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們即將從日語學校畢業，畢業以後我們麵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繼續求學還是務工賺錢。這兩個選項都由不得我們自己，從我們的本意上來說，到日本並不是為了求學，而是為了賺錢，為了能給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創造一個相對美好的未來。但是，那個年代的日本，對外國人務工控製非常嚴格，如果拿到了日語學校的畢業證書，而又沒有考入其他學校就讀的話，按照相關規定是不允許就職從事勞務活動的。
跟國內大多數五零後一樣，**徹底剝奪了我們接受教育的權利，我從小就沒有上過幾年學，學習日語那是沒辦法，要在日本社會裏生存發展，不懂人家的語言就寸步難行。可是，學會日語，能夠純熟的使用日語，隻不過是掌握了語言工具，就如僅僅學會了說話寫字，以這點文化基礎，不要說考入大學，就是考一般的專科學校都是很費勁的事情。
越是接近畢業，同學們越是焦躁，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進入日本留學的所謂留學生中，絕大多數跟我一樣，目的並不是為了深造讀書，而是為了掘金、掙錢，如果有可能，能夠得到日本永居權，那就是最大的成功。畢業對我們意味著什麽，不僅僅是失學、失業，如果不想成為東躲西藏的黑戶口，那就隻能被遣返。
我永遠感激富士雄，如果不是他給我提供了做推拿按摩的場地，幫我招徠了那麽多顧客，我就不可能在日本掘得第一桶金。如果不是他提議我到原宿廣場表演中國武術，我就不可能遇到王參讚，也就不可能參加世界武術交流大會。如果沒有那場世界武術交流大會，我也不可能在還沒有畢業的時候就拿到了日本的就職許可證。
日語學校經常會舉辦一些聯歡活動，增進學生的友情，調劑學生的學習生活。自從我在世界武術交流大會上成了“明星”之後，每遇到這類活動，學校都安排我出場展示中國武術。學校還經常和日本的大專院校搞聯誼活動，目的在於向這些學校推薦生源。從語言學校畢業以後，能夠考進日本高等院校的學生越多，語言學校的成績就越能得到社會的認可，知名度就越高，報名就學的人也就會越多。
在一次和京都工商大學的交流活動上，我表演的中國武術大受讚揚，京都工商大學的校長跑到我跟前找我套近乎，我們語言學校的校長親自當翻譯。我們校長是中國通，一口流利的京腔漢語，說得比我還地道。京都工商大學校長問我願不願意到他們學校就讀，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底細，即使他們手下留情，我恐怕也難以考過。我沒好意思說我的文化底子差，怕考不上，告訴他說我已經三十大幾，奔四的人了，有家有老婆孩子還等著我掙錢養活，如果我去上大學，別的因素不說，經濟上根本就不可能支撐得了。
我們校長對我的情況比較了解，聽到我那麽說，就問我願意在日本長期生活下去，還是想掙一筆錢就回國。我說當然願意長期生活下去。我們語言學校的校長馬上答應我：“那好辦，我們出證明，試著把你的留學簽證改成勞務簽證，那樣你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我們倆用中文說，工商大學的校長問我們倆在說什麽，我們語言學校的校長把我們的對話翻給他聽，工商大學校長哈哈大笑，說中國人就是現實，實際，這樣很好，如果我掙夠錢了，沒有後顧之憂了，他們隨時歡迎我到他們學校就讀。
我暗自苦笑，心想，如果我真的掙夠了錢，沒有後顧之憂了，還用得著讀大學嗎？
那天的聯誼活動非常成功，過去我也就忘了，沒把我們校長說的事當成事，以為他也不過就是在那種場合，隨便說說而已。可是校長接下來做的一切，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教訓：在日本，你萬萬不能把別人對你的許諾，或者你對別人的許諾不當一回事。
我們開始了期末考試前的最後衝刺，這也是我們在語言學校最後的一次期末考試，兩年的語言學習，這次考試之後就算大功告成了，所以我們都在抓緊複習，口語、文字、文化曆史、日本地理等等都是我們考試的內容。距考試還有一周的時間，校長親自來找我，把我從教室叫出去，遞給我一個信封：“許君，變更簽證的手續我基本上給你辦好了，剩下的程序需要你親自到入管局辦理。”
