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說的那一套關於蛐蛐的知識讓我對他刮目相看，也勾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我也是讓我爸爸逼著沒招，不然哪個孩子不貪玩呢？當下我的心思全讓我弟弟勾到了那隻叫做棺材板的蛐蛐身上去了，我看看我弟弟小藥瓶裏邊裝的蛐蛐，黑黝黝的身子，腦袋上頂著長長的須子，嘴巴就像一個堅硬的鍋鏟，已經被關在了瓶子裏，卻還生龍活虎地搖頭晃腦，不時用兩隻前腿搓來搓去，透過瓶子發出了撥弦子似的聲響。就這一隻普普通通的油葫蘆，都那麽好玩，如果能把那隻我弟弟所說的棺材板捉住，讓它們倆好好鬥一番，肯定更加有意思。
於是，我們倆跑到外邊開始在院子裏翻天覆地的折騰起來，扒磚堆，掀瓦片，牆角旮旯，地縫坑窪之處，幾乎翻了個遍。其實，那個時候我們還是太小，腦子簡單。那麽大的大雜院，別說靠我們兩個小孩找一個豆粒大的蛐蛐，就是把全院的小孩都動員起來，也不見得能找到那個所謂的棺材板。
那天，我不但忘了給我爸爸和姐姐送午飯，就連下午上學都耽誤了。我爸爸中午沒吃上飯，擔心家裏出了什麽事，早早收攤，帶著我姐姐回家，我姐姐餓壞了，半道上走不動，還是我爸爸背回來的。我爸爸又要背我姐姐，又要扛耍把式的家夥器械，中午還沒吃上飯，又累又餓，那張臉就像要爆炸。回到家裏，看到我和我弟弟都沒有什麽事，一切正常，馬上開始爆發，把我揪到院子裏，然後滿院子找合適的家夥準備教訓我。
我爸爸揍我還是比較講究的，他怕自己手重傷了我，從來不用直接用手打我，他一定要找一個比較細小，不會傷人，卻又會讓人很疼的家具，例如細竹篦子、細木條等抽我，而且隻限於屁股。他沒有文化，可是在這方麵卻和魯迅的研究成果不謀而合，懂得人屁股肉厚，適合挨板子。
“站好，不用脫褲子了。”
平常在家裏揍我，那是要扒褲子的，這一次他準備在院子裏公開懲罰我，可能顧及到我已經大了，脫了褲子太傷自尊，就允許我穿著褲子捱抽。
我眼巴巴地朝屋子裏邊瞅，盼望著我媽能出來幹預。我爸爸懲罰我的時候，我往往會因為我媽的幹預而獲救。我媽有個特征，她可以任意懲罰我，可是要是別人，包括我爸爸懲罰我，她就心疼，就幹預。而我們家三個孩子裏，隻有我受懲罰的機會最多，我姐姐是女孩，自小就幫著我爸爸賣藝養家，我爸爸當然從來不會懲罰她，做錯了什麽，最多淡湯寡水的說說。我弟弟那更是我叔叔的化身，又是最小的，盡管是男孩子，也難免淘氣招懲罰，可是他受的懲罰，局限於嘴上罵，最多就是象征性地在腦門上輕拍一下，不像揍，倒像是愛撫。
隻有我，是我爸爸懲罰嚴管的對象。劉嬸有時候都看不過去，說我爸爸是偏大的，向小的，中間夾個受氣的，好幾次半真半假的要我去給她和劉大叔當兒子。
那天可能我真的把大人氣得夠嗆，因我的貪玩，我爸爸和我姐姐餓著肚子在大街上辛苦一天，這種錯誤在我媽看來也是罪大惡極，便不管我爸，任由他懲罰我，自己躲在屋子裏蒸饅頭。
饅頭的味道伴隨著團團蒸汽滾將出來，在院子裏飄**，鑽進我的鼻子，勾引得我垂涎三丈。那時候，雖然已經不再挨餓，可是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不好，基本食物仍然是苞穀麵發糕、豆麵窩頭，細糧都以一斤白麵換一斤半粗糧的比例，變成了苞穀麵、豆麵。人窮了，生活上就隻能將就數量，而沒有資格追求質量了。那天我媽蒸了白麵饅頭，我估摸這可能也是要補償我爸爸一天沒有吃飯的虧欠和委屈。
盡管不用脫褲子，在院子裏眾目睽睽之下被人用竹條抽屁股，哪怕抽你的那個人是你爸爸，誰也不會覺得榮耀，委屈、羞慚、恐懼……種種不好受的感覺齊集，我偷眼四下看看，白家三兄弟、劉氏三姊妹外加她們那個寶貝弟弟，還有其他一些孩子，已經興致盎然地圍攏過來，不遠不近地站在四周，等著看我的熱鬧了。
這個時候，令我激動、感動了半輩子的事情發生了，我弟弟從屋裏衝了出來，抱住了我爸爸正要抽我的那條胳膊，向我爸爸求情：“爸，不怪哥，是我硬要我哥幫我抓蛐蛐，抓著抓著就忘了時間，你實在要打，就打我，再不然就跟我哥一起打。”
我弟弟的特點就是特別乖巧，嘴也比較能說，相對比之下，我有點隨我爸，嘴拙，脾氣還有點梗，能不說的盡量不說。他一口氣說了那麽一堆話，竟然把我爸爸感動了，我爸爸舉著竹條子，遲疑不決，這時候白老大幫了我一個大忙，他在不遠處喊：“打啊，許大叔，快打啊，這家夥可壞了。”
我爸爸立刻放下了竹篦子，拍了拍我腦勺：“這次饒了你，不給我送飯沒關係，一頓不吃餓不死人，不能耽誤上學，知道嗎？”
我連連答應著，如遇大赦，心裏那股興奮，就好像得到了什麽大獎似的。那天晚上，我媽給我們發了大白饅頭，一人一個，按照飯量，我能吃仨，可是我還是分給了我弟弟一半，他一個人吃了一個半饅頭。
6、那種平淡、貧窮，卻也充滿歡樂童趣的太平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在我的印象裏好像一晃就過去了。大概就在我上四年級的時候，似乎突然之間，滿世界都變成了紅色，我想，每當我想起幼年時期，北京都離不開血紅的顏色，可能就是那個時候的時代顏色深深地印到了我的潛意識裏麵。
紅色，具有多重的象征意義，熱情、熱烈、火焰、喜慶，當然，還象征著殺戮和鮮血。不管象征什麽，在我的精神層麵，經曆過的日子背景隻要是紅色的，我就無由地感覺到沉重和痛苦，生理上甚至會有窒息、胸悶、心跳加劇種種反應。
我們過去敬畏如神的老師們，紛紛被拉到批判會上挨鬥，被學生們掰起胳膊壓低腦袋，站在台上瑟瑟發抖，同學們把那種姿勢叫坐飛機。沒了老師，我們都放羊了，用不著上學了，這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達的命令，叫停課鬧革命。
我們這些小學生不懂得什麽革命，我們就懂得玩，理直氣壯、忘乎所以的玩。整個世界好像都變成了白花花的大字報和血色的紅海洋，這兩種顏色組合起來剛好是人的腦子被剖開以後的顏色，白色的是腦漿，紅色的是鮮血。我萬萬想不到的是，我那個一生靠武藝沿街擺攤賣藝謀生的爸爸，竟然也成了這紅色海洋的犧牲。那天，我帶著我弟弟從外麵瘋玩夠了之後，剛剛回到我們那條胡同楊梅竹斜街，就見胡同內外停了好幾輛大卡車，車上懸掛著大標語，還插著紅旗，紅旗上麵寫著什麽什麽戰鬥隊、什麽什麽紅衛團之類的字樣。我們這條小市民居住的胡同沒有什麽走資派，走資派不會住在我們這種大雜院裏。這些造反派跑到我們這兒幹嗎來？
