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這一生跟我爸爸相似之處還有一個地方，就是結了婚，卻並沒有談過戀愛。我爸爸比我強的是，結婚以後，跟我媽夫妻感情好，兩個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吃苦也罷，享福也罷，肩並肩互相扶持著走完了艱難卻也不乏幸福的人生旅途。
我的婚姻雖然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經八百的經過了傳統的、現代的種種程序，卻最終鬧了個勞燕分飛，咫尺天涯，此恨綿綿無絕期的結果。
我跟我爸爸第一次正麵談及娶個女人成家立業的話題，是在四川成都跑場子的時候。那段時間我們的班子很不景氣，少林程雖然後來恢複得不錯，能夠維持正常生活，卻落下個毛病，搖頭晃腦，很像當時經常訪問中國的柬埔寨賓努親王，這種病俗稱搖頭瘋，沒法治。少林程不能再上台表演他的少林功夫了，自然而然地退出了我們那個班子。
霍家兄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每次表演的時候都膽戰心驚，而且年紀漸大，再玩衝天炮體力上也支撐不了，兄弟倆勉強又跟我們跑了兩年也就退了出去，留下他們的後代，一個練了軟功，跟我姐姐搭配著表演，另一個練了鞭子，跟我配合著演出鞭技。
我姐姐年齡大了，也嫁了人，嫁人以後，就不能再跟著我們浪跡天涯，賣藝為生了。於是班子越來越青黃不接，表演的效果和效益都江河日下，越來越不景氣了。我爸爸年紀也大了，大多數情況下都隻能是撐撐場麵，真正的表演任務都由我接手下來。有的時候，看著我爸爸鬢邊蒼白的雪霜，臉上縱橫的歲月，氣喘籲籲地在台上表演他已經力不從心的武功套路，我心裏一個勁往外湧淚水，卻又不能真哭出來。
到成都以後，原來說好的表演場地因為是露天的，碰上下連陰雨，沒法表演，就算我們不怕雨，硬著頭皮演，也沒有觀眾看。打道回府吧，一來已經跟人家簽了合同，二來來回白跑一趟路費就白白搭進去了，所以隻好在成都耗著，等老天爺開眼。晚上沒事，我陪我爸爸聊天，我爸爸問我：“你劉大叔的三丫頭你還記得不？”
劉大叔家的三個丫頭，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老三，尤其是她悶不吭聲掄著大棒槌砸白家兄弟的樣子，讓我終身難忘。後來，因嫌我當時沒有出麵幫她打架，罵我是傅誌高，不再搭理我了，我也就懶得再搭理她。再後來，隨著年齡增長，有了男女意識，開始假封建，男孩和女孩不說話，不來往，也就漸漸淡漠了。留在記憶中的唯一印象就是，她有一雙小皮鞋，經常穿了在院子裏走來走去。我之所以會對這件事情留下記憶，是因為我當時決覺得納悶，他們家那麽窮，她兩個姐姐一向都穿著劉嬸自己做的布鞋，她怎麽會有皮鞋穿。
後來，我跟著我爸跑江湖，全國各地巡回演出，過年過節回北京，也沒有再見過她，也沒打聽過她，在記憶中就慢慢淡忘了。我爸怎麽又提起了她呢？
我爸告訴我，劉大叔從老家來信了，說是他三丫頭現在在老家縣城的學校裏教書，還沒有對象，那個年代，男女未婚青年開始談婚論嫁的階段，有個特定的名詞，叫對象，不像現在，一律稱之為情人，概念那麽模糊，既可以理解為本質意義上的情人，也可以理解為未婚夫、未婚妻。
“你劉大叔一直挺喜歡你，想把他家三丫頭說給你，你覺著怎麽樣？”
劉大叔在文革後，落實政策，糾正冤假錯案的時候，平反了，去掉了腦袋上麵革命意誌衰退、從革命隊伍中脫逃的罪名，落實政策的具體標誌，就是終於給他在老家安新縣城裏分了一套房子，還按照三八年以前參加革命的標準每個月發養老金。他逐漸年老，在北京有今天沒明天的混日子也混不動了，老大老二都在北京嫁人成家，他也就帶著劉嬸回老家安度晚年去了。隻有老三和最小的兒子守在他們身邊，老三下鄉抽回來當了老師，兒子卻不知道在幹什麽，按照年齡，應該也上班工作了。
我早就已經過了應該談婚論嫁的年齡，那些年長年在外麵奔波，對女人也就是想想而已，根本就沒時間也沒精神落實對象問題，所以我爸爸征求我的意見，我就說了個半推半就的話：“沒見過人，也不知道現在怎麽樣了。”
我爸爸聽明白了我的意思，就讓我趁現在在成都沒事的時候，抽幾天時間回去一趟，到劉大叔老家去看看：“要是你覺得成，人家閨女也能看中你，就定下來，你劉大叔家的丫頭，知根知底，可靠，能跟你好好過一輩子。”
於是，我就急匆匆返回北京，讓我媽給我置辦了一套藍滌卡衣裳，穿得整整齊齊，拎著稻香村的細點心，還有煙酒茶，湊了個四色禮，跑到安新縣找劉大叔相親去了。
女大十八變，一點都不假。那個在我眼中沒有留下什麽印象的劉老三，此時卻已經出脫成了大姑娘，那張臉長得粉白粉白的，也知道矜持了，也知道走路的時候甩腰扭臀了。我把眼眶睜得快裂開了，從她身上卻一點也看不到當年悶不吭聲，掄著大棒槌朝白家兄弟腦袋上狠砸的那個小丫頭的影子。就是不知道她現在眼中我還是不是傅誌高了，我想問問她，沒敢問，因為我一下子就看中了她。我相親那天當著劉大叔、劉嬸的麵說了很多好聽話，拐彎抹角地告訴他們，我對跟劉老三搞對象沒意見。
劉大叔明白我的意思，送我走的時候，告訴我，回家準備迎親。我還擔心劉老三看沒看中我，劉大叔大咧咧地拍著胸脯子向我說：“自古以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放心回家準備，跟你爸爸商量好時辰，給我來個信，我也給姑娘準備一下，到時候你過來接人就成了，不過話可說在頭裏，結婚以後你要是對我家三丫頭不好，可別怪劉大叔翻臉不認人。”