我那一刻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麽好，這就是日本，這就是日本人，言必信，行必果，似乎就是他們的行動準則。我自己都沒有當回事，因為我對辦理改簽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據我所知，在所有留學生當中，根本沒有一個人能夠還在語言學校讀書的時候，就已經把留學簽證改簽成了勞務簽證。他卻把自己的一個承諾當成了義務和責任，認真地去辦，並且基本上已經辦好了。不知道該說什麽，就索性不說，我深深朝他鞠躬，僅僅說了兩個最簡單的字：謝謝。
日本入管局全稱是入國管理局，是法務省轄下的專門負責進入日本國以及居留日本國人員身份和資格管理的機構。像我這樣居留期間改變居留資格申請，必須獲得法務大臣的批準。由於管理嚴格，審批程序複雜，留學生在沒有取得語言學校畢業證書之前，基本上不做想望。而校長交給我的申請表上，已經蓋好了法務省大臣的核準印章。變更理由寫的是從事中日文化交流。
現在，我所要做的，就是帶著護照，親自去入管局相應的管理機構，重新核發簽證，把留學簽證變成勞動就業資格簽證，拿到了這個簽證，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從事伴有收入的業務活動或接受報酬的活動”，這是那個年代進入日本國大部分留學生夢寐以求的資格，我卻輕而易舉的就得到了。
辦理入國資格變更許可的過程非常簡單，讓我多少有點沾沾自喜的是，具體工作人員竟然認出來我就是在電視報紙上廣泛報道過的那個“中國武術家”，他告訴我，我是全日本語言學校裏第一個獲得勞務改簽的中國人。當我懷裏揣著蓋有“勞務簽證”的護照，我有了自信，我確信，我在日本的前景一定會像這東京的天空一樣晴朗、光明。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向我的結拜弟兄們報告喜訊，讓我多少有點失落的是，弟兄們一個都不在。公雞和趙剛可能還在學校衝刺，黃大滿早我們幾年到了日本，也早我們幾年拿到了語言學校的畢業證書，考進了一個工商專科學校之後，也擁有了“勞動就業資格證”。勞動就業資格證和勞務簽證護照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必須要上學，每周打工時間有限製。而後者如我的勞務簽證，可以專門就職從業。所以，黃大滿在學校掛了個名，學校的學業早就已經荒廢了。
我到附近街頭的售賣店裏買了一些吃食、啤酒，等著他們回來。我來到露台上，高低起伏的屋宇鋪陳起棱角分明的波濤，遠處的高樓大廈背襯晚霞，活像黑黝黝參差錯落的石碑，東京是一座沒有喧鬧的都市，我從心底裏喜歡它，看著眼前寂靜卻又湧動著無限活力的建築，不由暗暗感慨，不知道什麽時候，我才能在這環境優良、氣候宜人的國際化大都市裏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個角落。感慨過後，心靈就如荒棄的房屋，破敗、空落，惆悵就像伏兵襲擊了人的情緒，覺得自己也跟這日落時分的天時相仿，灰蒙蒙、沉甸甸地。
公雞和趙剛回來了，我把“在留資格變更許可”拿給他們看，他們表麵上替我高興，我卻感覺到了若有若無、說不清是羨慕還是嫉妒的味道。
我征求他們的意見，是等黃大滿還是我們先吃。他們倆異口同聲：黃大滿誰也說不清什麽時候才能回來，等他回來我們都餓死了，先吃。
於是我就擺開吃食，打開啤酒，既是請客，也是慶祝我身份的改變。他們倆祝我“事業順利、財源滾滾”，我也祝他們早日辦成改簽，拿到就業勞務證。公雞啃著一隻雞腿，搖頭晃腦終於對我那小小的成功表示出了不屑：“要那玩意沒什麽用，最重要的還是拿到永居權，拿到了永居權，想幹啥不成？”
黃大滿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他說他在外麵吃過了，聽到我改簽了在留資格，拿到了勞動就業資格證，他非常驚訝：“看不出來你小子挺有路子，花了多少錢？看樣子日本跟國內也差不多，都有腐敗。”
我告訴他一分錢沒花，是語言學校的校長幫我辦的，他不信：“不可能，無利不起早，人家憑啥替你辦這麽大的事？”
我想用事實告訴他，在日本，確實有很多無利也起早的人，比方說我的朋友富士雄一家，還有這位中國通校長。可是看到他不以為然的樣子，就沒心情跟他辯白了。
我鑽進壁櫥睡下了，黃大滿卻又把我叫了起來：“老二，出來，出來。”
我問他什麽事，他說有重要事情商量，我隻好從壁櫥裏又鑽了出來。他又叫趙剛和公雞：“老三，老四，起來，起來。”
因為我睡在壁櫥裏，他叫我的時候用“出來”，他們睡在榻榻米上，叫他們的時候就用“起來”，這也經常是我們相互取笑的資料。公雞說老大叫老二聽著像老二是藏在洞裏的逃犯。趙剛說老大叫他們，就好像他們是不能**的**。我們都曾經強烈抗議，要求黃大滿改改，黃大滿嗬嗬笑著說打死也不改。