好奇心的驅使之下，我跟弟弟順著胡同仿佛一眨眼工夫就貼滿了的大字報、大標語趨前圍觀。胡同兩旁站了很多橫眉立眼、胳膊上套著紅袖標的人，還有大群圍觀賣呆的大人、孩子。我們經過的時候，也有人對著我們指指點點，這讓我心虛膽寒，沿著那些人擺出的陣勢，我回到了我們家所在的那所大雜院。一進大院，我立刻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我爸爸被五花大綁押在門口，我媽媽坐在一旁號啕大哭，姐姐哭泣著抱著我媽，那些紅袖標正在從我們家往外搬東西，我們家窮家陋舍的，根本沒有什麽值得他們感興趣的東西，他們就把從我們家裏搬出來的東西扔得滿地都是。
我本能地朝我爸爸撲了過去，我弟弟則跑到了我媽媽身邊，跟我姐姐一起護著我媽媽哭嚎起來。
我爸爸瞪著我說：“到你媽那邊去，照顧好你媽，別管我。”
旁邊一個跟我爸爸年紀差不多的紅袖標嗬嗬奸笑著提溜起我的衣領，對著我細細端詳，對我爸爸說：“山東許，你老小子的種還不錯麽，長得像你。”
我爸爸冷然對那人說：“鐵牛，把我兒子放下，我們有什麽事我們說，你別為難我兒子。”
那個叫鐵牛的人把我推倒在地，然後招呼著其他紅袖標，押著我爸爸，一路呼喊著口號離開了我們院子。我跟在他們後邊跑到大門外邊，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把我爸爸抬起來，向裝卸麻包一樣扔上了大卡車，那輛大卡車的車幫上糊滿了紅色的大標語，整輛車似乎不是鋼鐵和木頭製作的，而是用紅色的大標語糊出來的。
卡車轟隆隆吼叫著疾駛而去，我悵然若失，胸膛裏空空****，大腦裏亂哄哄好像一個受到驚擾的蜂箱。我媽媽出來了，把我拉回了大院，讓我跟她們一起收拾扔了滿院子的家什破爛。我們把扔在院子裏的桌椅板凳被褥衣服撿起來，搬回屋裏。這個時候，白家兄弟們已經開始對我們實行專政了，他們在一旁對著我們喊口號：打倒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對狗男女兩個反革命，生了一堆小反革命，打死你們……
過後，我媽媽告訴我們，那些紅袖標不知道從哪得到的消息，說我爸爸是漏網的曆史反革命，是國民黨上校軍官。我們兄弟姊妹聽到這話，都傻了，打破腦袋我們也想象不出，我爸爸那樣的人，怎麽可能是國民黨的上校，怎麽可能是曆史反革命。我們那個時候，沒有分辨事實的能力，雖然我媽背過人一再強調，我爸爸是好人，絕對不是曆史反革命，更不是什麽國民黨上校。然而，我們仍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當中，我心裏，並不敢堅信我爸爸是無辜的，因為那些紅袖標代表的絕對不是他們自己，如果是沒著落沒影子的事情，他們怎麽能就那麽樣把我爸爸給押走了呢？
沉重的精神負擔讓這個紅豔豔的世界，在我的眼中變成了灰色，變成了黑暗無比的末日。從那以後，我們在大院的孩子裏變成了低級動物，變成了可以任由他們欺辱的異類。最可怕的是，不但精神上我們承受著難言的折磨，就是生活上，我們也因我爸爸被關押進了牛棚，立刻陷入了絕境。
辭職以後，告別了官府，堅守了對老爺子承諾，我爸爸帶著我們一家，過著掙一天吃一天毫無保障的日子。**開始了，天橋的藝人們大都成了“四舊”的代表，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即使我爸爸沒被抓起來，實際上也不能再到天橋賣藝了。可是，不賣藝他還可以幹別的，總不至於讓家裏沒了任何收入。坐吃山空，總還得有山才行，我們家別說山了，連塊像模像樣的石頭都沒有。那些日子，我媽媽整天在外邊跑，我們這些孩子也不知道她跑些什麽，更不知道我們每天三頓飯她是怎麽張羅出來的。
我們有我們孩子自己的世界，也有我們自己的麻煩。
我們最大的麻煩就是白家三兄弟。白老大讓我製服過，曾經相當一段時間表現不錯，很老實，再也沒敢對我和我弟弟使壞。白家三兄弟跟我們實際上是一種冷戰狀態，誰也不搭理誰，他們有他們的圈子，我們也有我們的圈子，我們的圈子就是劉大叔家的丫頭和他兒子。在我爸爸關押起來以後，我們仍然還能跟劉大叔一家正常交往，他們也沒有做那個時代常見的劃清界限之類的事情。
我爸爸成了曆史反革命，我們就成了狗崽子，白家兄弟立刻原形畢露，而且變本加厲的欺負我們。身分的變化，讓我和我弟弟這樣的狗崽子徹底喪失了心理優勢，在他們麵前徹底失去了對抗意誌。他們聯絡了胡同裏的孩子們，對我們百般侮辱，我們出入都能聽到狗崽子、反革命的辱罵聲。不過，他們似乎又有他們的界限，那就是不直接跟我們動手，可能，那一次痛打，讓他們心有餘悸吧。
我弟弟現在就像一條乖巧可憐的小狗，整天依偎在我的身旁，似乎我取代我爸爸成了他的保護人。而我則不知不覺地也對弟弟產生了一種過去感受不到的愛憐、責任感，也許，這就是家庭遇到危難的時候，親人之間自然而然產生的同命相憐、呼吸共存的本能意識吧。北京夏天的胡同熱得要命，每到這個時候，胡同裏就會有賣冰棍的小商販經過，一路上吆喝著：“冰棍，五分錢一根，冰果白糖綠豆沙，好吃消暑敗火，冰棍，五分錢一根……”
這種吆喝聲在胡同裏久久回響，在我們心裏激起無限的渴望，每當我和弟弟站在大雜院的門口，聽著吆喝，眼看著推著小車的商販路過，弟弟眼睛裏流露出來的渴望、垂涎，讓我心碎。如果有哪個大人給他的孩子買了一根冰棍，我們看到了，弟弟那羨慕、眼饞的神情，就會讓我產生撲過去搶一根冰棍的衝動。一天，早上洗臉的時候，牙膏旁邊的一個空牙膏皮激發了我的靈感，牙膏皮是可以換錢的，一個牙膏皮從收破爛的哪裏可以兌換五分錢，五分錢可以買一根冰棍。
賣了牙膏皮，給弟弟買根冰棍解饞，這個發現和想法，讓我激動得發抖。我連忙拿了那個牙膏皮，聽到外麵有賣冰棍的經過，就跑了出去，跟他商量，用牙膏皮換一根冰棍。賣冰棍的答應了，於是，我畢生第一次，憑自己智慧和勇氣，為弟弟買了一根冰棍。我記得非常清楚，我挑選了半會兒，小販的箱子裏有白糖的，也有水果的，還有綠豆沙的，我隻有一根冰棍的選擇權，卻花了眼，不知道該選哪一種。賣冰棍的都不耐煩了，嫌我耽誤他的時間，怕耽誤久了箱子裏的冰棍化了。在他的再三催促下，最終我選了一根綠豆沙的，我想，綠豆沙的也是甜的，裏邊就有白糖，而且還有豆沙的味道。