我趕緊賭咒發誓，結婚以後一定對三丫頭好，一定要讓她過上好日子，一定要孝敬劉大叔老倆口。劉大叔高興得哈哈大笑，說隻要對他丫頭好就成，他們老兩口半截都埋土裏了，孝不孝順都是次要的。
就這樣，我就算把婚事定了，現如今回想起來也真夠神速的，從相親到結婚，我們隻用了三個月時間，而且，這三個月時間裏，我們隻見過兩麵，一次是相親的時候見過的那一麵，還有一次就是她跟著爹媽到我們家踩窩窩的時候。
結婚就要房子，我們家多少年來，一直住在楊梅竹斜街拐彎抹角處的大雜院裏，連正街都沒沾上邊。那是一套裏外間的小平房，後來我們又盡可能的依傍著這套平房加蓋了一個小廚房、一個比雞窩大不了多少的儲藏間。我姐姐嫁出去了，家裏還有我跟我弟弟，我爸我媽。我爸我媽住在小套間裏，我和我弟弟住在外間，家裏的各種箱櫃雜物擠得滿滿當當，再想在這個插隻腳都要找地方的空間裏增加一個大活人，安排一個新娘子，那可真的比登天還難。要結婚娶媳婦，我們家麵臨的第一道難題，就是房子。
命運在那會兒朝我們家綻了片刻笑臉，於是，難於登天的問題竟然有人找上門來幫我們解決了。相親過後，我跟我爸爸回到北京，地質部一個管人事的幹部找我爸爸，原來，他們要進行機構改革，人事調整，一查閱檔案，我爸爸當年說是辭職了，打聲招呼就跑了，卻一直沒辦正式辭職手續，從理論上說，我爸爸還是地質部的工作人員。
這符合我爸爸的行事風格，什麽事都以為自己說句話就成了，卻不知道政府機關跟天橋把式攤完全不一樣，天橋的把式攤你說去就去，說不去就不去，甚至連說都不用說。而從政府機關辭職，可不能說辭就辭了，還有一整套的手續要辦。我爸爸辭職的時候，原來管人事的領導因為清查三種人，被隔離審查交待問題去了，新的領導是一個老幹部平反恢複工作的，文革中身體造壞了，住院療養一直沒來上班，所以手續沒人批，也沒人辦。
等到那個老幹部上班開始履職了，又百廢待興，清查三種人、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學習、治理整頓，接下來又要搞改革開放，結果就把我爸爸的事情給壓了箱底，誰都忘了還有過這麽一回事兒。一直到這次機構大改革，人事大調整，檔案大清理，人家才發現，還有我爸爸這一號人物掛在地質部的職工花名冊上，檔案還在地質部的人事處檔案室裏扔著。
地質部的人事幹部很好，提出兩個方案供我爸爸選擇：一是正式補辦辭職手續，工齡按照當年我爸爸提出辭職的時候算，可以拿一些退職金，大概有幾千塊錢，好像是按照北京市當時職工的年平均工資乘上我爸爸的工齡。二是辦理退休手續，我爸爸已經到了退休年齡，退休還能在現在工資的基礎上，長一級工資，而且，今後還能拿退休金，一直拿到死。哪種辦法合適，這種帳誰都能算得清，我爸爸馬上答複人家，那就辦退休算了。我媽聽到這件事情之後，樂得合不上嘴，罵我爸爸是傻小子撒尿泚出個金豆來。我爸也高興壞了，樂嗬嗬地說他那叫有福之人不用忙。
緊接著房子也送來了，地質部新蓋了幹部大院，給領導們分房子，領導們退下來的舊房子，按照政策，可以分給在地質部工作多年從來沒分過房子的職工，退休職工優先。我爸爸又沾了光，他符合從來沒有分過房、退休職工這兩條標準，於是分到了一套兩居室。誰說沒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這套樓房就是天上給我們家掉下來大大餡餅。
現在麵臨的問題就比較好解決了：誰住樓房，誰留在大雜院裏守老房。我心裏奔著樓房，誰都明白，住在樓房裏，敞亮，屋裏就有上下水，廚房、廁所都在屋裏，吃喝拉撒那點居家過日子的事兒，都可以不出門就解決。再說了，新結婚，能有那麽一套樓房當新房，麵對劉大叔和劉老三我們家也有麵子。可是，這種話不能說出口，到底誰住樓房，誰住大雜院，得由我爸我媽來定。
我爸我媽征求我的意見，我假裝隨和：“咋地都成，你們說了算。”
我媽我爸就說：“那你還是住樓房去，我們住這已經習慣了。樓房雖然也是舊的，刷上白灰，還不是跟新的一樣。”
正中下懷，我趕緊答應。我弟弟這個時候卻在旁邊悶不唧唧地說了一聲：“做人不能太自私了吧？”
在我爸爸說不清是正確還是錯誤的教導下，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跟我弟弟爭執過任何利益，什麽事情都盡著他。小的時候也沒有什麽真的值得認真整治的事情，大不了就是誰多吃了一個饅頭，該誰刷碗了，誰應該睡炕頭誰應該睡炕尾這些小小不然的事情。現在，他對我爸我媽的分房政策提出了反對意見，而且一張嘴就是衝著我來的，我本能的反應就是：“那你說，該怎麽辦就怎麽辦。”
我弟弟說出來的話，讓我大吃一驚。
2、我弟弟的命運比我好得多，我打小就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的攢功夫，文革結束了，別人複課鬧革命，我卻跟著我爸爸走南闖北的謀生去了。他一直上完高中，後來又讀了個三年大專。畢業以後在家呆了不到一年，曾經跟我爸爸一起在天橋賣藝、吃張口飯的老京劇藝術家鍾傳芳一日偶遇我爸爸，他現在已經退休，說起來他的學生在北京京劇三團當了團長，我爸爸靈機一動，求他幫忙給我弟弟在京劇團謀個差事。鍾傳芳老先生一口答應，老人辦事認真，答應了的事情就當個事情辦，沒多久，就叫我弟弟去麵試。我弟弟長相清秀，聰明伶俐，一口京腔非常地道，鍾傳芳老先生的弟子就是團長，於是我弟弟順順當當地進了京劇三團，跟著師傅學武生。