黃大滿問我們：“你們想沒有想，今後該怎麽辦？就這麽東一榔頭西一棒棰的瞎撈，撈著了就有吃又喝，撈不著就幹瞪眼？”
今後怎麽辦，誰都在想，誰也想不清楚，就像確定了目標要去北京，可是沒錢，光想去不了。弄一個遠大的理想裝在腦子裏並不難，難在實現的過程和途徑。
“我剛才看了，老二的勞務證上從事業務是中日文化交流，你們從裏邊看出什麽道道沒有？”
趙剛和公雞茫然搖頭，不要說他們倆沒看出什麽道道，連我自己也沒有看出來這裏邊有什麽道道。
“這就是說，不論我們做什麽，隻要不是違法犯罪的，都可以用中日文化交流的名頭去做。”
我有些恍然，卻又有些茫然，恍然的是我似乎看到了一條大路，茫然的是我卻不知道這條大路通向何處，而且路上能跑什麽車，又有哪些規則。
“老二，你過去說過，你的理想就是每個月能攢十萬日元，現在理想實現了沒有？”黃大滿問我。
我們雖然結拜了兄弟，相互之間卻從來打聽個人收入狀況，相互之間也從不告訴別人自己的收入情況，在國外，那是個人的絕對隱私。當然，誰在幹嗎，大約摸能掙多少錢，相互之間雖然不過問，心裏卻也都有個大概的底數，黃大滿他們都知道，我在富士雄家裏開了整體所，收入應該不菲，再加上做清潔工，每個月積攢十萬日元的目標早就已經遠遠超越了。
我回答：“應該沒問題。”
黃大滿說：“你的理想實現了，就這樣守著你那個理想混下去啊？我幫你算算，一個月攢十萬日元，一年一百二十萬，按照現在的匯率，大概相當於五六萬人民幣，也就是說，再過十年，你才能積攢下來五十萬人民幣，那麽點錢，在東京這樣的地方還算得上錢嗎？”
那個時候，日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大概是二十三比一，九十年代初期，發生了日元大升值，達到了現在的十三比一。他這個算法的基礎當然不是我的真正收入水平，那會兒，我的實際收入水平已經能夠達到每個月刨去吃喝拉撒睡交通等等支出，每個月積攢三五十萬日元都有可能。不然，我哪裏能有幾百萬日元匯回北京，讓我老婆買房子。我也不說破，含含糊糊地應答著，等著聽他的主意。
黃大滿命令公雞：“別讓我幹說，還剩下啤酒沒有？”
公雞說還剩下不少，連忙過去把啤酒搬過來，我們誰也不吃虧，每人咬開一瓶，邊喝邊聽黃大滿發表演說。
“我想啊，現在我跟老二都有勞務簽證，也都辦了勞務就業資格證，今後還要辦永居，怎麽才能辦永居？那就得有投資、有企業才行。我們不能給別人打一輩子工，一輩子當工薪階層，你們說對不對？”
我們都連連點頭，到了日本，誰不想辦永居？在我們這些日本留學生的下意識裏，辦了永居就是成功，沒有辦到永居，就是失敗，就等於白來了。
黃大滿說：“我想，第一步我們先要聯合起來，不能像現在這樣單打獨鬥，既然我們是弟兄，就應該有活大家幹，有錢大家賺。第二步，我們要有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比方說，聯合辦個公司，或者合作搞個項目什麽的。第三步，我們可以充分發揮老二的知名度，就先從中日文化交流開始，我們武術表演不也算是武術交流嗎？”
我馬上明白，他這是又想走老路數，重操舊業，像在國內那樣，組織我們去跑碼頭、賣藝。那條路在國內都走不通，在日本能不能走得通，我懷疑。但是，懷疑我也不能說出來，我說出來，難免讓他們錯覺我是不願意跟他們一起“有活大家幹，有錢大家賺。”
我還不能沉默，沉默在外交上可以理解為默許，在我們這兒就可以理解為不滿。我學習日本人，用委婉和曖昧來表達我的見解：“我覺得大哥說得很有道理，的確是這樣，我們的理想不能局限於掙錢攢錢，當我們有了一定的物質基礎，能夠生存下去的時候，就應該有新的更加遠大的目標和理想，比方說，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我們的貢獻，用國內的話說，就是爭取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
公雞卻首先表態他不願意：“我覺得大哥的願望是好的，可是真正實行起來恐怕比較困難。首先，到哪演？找誰聯係演出？總不能滿大街撂地攤收錢，那不成了街頭藝人了？就算我們拉下臉撂地攤，警察能讓嗎？其次，怎麽收錢？建賬、分賬、辦稅，是不是還得再聘個會計出納？這是在日本，可不是在中國，想稀裏糊塗掙錢不繳稅恐怕不行。還有，掙來的錢按照什麽比例分？二哥拿大頭那是肯定的，我也沒意見，別的呢？我們仨，怎麽分？第三，三哥，你會什麽武功？”
趙剛說：“我可不會武功，你說你的意見，別把我拉扯進來。”