我興衝衝地舉著冰棍，就像勝利的士兵舉著勝利的旗幟，衝進了我們家，得意洋洋地把冰棍給了我弟弟。我弟弟拿到冰棍的那一刻，驚喜、激動地漲紅了臉。他先伸出小小的舌頭，在冰棍上舔了又舔，然後把冰棍放進嘴裏，小心翼翼地吸吮著，片刻又想到了我，把冰棍遞給我：“哥，你也吃。”
我拒絕了：“我這麽大了，誰還吃那玩藝？像你這種小孩才吃那東西。”其實，我比弟弟大了不過兩歲，而且，看著他吃，我自己也饞得要命，真想嚐嚐那涼冰冰的綠豆沙冰棍是什麽味道。
弟弟相信了我的話，認真地、仔細地品嚐著那根冰棍，冰棍吃完了，他還久久地舔著棍子。
過了兩天，我媽急三火四地追問我：“你看見家裏的牙膏皮沒有？”
我一看我媽的神情就知道大事不好，我以為那已經沒用了的牙膏皮，在我媽眼裏可能是寶貝。我不善撒謊，卻也不願意把我弟弟牽連到這件事情裏，就說，我把牙膏皮賣了。剛剛說完這句話，我媽抬手就扇了我一個耳光，帶著哭腔罵我：“你敗家啊，誰讓你偷牙膏皮賣錢的？”打了這個耳光，我媽還不解氣，轉身爬到炕上找笤帚疙瘩，眼瞅著就要挨一頓痛揍，我連忙逃跑，跑到外邊，後麵，傳來我媽氣惱的罵聲：“今天不準你吃飯，看你還貪不貪財。”
我跑出來，卻不知道該去哪，就蹲在大雜院的門洞裏，等著我媽消氣。
劉大叔從外麵進來，見我蹲在門洞裏，問我怎麽了，我說我把家裏的牙膏皮賣了，我媽揍我，不讓我吃飯了。劉大叔拽著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了他們家裏，讓我先吃飯：“你怎麽想起來賣牙膏皮了？錢呢？”
我對了劉大叔，突然委屈從中而來，忍不住哭泣起來：“我給我弟弟買了一根冰棍。”
劉大叔沒說話，悶悶地蹲在炕頭抽煙，長籲短歎。劉嬸讓二丫頭給我拿過來一個窩頭，一碟鹹菜，鹹菜裏還滴了菜油，讓我吃。劉大叔卻轉身走了。
過了一陣，我媽來了，我膽怯地看著我媽的臉色，希望她已經消氣了，不再追究我的過錯。我媽過來，蹲在我的跟前，突然抱著我痛哭起來。那一刻，我的眼淚再也控製不住，跟著我媽哭了起來。
我媽領我回家了，一直到睡覺，再也沒有提及那塊舊牙膏皮。我弟弟告訴我，劉大叔來了以後，把我賣牙膏皮給我弟弟買冰棍的事情告訴了我媽，我媽當時就哭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都還沒有睡醒，劉大叔就來了，叫我起床，跟他到外麵去。他領著我來到了外麵的胡同裏，一直在胡同裏麵穿，我也不問他要幹什麽，跟著走，突然他停下步子，攔住我，然後讓我從拐角朝前麵看。我媽媽，挎著一個破兜子，沿著胡同吆喝著：“焗碗釘盆補鍋嘍……”
劉大叔告訴我：“孩子，明白了嗎？你媽不是舍不得那一塊牙膏皮，牙膏皮是你媽留著補茶缸子、補臉盆的，你知道補一個臉盆能掙多少錢嗎？一毛錢。一塊牙膏皮能補多少鍋碗瓢盆嗎？能補十來個。你媽就是靠這一毛錢、一毛錢的積攢，養活你們兄弟姊妹呢。”
我這才知道，我媽媽整天不著家，在外邊奔波是在幹什麽。我哭了，沒出聲，眼淚卻像止不住的洪水嘩嘩流淌。
7、我的前半生，無論跟著我爸爸打拚，還是憑我自己的力量掙紮，都一直跟貧困相伴。貧困就像我的影子，無時無刻不在伴隨著我的人生。有時候，我甚至頹唐沮喪地判斷，也許，我的命運就是如此。
親眼看到我媽給人補鍋補盆，用辛勤屈辱的勞動，賺來一毛一毛錢，養活我們一家人，對我的震撼恐怕這一生都難以忘懷。
跟著劉大叔看了我媽媽串著胡同給人家補鍋焗盆，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極點。那個時候我還很小，我卻記憶深刻，當時我腦子裏閃現的想法是：這就是我們家的日子嗎？我媽，我爸，都是勤勞樸實的人，也都是為了這個家可以把自己豁出去的人，可是，我們家，還有劉大叔那樣的好人，為什麽就不能過得好一些呢？
劉大叔對我說：“你也不小了，別整天在院子裏跟那些孩子混了，想著賺錢，幫幫你媽。”
我連連點頭，那個時候，隻要能賺錢，我恐怕什麽事情都會去幹。劉大叔讓我跟他學著撿馬糞，劉大叔撿馬糞當然不是像我媽那樣企圖熬成湯讓家裏人當飯吃。他撿馬糞可以賣錢，一筐馬糞送給木樨園那邊收馬糞的人，可以換兩分錢錢。兩分錢買一根冰棍都不夠，可是，那個時候，兩分錢對我的**力是無可抵禦的。
撿馬糞說起來簡單，想起來也好像很容易，實際上卻很有技巧。騾馬大車都是運動狀態，撿馬糞的人又多，實際上是搶馬糞，誰先搶到筐裏，就是誰的。劉大叔撿馬糞的技術輪火純青，他騎一台破自行車，撿糞的鏟子扛在肩膀頭，自行車快，能夠緊緊跟隨馬車，馬隨時拉出來，他不用下車，用鏟子鏟起來，看都不用看，隨手朝後邊一甩，馬糞就平平穩穩的落到了他自行車後座上的糞筐裏。
我小，也沒有自行車，劉大叔就給我做了一個小木板車，四個輪子是用不知道什麽機器上的軸承做的。我的糞筐放在木板車上，我拉著木板車，從前門大街開始，盯準了肚子鼓脹脹的馬匹，跟在大車後邊，騾馬尾巴一翹，我就隨時趕上前去，馬糞一落地，我就鏟起來裝進木板車上的糞筐裏邊。我沒事，不像其他大人還要兼顧別的營生，屬於專業撿馬糞的，所以可以整天跟在馬屁股後麵，幹得好了，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天一筐馬糞。每天撿的馬糞，我就拉回家裏，堆積在大雜院外邊，等到攢夠了十筐，就由劉大叔帶著我運到木樨園，找一個叫張大爺的人，交給他，然後由他計量，按照每筐兩分錢跟我結算。我那會兒不知道他們要馬糞幹嘛，後來才知道，用馬糞可以養蘑菇，還可以培植出高檔的時令菜肴供應黨和國家領導人。
當我第一次把我的勞動成果五毛錢交給我媽的時候，我媽沒有表現出我想象中的那份兒高興和激動，她的眼圈紅了，卻沒有哭出來。她從髒兮兮的毛票裏拿出來一毛錢給了我：“拿著，渴了買根冰棍吃。”
那一毛錢是我掙的，但是從我媽手裏接過來的時候，我覺得那不是我掙的，是我媽媽獎勵給我的，當時的那種高興和振奮過後哪怕我一下掙了一百萬的時候，也再沒有品嚐過。