雖然京劇三團在北京京劇團裏隻能算得上三流的，可是那個時候的京劇團還是國家事業單位，進去了就是鐵飯碗。於是我弟弟就成了捧著鐵飯碗的演員，開始跟著師傅學戲。他學的是武生，過去對我跟我爸爸的武術從來不感興趣的他，竟然也開始練把式，每到周末，一大早就拉著我陪他到天壇去練把式。翻跟頭、站樁、下跨、亮相，他練的那些把式都是花把式，我知道他沒有功夫，練這些把式有風險，不小心就能閃腰捼腿，就膽戰心驚小心翼翼地護著他。他翻跟頭，我就得一直用胳膊給他做支點，他練得興起，從來也想不到我的胳膊撐著他那已經成年的茁壯身體，要出多大力氣。說實話，陪他練一天把式，比我自己練一天還累，有時候我受不了，抱怨，我爸爸就嗬嗬笑著說：“你弟弟練把式是為了在台上有個好站相、好架口，你這當哥哥的不幫著，誰幫著？”
我爸爸那個時候已經不能登台表演他的武術了，我練功夫是為了養家糊口，我弟弟練功夫是為了上台有個好架口，架口是行話，就是京劇武生在舞台表演的時候，一招一式的樣子是不是好看。我掙的每一分錢都要老老實實地交給我媽媽，因為我是老大，老大就是養家的兒子。我弟弟從上班開始，卻從來用不著給家裏交錢，我們也沒人想著朝他要錢，後來還是我媽媽覺得那樣不公平，讓他每個月起碼要交個夥食費。
我弟弟興趣廣泛，小的時候愛鬥蛐蛐、掀三角、頂拐等等一切跟玩字沾邊的東西他都嚐試過。長大以後，曾經迷過麻將、跳舞，有了工作和收入，又開始迷上了照相，買了一架二手海鷗120照相機，沒事就到處跑著“攝影”，他把照相叫攝影，如果我們說照相，他就不高興，好像貶低了這個玩意的品質。有時候，他來興致了，也會給我們家人照相，真對不起弟弟，也許我土，我就習慣把那東西叫照相，不習慣叫攝影。他的功勞是，給我們家人，尤其是我爸爸留下了不少練功的相片。每當他拿著衝洗好的黑白照片回家讓我們觀賞的時候，我們家上上下下都會興高采烈，倒也顯得家裏其樂融融。
我們兄弟情誼深厚，感情良好，這一直是令我爸爸和我媽媽舒心、放心的事情。萬萬沒想到的是，在我結婚分房這件大事情上，我弟弟卻提出了異議。
我媽媽當時解釋：“你哥哥這麽大歲數了，整天在外邊忙著掙錢養家，現在好容易找了個對象，結婚沒房怎麽能成？再說了，我跟你爸爸在這平房住了一輩子，習慣了，住樓上上樓下樓還覺著不方便。”
我爸爸也說：“你也是的，你有本事帶個對象回來，我跟你媽媽二話不說也給你住樓房。”
我爸爸這話說得有點別勁的意思，他以為這麽一別，我弟弟也就沒什麽話好說了，道理很簡單：誰要結婚，就先盡著誰安排房子，輪到下一個了，到時候再說。那個年代，多子女家庭都是這麽辦的，除非那些家裏有好幾套房子空在那兒等著給孩子甚至孫子結婚用的高幹。平頭百姓，都是這樣走一步說一步，誰先結婚先給誰安排住的地方。
我弟弟悶悶地說出來一句話，驚得我們大家麵麵相覷，一時半會兒說不出話來：“我也有對象了，懷孕了，馬上要結婚。”
從震驚中清醒過來，我媽媽還不太相信，追問了一句：“你說得是真的？”
我弟弟這一次也不再扭捏，提高了聲音，坦然自若地說：“當然真的，是我們團的，刀馬旦，你們要見，我隨時給你們領回來。”
我爸爸傳統得要命，未婚先孕對他而言那是大逆不道、丟人敗興到極點的醜事，聽了我弟弟的話，漲紅了臉，胡子都氣得翹了起來，跳下炕掄起大巴掌就要朝我弟弟扇過去。如果那一巴掌扇下去，那就破了我們家的曆史紀錄，從小到大，我爸爸還從來沒有打過他。
我弟弟也害怕了，本能地抬起胳膊護臉，眼睛卻從胳膊上邊可憐巴巴地瞅著我爸爸，我當時就在他對麵，那眼神是那麽無辜、膽怯、可憐。
我爸爸那一巴掌終於沒有打得下去，罵了一句：“孽障畜牲”，然後跑到門外躲煩惱去了。
我媽的反應比較平穩，也比較現實：“老二，你打算怎麽辦呢？”
我弟弟說：“那還能咋辦，結婚唄。”
我們家麵臨一個小小的兩難選擇：我弟弟得馬上結婚，不然女方肚子一天天大起來，誰也不好看。當然，不存在我弟弟不跟人家結婚的問題，人家肚子裏揣著我弟弟的把柄，要是追究起來，我弟弟既吃不了，也兜不走。可是，他要是結婚，就必須要等我結完婚以後才行，按照傳統規矩，沒有說老大還在家裏耍光棍，老二先把媳婦接回家的講究。
“你先把女孩領回來，總得讓我跟你爸看看吧。”我媽吩咐我弟弟。
星期天，我弟弟果然把那個女孩而領了回來，劇團裏演刀馬旦的女孩，長相肯定差不了。我媽媽很滿意，也不知道從哪兒翻出來一個戒指，我估計可能是早年間存下來的老貨，匆匆忙忙套在了那個姑娘的手指頭上。姑娘話不多，看上去很穩當，不像個唱戲的，倒象個教書的，得了戒指，平靜地對我媽說了聲謝謝。
我爸爸對這個姑娘卻不是很滿意，過後，悄悄對我說了聲：“女人顴骨高，殺人不用刀，你弟弟找這個媳婦，不是個善茬，今後你要多照應你弟弟，別讓他吃了虧。”
我對這個準弟媳也挺滿意，雖然顴骨高了點，可是人樣長得還真不錯，穩重大方，我覺得，我弟弟能找這樣一個媳婦，倒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以我對他的了解，我過去認為，他找的老婆肯定是那種花枝招展、淺薄風流的女子。我爸爸對那位準兒媳說出那種話，我心裏不以為然，卻還是對我爸爸保證：“爸，您放心，我不會讓老二吃虧的。”
如今回想起來，我跟我爸爸都非常可笑，非常幼稚，想著別讓老二吃了他老婆的虧，卻萬萬沒想到，這位高顴骨殺人不用刀的弟媳婦殺的不是我弟弟，而是我這個大伯哥。
最終，我媽拍板決策：我趕緊結婚，然後馬上給我弟弟辦。現在的問題是誰住樓房，誰住大雜院。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明擺著的，按照慣例，弟弟優先，他選擇了住樓房。
3、接下來的日子緊張、忙碌，卻也讓人興奮。我們一家人像旋緊了發條的陀螺，開始飛快旋轉起來，甚至連我已經出嫁當了媽的姐姐和姐夫都緊急動員起來，給我們兄弟倆準備成家。
我們先把分得的樓房粉刷一新，把家裏的破爛和我爸我媽一古腦轉移過去，然後又把我們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從頭到腳整修粉刷了一遍，將原來的外間大屋分隔成一間小屋和一個過道，小屋將來我爸我媽住，我們住裏套間。收拾好了，再把破爛和我爸我媽遷移回來。按照家裏的安排，我是老大，我爸我媽將來自然要跟著我過。