公雞便繼續往下說：“我和趙剛都不會武功，大哥二哥能上場表演，我們倆幹啥？就跑龍套當擺設？我想來想去，肯定不成。”
黃大滿說：“什麽事情都要先幹起來，啥都沒幹呢，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啥也別幹，老老實實穩穩當當在家呆著，看誰能給你送錢來。”
趙剛性格比較隨和，也沒有什麽主見，聽黃大滿這麽說，就又隨了黃大滿：“大哥說得有道理，要不我們先試試看？實在不行再找別的路麽。”
公雞的態度也軟化了：“試試看倒不是不行，我看大哥說得這個路子屬於缸沿上跑馬，懸！就怕忙乎半天白搭工夫。”
黃大滿已經開始對公雞不滿了，乜斜他一眼：“公雞，你要是當我是大哥，就別他娘的老當攪屎棍子，我為了什麽？不是為了我們四個能有個好前景嗎？你要是有好辦法就拿出來，能行我們就按你的辦，你要是沒什麽主意，就少說那種白開水加鹽的閑話。”
公雞是個從來不讓份的人，尤其是嘴上更不會輕易服軟，還在北京混的時候，我就說過他是鴨子扔進湯鍋裏，肉爛嘴不爛。黃大滿話說得挺臭，公雞梗起脖子又作出了鬥架的架勢，我和趙剛連忙從中調和，我掉轉話頭，說起了辦理簽證改簽的過程，趙剛追問公雞最近情場有沒有斬獲，總算是堵住了公雞的嘴，沒讓他們倆吵起來。
什麽事情好像都有個征兆，黃大滿提出的聯合作戰、共同發展，大家一起跑場子巡回演出的方略，四兄弟中有三個並不看好，似乎預兆著他的方略肯定要以失敗結局。果不其然，我們三個人拿到了語言學校畢業證書以後，黃大滿就開始積極行動起來，他為自己的設想振奮，也是為了證明自己的主張的可行性、正確性，還真地聯係了幾場演出，有在東京本地的，也有到大阪、水戶等外地的，一來我們的表演項目太單調，二來我們的人也太少，能上場表演的也就是我跟黃大滿兩個人，正應了公雞那句話，他和趙剛就能跑跑龍套，別的忙也幫不上，所以收入微乎其微，有的時候人家也就是給個車馬費，真正屬於賠錢賺吆喝。
這種事情幹了大概有多半年，終於在我們中間引發了第一次激烈衝突。因為演出都是黃大滿聯係的，所以一般組織演出的單位都是直接對黃大滿結帳，我過去在國內就和黃大滿一起幹過這種事情，心裏有數，搭幫跑場子，根本不可能掙多少錢，所以也並不在乎結了多少賬，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當清潔工、到富士雄家裏做整體。
公雞和趙剛心裏卻總覺得東跑西顛分不到錢，虧得慌，情緒受到影響，臉上經常掛著不滿，就像進入雨季的東南亞。
那天又有一場在日本富士電視台廣場的表演，事先說好了是公益性的，公雞和趙剛就嘟囔著找理由、找借口，就是不願意去。我們要帶道具，還要有人幫著解說、在台上作保護，還真少不了他們倆。黃大滿動用了老大的權威，我又在旁邊再三勸說，還許諾事後請他們喝酒，他們才勉強跟著我們出發了。沒想到的是，表演結束了，富士電視台卻又改變初衷，給我們每人發了兩萬五千日元的辛苦費，因為這種演出，盡管是公益性的，但是對於電視台來說，也有廣告的作用，所以人家不昧良心，雖然事先沒有說，該給的人家也一定要給。
這本來是好事，意外的收獲，公雞和趙剛卻多心了，覺得很可能過去很可能每次都有這種錢，我和黃大滿私分了，沒有給他們。這一次是人家當麵分發，我們沒有機會私吞，他們才能拿到手。有了這份猜忌，他們倆的心情不可能好，我兌現承諾請他們喝酒的時候，他們借酒遮臉，放屁崩砂子，說了很多夾槍帶棍的話。他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黃大滿，我僅僅是演出主力，並沒有參與聯絡、經營。他們喝著酒吃著烤魚片，你唱我和，冷言冷語，把黃大滿氣得直哆嗦。
當公雞說：“親兄弟明算賬，何況我們還不是親兄弟，更應該把話說到明處，忙乎大半年了，到底掙了多少錢？別拿我們當棒槌”的時候，黃大滿終於忍耐不住，在台麵上狠拍一掌，就像酒屋裏誰突然放了一炮，把四周的日本客人嚇得目瞪口呆，連櫃台裏邊忙著給大家夥調理牛排的廚師都扔下手裏的活，怔怔地看著我們，嘴張成了棉鞋口子。
“從今天起，咱們各幹各的，誰要是再張羅這種事情，誰他媽就是大姑娘養的。”撂下這句話，黃大滿起身離去。
我們都沒有想到黃大滿反應會這麽強烈，這似乎不是他的性格。鬧了這麽一通，再好的酒菜佳肴我們也沒有心情享用，我匆匆結賬，帶了他們倆出去追趕黃大滿，外麵夜燈朦朧，街上人群潮水般洶湧，哪裏還能看到黃大滿的影子？
2、大使館的王參讚又把電話打到了富士雄家裏找我。富士雄現在已經知道，隻要王參讚找我，肯定會有重要事情，連忙穿越半個東京過來給我傳話，讓我盡快給王參讚回電話。
我給王參讚掛了電話，王參讚約我跟他到一家叫“北國之春”的咖啡館見麵。