什麽事情幹熟了就能找到竅門，逐漸我成了撿馬糞那個行道中的“小人精”。我能用眼睛判斷出哪匹騾馬即將排泄，從而及時卡位，搶到那掛大車的跟前，跟著那掛大車輕而易舉的撿到馬糞。而且，我也學會了不用回頭就把馬糞準確扔進糞筐的技能。真正的困難不在於能撿多少馬糞，而在於撿了馬糞存放在哪兒。剛開始，我把馬糞放在大院門外的邊角處，馬糞撿來以後，還要風幹，風幹了人家才收。可是，老白家不讓我在那兒放，嫌臭，別的鄰居也整天罵罵咧咧，說出來進去都是一股大糞味兒。
後來我就把撿來的馬糞堆放到我們家門口的空地場上，這樣一來，胡同裏其他住戶就不好說什麽了，老白家卻大鬧起來，非逼著我把馬糞搬走，嫌馬糞太臭。我一個孩子，能把馬糞放哪去？於是就跟他們爭執，他們不敢打我，卻罵罵咧咧沒完沒了。對於這種謾罵，我也不理會，不管怎麽說，馬糞確實挺臭，損害了人家的居住環境，人家不高興，罵就罵去吧。要想讓我把馬糞挪走，我卻做不到，因為我沒有擱馬糞的地場。
這種謾罵後來就逐漸升級，趁我們家沒人的時候，他們往我的馬糞上澆水，往我的馬糞裏邊扔垃圾。白家兄弟拉攏了胡同裏其他的孩子，依仗人多，又開始堵截我，我采取了遊擊戰術，惹不起，躲得起，盡量遠遠避開他們。那一天，我心裏挺高興，因為今天又是我去結帳的日子，我大概算了一下，應該能有八毛多錢的收入，那是我積攢了四十多筐馬糞的成果。早上起來，我帶著我弟弟到胡同口那邊去玩，大雜院裏已經沒有了我們兄弟玩耍的權利，隻要我們在大雜院裏出現，老白家三兄弟就會和一些其他孩子，對我們進行謾罵，還朝我們身上扔石塊、土坷垃。
我就帶著我弟弟到遠一些的地方玩，說是玩，其實也沒有什麽可玩的，遠一些的地方沒有白家兄底欺負，卻也沒有熟人跟我們玩，我們就沿大街瞎逛，按照現在的說法，就是觀觀景，散散心，人總不能老在屋子裏頭悶著，尤其是我弟弟那麽大的孩子，正是活蹦亂跳的時候，整天悶在家裏能悶出病來。快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帶著我弟弟膽戰心驚的朝家裏走，我猜度，這個時候那些孩子也應該大都回家去吃飯了，街上應該不會遇到他們。
他們卻堵到了我們，有七八個孩子，領頭的是白老大，先是追著我們屁股後麵罵，再後來就是用石頭瓦塊扔我們。我一路護著我弟弟朝家裏奔，想著到家就平安了。他們卻也分成了兩夥，另一夥繞過旁邊的小胡同，堵到了我們前麵，這一回他們沒有再廢話，圍上來就動手打了起來。我仍然一直保持著那個底線，你們不動手打，怎麽罵，我忍。但是你們如果動手，那我也絕對不可氣。那是一場混戰，我不但要應付那冰雹一樣襲來的拳頭和腿腳，還要護著我弟弟，難免左支右拙，顧頭顧不了腳。我把我弟弟護在懷裏，露著後背讓他們打，瞅空子就朝他們小肚子、胯襠那些要害地方下手。我身上挨了不少打，卻也把他們幾個人給揍慘了，剩下還有戰鬥力的隻有白老大和他的另一個同學，這個時候我就能騰出手了，我扭身抓起倚在牆邊的一條棍子，掄圓了朝他們打去，白老大吃過我的大虧，見狀連忙逃竄，他那個同學，個頭比白老大還猛，足足比我高了一個腦袋，卻被我在踝骨上狠狠地敲了一記，跳著腳罵罵咧咧一瘸一拐地撤退了。
擺脫了他們的圍攻，我護著我弟弟朝家裏走，這個時候磚頭土坷垃還有瓦片，從四麵八方朝我們的身上砸了過來。我連忙把我弟弟攏到我的懷裏，一塊磚頭呼嘯著朝我弟弟的腦袋上飛了過來，我本能地彎腰護他，結果，那塊磚頭狠狠地砸到了我的左眼上。迷迷糊糊中，我就聽到白老大喊了一聲：“快跑啊，出血了。”那些孩子一哄而散，我的左眼劇痛，連帶著腦袋裏麵嗡嗡亂響，整個左邊麵頰也火辣辣地。
我領著我弟弟回到了家裏，我姐姐已經把飯做好，看到我驚慌地問：“你怎麽跟人家打架了？滿臉都是血，打哪了？”
我說沒事，讓他們砸了一磚頭。我姐給我倒了一盆涼水，讓我把血洗洗。我洗幹淨臉上的血，我姐姐告訴我，眼睛腫了，要不要到醫院看看？我說沒事，過兩天就好了。當時我萬萬也沒有想到，這一磚頭毀了我的左眼，成了我一生的傷痛。
吃過午飯，惦記著那還沒有結算的馬糞錢，我又朝木樨園奔，在公共汽車上，售票員看著我問：“這孩子眼睛怎麽了？腫成發糕了怎麽還朝外邊跑？”那個時候，我已經不覺得眼睛疼了，就是覺得整個腦袋發脹，血液一個勁朝兩個太陽穴裏邊鼓，就像是要衝破太陽穴冒出來。還覺得反胃、惡心。我強撐著，總算到了木樨園，找到張大爺，張大爺不在家，張大嬸看到我那個樣子，連連歎息著，替張大爺給我結算了一塊錢，比應得的多給了我兩毛錢。張大嬸怕我在路上出什麽事，一直把我送到了家。
睡了一晚上，我的眼睛腫成了名副其實的發糕，眼睛睜不開了，隻能用一隻右眼看東西。我媽一看情況嚴重了，帶著我到醫院去求診。到了醫院，找到眼科，醫生診斷以後，說是要做手術，手術費要一百多塊。我媽當時就傻了，呆在那兒就像天塌下來一樣。醫生一看我媽那個樣就知道我們家不是能掏得起手術費的主兒，改口說實在不行就先開點消炎的藥，回家用冰毛巾敷敷。
我媽取了藥，正要帶我回家，那個眼科大夫又追了上來，遞給我媽一張紙條，說是解放軍巡回醫療隊的住址，治療免費，讓我們到那地方看看，說不定能不花錢動手術。
我媽千恩萬謝，第二天就照地址帶著我去了解放軍巡回醫療隊，人家看完以後，說是可以做手術，但是卻要街道或者單位的證明，證明我們家是工農兵或者革命幹部，屬於紅五類，家裏沒有地富反壞右走資派牛鬼蛇神。這種證明我們家根本開不來，所以也就打消了在解放軍巡回醫療隊作進一步治療的打算，回家繼續點那位好心的大夫開的眼藥水。
我的這隻左眼，經過冰敷、點眼藥水，當時倒也好了很多，再後來，上了四十歲以後，就開始急劇惡化，劇痛、視力下降，現在已經近乎失明。這隻眼睛，是**留給我的終生遺產，也是我爸爸教育我任何時候都要護著弟弟的曆史成果。
過了一段時間，老白不知道犯了什麽事，也可能招惹了什麽人，被人家揭發說他當偽警察的時候，手上有命案，抓過地下黨。結果大字報大標語再一次刷滿了我們那條胡同，他們家也被抄了，老白被紅袖標押走了。從那以後，老白家三兄弟算是老實了，不再欺辱我們，走在街上，溜著牆根，灰溜溜地像小老鼠。我想，讓別人看我，可能也是那副樣子，心裏頓時沒了對他們的恨意，覺得他們也挺可憐的。
8、劉大叔說他可以帶我去看我爸爸，我驚喜不已，爸爸被那些人帶走之後就杳無音訊，不知不覺已經過去了一年多，此時聽到能見到我爸爸，對於我來說，無異於天降綸音，是讓我大喜過望的好消息。