房子收拾妥貼了，接著給我和我弟弟打家具，家具打得很公平，一人二十四條腿，當年娶媳婦的社會標準。樣式上，我弟弟的要求比較新，要了捷克式，我則是傳統的樣式，他那一套刷成了乳白色，我的刷成了赭紅色。
萬事俱備，劉大叔帶著劉嬸和劉老三專門到我們家來了一趟，這叫踩窩窩，我也說不清屬於山東習俗還是河北習俗。踩窩窩的時候，我媽又不知道從什麽地方掏出來一個戒指，套在了劉老三的指頭上，我還真沒看得出來，我媽媽一輩子窮嗖嗖的，也不知道她怎麽還能攢下娶媳婦的金戒指來。劉大叔、劉嬸和劉老三對我們的安排都非常滿意，劉大叔還專門到他的舊居去看了看，挺後悔的說，早知道跟我們家結親，當年回老家的時候，那套破房子就不該賣了。
接親那天，我向朋友借了一台山花牌麵包車，山花牌麵包車當時是北京街頭跑的唯一一種麵包車，國產的，動靜很大，跑起來渾身哆嗦，就像寒風裏的窮漢。再後來，國家開始大量進口日本的麵包車，山花麵包車就不見影了。我弟弟、我姐姐還有我的小外甥坐著山花牌麵包車一路哆嗦到白洋澱邊上的新安縣接親。
那頭，劉大叔已經把一切都備辦好了，喝了迎親酒，吃了紅皮蛋，我們便接上穿戴一新的劉老三打道回府。回到家以後，我爸我媽已經在院裏擺好了桌椅板凳，把大院和胡同裏平時有來往的街坊請了過來，還有幾個我爸爸的老哥們，少林程、霍家兄弟等等，一起喝我的喜酒。
拜天地的時候，劉老三羞答答地，麵紅齒白，倒也能算個美女。我注意觀察了一下，心裏由不得咯噔一下，這個馬上就要成為我老婆的女子，顴骨好像也不低。喝酒的時候，我悄悄問我爸爸，我老婆看著怎麽顴骨也挺高，我爸爸瞥我一眼，發表了新理論：“哪個人沒顴骨？沒顴骨那不叫人，叫猴。”
我的婚事順順當當辦完了，過了兩個月，我們家又開始張羅著給我弟弟辦婚事。那天，我弟弟帶著弟媳婦回家踩窩窩，我媽心細，掐指一算，我弟媳婦懷孕已經有五個月了，便追問我弟弟：“該顯懷了，你媳婦怎麽還平平的？不會是弄錯了吧？”
我弟弟嘿嘿一笑說：“我也是聽她說的，孩子在她肚裏揣著，我怎麽知道。”
我媽緊張起來：“你們趕緊到醫院檢查一下，看看孩子正常不。”
我弟弟答應著，到後來也沒信了，再後來，我媽媽又追問，他才說，到醫院查過了，沒懷上。我媽問他，是當初就沒懷上，還是後來流了？我弟弟打馬虎眼：“可能後來流了，也可能當初沒懷上弄錯了。”
當時我們家誰也沒有特別在意這件事情，注意力都在緊張籌辦的婚事上，過後許久，回想起來，我心裏總感覺不是滋味，因為，我說不清，未婚先孕，然後跟我爭樓房那場鬧劇，是我弟弟的筆墨，還是我那個高顴骨弟媳婦導演的劇目。
我弟弟是個追新時尚的人，他沒有在家裏辦酒席，而是帶著老婆去遊山逛水，叫旅行結婚。他們倆帶著那台海鷗牌照相機，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把我爸爸和我媽媽給的一千多塊錢花了個痛快淋漓，回到家裏，叫上單位的同事們到家裏吃了喜糖抽了喜煙，也就算結婚成家了。
幾個月之內，連著給兩個兒子都娶了老婆成了家，我爸跟我媽累得瘦了一圈，有錢難買老來瘦，過去我爸我媽年老發胖，看上去有了老態，經過這麽一場折騰，倆人都瘦了，心情卻非常好，所以看上去反而顯得年輕了。我媽說，她跟我爸這一輩子的任務一下子完成了，反倒好像沒有什麽事可做了。
我說，我們沒結婚前，也沒見你們倆忙叨什麽事，現在跟過去還不是一樣嗎？我媽說，那可太不一樣了，你跟你弟弟倆大小夥子，明擺著都要娶媳婦花錢，攢錢最累，我和你爸爸忙了一輩子，加上你後來跟著你爸爸忙碌那麽多年，積攢下來的家底，給你們兄弟倆辦事，還緊緊張張的，現在家底空了，事也辦了，反倒沒有壓力了。
我安慰她，沒關係，錢沒了還能再掙，能添人進口就是好事兒。我媽媽說，那倒也是，現在我跟你爸爸沒別的盼頭了，就盼著抱孫子。我說添人進口，其實就是暗示，我們家又要添人進口了，我老婆晚上偷偷告訴我，那個月她“身上的沒來，可能有了。”
任何一個男人，結婚成家之後，如果聽到妻子報告這個消息，心裏的那份興奮和激動都是不言而喻的，我當時差點蹦起來：“真的？沒弄錯吧？”
我老婆肯定地說：“那還能錯？每個月的日子我都清清楚楚，事先也有征兆，小肚子有點疼，這個月一點都沒有反應，日子過了二十多天了，我才告訴你的。”
我一把抱住了她，得意洋洋地扒著她的耳朵悄聲說：“我真的要當爸爸了？那你就是孩子媽了，真沒想到，這麽快我就要當爸爸了。”我們跟我爸媽住在一起，原來是裏外套間，結婚前怕我們結婚以後，晚上起夜出來進去不方便，就把外間屋各出了一個過道，我們可以從過道直接到外麵，他們的屋門開在過道上。可是，我和我爸媽的房子，畢竟隻隔著一層薄薄的土牆，所以，從結婚頭一天晚上，我們倆說話辦事都要小心翼翼，深怕動靜大了讓我爸我媽聽見。
她卻沒有我那麽興奮，顯得很冷靜：“還不一定呢，沒到醫院檢查呢，要檢查以後才能確定，你先別給爸媽說。”
我問她什麽時候到醫院檢查，她說過兩天她請假，然後就去檢查。片刻，她歎息著說：“萬一真的懷上了，月份小還好說，月份大了，這縣裏城裏兩頭跑，能行嗎？”
我們結婚以後，她仍然在安新縣城裏當老師，每個周六或者節假日才能回北京，平常都在縣城裏呆著。好在她是教師，每年還有兩個假期，假期可以在北京呆著。
“要是萬一真的懷上了，你可要想清楚，這孩子要不要。”
這叫什麽話？我的孩子，怎麽能不要呢？況且，當時計劃生育已經到了恨不得把計劃外人口統統滅掉的程度，我們這個計劃內的再怎麽說也不能不要啊。
“我也想要，可是，你得想好了，我們能不能養得起。”