咖啡館裏燈光暗淡，我和王參讚坐在角落裏，我有些忐忑，這種氣氛讓我聯想起早年看過的反特電影，我們就像正在上演接頭戲碼。王參讚穿了一身便裝，見麵先問我最近在忙什麽，我把我和黃大滿他們的情況給他說了一遍，王參讚認真地聽著，低頭攪著杯裏的咖啡，他那樣兒挺好笑，看上去好像婚介所拉過來會麵的大男大女，我是男的，她是女的，羞羞答答。
我說完了，王參讚仍然攪動著咖啡，好像什麽東西掉到咖啡杯裏了他正在找：“我倒覺得黃大滿的方向沒有錯，中日文化交流是一篇大文章，不光兩個國家的官方要積極推動，民間的力量，人民和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從某個方麵說，更加重要，能發揮官方起不到的作用。現在的關鍵的問題是具體操作問題，也就是具體的方式、項目，搞好了，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應該沒有問題。”
我估計王參讚百忙之中找我，絕對不會是找我瞎聊天，肯定有他的話要說，有他的事要辦，連忙請教王參讚：“您說路子該怎麽走？給我們指條道吧。”
王參讚說：“文化交流並不光是武術，我們中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浩如煙海，你們一定要從中選出能夠在日本展演同時又能得到日本人民喜愛的項目。反過來，日本也有豐富的文化寶藏，我們也有義務、有責任把日本健康、優秀的文化介紹到中國去，文化交流，就是要有來有往，單方麵輸出那還能叫交流嗎？另一方麵，你們也應該和日本的有關方麵緊密聯係，互相幫助，比方說你可以發揮自己的優勢，和日本武道協會多多聯係，宮本會長對你印象非常好，你們可以聯手做一些項目。”
王讚參的話說得比較原則，作為官員，他的話也隻能說到那個程度。可是話裏話外透露的意思我卻聽明白了，他是讓我們跟日本武道協會加強聯係，並且做一些具體的交流項目。開展中日文化交流我也願意，能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貢獻，對於我來說當然是很有意義的事情。關鍵是我得過日子，不能扔下謀生的路子全身心地投入到那裏邊，生存對於我仍然是最重大、最現實的課題，隻有能夠生存下來，才能謀發展，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王參讚，你的意思是讓我主動去和宮本聯係一下？”我試探著問。
王參讚點頭：“是啊，有什麽為難之處嗎？”
我說別的為難沒有，就怕耽誤我掙錢。
王參讚說：“日本武道協會這種組織和國內的事業單位性質的協會不同，他們是單純的社會團體，沒有政府的投入，納稅人也不會允許政府把錢投到這種社會團體裏去。所以啊，創效益，以商養武，也同樣是他們要解決的問題。你有功夫，他們有人脈資源社會關係，你們如果聯合起來，不但可以給中日文化交流增加民間基礎，也可以優勢互補，說不定還能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呢。”
我連連點頭：“讓您這一說，我還真的明白了，我們前段時間做的那些事情，很大原因就是沒有人脈，缺乏社會關係，回頭我就專門找他們聊聊。”
王參讚很高興，搶著買單，顯然，能夠增強中日兩國民間的文化交流，是他的願望和責任。
還沒有等我去找宮本，宮本卻主動來找我了，電話還是打到了富士雄家裏，富士雄聽到日本武道協會的會長居然親自打過來電話找我，驚訝之餘，更是不敢怠慢，立刻跑過來傳話，我一聽就知道，王參讚肯定也找過宮本了，不然，宮本不會知道我在東京的聯絡電話。
我和宮本約定，到日本武道協會去找他，跟他麵談。去的時候，我帶上了黃大滿。
黃大滿跟趙剛、公雞鬧了別扭之後，三個人不太說話，過了幾天雖然恢複了交流，卻客氣了許多，也疏遠了許多。有一次，黃大滿跟我一起參加一場公益表演，趙剛和公雞那天確實有事去不了，我倒沒覺得怎麽樣，黃大滿卻一路沉悶，下車的時候幽幽地說了一句：“唉，什麽結拜兄弟，兄弟情誼也就值兩萬日元啊。”
這話口氣平靜，卻很沉重，我暗暗擔心，我們四個結拜弟兄之間，已經有了深深的裂痕，怎麽樣才能彌平裂痕，我覺得有心無力。
也許正因為跟趙剛和公雞的關係疏遠了，黃大滿跟我的關係卻比以前更近了，隻要有表演，我們倆一定會同時出場，即使有時候他有事情，也會推托跟我同進同退。我勸過他，不要太跟趙剛和公雞較真，他們倆年紀小，有時候不太懂事，能在日本結拜弟兄，這份緣份難得，應該珍惜。黃大滿對我的勸說不置可否。