有好幾次，我做夢夢見我爸爸讓那些戴著紅袖標的人給殺害了，我哭醒了，把夢境告訴了我媽媽，我媽媽說夢是反的，夢見我爸爸不在了，恰好說明我爸爸活得好好的。這麽安慰我，我媽媽自己卻徹夜未眠，翻來覆去，第二天早上起來，我發現她的眼睛紅腫著，我知道她夜裏哭了。從那以後，又做過幾次我爸爸被紅袖標毒打、殺害的噩夢，我再也沒敢告訴我媽媽。
聽到劉大叔要帶我去看我爸爸，我急著告訴我媽，劉大叔不讓，他說：“我也是聽到個謊信，說是你爸爸在勞動改造，參加拆老城牆呢，我先帶你偷偷過去看看，要是你爸真的在那兒，再告訴你媽不遲。”
那天，不知道是我的感覺，還是天氣真的那麽好，瓦藍瓦藍的天空飄**著潔白的浮雲，陽光照在人身上，一點也沒有燥熱的感覺，暖烘烘的，就像冬天人依偎在火爐旁邊。走在路上，還有輕輕的涼風，似乎有看不見的手在幫人打扇子。我跟在劉大叔的身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到了一個工地上，那個工地有背著長槍的紅袖標看管，一群灰蒙蒙的人螞蟻一樣在城牆上下忙碌。有的拆城牆，有的往下麵搬磚，也有的把搬到下麵的磚小心翼翼地畫上編號，然後再用大馬車運到別處去。
看到大馬車，我有點後悔，如果我把我撿馬糞的家什帶上，即使沒見著我爸爸，也不致於白跑一趟。我把心裏想的說了出來，劉大叔嗬嗬笑著拍了我後腦勺一把：“還行，幹啥想著啥，就啥都能幹好。”
人很多，我根本看不清我爸爸在沒在裏邊，劉大叔說他是大人，不敢靠得太近，靠得太近容易引起那些紅袖標的注意，讓我假裝玩，往跟前湊湊，仔細地找找。我就假裝玩耍，眼睛瞅著地麵，東瞅西看，我打算好了，如果那些紅袖標盤查我，我就說我抓蛐蛐，蛐蛐就喜歡在這些舊城牆的縫隙裏安家落戶，拆城牆，就是抓蛐蛐的好時機，弄好了，還能抓住黑頭，據說，黑頭蛐蛐可以當將軍。這點關於蛐蛐的知識，還是我弟弟傳授給我的。
那些紅袖標並沒有關注我這樣一個孩子，而且，那種場麵好像也不是正規看管犯人的勞改場所，所以我不但靠近了那些穿著破衣爛衫辛勤勞作的人群，還能在他們中間躥來躥去的瞎跑，卻也沒人管我。讓我為難的是，這些人好像長得都一個樣兒，滿臉灰土，蓬頭垢麵，每個人都戴著破手套，默默地幹活，誰也不吱聲，如果吱聲，說不準我也能聽到我爸爸的聲音。
我正在找得頭暈，一個人推著三輪車從我身邊經過，輕聲喊了我一聲：“兒子，你怎麽來了？”
我這才看出來，這個人是我爸爸。他還穿著離開家的那套衣裳，隻是上麵沾滿了灰土，衣服多了一些補丁。我正要叫他，他卻一把捂住了我的嘴：“別吱聲，趕緊回家，告訴你媽，我沒事，我也不是曆史反革命，更沒當過國民黨上校，他們正在調查呢，很快就能清楚了。”
我悄聲問他：“你啥時候能回家？”
他搖頭說：“我也不知道，你回家告訴你媽，我們現在勞動，吃得飽，大饅頭可勁吃，還有白菜燉肉，讓她放心。你是老大，要照顧好你弟弟，聽你媽的話，快走吧。”
如果按照排行，我應該算老二，我上邊還有一個姐姐，可是我爸爸習慣把“老大”這頂高帽戴給我，好像我姐姐不算家裏的孩子。我爸爸說完，慌忙忙地推著三輪車走了。我也假裝沒事的從勞動的人從中撤離。
劉大叔還在原地等著我，一見我就急著我：“怎麽樣？有沒有你爸爸？”
我把剛才的情況告訴了他，劉大叔頓時高興了：“趕緊回家，告訴你媽去，讓她給你們做點好吃的。”
路上劉大叔告訴我，他之所以這麽高興，並不是因為我看見了我爸爸，他是聽他那些老戰友說，牛棚裏關的人太多了，上級有精神，問題不嚴重，或者已經快查清的人，沒有實際危害性的，一律派去參加勞動，家在北京的過些日子，等城牆拆完了可以取保，在家裏監視居住：“說不定，你爸爸快要回家了。”
那天晚上，是**開始以來，我們家最歡樂的一晚上，我姐姐已經做了晚飯，照舊是豆麵窩頭菜糊糊配大頭菜。等到我媽回來，我把情況給我媽一說，我媽坐到炕頭上就哭，這時候我才醒悟，我媽平常不說，可是心裏的壓力絕對比我們這些不懂事的孩子要大得多。哭了一會兒，我媽在地上紮撒著兩手轉來轉去的不知道要幹嘛，我看她那樣兒好像精神有點不正常，連忙問她要幹嘛，她反問我你說現在要幹點啥，我說，劉大叔說了，今天晚上讓你給我們做點好吃的。
一句話點醒了她，我媽馬上吩咐我姐把已經蒸好的豆麵窩頭收起來，留著以後慢慢吃，她給我們蒸饅頭。說著，我媽拿了肉票和錢讓我到胡同口的肉鋪買點肉回來，我提醒她這個點肉鋪早就下班了，她說那就到商場買個肉罐頭回來，我給你們燉白菜肉吃。人最大的歡樂並不是有錢，也不是有權，最大的歡樂應該是有了希望。那天晚上，我們家非常歡樂，因為我們有了希望，我爸爸就要解放回家了。
還真讓劉大叔說著了，又過了幾個月，我爸爸終於讓人家放了回來，啥事沒有了。他告訴我們，那個叫鐵牛的家夥，過去是他的師兄弟，他不小心得罪了那個人，那個人解放前就找不著了，後來不知道怎麽也混到了北京，也混進了地質部下麵的一個單位燒鍋爐。文革一開始，他就揭發檢舉了我爸爸曾經給國民黨廖耀湘的新六軍當過上校武術教練，於是就把我爸爸當成曆史反革命給抓了。
“你真的當過國民黨上校啊？”我，還有我媽、我姐異口同聲地驚問。
我爸爸說我媽：“他們叫過我，我沒去，要是當過，孩子們不知道，我還能瞞著你啊？”
那些紅袖標倒也不是白吃飽，他們千方百計地調查這件事情，如果能夠落實了我爸爸是漏網的國民黨上校，就能成為他們單位造反派的一大功績。他們刨根問底，一直追到了廖耀湘本人那裏。廖耀湘當時已經特赦多年，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當專員，享受共產黨的專門保護，文革中也沒有受衝擊。那人的記性特別好，難怪能當那麽大的官，難怪在國民黨裏能當官，在共產黨裏還能當官，他當即證實，當時我爸爸參加中華全國首屆武術大賽，拿了總冠軍，他倒真的下了委任狀，邀請我爸爸當新六軍的上校武術教官，沒想到我爸爸倔得很，根本就不幹，當時弄得他還挺生氣。
廖耀湘也明白那個時候跑到他那兒調查我爸爸是什麽意思，不但做了口頭證明，還專門寫了證明材料，在證明材料的最末了還加了一句話：該人因為當時傾向共產黨解放軍，所以堅決拒絕了我的邀請。
事情搞明白了，我爸爸也放出來了，白白讓人家關了一年半，這份悶氣我爸爸無論如何要找鐵牛討個說法。而且，我爸爸還有一筆舊帳要跟他算清楚，所以在家歇了兩天，就去找鐵牛。