她說到這兒，我的心也有點涼，那個時候，我們家的經濟狀況確實不容樂觀。我老婆劉老三跟我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她想什麽事、做什麽事，都格外冷靜。而且，想定了想好了的事情，肯定會堅定不移，眼不眨心不跳地下手，這點倒符合她自小就能不吭聲掄著大棒子砍人腦袋的個性。
她在縣城裏當小學教師，每個月不到一百塊錢的收入，給爹媽交了夥食費以後，基本上就剩不下什麽錢，連買件地攤上的衣服，都要再三盤算，咬牙跺腳才敢往外掏錢包。她這話裏話外透露出讓我心驚膽戰的信息：有可能因為經濟原因她不要肚子裏的孩子。
我們的巡回演出也徹底黃攤了，關鍵還是電視大麵積普及，看電視成了人們主要的消閑方式，誰也不會再像過去那樣，跑到大街上看我們表演傳統武術雜技，就算我們馬不停蹄的奔波，往往連路費都賺不回來。
多年從事硬氣功表演，我在行內多多少少也算有了點名氣，掛了個北京武術協會理事的虛名，卻一分錢工資也沒有。偶爾協會組織表演，能有點演出費，卻也就是一頓夜宵的補貼，根本就不能當錢。我沒有穩定的工作，也沒有固定的收入，朝不保夕，難怪妻子懷上了孩子，卻高興不起來。
我是男人，難道我混得連自己的孩子都養不起了嗎？我是男人，我難道就沒有本事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自己的妻子兒女過得更好一些嗎？別人沒有的我不敢奢望，可是，別人有的，起碼我的老婆孩子也應該有。
那一夜，我失眠了，僵僵地躺在**，假裝睡著，卻一絲睡意都沒有。我不敢翻身，不敢動彈，怕驚醒妻子，怕她知道我並沒有睡著。天亮了，我妻子悄悄起床，我也跟著起床，身子僵了一夜，胳膊腿都打不過彎來，腦袋好像也僵了，什麽事情都沒法想。我強迫自己起床，卻懶得穿衣服，呆呆坐在**，實在不知道起來能做什麽。外麵，傳來了我媽媽和我老婆的對話，我媽媽問我老婆，早上想吃什麽，我老婆說隨便，什麽都行。
我爸爸插嘴：“那就喝豆汁，吃油條，我去買。”
我老婆懂得套我爸爸高興：“還是爸了解我，我正想著那一口呢，沒好意思說。”
我媽媽明裏抱怨實則疼愛地說：“這孩子，在自個家裏，還有什麽不好意思說的，今後想吃什麽了，盡管吱聲，媽給你做。”
我不知道，當初我爸爸跟我媽媽開始有我們的時候，他們的心情是怎樣的。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那個時候，他們養活一個孩子，並不比如今的我們輕鬆。然而，他們仍然生下了我們，並且為我們做著他們能夠做的一切，不管是在六零年的災荒年代，還是**的殘酷歲月，他們都盡自己所能，用自己那並不偉岸的身軀替我們遮風避雨，竭盡全力養育我們長大成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盡享著付出之後得到的歡樂。
我作為一個男人，難道能夠對自己即將出世的孩子掛出一張哭喪臉嗎？
外麵傳來了我弟弟聲音：“媽，我們回來了，我爸呢？我要正式向你們宣布一個好消息，我媳婦懷上了，我馬上就要當爸爸了。”
我媽媽懷疑地問：“這回是真的？”
弟媳婦扭捏中夾帶著驕傲：“這回是真的，我已經到醫院檢查了，陽性反應。”
我苦笑，我這個弟弟真行，啥事都跟我標著勁兒，在生孩子這種事情上也是一樣。這個老弟，難道就不能在我們之間留個空兒，讓全家人都有個緩神的工夫嗎？我連忙起來，穿上衣服，去給他道喜。我挺欣賞他的一點就是，我弟弟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好像比我更積極樂觀一些。他並不比我富裕，雖然兩口子都上班，都有工資，可是那點工資，供他買膠卷都困難。盡管這樣，他還是能夠興高采烈的迎接自己的孩子，不像我們倆，麵對自己製造的新生命，瞻前顧後，愁眉不展。
我弟弟兩口子的到來，提醒我，今天是星期天。也提醒我，一定要做好我老婆劉老三的工作，孩子我要定了。
4、為了即將跟我們一起成為這個家庭成員的孩子，為了不讓我妻子為即將加入到我們家飯桌上的張小嘴憂心忡忡，我重拾我爸爸的舊業，去撂攤賣藝。那個時候，天橋已經不準撂地攤賣藝，我們就到北京郊區比較熱鬧的地方表演。我表演的項目除了從我爸爸那兒學的七星螳螂拳和太祖長拳，還有純表演性質的刀槍劍戟，器械不是我的長項，我清楚，舞紮那一類東西，我跟我弟弟在舞台上表演得武功差不多，都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我的長項是硬氣功，硬氣功的表演也是我每天的壓軸戲。
為了能夠吸引觀眾，我打出了我爸爸的招牌，在我身後邊掛了一幅“民國首屆全國武術大賽總冠軍山東許唯一傳人”的大橫幅，這一招多少還管用，不少觀眾看到這個橫幅，出於好奇，紛紛圍攏過來觀看，看過之後，懂行不懂行的還都能送上個好。在那兒，一天累下來，能掙幾十塊，頂得上我弟弟在京劇團上一個月班。我爸爸對我幹這個買賣也很熱心，抽空就跟著我去看，有時候來興致了也下來串個場。我爸爸雖然年事已高，但是一招一式仍然紮實地道，幹淨利落，腿還能踢過頭頂，不時招來一陣陣喝彩。每次他到場，就會有過去曾經跟他一起趟過場麵的老兄弟、老哥們過來捧場，有的興頭起來，也會下場陪著我爸爸走一趟拳，倒也熱熱鬧鬧，讓我那個攤兒成了北京武術界老輩人聚會、紮堆的場所。
那天天氣不太好，一大早我來到五棵鬆的廣場上撂地攤，街麵上還沒有上人，突然大批的警察把四周警戒起來，挨排查驗證件，一般人不準進出。我的攤兒剛剛撂定，看到警察警戒，我估摸今天不知道又出什麽事了，我們那些街頭藝人，抱持的宗旨之一就是：躲事兒，不管發生什麽事，隻要症候不對，最好的辦法就是提早收攤，趕緊撤退。這種本性是由長期朝不保夕的生存狀態、屈辱受壓的社會地位、既自卑又自立的矛盾心態交互作用形成的自我保護本能。