我和他到了日本武道協會，和宮本的商談非常友好，也富有成果。宮本提出一個可行，但是對於我們來說也挺有難度的建議：我們雙方合作，開展以中日雙方武術為中心內容，範圍涉及雜技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動，在交流活動中，可以包含一些自費性質的旅遊接待，這樣就能夠給雙方增加收入。然而，難度就在於，采取這種合作方式，不能以我或者黃大滿的個人名義，必須也是相應的社會團體或者企業。我們那個時候還沒有拿到永居權，不論是注冊企業還是社團法人都不可能，即便可能，我們也沒有那筆錢。
宮本提出了一個可行的方案：我們加入日本武道協會，參與武道協會的各種活動，除了正常的工資收入以外，有特別的表演演出收入，還有額外的演出酬勞。這種參與性質，等於我們給武道協會打工，身份和層次都大大低於作為他們的合作夥伴。可是，對於當時的我和黃大滿，這是最好的辦法。
我們隻有一個選項：同意。
從那以後，我每天基本上要趕四個工：早上到NEC大廈做清潔工，上午到武道協會幫忙，下午到富士雄幫我開辦的整體所推拿按摩，晚上再到料理店幫著洗盤子。好在當清潔工和洗盤子都是計時工資，如果有表演任務，參加武道協會組織的演出，不去打掃衛生、洗盤子最多少拿幾個錢，不影響大局，而且，黃大滿的勞動密集程度跟我也差不多，整天忙得腳丫子打後腦勺，回到寮裏倒頭便睡。
雖然仍然同住在一間屋子裏，我們跟趙剛、公雞卻好像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空間裏，難以照麵。早上，我和黃大滿急匆匆地外出奔命，他們倆還在睡懶覺，晚上我們已經睡熟了，他們卻還不見蹤影。偶然閑暇，我追問他們都在忙什麽，公雞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趙剛輕描淡寫：“跟別人做進出口生意呢。”
黃大滿過後對我說，看他們的情況，可能不好，可千萬別做違法勾當，這可不是在國內，出了事情，沒人能幫得了他們。我看他說的鄭重其事，追問他是不是知道些什麽，他搖頭否認：“你都不知道，我怎麽能知道？你現在跟他們倆還能說得上話，你抽空跟他們說說，他們現在對我意見大得很，覺得我匿錢了。”
人的性格在很多方麵往往會決定一件事情的成敗，甚至會決定一個人的終身命運。黃大滿表麵上隨和、熱心，骨子裏卻有一股與其說是清高，不如說是倔強的傲慢，他沒有匿錢，給趙剛和公雞解釋清楚並不難，他卻憋著勁，就是不說。反過來，趙剛和公雞當麵說了他，他卻反而發火拂袖而去，本來人家是猜忌，他又不作解釋辯白，誤解在趙剛和公雞心裏已經成了定勢，這個芥蒂化解不開，我們四個結拜兄弟的關係就永遠難以複原。
黃大滿鄭重其事的讓我提醒趙剛和公雞，雖然他努力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是直覺卻告訴我，黃大滿肯定知道一些什麽，他僅僅是不願意說而已。但是我卻暗暗在心裏裝了一件事情：抽空把他們攏到一起，吃頓飯，該說的說說，既然結拜了，就是親兄弟，有難同當、有福同享，不能讓任何一個人在異國他鄉遭遇厄運。
然而，還沒有等我抽出空來，公雞卻出事了。
那天，沒有演出，我在富士雄那兒把推拿按摩的人應付完了之後，富士雄留我吃飯，放在以往，晚上如果沒有什麽事情，我會在他們家就餐，餐後跟富士雄聊天，享受一杯日本綠茶。可是，我看到了至美的眼神，僅僅是一瞥，她眼神裏麵的火苗，那種掩埋在黝黑深處的暗火，令我心驚膽顫。我不是怕她，我是怕我自己，我沒有抵禦至美溫柔、美麗的能力。
我知道，她希望我留下來，我膽怯地謝絕了富士雄的好意，逃跑樣的匆匆離開。然而，我能逃脫至美，我能逃脫我自己嗎？
回到寮裏，我卻驚訝地看見公雞躺在榻榻米上，臉上有傷痕和血漬，身上的衣裳灰土土地，活像剛剛在地上打過滾。我驚問他怎麽了，出了什麽事情？他說街上碰到了混混，打了一架。顯然，他在說謊搪塞。日本社會秩序良好，人們彬彬有禮，我到日本以來，還從來沒有看到過吵嘴打架的，更沒有見到過他所謂的混混。他一個外國人，能和什麽樣的日本混混打架呢？即便真的打架，警察也會及時出現處置，不會就讓他這麽跑回家裏。
我再次追問：“到底出什麽事了？是不是有人欺負你？有什麽事你給二哥說，二哥幫你。”我說的是真心實話，如果有人欺負他，作為結拜兄弟，我不可能袖手旁觀。
他搖搖頭，口氣挺不耐煩：“給你說了，沒事，就是遇上兩個混混搗亂，打了幾下。”
我連忙跑到街頭的藥店，買了紅汞、紗布之類的藥物，又到售賣店買了一些吃食、啤酒，又要了一些冰塊，回到屋裏之後，給他塗上了藥水，包紮了一下，腫脹的位置做了冰敷。我做這一切的時候，他很順從，默默地，任我擺布，卻一句話也不說。我讓他吃點東西，他吃了，卻沒吃多少，他的胃口一向很好，今天卻吃不下東西，我猜測，不是胃口不好，而是心情不好。