鐵牛因為造反有功，已經由一個燒開水的鍋爐工，提升為地質部下麵一個單位的保衛科長，我爸爸了解清楚他的住處，直接把他堵在了窩裏。
鐵牛心虧理虛，對我爸爸好話說盡，讓我爸爸原諒他，說他是一心一意幹革命，絕對沒有夾雜半點個人恩怨：“況且，咱們是師兄弟，我怎麽會無緣無故地陷害你呢？當時我在東北，你被聘成新六軍上校武術教官，大報小報都登了，也不是我憑空捏造吧？”
我爸爸追那筆舊賬：“那你讓我往鐵路上帶大煙，後來又給日本人通風報信陷害我，怎麽說？要不要我也給組織上檢舉揭發你一下？”
鐵牛還是那一老套，說那是洪師傅幹的，他自己也被蒙在鼓裏。我爸爸追問洪師傅的下落，鐵牛說早就讓政府給鎮壓了，說他屬於封建把頭。死無對證，到底當年是他還是洪師傅設下套兒陷害我爸爸，最終還是成了無法破解的謎。這個世界，像透了一台大戲，後台的事情，永遠比前台聚光燈下的表演更豐富、更複雜，也更加隱秘。
在跟鐵牛算帳的時候，我爸爸腦子裏驀然一閃，想起了當年警察抓自己的時候，在街頭拐角看到的那個身影，當時沒想起來是誰，此刻，忽然恍然大悟，那個人是鐵牛。
我爸爸用肯定的口氣說：“臨解放的時候，你帶著警察抓我，這筆賬該怎麽算？”
鐵牛照樣矢口否認：“我那個時候還在東北混飯吃呢，那可能到北京來帶警察抓你？你聽誰說的？”
我爸爸說：“我親眼看到的，用不著聽誰說。”
鐵牛是湯鍋裏的鴨子肉爛嘴不爛：“你到哪看的？夢裏？我再說一遍，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你在北京天橋混呢。”
賊沒髒，硬似鋼。鐵牛死不認賬，我爸爸也沒辦法。這個人害我爸爸蹲了一年半牛棚，我爸爸拿他都沒什麽辦法，何況那過去多年的陳年老賬，算清楚了又能怎麽樣呢？好在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正應了陳毅那段有點像順口溜的詩：“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文革結束，追查三種人的時候，鐵牛文革時期因為給江青寫了效忠信，有關部門調查此事，又追查出他帶著造反派打砸搶的時候，把一個老幹部從樓上推下去摔死，這個案子讓公安局落到他頭上，把他給押到小河沿給斃了。
我爸爸多次用鐵牛的教訓告誡我：“得罪十個君子，也別得罪一個小人，你爸爸這半輩子倒黴，都因為得罪了鐵牛那個小人，”又告誡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9、紅色海洋的日子，在我腦子裏留下的記憶非常混亂，也許，那種混亂的年代，給所有人的腦子留下的記憶都是同樣的混亂。那種混亂的感覺讓人恐怖，就像置身於狂風暴雨之中，雷霆在你頭頂炸響，閃電刺傷了你的雙眼，大雨把你澆成了落湯雞，狂暴的風雨讓你魂飛魄散，過後，大腦一片混沌。又像被扔在瘋狂的賽車跑道上，高速奔跑的賽車紛紛從你身邊掠過，令你暈頭轉向，頭昏腦漲，過後記憶一片灰白，說不清從你身邊奔馳而過的賽車是什麽樣子。
紅色海洋的日子是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大事兒，屬於曆史學家社會學家研究討論的大題目。對我而言，影響最為直接的，就是從那以後，我永遠告別了學校，再也沒能回到校園裏去。混亂的記憶，模糊了當時很多事件的過程和細節，我弄不清楚我爸爸從牛棚出來以後那幾年，在天橋藝人徹底被鏟除的時候，他是靠什麽掙錢養家的。也弄不清楚，後來我怎麽稀裏糊塗就成了我爸爸的幫手，跟著他四海為家，東奔西跑，開始了他稱之為“流動表演”的生活。
文革結束了，改革開放了，天橋藝人們又可以在街頭表演賣藝謀生了。可是，政府改革的路數太多了，今天這麽改，要組織什麽表演協會。明天那麽改，政策放寬，允許外地人到天橋撂攤兒，增加天橋傳統文化的豐富性。後天又要繳納市場管理費。大後天又要統一演出標準，搞得我爸爸他們那些老藝人不勝其擾，無所適從。最嚴重的問題是，麵臨著大量外地進京搶飯碗的藝人們激烈的競爭，我爸爸他們賣了十足力氣，掙得錢卻越來越少。於是，我爸爸跟幾個在天橋賣藝的老朋友商量了一下，決定離開天橋，麵向全國，由防守戰改為運動戰，從坐地僧變成遊方和尚。
我，還有我姐姐，加上我爸爸，另外還有幾個過去在天橋耍把式的老藝人少林程、滄州耍衝天炮的霍家兄弟等人，都是我爸爸在天結識長久的武道上的朋友，組成了一個全國巡回武術表演團體，在全國各地巡回演出。我們成了有組織的人，掛靠在北京市體委武術協會的名下，打著他們的旗號，走南闖北，每年交給他們一定數額的管理費，他們則允許我們打他們的牌子。
那幾年，我們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跑遍了全中國。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先和當地的體協、武術協會之類的機構取得聯係，打著北京武術協會的招牌，跟他們合夥舉辦武術表演，賣門票，當然，門票收入也要給當地的合夥單位分成。碰上不太貪財的，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就能打發，碰上貪財的，百分之三十也打發不住。分成比例要求太高的，我們承受不了，等於白幹，那也就隻好不幹，白跑一趟，戰略轉移，再到下一個城市碰運氣。這種沒法幹的地方一般都在東南沿海經濟開放城市。
總體上看，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區的人比較厚道樸實，甚至還有一看到北京武術協會介紹信和證照的，一分錢不要，完全盡義務全力配合的地方。給我這艱辛漂演生活留下美好記憶的有陝西的西安，甘肅的蘭州，還有一個很多人不知道，對國家分量卻極重的戈壁小城——金川。