我趕緊收拾家夥什準備撤退，卻被警察攔住了：“幹嘛呢？好好的跑什麽？讓我看看你的證照。”
那會兒，北京城市管理已經逐步走上正軌，在這兒擺攤賣藝，要到管理部門辦理手續，還要到工商所、稅務所那些政府機關登記注冊，登記注冊需要本地戶口、身份證，還要有相關單位的證明信。我的戶口和身份證沒問題，單位就找北京市武術協會出證明，所以我的證照齊全，也不怕警察察看，就拿出來給他查驗。
查驗過了，我背起東西準備撤退走人，眼看著今天一天廢了，心裏不由有些惆悵、失落。
警察卻不讓我走：“你幹嗎走啊？別走啊。”
我說你們不是戒嚴了嗎？也沒人看了，我還在這耗什麽功夫。
警察嚇唬我：“別造謠，誰說戒嚴了？我們是維持社會治安，你好好的練，沒事。”
警察這麽說，我也沒辦法，走也不是個走法，練也不是個練法，練，也沒人看，就把攤兒又撂開，坐在地上啃我媽給我帶的午飯蝦米皮白菜餡大包子。
片刻之後，街麵上突然湧過來一群一群的人，有學生、市民，有老有少，有的手裏還拿著紅花彩旗。我還在蒙著，警察就開始安排這些人，號召了一堆人到我的攤兒跟前，讓他們看我表演。
我又驚又喜，今天是個好日子，多年以後，每當聽到這首叫做“今天是個好日子”的歌，我就想起了那一天警察給我動員觀眾的情景。那天，我腦子裏迸出來的就是這句話：今天是個好日子。既然有了觀眾，我就要完成我的任務和義務：表演武術。至於這些讓警察動員來的人，會不會像一般觀眾那樣掏錢，那由不得我。幹我們這一行，吃的是良心飯，撂攤表演的要有良心，有真功夫就一定要拿出真功夫，沒有真功夫光說不練的主兒也要全心全意地吆喝出彩頭來，起碼讓觀眾能得到個樂子。觀眾也要有良心，因為我們不能像在劇院或者其他表演場所那樣，買了票才能看，不買票就不讓看，這裏都是先看著，看著好了就掏錢，錢多了幫個錢場，沒錢了幫個人場，說的就是觀眾的良心。買的和賣的，沒有契約，沒有合同，全都靠三寸良心。
我正在表演那套已經熟透了的梅花拳，人圈外邊突然傳過來熱烈的掌聲，我可以斷定，這掌聲不是送給我的，它在圈外。緊接著，圍攏著我的人叢就像退潮的浪花，朝兩邊嘩然分開，中間留出一條刀切一樣齊整的通道，一位要人，就是那會兒經常在新聞紀錄片上和電視機裏露臉的哈哈努克親王在一幫人的陪同下，還有那位著名的王妃，出現在我的眼前。
這位仁兄的本名叫西哈努克親王，因為露麵的時候總是咧著嘴作出笑臉，嘻哈、西哈又分不清楚，胡同裏的老百姓就都稱他為哈哈努克。那會兒我一個勁兒犯暈，覺得恍若夢境，我偷偷掐了自己一把，挺疼，知道這不是夢境，於是一個問題就湧現到了腦子裏：這人跑這兒幹嗎來了？總不至於我名氣達到了那個程度，麻煩這位西哈努克親王親自跑到這兒來慰問我吧？
與此同時，我也恍然大悟，原來一大早這邊就開始戒嚴，就是為了迎接他，這些圍著看我、看別人賣藝表演的人，都是有關部門組織來的，他們此刻的身份跟我差不多，也都是表演。
陪同西哈努克的也是當時中國排前五位的大人物，打著哈哈跟我表演隨和、親民：“這位同誌，給親王陛下表演一下，謝謝你了。”
我這樣的小老百姓，名義上叫武術家，實質上不過就是大街邊上撂攤賣藝的草民。草民，含義就是跟路邊野草一樣的人民，能夠有幸和這麽大的官兒麵對麵說話，有幸能給世界著名的西哈努克親王表演，當時的心情的確激動。好在我這些年跟著我爸爸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倒也不至於慌了心神，亂了陣腳，我想，既然今天表演給西哈努克這樣的人物看，就得讓他看到我們中國最最厲害的招數，我向那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請示：“首長，我給他表演硬氣功行不行？”
首長連連點頭：“好啊，好啊。”
我便搬來了事先準備好的一摞磚頭，然後運好氣，揮臂朝那摞轉頭砍了下去，轉頭應聲斷裂，四周頓時激起了一哄聲地叫好和掌聲。硬氣功，是我自小就練的項目，我爸爸說我的骨骼身形適合練這東西，我想練他的那一套少林內功，他不敢教我，說他自己都沒有能練到三成，如果硬要給我教，弄不好會廢了我。說是硬氣功，其實最終還要靠腦袋和胳膊硬碰硬的對付磚頭石塊，是不是真的能把所謂的氣息聚到腦門和手掌上，至今我也沒有得到科學的證明，我隻有實踐，那就是不怕苦、不怕疼的長期磨練。
西哈努克的嘴驚愕成了瓢，半天合不攏，他那個據說是法國美女的老婆莫尼克公主也驚聲尖叫起來。西哈努克平靜下來之後，先是仔細查看了一番散落在地上的磚頭，然後又拽著我的手摸來捏去的，我倒希望他老婆來摸摸我，可是他老婆沒摸也沒捏，就那麽在一旁一連聲地嗷嗷叫喚。我的手臂上，由於長期練功，已經生滿了老繭，甚至連骨頭都變型突出，好像骨頭長在了外邊，成了骨包肉，有如螃蟹、大蝦等等那些海鮮的構造。
接下來，我又豎起一塊石碑，一腦袋頂過去，石碑應聲斷裂，又是一陣哄堂的喝彩和掌聲，這一回西哈努克的老婆莫尼克公主總算是走上前來，扒著我的腦袋欣賞了半會兒。我的腦袋因為長期練功，已經變形，中間的部分隆起，由硬繭和肌肉生成的肉墊，我爸爸說那是氣室，很不好看，卻很實用，可以有效地緩衝腦袋衝擊石碑時受到的震動，避免大腦受到損傷。莫尼克公主驚歎不已，豎起大拇指在我眼前晃，我注意到，她的手並不好看，骨骼突出，很像我們中國男人的手，比不上我老婆的手那麽圓潤、細嫩。
首長代表哈哈努克和莫尼克公主向我致謝，周圍組織來的群眾也一個勁鼓掌，實在弄不清楚這掌聲是送給我的，還是送給親王閣下的。他們走了，警察也撤了，圍觀的群眾也散了，我這才想起來，西哈努克沒給錢。我這是虧本賺吆喝，白搭工。我隻好自我解嘲：人家沒給錢也正常，人家到中國來就是要錢的，不是給錢的，八成他以為我是中國黨和政府專門安排在那兒給他表演逗樂子的，別說給我錢，沒朝我要錢就不錯了。
