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位好朋友托馬斯·邦德醫生想在費城創立一所醫院（這個計劃十分有益，人們後來將它歸功於我，其實最初提出設想的是他），用來接受和治療無錢看病的患者，不管他們是本州人還是外地人。邦德始終積極而熱情地為這項事業籌款，但這個計劃在美洲還是個新生事物，人們並不了解它，因此並沒有取得什麽進展。
最後，他來到我這裏，對我進行了一番恭維，說少了我的參與，沒有哪項公益計劃會成功。他說：“每當我向別人募捐時，他們總要問，‘這事富蘭克林參與了沒？他是怎麽想的？’當我告訴他們還沒有同你商議時，他們就放棄了捐款，隻是說會再考慮考慮。”於是，我認真地向他了解這項計劃的性質和益處，並且從他那裏得到了滿意的答案和說明。接著，我不但自己捐了款，而且熱心地為他設計募捐的方案。我的做法一般是這樣的：在募捐之前，我會設法圍繞這項計劃在報紙上撰寫文章，好讓人們有一個心理準備。這次他把這個步驟省略了。
一開始，人們紛紛慷慨踴躍地捐資，但沒過多久就越來越少。我看這大概是因為少了議會的幫助，這樣下去是不可能籌集到足夠的資金的，於是我提議議會撥款，議會同意了。不過，代表鄉村的議員們卻不讚成撥款，他們反對建設醫院的計劃，認為這僅僅有利於城市人，應該由城市市民支付這方麵的費用，而且他們懷疑城市市民是否也讚同這一計劃。我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認為人們對這項計劃相當支持，籌集到兩千鎊的捐款是不成問題的，但他們卻對此表示懷疑，說我對此高估了。
麵對這個局麵，我想出了一個辦法，請求議會通過一項提案：讓捐款人組成一個社團，並按照他們的要求撥出若幹資金。州議會之所以答應提出這個議案，是因為他們考慮到一旦多數人不讚成它，還可以在議會上將其否決。我的目的則是提出一個重要條款作為附加條件，這個條款是：經本議會決定，該項目的捐款人必須開會選出經理和財務主管，並籌集到若幹基金（把該基金的年利息用於在醫院就診的窮苦病人的住院費、夥食費、護理費、診治費、醫藥費等）。如果議長對籌集到的資金數額感到滿意，那麽議長應將這項提案視為合法，並簽發命令通知州金庫支付兩千鎊。這筆錢可在兩年內付清，用來支付醫院的創立、修建、裝備等費用。
這一附加條件使議案得以通過。那些原先持反對意見的議員認為，既然不破費分文就能獲得一個樂善好施的美名，何樂而不為呢？於是投了讚成票。在募捐時，我們故意向人們透露議案中那個附加條件的條款，這無疑也是一種動力，因為每個捐款者都好像捐了兩倍的金錢。這樣，附加條件的條款在兩方麵起到了推動作用，捐款金額很快就超過了所需數字。我們將它上報給議會，也得到了議會的捐款，建造醫院的計劃終於得以實現了。很快，一座方便、美觀的建築就建成了。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醫院確實十分有用，直到今天仍然在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我想，在我一生所有成功的計劃中，沒有哪一項比這件事更讓我愉快的了。現在想想這件事如此成功，就不必計較當時所施展的一點兒小詭計了。