西安也有一個武術協會，他們有個名譽會長由體協副主任掛名，具體事務都是秘書長跑。秘書長叫惠達，因為武術協會沒有政府預算，所以這個秘書長不拿工資，算是盡義務。這人是一個武術的狂熱愛好者，也是研究中國武術史很有造詣的專家。聽到“山東許”三個字，居然知道我爸爸就是中華民國首屆也是最後一屆武術大賽的總冠軍。他說他一直對這位“山東許”非常關注，多次跟山東有關方麵聯絡，希望知道這位中華民國首屆也是最後一屆武術大賽總冠軍的下落和結局，還準備就他的經曆搞一個專題。可惜，誰也不知道“山東許”的下落，有傳說山東許當了國民黨的高官，跑到台灣去了，也有的說在東北戰場讓林彪親自招安了，給林彪當了第一保鏢，解放後一直隱姓埋名在中南海保衛黨中央毛主席雲雲。
惠達秘書長激動不已、熱情洋溢、唾沫星子四射地說著，陝西話的純樸和厚實伴隨著他眉飛色舞的手勢，聲勢奪人，別的人一概沒有插話的機會。我爸爸嗬嗬訕笑，滿臉通紅，我也不知道他是為自己混到今天這個地步而覺得慚愧，還是受到別人那麽強烈的關注而得意。
在我們這幫人裏，我的文化程度算是最高的，小學四年級，能寫會算，於是所有外聯、門票發售、記帳、分錢這些事務性工作都由我一個人全權代理，同時，我還要堅持練功，上場表演，不是我自誇，那個打著北京武術協會四處流浪的草台班子裏，我是最辛苦、最忙碌的一個人。跟惠達秘書長交涉演出、費用分成的問題，自然也是我的份內。惠達是個爽快人，動員了他在西安的一切社會能量，安排我們在西安體育場連演三場，然後到西北大劇院配合正火的秦腔《火焰駒》再連演幾場，具體場次，根據觀眾的歡迎程度再定。
演出場地、時間安排好了之後，我跟他談起了門票分成問題，惠達“咳”了一聲，很不高興地對我說：“你這人咋那麽生分呢？山東許能到我們西安這塊地麵上表演武功，那是我們陝西人民的榮幸，分啥成呢？打我臉呢。”
我又跟他提及演出場地的租金問題，他罵了起來：“錘子，啥租金？那場子放著也是放著，你們到那演，還給他們壯了生氣呢，你別管，我跟他們說。”
結果，我們在西安耗了一個多月，大大地賺了一筆，那一次的演出，是我們闖**江湖以來，收入最豐厚的一次。臨別，我們給惠達送了一口單刀，我爸爸用他那笨拙的手在刀柄上刻了“山東許”三個字，惠達如獲珍寶，高興壞了，說是一定讓我爸爸抽空跟他好好聊聊，他要拿我爸爸解放前後的經曆作一個傳統武術名人的專題。後來，卻再也沒有見過他，在我們的巡回演出陷入低穀，困難重重的時候，我還想再到西安碰碰運氣，跟他聯係過，他卻失蹤了，據西安武術協會的人說，他不知道通過什麽關係，跑到俄羅斯倒騰飛機大炮去了。也不知道他最終發了沒有？祝福他能夠成為成功的軍火商。
離開西安，我們繼續西行，奔赴西北重鎮、古絲綢之路的咽喉蘭州。蘭州古稱金城，黃河從城北蜿蜒流過，黃河上有黃河第一橋：蘭州黃河大橋。這座大橋是滿清時代修建的，我們到那的時候，上麵還能通汽車。蘭州南邊是巍峨高聳的皋蘭山、五泉山，北邊是北塔山。城市依山傍水，地勢險要，難怪成為古絲綢之路咽喉要道。
到蘭州演出，也是惠達給聯係的。蘭州武術協會跟西安的差不多，也是沒有進入體製的半民間團體，也是沒有政府預算的自負盈虧的社會法人。這種單位，在那個時代，都非常困難，一概沒有專職的拿工錢的工作人員，大家都是盡義務。盡管這樣，我們還沒到，他們已經給我們安排好了住處，在定西南路的一個企業招待所裏。
“對不起咧，條件不好，北京來的貴客先住下，有啥事情盡管說，我們一定全力配合。”接待我們的仍然是蘭州武術協會的秘書長，一個叫孫真的大鼻子。我爸爸說，那種大鼻子的特有福，他的鼻子不是西方人的那種大法，而是整個鼻梁、鼻翼都非常肥滿，長在在臉上特別招眼，給人除了鼻子就再沒別的零件的錯覺。
其實他不知道，這個企業的招待所對於我們這個名義上是北京武術協會巡回表演團，事實上走南闖北賣藝的草台班子而言，條件已經很好了。我們最長住的是那種車馬店式的大通鋪，男人一間，女人一間。住得省一點，帶回北京養家的錢就能多一點。我們曾經到福建的泉州表演，當地武協的人員提出他們作為承辦單位，要從銷售門票裏提成百分之五十，而且沒有發票，要現金。我們拒絕了，如果那樣，我們就等於白幹，如果售票情況不理想，我們照樣要按百分之五十給他們分成，就得虧本。後來我找了他們的協會主席，才把分成降到了百分之三十。可能因為這事，具體工作人員不高興，晚上不給我們聯係住宿地點，放了我們鴿子，我們演出結束以後，隻好睡在露天戲台上。多虧那幾天天氣好，不冷不熱，可是晚上卻讓蚊子當成了大餐，飽食一頓，第二天早上起來，所有人臉上都是大包。
那個時候我爸爸已經開始蓄胡子，臉上的胡子有一紮長，不知道蚊子好奇還是淘氣，鑽進他的胡子裏頭，在他下巴頦下嘴，害得我爸爸幹癢癢卻沒法撓，為了撓癢癢，隻好把胡子剃了。胡子剃了以後，下巴頦上整整齊齊排了一列大包，霍老二嘻嘻哈哈地嘲弄我爸說，我爸爸的下巴頦，變成當地女人的腳後跟了。當地女人從來不穿鞋，一年四季光著腳丫子趿拉拖鞋，後腳跟都是黑黢黢一層厚繭。
在蘭州住的招待所歸一個叫金川公司的企業，平心而論，在那個年代，這個招待所在我們眼裏就已經夠高級了。我擔心費用高，轉彎抹角地請孫真給我們找一個便宜點的旅館就行了，哪怕是洗澡堂那種地方，隻要能睡覺就成。
孫真告訴我們說，他跟金川公司的工會黃主席是忘年交，住宿的帳可以記在金川公司工會：“我正在跟他們聯係，請你們到金川去表演，那塊地方不大，卻是中國的一個金娃娃，人富得流油，你們在蘭州演完了，再往西走，到金川去給企業職工表演，收入肯定高，接待條件肯定更好。”
在蘭州我們表演了半個多月，我爸爸跟少林程和衝天炮霍氏兄弟商量，在西安我們一分錢沒給地家交，總覺得心裏不落忍，這些單位的人，都是憑興趣、憑熱情，沒有收入，接待我們，給我們安排演出場地，即便沒花錢，也要搭功夫、搭人情，所以，像西安那樣一分錢沒有拍屁股走人的事情不能再做，再做就把人情都斷了。於是，在蘭州演出結束的時候，我們不管事先有沒有約定，都按照門票收入的百分之十給他們提了分成。
孫真對提成不感興趣，他拿來一個大牌匾，上麵寫著：致謝蘭州武術協會，下麵的落款是：北京市武術協會，著名武術家……
大師後麵的名字空著，他讓我爸爸和少林程、衝天炮霍氏兄弟簽名，按掌紋，然後又在他們簽名指紋的後麵自己注明：解放前首屆全國武術大賽冠軍、解放前首屆武術大賽亞軍等等名頭，除了我爸爸，少林程、霍氏兄弟，都成了那一屆武術大賽的獎牌獲得者。我想，要不是我年輕，說出去別人不會相信，他肯定也要給我安個什麽大賽季軍之類的名頭。
客隨主便，既然他好那一口，我爸爸他們也就順應他的要求，簽上了各自的名頭，按上了各自的掌紋。孫真高興得咧了大嘴笑個不停，大鼻子下麵配上咧開的大嘴，看上去活像誰把一頭大河馬給逗笑了。