第二天，回家的路上，剛進胡同口，熟悉的街坊馬上湊過來向我打聽昨天是不是給中央首長和哈哈努克親王表演武功了，不熟悉的街坊不好意思直接過來追問，就在一旁指指點點，從神態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來，不是議論什麽不好的話，而是羨慕和敬佩。
我很納悶，他們怎麽知道的？他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電視上已經播了，而且播了三四回了。回到家，我媽我爸也追問我，我們家沒有電視，他們跟我自己反而都沒看到我在電視上的“英姿”，我們非常遺憾。
那個年代，電視機已經大普及了，我們家卻從來沒敢想著也買一台電視機。按說結婚的時候，就應該買，好在我老婆沒有那方麵的要求，而且那個時候買電視要發票，我們家也沒那個本事搞到票。後來商店裏電視機敞開賣了，我們家卻從來沒有想到我們也應該買一台，買電視，那時候對於我們家來說，就像現在的下崗工人買轎車，根本就沒敢往那上麵想。我爸跟我媽媽也很有意思，從來不上別的有電視機的人家去看電視，我理解，他們不是不想看，而是假裝對那玩藝不感興趣，用這種方式保管著一份可憐的自尊。
過後，我爸爸從街上買了一份晚報，上麵有西哈努克親王在中央首長陪同下，視察北京天橋市場的報道，裏邊有一張大照片，拍的就是哈哈努克看我表演的場麵，可惜，主角是他，我是陪襯，他和他老婆大特寫，我小小的縮在角落裏，不拿放大鏡看不出來眉眼。那張照片我爸爸非常珍惜，仔細地收藏到了他的鋪底下。
好容易有了一次在大庭廣眾麵前露臉的機會，我們家卻因為沒有電視機誰都沒有看到，這讓我們家人非常遺憾。這種遺憾誰也沒說出來，可是卻像空氣中的浮塵，看不見摸不著，卻總能讓人感覺到不舒服。這件事情表麵上沒有在我們家引起什麽波瀾，可是，生活的氣氛中卻多了那麽一層隱隱約約的缺欠、若有若無的失落。
有一次我們家在一起吃飯，我媽看著我，滿臉的慈愛，突然冒出來一句：“老大，”我媽習慣跟著我爸爸喊我老大，好像我上麵沒有姐姐似的，也好像隨時隨地在提醒我，我是家裏的老大，應該承擔老大在這個家裏的義務和責任：“媽那天要是在電視裏真的看到你多好。”
我爸爸馬上把話攔了過去：“整天看著真人還不夠，電視裏的人這麽大點有真人好看嗎？”
我爸爸說這話的時候，還伸出小拇指頭比劃了一下，做出一副對電視機不屑的樣兒。那個時候雖然電視已經開始普及，但是大多數人家的還都是十二吋的黑白，誰家有一台二十吋的彩電，那可就是了不得的財產。我懂我爸爸的意思，他嫌我媽說那話怕我心裏麵不舒服，臉上掛不住。
如果沒有我跟我弟弟紮堆結婚，按照他們老兩口省吃儉用的勁兒，買一台電視機應該一點問題都沒有，他們的積蓄，都花在了我們身上。我沒吱聲，心裏卻暗暗確定了一個近期目標：一定要給家裏買一台電視，而且一定要二十吋的大彩電。
5、那會兒，一台二十吋的原裝彩電一千五百塊，但是要憑票才能買到，國產的還沒有。一千五百塊對於當時我來說，倒也不是高不可攀的數額，關鍵還是攢夠了舍不舍得買。舍得了，決心下了，買也就買了。
真正為難的還不是錢，是票。過了不到三個月，連攢帶借，買彩電的錢我還真就湊足了。現在的關鍵是買電視的票，沒有票，就得買高價的，我沒搞到那麽多錢，也舍不得花錢買高價的。這個時候我想到了公雞，公雞是一個人，他姓鞠，名字叫紅旗，姓名加起來就是鞠紅旗。公雞是他的綽號。這個綽號的來源是因為他身上具有公雞的兩大特征：好鬥，熱衷踩蛋。
我和公雞的相識，是因為他爸爸。他爸爸很早很早以前，就給當時的紅軍將領當警衛員，曆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由一個警衛員成長為師級幹部。如果不是因為沒有文化，至少也得當上軍級幹部。那位老領導後來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對這位老部下挺關懷，趕在他離休之前，地質部即將撤銷的時候，安排他當了最末尾的一個副部長，總算在他離休以後，享受上了副部級待遇。這位沒文化的副部長戰爭年代把身體折騰壞了，老來以後，渾身都疼，不知道誰給他推薦我爸爸是武術高手，推拿按摩那一套精通得很，於是他派秘書請我爸爸給他做推拿按摩。
從小，我爸爸就教我跟武術配套的兩大必備技能：抗擊打，推拿按摩。我爸爸說，要想打別人，先要能挨打。怎麽樣才能做到能挨打呢？一是抗擊打，每天用棍子或者其他物件，在自己身體的各個部位打擊，經過這樣長期的訓練，身體各個部位的抗擊打能力就會大大增強，隨便挨上幾下拳腳，根本就不會受傷。二是自療，自療主要依靠的就是推拿按摩，即便自己隨時受了點傷，扭了筋骨或者發生了勞損，在沒有別人幫助的情況下，也不至於束手無策，可以通過推拿和按摩，自己給自己作治療。
對於這兩項和武術配套的係統工程，我爸爸抓得非常緊，好像我隨時隨地都會被別人打壞似的。練這種技能，還有另外一個現實的好處，可以作為一項增收項目，通過給別人推拿按摩增加收益。我爸爸給那位老領導推拿按摩，卻是免費的，不管怎麽說，我爸爸理論上是地質部的退休職工，人家還是我爸爸的單位領導，這種人情關係，不可能收錢。那位老領導倒不是西哈努克之類的吝嗇之人，雖然表麵上我爸爸是盡義務、人情活，可人家也真沒有虧過我爸爸，高級煙酒從來沒斷過檔的給我爸爸送，我爸爸喝酒不抽煙，那些高檔煙都讓我弟弟給消費了。