正在此時，又有人造訪我，向我提出了一項計劃，他就是吉爾伯特·泰龍特牧師。不過他是想請我幫忙募集資金來建造一座新教堂。這座教堂是用來供長老會的教友，也就是以前追隨懷特菲爾德先生的信徒們聚會用的。我不願因頻繁的募捐而招致市民的反感，便拒絕了他的請求。但他還是不甘心，希望我能根據自己以往的經驗，列出一份慷慨大方又熱心於公益事業人士的名單。但我不想讓這些好心人剛剛讚助過我之後，又遭受其他募捐者的糾纏，這麽做實在太不仗義了，於是我也拒絕了這個要求。最後，他說至少能從我這裏得到一些建議。我說：“這倒可以。首先，我建議你去拜訪那些你認為會捐款的人，向他們募捐；其次，你帶著已捐款人的名單，去找那些你不確定是否會捐款的人，給他們看名單，然後請他們募捐；最後，不要放棄那些你認為肯定不會捐款的人，因為其中總有一些人，你會估計錯誤的。”他聽了十分高興，連連向我道謝，說一定會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果然他成功了，他向每一個人募捐，獲得的捐款金額甚至超出了原計劃。於是，他用這筆錢在拱門街建造了一座氣勢恢宏的教堂。
費城雖然規劃得井井有條，又頗具美觀，街道寬闊且橫平豎直，兩街相交呈直角，不過街道的路麵卻因長期缺乏修繕而成為整個城市的敗筆。每到下雨天，沉重的車輛駛過街道後便留下深深的碾印，大街立刻變為泥淖，路人很難通行；而在幹燥的日子裏，則塵土彌漫，令人呼吸困難。我住在澤西市場附近，每當看到居民們小心翼翼地踩著泥漿去購買日用品的情形時，心裏就十分不快。最後，市場中央終於鋪上了一條磚路，在市場裏麵。人們能保持腳下的幹淨，但在去市場的路上仍舊會沾滿泥土。我同其他人討論了這個問題，又寫了一些文章，終於起了點兒作用，至少住宅前的街道兩旁鋪上了磚，一直通向市場。這樣，行人從居民區走到市場就比較方便了，再不會把鞋子弄濕或弄髒。不過街道的其他地方並沒有鋪上磚，當馬車從泥濘的地方行駛到這裏時，又會把泥土帶過來，很快，鋪上磚的路又成了爛泥灘。不要指望有人清理這些泥土，因為城市從來沒有清潔工。
經過幾番查訪，我終於找到一個貧窮但勤勞的人，他願意從事街道清掃的工作，且答應每周清掃兩次，還負責將垃圾從居民的門前清走，他的酬勞是每周六便士，由每戶每周支付。然後，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指出這筆小小的費用就能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比如，鞋子不再帶一大攤泥土回家，這就保證了室內清潔；顧客很容易就能走進商店，店家就會有更多生意；刮風的時候，也不用擔心店裏的貨物上落滿沙塵，等等。然後，我將文章印好分發出去，保證每戶都有一份。一兩天後，我便挨家挨戶去問是否同意支付六便士，大家最後一致同意。在那段時間裏，垃圾清運的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城內所有居民都因為市場周圍幹淨的路麵而感到心情舒暢，這件事給所有人帶來了便利。於是，一個更大的想法在大家心中萌生：為何不將城市所有的道路都鋪起來呢？他們十分樂意為這個項目納稅。
過了一段時間，我就草擬了一份城市鋪路計劃的議案，將它提交給議會。這是在我去英國之前，大概是一七五七年的事。直到我離開後，這個議案才通過，但在平定稅額的方式上做了些變動，我不太讚成這些變動。不過議案中附加了一個設置路燈的條款，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這要歸功於一個平民百姓——已故的約翰·克利夫頓先生，他率先在自家門口裝了一盞燈，使得大家看到了路燈的實際效果。這盞燈令人印象深刻，於是有人提議應當把全城都照亮。