晚上，黃大滿回來了，見到他那個樣兒，也不好再繃著，問長問短的關心，找出他的換洗衣裳，讓他換下身上的髒衣服，跑到露台的自來水管上給他洗衣服。
我跟到露台上，悄聲問黃大滿，他是否相信公雞是在街上跟不相幹的混混打架了？黃大滿欲言又止，我再三追問：“你有什麽話不能說？有話都憋在心裏，我們還是兄弟嗎？你在這麽掖著藏著，等到出了大事，你後悔來不及。”
逼到了這個份上，黃大滿才告訴我，他在歌舞伎町看到公雞在作案內人。
我大吃一驚：“怎麽，你跑到歌舞伎町去了？”
歌舞伎町位於新宿，在幾乎所有人的印象中，那是世界有名的紅燈區之一。事實上，歌舞伎町是一個龐大的娛樂中心，是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煙花之地。案內人，就是國內俗稱的皮條客、黃牛。歌舞伎町有很多“無料案內所”，“無料”是免費的意思，案內所就是給前往歌舞伎町觀光、消費的人推介吃喝玩樂的場所，反過來說，就是給那些吃吃喝玩樂的場所拉客的人。他們不向客人收費，而是從那些從事娛樂行業的商家那兒提成。
我的問話，尤其是驚詫的口氣讓黃大滿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卻也沒有隱瞞：“我去過，你難道沒有去過？”
迄今為止我還真沒有去過，不是我假冒正人君子，也不是我無欲無求，而是謀生壓力太大，沒有時間和精力。此外，我也膽小，怕在那種地方遇上麻煩。
黃大滿告訴我：“我在那邊有朋友，女的，坐台的，沒事過去看看，有時候也在一起喝酒聊天。”
我明白他說的“女朋友”是什麽意思，人非聖賢，孤身在外，精神和肉體，心理和生理都需要慰籍，這我能理解。再說了，我也沒有權利幹預人家的私生活。可是，公雞到那裏當案內人，靠拉皮條掙錢，卻太出乎我的意料，也太讓我不安了。那種地方魚龍混雜、藏汙納垢，在那種地方從事那種最下賤、低級的職業，如果那也能算作職業的話，我沒法想象，他會遇上什麽事情，也沒法想象，他今後會落個什麽下場。
我扭頭回到屋裏，公雞已經入睡，時斷時續的鼾聲證明他即使在睡夢中也很難安穩。我沒有叫醒他，我想，這幾天一定要安排個時間跟他好好談談。幾天以後，公雞回來得早一些，我把他叫到露台上，直截了當地問他是不是到新宿歌舞伎町做了案內人，他也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是的。
我開始嘮嘮叨叨滔滔不絕地勸說他脫離那個圈子，脫離那個場所。我給他分析那種黑白道混雜、藏汙納垢之處的種種風險和肮髒；我指出他的紅色出身、高幹子弟背景與現在從事職業的可悲位差；我向他說教做人的尊嚴和道義，處事的原則和倫理……我自己都沒有感覺到，我突然由一個語拙的人變成了能言善辯之士，突然由一個扮演兄長的男爺們變成了苦口婆心的婆婆。
公雞一直保持了沉默，對我的嘮叨不置可否。我說了一個多小時，口幹舌燥，實在找不到話頭的時候，隻好閉嘴。他抓住我閉嘴的空隙，聲音不大，但非常堅定地說：“二哥，幹什麽真的那麽重要嗎？我不覺得當案內人，比你和大哥跑場子賣把式低級。再說了，我不去幹那個，我能幹什麽？跟著你們滿世界跑著賣藝？你們能賣藝，我能賣什麽？算了吧，這是日本，不是中國，沒人在乎你幹什麽，在乎的是你兜裏有多少日元。”
說完，他扔下我，轉身就走，走到露台和過道聯通的門口，他回身叫我：“該睡覺了。”
我一個人呆在露台上，我不能不承認，公雞說得有道理，麵對生存這個大命題，幹什麽都無所謂了。
3、相比公雞，趙剛似乎更神秘一些。他越來越少回寮跟我們在一起，整天在外邊不知道幹什麽。我問過他，他含糊其辭，說他在外邊打工，作一點小生意。我不好再多問，作為結拜兄弟中的老二，我算他的兄長，可是我並不能給他提供想要的生活。初時四個人在一起共創大業，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誓言猶在耳畔，卻已經貌合神離，即將各奔東西了。
過了一段時間，他忽然要搬走，說是自己租了房子。我們問他搬到哪去，他不說，我們要幫忙，他也不用。結拜兄弟，突然獨自搬出，難免讓人神傷，我試圖挽留他：“老三，你能不能再忍忍？我們結拜的時候怎麽說的？不是說有難同當，有福共享嗎？現在我們條件是比較差，可是住在一起畢竟相互之間有個照應，你一個人搬出去住，萬一有個什麽事情，連個幫忙叫人的人都沒有。”
趙剛咧嘴笑笑：“我們中國人一向就是可以共患難，不能共富貴，還是各幹各的好。”
我的心讓他說得冰涼，他仍然在懷疑我和黃大滿掙了大錢，獨自私吞了，為此至今對我們耿耿於懷。他卻沒有想想，在異國他鄉，靠我們這樣辛勤勞作，能夠掙什麽大錢？誰不是靠省吃儉用一點一滴的把血汗儲存到銀行，以為那就是出國的成就？即使我們掙了大錢，他又做了些什麽？誰又能把自己掙的錢無緣無故地送給別人，即使這個人是親兄弟？
