樣一來，即便是我說錯話的時候，也不會感到羞愧和懊悔；而當碰巧說對了的時候，就更能說服別人放棄他們的錯誤觀點，進而站到我這邊來。
起初，我覺得這種做法很別扭，因為它不符合我的本性，但最後竟然逐漸變得習以為常了，以至於在過去的五十年中，人們不曾從我嘴裏聽到過一句武斷的話。我之所以在建立新製度和廢除舊製度的提議中獲得廣大市民的支持，乃至後來成為議員，並在議會中擁有如此大的影響力，都要歸功於這一習慣（除了我正直的品格外）。因為我不善辭令，更不是一個能說會辯的演說家，講話時踟躕而又不甚準確，但我仍然能獲得人們的廣泛支持。
事實上，在我們天生的種種品性中，恐怕沒有比“驕傲”更難克服的了。盡管我們試圖將它喬裝打扮，拚命與它鬥爭，甚至想把它打入十八層地獄，但它仍然不會銷聲匿跡，時常會露出本來麵目。也許就在這本自傳中，你也能經常看到它的身影，盡管我自以為已經將這個壞家夥完全剿滅。看，我現在似乎又在驕傲了。
（一七八四年寫於巴西）
一七三一年五月十九日，在圖書館讀曆史時而引發的感想。
世界大事，諸如戰爭、革命等，全是由政黨推進及影響而發生的。
這些政黨的觀點代表著他們當前的共同利益，至少他們認為是當前的利益。
不同政黨的不同觀點卻引起了極大的混亂。
當一個政黨在執行一個總計劃時，黨內每個成員的心目中都懷揣著其個人利益。
一旦政黨達到了它的總目標，每個成員就開始一心一意地要求得到他們的那一份。這些個人的利益錯綜複雜，相互矛盾，把一個政黨分成許多派別，結果招致更大的混亂。
不管他們嘴上如何辯駁，政界中很少有人是純粹從國家利益出發而從事公共事務的；盡管他們行為的結果確實是有利於國家的，但這也是本著個人利益同國家利益是分不開的這一原則的，而並非出於盡忠報國的至誠。
為人類的利益而從事公共事務的人，更是鳳毛麟角了。
在我看來，目前十分有必要將各國有德行而又善良的人聯合為一個整體，定名為“聯合道德黨”，並訂立一個妥善、合適而又明智的黨章，在它的指導下，這些善良而明智的人服從於它，他們比普通人遵守一般法律更為自覺。
目前我認為，無論是誰嚐試了這項事業，並能勝任，那麽他必然能使上帝喜悅，進而將這一事業推向成功。
——本傑明·富蘭克林
我心中一直反複思考著這一計劃，以便一得空閑就加以實施。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會不時地將心中想到的東西記在紙上，現在這些筆記大多遺失了。但有幸我還是找到了一張本打算作為綱領的文件，我想，裏麵包含了人們所知道的各種教派的精髓，因此，它摒棄了一切可能引起各種教派信徒反對的東西。原文如下。
天地間隻有一個造物主。
上帝運用天道統治全世界。
人應當用崇拜、祈禱和感恩來敬拜上帝。但是上帝最喜悅的行為是與人行善。
靈魂不滅。
不論在今生抑或來世，上帝必賞善罰惡。
當時，我的想法是這樣的，在初期應該隻在單身的年輕人中發展成員和傳播教義；每一個被發展的成員不但要宣布同意這些綱領，還要按照之前的方法經過十三個星期的道德實踐鍛煉；組織在人數達到一定規模之前應該對外保密，以防止不法人士渾水摸魚；每個成員有義務在親友中物色聰慧而有修養的年輕人，小心謹慎地逐步向他們宣傳這一計劃；為了能夠讓成員們的利益、事業和成就得到進步，成員之間應當相互幫助、支持和切磋；為了有所區別，我們將該組織命名為“自由安逸社”。所謂自由，是指經過道德實踐並養成習慣後，能夠擺脫罪惡的統治而獲得自由。尤其是養成勤勞節儉的美德後，人們便可以免於債務的束縛，無債一身輕，不再成為債權人的奴隸。