有人將這項公共事業發起人的榮譽給了我，其實這項殊榮應該給克利夫頓先生，我不過是照他的樣子，在改變路燈的形狀方麵提供了一些意見。我們的路燈在形狀上與之前從倫敦購買的燈有所不同。倫敦那種球形燈存在種種不便：燈的下麵不通空氣，一旦燈內進了煙霧也無法從上麵排出，隻能在燈罩內打轉，最後吸附在燈罩壁上，很快就讓燈光變得暗淡。這樣，你就必須每天擦拭燈罩，擦拭的過程中難免碰壞，如此一來，整個燈罩就成了擺設。因此，我建議燈罩由四麵平板玻璃拚成，上麵裝上長煙筒以便排出煙霧，下麵留下縫隙用來通氣，促使煙霧上升。這樣一改進，燈罩就能保持幹淨，不會出現像倫敦那樣照不了多久就暗淡下來的情況。我們的路燈徹夜長明，就算偶爾碰壞一塊，也不過是換一塊玻璃那麽簡單。
我有時會感到十分納悶，倫敦沃克斯霍爾街區的球形燈下麵有一個小孔，因此能夠有效地保持燈的清潔，倫敦人為何不能從這一點受到啟發，在他們的路燈上也開個底孔呢？不過，這些小孔其實另有用途，他們將一條麻線穿過這些洞，使得火焰能夠迅速通過燈芯。除此之外，他們沒有想到這個可以起到流通空氣的作用，這就使得倫敦街道上的燈在點燃幾個小時後就會變得十分暗淡。
這個小小的改良讓我想起了一樁往事，即我在倫敦時，曾向福瑟吉爾博士建議過一件事。福瑟吉爾博士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為傑出的一個，他是一位公益計劃的卓越倡導者。我見過倫敦的街道在晴天時從不打掃，灰土積少成多，到了雨天，石磚路也就變成了泥漿路，行人寸步難行。幾天後，泥漿越積越多，越來越厚，隻有窮人會用掃帚掃出一條小道來，其他街道仍舊不可通行。最後，實在沒辦法了，人們才會花費很大的力氣將泥土鏟起來裝進馬車裏運走。走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車上的泥土又會從兩邊紛紛落下，令人很是惱火。那麽到底為什麽不清掃街麵呢？原來是街道的商鋪和住戶怕揚起的灰塵飄進自己的店裏和家中。
其實，清掃街道未必需要很長時間，我也是通過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才知道的。一天早晨，我在克萊文大街的寓所門口，發現一位窮婦人拿著一把樺樹枝做的掃帚清掃街道，她看上去蒼白、羸弱，像大病初愈一般。我上前問她，是誰雇她在那裏清掃的，她回答：“沒有人雇我，因為我很窮，在富人家門前掃地，是希望他們能施舍給我些什麽。”於是，我讓她把整條街清掃一遍，然後付給她一先令。當時是九點整，到了十二點，她便來向我要錢了。我當時有些懷疑她是否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項工作，因為我看她開始幹活時動作很慢。我便派了一位仆人前去檢查，仆人回來向我報告說整條街清掃得十分幹淨，所有灰塵都堆放在街中央的陰溝中，下次下雨就會被衝走。這樣一來，不管街道還是陰溝都會變幹淨。
那時我就在想，既然一個年老體弱的婦人隻花三小時就能清理完一條街道，那麽一個正當壯年的男人大概能在一個半小時內完成這項工作。這裏我要補充說明一點：在那條狹窄的街上，中間一條溝要比街兩邊各有一條溝便利許多。因為在雨天，街麵上的雨水會從兩邊匯集到路中央，然後形成一股強大的水流，把留在陰溝的泥土衝刷幹淨；但如果分成兩條溝，那麽匯集的水量就不足以衝刷泥土了，隻能使泥土變成泥漿。這樣，車輪和馬蹄就會將泥漿帶到人行道上，弄得滿地肮髒濕滑，有時泥漿還會濺到行人的身上。
這些情形讓我向那位仁慈的博士提出以下建議：“為了更有效地清掃街道，保持倫敦和威斯特敏斯街道的幹淨，我建議雇用一批清潔工人，同他們簽訂合同，讓他們在晴天清掃街道上的泥土，雨天將積土刮掉，每人可以承包幾條街道和附近的小巷。可以提供掃帚和其他工具給他們，讓他們將這些東西放在固定地段妥善保管，以便給窮苦人使用。