後來我爸爸年事已高，不再適宜，也不願意再給人推拿按摩，就想推辭掉，不再給老領導推拿按摩了。我爸爸長期給那位老領導推拿按摩，那位老領導竟然上癮了，就如同長期服用去痛片的病人，離了去痛片就沒法過日子，渾身上下哪都疼，我爸爸就是他的去疼片。我爸爸不想繼續，人家又離不開他，我爸爸就把我推了出去，讓我接班。父命難違，我也隻好遵命，每周兩次到老領導家裏給老領導推拿按摩。
我畢竟年輕，氣息足，手勁大，每當我運上氣給老領導按摩的時候，老領導都會嚷嚷：好啊，太好了，一代更比一代強啊。
我武功方麵不敢跟我爸爸比，推拿按摩方麵的確比我爸爸還強。我有文化，雖然文化不高，但是讀書寫字沒問題。在學推拿按摩的過程中，我不但接受了我爸爸那一套武術的傳統手法、氣息運用等等，還有目的的閱讀了一些中醫藥學方麵關於經絡、穴位、氣息方麵的理論書籍，如果說我爸爸在推拿按摩方麵是自如自在，那麽我就是自由自在，起碼，在理論上比他占居了相當的優勢。
經常往來於那位老領導家，便也就認識了公雞。第一次見到公雞，另外印象深刻。他穿了一條蓋著腳麵的喇叭褲，燙了滿腦袋的卷卷毛，看上去好像肩膀上頂的不是腦袋，而是新疆細毛羊的小羊羔，跟小羊羔唯一不同的是，小羊羔是白色的，他的腦袋是黑色的。他手上拎著一個摩托車頭盔，臉上掛著一副大墨鏡，活像當時正火的港台片上哪個撈仔從銀幕上跑了出來，急匆匆地闖進屋來，跟他爸爸打了個招呼，他爸爸讓他跟我招呼一下，他就又急匆匆地跟我說了聲：“哥們謝謝您了，我還有事，改日請你吃飯，拜拜。”然後，就消失了。
開始跟他接觸比較多，是他那次讓人給打了以後。那天我從天橋回來，正在洗臉，就聽外麵有人打聽：“請問您那，山東許老師傅是在這兒住嗎？”
緊接著，就有街坊大聲嚷嚷：“許師傅，來了一個香港人找你。”
緊接著他就不請自到的闖了進來，走路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就一咧嘴，一咧嘴就呻喚一聲。
我爸爸過去常去他們家，自然認得他，驚問：“紅旗，你這是怎麽搞的？”
這小子還算挺有禮貌：“許大爺，可不成了，紅旗讓人給揍了，您老先給我療療傷，完後再幫我出這口氣去。”
我爸爸那麽一把子年齡了，哪能讓我爸爸動手給他療傷，我連忙過去截活：“我爸爸年齡大了，我來吧。”
他也不客氣：“您就您了，謝謝您了，改日請你吃飯。”然後一腦袋栽到我們家炕上，爬得直挺挺的讓我給他推拿按摩。我邊給他推拿，邊問他怎麽了，讓人給揍成這樣。褪去衣服，我看到了，他的腰上、肩膀頭上，腿上、胳膊上，到處都有烏青紅腫的傷痕，顯然，打得不輕。
他哼哼唧唧地罵著：“他媽的，靠人多算什麽本事？三個打我一個，你說我能不吃虧嗎？”
我暗笑，三個打一個，對我而言，根本算不上人多。我雖然從不跟別人打鬥，但是我估計，如果跟尋常人打鬥，我一個對付一幫應該沒什麽問題。
“哥們，對了，你叫什麽？”他這才想起來問我叫什麽。
我告訴他：“我叫許宗衡。”
知道了我的名字，他仍然把我叫哥們：“哥們，你說說這幫混混講不講理？談戀愛，搞對象，那是自由的，受國家法律保護的，你說對不對？”還沒等我說對不對，他就接茬說了下去：“小青跟我好，那是她願意，兩廂情願的事情，你說對不對？”這次我有了經驗，也沒打算應合他對不對，他卻執拗地追問：“你說對不對啊？”
我隻好說：“對。”
他接著說：“既然兩廂情願的事情，別人就無權幹涉你說對不對？他媽的，孫子長得像個蘑菇，還是個金針菇，人家小青哪能看得上他？他就帶了兩個孫子找老子的麻煩，說是要跟老子談判。也怪我，太大意，沒帶朋友，落了單，讓他們這頓狠揍，我的媽媽耶，好哥們，您輕點成不成啊……”
我看到我爸爸在一旁直咧嘴，我媽媽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硬憋著，把老太太的臉憋得通紅，看上去倒好像突然變得青春了。
他嘮嘮叨叨，最終我總算聽明白了，原來他跟一個叫小青的姑娘好了，可能那個小青原來有對象，對象就不幹了，把他約出去揍了一頓。
那天我給他做完推拿按摩，他站起來就能正常行走了，一個勁地謝我，然後又是那套話：“哥們，改日請你吃飯。”說完轉身就跑，跑到院裏，又翻回頭叮嚀我們一家：“許大爺，大嬸，哥們，你們千萬別把今天的事告訴我爸爸，千萬千萬啊。”
我們一同聲地答應，他才急慌慌地跑了。他剛走，我媽就哈哈大笑起來，我爸爸也苦笑著搖頭：“人都說虎父無犬子，他們家老爺子怎麽著也算領兵打天下的人，怎麽揍出來這麽個活寶。”
他走了，我也沒當回事兒，可是這一次他還真的說話算數，過了兩天，就騎著那台雅馬哈摩托車跑來接我，說是要請我到東來順吃涮羊肉。東來順的涮羊肉那會兒還很便宜，可是我從來沒舍得吃過，他過來請，我也沒必要裝矜持、玩清高，立馬坐在他的摩托車後邊跟著他去了。
一路上他的摩托車開得風馳電掣，我坐在他後邊膽戰心驚，既怕他撞了人或者翻了車我跟著倒黴，又怕警察過來幹涉耽誤我們吃涮羊肉，就扯著嗓子勸他：“鞠紅旗，你慢點，別讓警察抓了。”
他扭過腦袋對我喊：“哥們，放心吧您，在北京城裏，哥們我鞠紅旗就是黨中央國務院，別說小警察了，就是警備區的孫子，見了我鞠紅旗也得鞠躬敬禮。”
我一聽就知道這家夥在吹牛，既然在北京你就是黨中央國務院，那麽你這個黨中央國務院讓那幾個孫子給揍得滿臉花、滿身青，怎麽不派兵抓了他們，偷偷摸摸跑到我們那個大雜院找我療傷呢？
途徑長安街，一個交警站在馬路中間，他扭過頭衝我吩咐：“不信你衝那個警察喊一聲馬路橛子，看他敢不敢瞅你一眼，不是吹的，我這台車的牌號是在公安局備了案的，誰都不準攔，不準查。”
我沒傻到那個程度，也沒狂到那個程度，不管他是吹牛還是真的，我都沒必要跟警察挑釁較勁，我們的人生哲學是：民不跟官鬥，雞不跟狗鬥。盡管他拿摩托車馱著我去吃東來順的涮羊肉，我心裏卻很清楚，我跟他不屬於同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