“我給你們說，我最近跟市委書記在一起喝過酒，等你們走了，我就拿著這塊匾找書記去，讓他看一下我們武術協會為蘭州市作得貢獻，他一高興，大筆一揮，明年我們就能進事業單位，列上政府預算嘍。”
原來，他打得是這一手算盤，最終也不知道他的目的達到了沒有。我們本來還準備在蘭州再演幾場，金川那邊卻等不及了，派了一台特高級的大中巴來接我們，還有一台大解放給我們拉道具。
“金川公司夠意思呢，把他們最高檔的車派上來接你們了，這車我知道，專門迎接省長以上領導才用呢。”蘭州武協孫真秘書長送我們上車的時候，專門向我們介紹了這台車。不但派了專車來接我們，隨車還來了一個工會幹部，算是負責接待我們的。路上他告訴我們，金川公司是全國排名第三的特大型采選業企業，也是我們國家生產貴重金屬的獨一家大企業，那座城市，實際上就是一個大企業。
我們也不懂那一套，不知道他說的是真的還是吹牛，不過，到了金川以後我們卻不能不感動得要死，他們居然把我們安排到了接待國家領導人和外賓的隴首山莊裏，那是一個高級賓館，四周林木蔥蘢，花草繁茂，還有一條小河貫穿其中，小河上模仿蘇州園林的格式蓋了幾座小橋，住在那裏頭，大戈壁灘的荒蕪和蒼涼遠離了我們。金川那座城市很奇妙，建在荒無人煙的大戈壁灘上，南邊的大山怪石嶙峋，寸草不生，工會的接待人員告訴我們，聰明的腦袋不長毛，有寶的山頭不長草，所以，這裏的山都是禿山。
金川公司很大氣，根本不賣門票，職工看我們表演都是集體發票免費觀看，門票錢直接由企業工會跟我們結算。十幾家二級廠礦，輪著看，我們也就連演十幾場。到了這兒，用不著聯係場地、買門票，我也就能集中精力上場表演武功。這一路演來，順暢，收入豐厚，結果就應了那句話，樂極生悲，在霍氏兄弟跟少林程演練對打的時候，霍老大失手傷了少林程的腦袋。
霍家兄弟表演的衝天炮，嚴格意義上說不應該算武術，而是雜技。衝天炮指的是一根兩丈來長的大竹竿，有人在下麵舉著耍，功夫的差別就在兩點：一是看下麵耍的人能用多少個身體部位耍起來，霍氏兄弟算是這個行當裏最厲害的了，不但能用腦袋的各個角度位置、肩膀的各個角度和位置耍，還能用身體上所有的關節部位耍。二是看杆上麵人的平衡能力，不管下麵杆子怎麽耍，上麵的人都要能做出各種動作來，而且保證不走樣、不鬆套。霍氏兄弟表演的時候，一般是老大扛杆，老二守護，上麵則是老大或者老二的閨女兒子表演杆技。
在金川公司表演期間，一天三頓飯都是雞鴨魚肉山珍海味，頓頓都有五糧液，他們說他們喝的五糧液都不花錢，是四川一個什麽特殊鋼廠拿來跟他們換貴重金屬的。這種好日子我們哪見過，逮著了還不得可勁填補，誰都想趁這機會把膘好好貼貼。我爸爸、少林程和霍氏兄弟這一類武道中人，都是能吃能喝的主兒，不敢說是酒囊飯袋，說他們酒缸飯桶倒也恰如其分。
那天晚上，工會黃主席親自到飯廳陪吃陪喝，給我們道辛苦，幾個長輩高興了，五糧液沒夠地喝，雖然都是海量，可是也一個個都有幾分酒勁了。晚上黃主席又親臨現場觀賞我們的表演，大家都鼓足了勁兒，一心要大大露個彩。
我表演的是硬氣功，那是我的家傳功夫，從五歲站樁練起，練了二十來年，腦袋和胳膊都已經練成了榔頭，專門砸石頭瓦塊的榔頭。玩了將近二十年的活，沒有任何懸念，硬氣功表演成功，照例是觀眾的滿堂彩，接下來是霍氏兄弟的衝天炮上場。
衝天炮完事，就是少林程表演少林拳和少林棍。那個時候《少林寺》電影已經風火大陸，所以他表演的少林功夫格外受歡迎，早早的他就到了台側，抖擻精神，準備等霍家衝天炮練完了他好上場。
霍家衝天炮也是家傳，玩得熟透了的節目。節目表演結束的時候，有一個動作難度非常大，就是把杆子從頭頂上甩出去，杆子以豎著平移的姿態朝後台側麵飛過去，然後由後台的助手接下來。在整個過程中，在杆上表演的演員照舊做著各種動作，一直到杆子落地以後，演員才從杆上跳下來，回到前台和扛杆的一起謝幕。
那天是霍老大扛杆，霍老二作防護，霍老大的閨女在杆上表演。平常都是霍老二扛杆，那天因為有黃主席親臨觀賞，所以霍老大親自上場，一者他的技藝比起霍老二當然更加成熟一些，二者也是為了向黃主席表示一份敬意。晚上喝得有點高，表演的時候霍老大就有點把持不住，動作比平時更大，更狂放，外行人看著刺激、興奮，我們這些內行卻提心吊膽，直冒冷汗。好容易表演完了，我們都鬆了一口氣，就在這個時候，九十九拜都拜完了，就在最後那一哆嗦的時候，出事了。
霍老大把站在後台側麵等著上場的少林程當成了接杆的助手，當時少林程麵朝後台，正在跟我說話，囑咐我趕回北京之前把錢分了，他好私留一部分，他有前後兩窩，前一窩還在河南農村，前妻加一兒一女，後一窩在北京，一個老婆倆孩子，他想偷著給前一窩寄點錢。我剛剛答應了他，霍老大就把那根大竹竿，也就是衝天炮甩了過來，衝天炮上邊還有他的閨女，做了一個乳燕亮翅的優美造型。衝天炮扔得很高，力道很足，如果助手能夠順利接到，那就是一場非常出彩的表演。可惜，霍老大喝多了，他的助手在左邊，他卻把杆子甩向了右邊，而且，正正砸在少林程的腦袋上。
少林程挨砸的那一刻，表情非常怪異，似乎剛剛想起來我還欠他八百塊錢沒還似的，用想要又不好意思張嘴的那種眼神盯著我，又有點像我突然變成了怪獸，嚇著了他，緊接著，他就跟那根衝天炮，還有衝天炮上麵驚聲尖叫的乳燕亮翅，一起摔倒在後台滾成一團。
最終，那場接待最好，收入最高的表演以悲劇收場。少林程被砸得頭破血流，嚴重腦震**。多虧金川公司的職工醫院達到了三等甲級水平，醫療設備和醫生素質都極好，及時搶救，才算挽回了少林程的一條命。霍老大的千金摔斷了一條腿，也是養了好久才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
金川公司的醫院怕少林程的腦傷出現反複，他們擔責任，積極給少林程辦理了轉院手續，我們坐著大飛機送少林程回北京治療，那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坐飛機，卻是提心吊膽地護送重傷員少林程。這麽一折騰，那一路掙的錢，都交了醫藥費、交通費。最終算賬，不但沒掙錢，還搭進去了好幾千塊，搭進去的錢，我們家和霍家承擔了，沒敢讓少林程再掏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