“在幹旱的季節，清掃工作應該在商店和住戶開門之前完成，然後每隔一段距離便將清掃出來的垃圾堆起來，最後再由清潔工裝車運走。泥土堆積起來後，應該避免車輪和馬蹄碾踏，以防止再次使泥土四處飛濺。配置的清潔車不應該是那種高高地放在車輪上的馬車，應該是放置於低矮的滑軸上的車。滑軸的底盤應該做成格子狀，上麵鋪上一層稻草，這樣泥水就可以透過稻草滲透下去，而泥土仍然保留在車上，另一方麵也大大減輕了車身的負重，因為泥土的主要成分水已經滲下去了。馬車應該在離泥土堆積之處較遠的地方放置，先用手推車將泥土送到馬車那裏，等泥土瀝幹水分之後再由馬車運走。”
這條建議的後半部，不知道是否具有可行性，因為有的車道很窄，要找一個不礙事的位置來停放瀝水車，實在有些困難。但我認為建議的前半部分還是可行的，即要求在商店開門之前將垃圾清理幹淨，這在夏季是行得通的，因為夏季的天很早就亮了。記得有一次，我在早晨七點鍾沿著河濱街和艦隊街散步，那時太陽已經出來三個小時了，天色已經大亮，卻沒有一家商店開門營業。倫敦的居民寧願點著燈幹活，也要在日光下睡大覺，還抱怨蠟燭稅太高，油燭價格太貴，聽起來真是荒唐可笑。
有人大概認為這些瑣事不勞費心，但是一旦起風，那些灰塵就會吹進人們的眼中和商店裏。如果這還算微不足道的小事，那麽在人口眾多的城市裏發生同樣的事情，而且屢次出現，那這件事就顯得意義非凡了。這時，他們若再去指責那些總拿小事做文章的人就顯得過分了。人類的幸福，並不在那些千百年難遇一次的大事件上，而是由每天日常生活中點滴的利益積累而成的。
如果你能教一個貧窮的人學會自己修麵，並把剃刀妥善保管好，這比送他一千個畿尼更能讓他幸福。因為你給他的那些錢，轉眼間就會花完，而剩下的隻能是對衝動花錢的懊悔。但如果他自己學會了刮胡子，那麽不但可以省下請理發師修麵的費用，而且可以省下等待修麵的時間，同時還避免接觸到理發師那髒兮兮的手、令人難以容忍的喘息聲以及遲鈍的刀片。他可以在自己家中，選擇任何方便的時候刮胡子，不受時間限製，更能享受用鋒利的剃刀刮胡子的樂趣。
我正是懷著這樣的感情，有些冒昧地提出了以上建議，目的是給這座城市的建設帶去些許有益的啟發。我熱愛這座城市，在這裏愉快而幸福地生活了許多年，我還希望這些啟發對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用。
美洲郵政局局長曾一度聘請我做審計員，審查幾個分局並調查一些郵政職員。這位局長於一七五三年去世，之後，我和威廉·亨特先生共同繼任了這個職位，是由英國郵政總局局長發來的任命書。在這之前，美洲郵政局從來沒有向英國郵政總局繳納過錢物，假如我們能為郵政局多盈利六百鎊，那麽這筆錢就可以被我們兩個人平分。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很有必要大刀闊斧地進行一番改革。當然，在一開始，這些改革是不可避免地要花些錢的，所以在頭四年，我們為郵政局投入了九百多鎊，但不久之後，我們便得到了補償。後來，我被一位任性的大臣撤了職。在撤職之前，我們上繳給英國國王的純利潤相當於愛爾蘭郵局的三倍，但自從我被隨意撤職以後，他們就再也沒拿到過一文錢了。
由於郵局方麵的事務，讓我有機會去了一趟新英格蘭。在那裏，劍橋大學主動授予我文學碩士的學位；之前，康涅狄格州的耶魯大學也主動給我頒發過這類榮譽。從沒有上過大學的我，卻獲得了如此殊榮，這全要歸功於我在自然哲學中對電學理論方麵所做的改進和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