有關這項計劃，我所能回憶起來的就這麽多了。此外，我記得曾分別向兩個年輕人詳述了我的計劃，他們聽後**萬丈，表示接受。但當時的我生活困頓，無暇兼顧個人業務之外的任何事情，於是這一計劃隻得推遲。再後來，我被公私兩方麵的事務纏身，這項計劃一再推遲。直到現在我有了足夠的時間，可是卻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和能力來實施它了，但我始終認為這是一項可行的計劃，因為將許多善良的公民組織起來必定是有益的。而且我在最困難的時候也從沒有氣餒過，因為我始終認為，一個有才能的人可以改變許多事，要想在人類活動中成就一番事業，隻要他能率先製定出一個周密的計劃，不再消磨時間，並能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研究計劃的事業中，就能有所成就。
一七三二年，我首次出版了我寫的那本名叫《理查·桑德斯》的年鑒，並連續出版了二十五年，人們一般稱它為《窮理查年鑒》。在編寫此書時，我盡力使內容實用且有趣，因此廣受讀者的喜愛。這本書十分暢銷，每年能賣出一萬冊，我也因此獲得了豐厚的報酬。當時很多人都讀此書，本州內幾乎人手一本，而且他們幾乎隻買這一本書。我認為這是指導人們的一種十分實用的方法。因此，我在節日和其他重要日子之間的空白處寫上箴言，內容主要是教育人們培養勤勉和節儉的美德，並將其當作發家致富的手段。要一個窮困之人總保持誠實是一件困難的事，用年鑒中的箴言來說，就是“空袋子難以站直”。
這些箴言包含了古今世界各個民族的智慧，我將它們收集起來編撰在一起，附在一七五七年的卷首，就像一個智慧老人對著參加拍賣會的人發表演說。將分散的箴言集中起來能讓人印象深刻，因此，箴言得到了廣泛的讚賞，並陸續在歐洲大陸各國的報紙上轉載。在英國，人們把箴言印在一張大紙上貼在家裏的牆壁上；在法國有兩種譯本，教士和紳士們競相購買，然後免費贈送給貧窮的教友和佃農。由於該書勸導人們不要把錢浪費在購買外國的奢侈消費品上，沒想到在賓夕法尼亞州發行幾年後，該州市場上流通的錢幣竟然有所增加。對此，人們相信本書有著一定的功勞。
我還把報紙當作教育人們的一種工具。為此，我的報紙上常轉載《觀察者》和其他關於道德方麵的文章摘要，有時也會刊登我自己寫的一些東西，這些東西本來都是為“君托社”的討論而寫的。記得有一篇是采用蘇格拉底的對話體寫成的，用以證明一個邪惡之人，無論他的才能有多高，也無法成為通情達理、明辨是非的智者。還有一篇是關於自我克製的論述，用來指出一個有道德的人不僅要通過實踐將道德培養成習慣，還要擺脫與之相反的任何邪念，隻有這樣，道德才能得到鞏固，貫徹始終。這些文章大概刊登在一七三五年年初的報紙上。
在辦報的過程中，我盡量避免刊登那些有誹謗和攻擊意味的文章，因為這些文章近年來屢屢出現在各個報紙上，實在有損國家的尊嚴。當作者要求我刊登這類文章時，他們總是找種種借口，說報紙就是一輛公共馬車，誰出得起錢誰就有權得到一席之地。而我則這樣回答，如果他肯出錢，那麽我可以為他印成單行本，由他定印數和發行，而我堅決不承擔誹謗他人的責任。我曾向訂戶們保證，要始終為他們提供既有用又有趣的文章，因此，我決不允許我辦的報紙上出現私人的惡意爭吵、中傷的文章，這對訂戶不公平。
眼下，許多報商為了自己的利益毫無顧忌，允許某些人的惡毒用心，刊登造謠中傷的文章，對我們中最優秀的人進行惡意攻擊，從而達到挑撥離間，引起鬥毆的目的；更有甚者，十分不謹慎地刊登文章，對鄰邦政府進行謾罵攻擊，有的還針對我們的盟國，這導致的後果不堪設想。我提到這些，是為了給那些年輕的辦報人提個醒，應當堅決杜絕這類行為，不要做那些不光彩的事，玷汙出版業，讓報業蒙羞。希望他們從我的事例中明白，整體來說，像我這樣做並不會有損自身的利益。
一七三三年，我派了一名工人到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去，那裏需要一家印刷店，我給了他一台印刷機和一套鉛字，並跟他簽了一份合夥經營的協議。根據合同，我負責三分之一的費用，並抽取三分之一的盈利。這個工人有見地，人也誠實，隻是對記賬一無所知，有時候，他給我寄來了匯款，卻忘了給我賬單，這讓我始終搞不清楚我們合夥經營的狀況。直到他去世後，印刷店由他的妻子接管，經營才步入了正軌。這個女人生於荷蘭，聽說那裏的公共教育包括會計知識，她不僅給我寄來清楚明了的經營狀況報告，而且以後的每個季度都定期給我寄來精確的收支報告。在她的經營下，印刷店的業務蒸蒸日上，她不但成功地將孩子們撫養成人，而且在合夥期滿後，還買下了我的印刷店，等兒子能獨立經營後便交由兒子打理。
我提起這個故事，是想給年輕的女性們一個忠告，即接受這方麵的教育有多重要。萬一有一天守了寡，這門知識無論對她自己還是對孩子來說，都比唱歌跳舞有用得多，不但可以避免被奸詐之人欺騙，還可以靠著已建立起來的商業聯係繼續經營，直到兒子長大成人有能力繼承和掌管事業，繼續發家致富。
一七三四年，從愛爾蘭來了一位年輕的長老會傳教士，名叫海姆菲爾，他聲音洪亮，布道時經常自由發揮，演說十分精彩，將其他教派的人也成批地吸引了來，因此頗受人尊敬。我也是他忠實的聽眾之一，他講的布道很少有教條的束縛，而是勸人如何行善，或按照宗教來解釋何謂善事，這讓我能聽得進去。不過，我們這裏的長老會卻自命正宗，不讚成他的傳道，那些老派的牧師更是聯合起來，在宗教會議上控告他宣揚異端邪說，以禁止他傳道。我成了他熱烈的支持者，而且盡我最大的能力將所有支持他的人聯合起來，為他而戰，並一度有望獲勝。我們雙方展開的是筆戰，盡管這位傳教士口才很好，但筆頭功夫卻有所欠缺，因此我為他執筆，寫了幾本小冊子，有一篇文章發表在一七三五年的《公報》上。這種小冊子和當時其他有關爭論的小冊子一樣，雖然一時間引來不少讀者，但很快就過時，再無人問津，因此恐怕已經找不出一本來了。
就在雙方激烈地競爭時，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讓這位年輕牧師的事業遭到了極大的打擊。原來，在對立陣營中，有個人聽了牧師講的一篇飽受讚譽的報道後，覺得好像在什麽地方讀過，或者至少是曾經讀過一部分，於是他精心查找，最後在英國的評論上找到了出處，引自福斯特的談話集。這一發現，使得我們陣營中的一些人開始厭惡這位年輕的牧師，於是不再支持他，這讓我們在這場論戰中很快就敗下陣來。但我始終支持他，我寧願聽他從別人那裏照搬而來的優秀的布道，也不願聽一個人自創的毫無益處的布道。後來，他坦言他所講的布道沒有一篇是自己寫的，因為他有過目不忘的能力。這場論戰失敗後，他便轉移到別的地方去碰運氣了，我也離開了這個教會。之後許多年，盡管我照常捐資支持教會的牧師，但再也不會參加教會的活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