話說到這個份上，再說無益，我們也隻好隨他而去了。我站在露台上，那裏過去曾經是我們四個人經常相聚在一起乘涼、曬太陽、喝酒聊天的地場，也是我們四個人結拜兄弟的地方，我目送趙剛離我們而去，他背著、扛著提箱和包裹，踽踽獨行在狹窄的巷道中間，我的心頭不知道為什麽突然浮上了一層悲涼。
第二個離開我們的是公雞，他和趙剛不一樣，趙剛走前好賴還給我們打了個招呼，他卻連招呼都沒有打，我們回家以後，發現他的個人物品不翼而飛，剛開始還以為遭竊了，我正要報警，黃大滿攔住了我：“別報警了，人家走了，如果是小偷進來了，不會光偷他不偷我們。”
公雞早年就跟我在北京混過，雖然我們從來就不是一類人，我們卻長久保持了友誼。能到日本來，也跟他的幫助分不開，盡管他和他爸爸提供的幫助裏邊夾雜著明顯的利己性和唯己的契約性，這也不能改變我承受他父親那位高幹恩惠的性質。我從來不否認，來日本之前，我曾對他父親有過承諾，要保護他，有我一口吃的，就不會讓他餓著。我相信，我的承諾我可以做到。然而，公雞能滿足於不挨餓嗎？我能給他提供他想要的那一切，比方說永居權、女人還有扒金庫的資金支持。
公雞的不辭而別，令我倍感忐忑，因為就關係而言，他和趙剛相對於我，太不一樣了，潛意識裏，我仍然認為我對他承擔著一份責任。況且，他這種分手方式，包含了深深的決裂、憤懣色彩。我不能就讓他這樣不辭而別。他沒有留下聯係電話，也沒有留下聯係地址。我逼著黃大滿陪我到歌舞伎町找他，黃大滿推辭，可是見到我態度堅決，也就陪著我去了。
歌舞伎町位於東京新宿，路口有燈火輝煌的牌樓，用光怪陸離的斑斕色彩組合成的“歌舞伎町”幾個大字，毫不羞澀地向人們展示著這一方神秘卻又充滿魅惑的區域，就像色情場所**裸向嫖客展示身體的妓女。我頭一次到這裏來，歌舞伎町的界麵並沒有想象的那麽寬闊，窄窄的街道如果兩輛汽車交錯都難免擦碰，當然，這裏一般情況下是不允許汽車通行的。街道雖窄，燈光卻非常燦爛，從街道兩旁的霓虹燈招牌看，這裏幹什麽的都有，既有掛著“川香苑”之類招牌的中餐館，也有掛著“燒料”、“本烤”之類招牌的日本料理，既有麻雀館之類的傳統賭窟，也有扒金庫這樣的現代博術館，既有色情**漾的歌舞伎表演場所，也有賣藝不賣身的歌舞展示。更多的還是各種各樣售賣商品的店鋪。我去了之後，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留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比比皆是的“無料案內所”，以及一看到我和黃大滿，便蜂擁而來的“案內人”。
案內人爭著搶著給我們介紹歌舞伎町：“先生，吃飯嗎？請到無冕之王料理店……”、“先生，要看歌舞表演嗎？請到瘋狂至歌舞廳……”、“先生，要小姐嗎？歐美風格，日本東南亞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各色美女應有盡有……”
我和黃大滿兩個人無論從年齡還是舉止打扮，看上去都像極了到這裏來討夜生活的歡客。從那些案內人爭先恐後的介紹中，我也才恍然明白，皮條客們介紹的並不僅僅是妓女，他們中介的項目非常廣泛，吃喝嫖賭抽都是他們介紹的項目。
蜂擁而至的案內人讓我有些慌亂，黃大滿比我老道一些：“讓讓，我們不是來玩的，我們是找人的。”
絕大多數案內人聽到這話，知道沒什麽油水，悄然撤離，還有一兩個依依不舍，死乞白趔地想勾引我們成為他們的客戶：“先生，不管你們到這裏的目的是幹什麽，既然來了，都不應該放棄機會，歡樂的機會……”
我問最靠近我的那個案內人：“你們誰認識鞠紅旗，外號叫公雞，中國人。”
那人愣怔片刻，搖頭：“不認識”，剛才那股給我們拉皮條的熱情瞬間消失無蹤，人也一瞬間消失無蹤了。
其他案內人也四散離去，速度和神態似乎忽然間發現我們是什麽傳染病毒的攜帶者。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卻隱隱感到了詭秘和不安。
黃大滿猜測：“可能他們這裏是不能打聽具體人的？或者什麽事情都不準告訴我們這些外來人？”
我茫然地站在街頭，拿不準是繼續找公雞，還是就此打住，跟黃大滿回我們那間簡陋破爛，卻能給人安全感的寮。
“老二，回去吧。”
我說：“來了就回去，那還不如不來，既來之則安之，再找找，就這麽大點地方，我就不相信公雞還能鑽進洞裏。”
黃大滿歎一聲：“唉，現在他肯定已經知道我們在找他了，如果決心不想見我們，我們肯定找不著他。”
“你要是著急你先回，我再找找。”初到這裏的迷亂過去之後，歌舞伎町已經在我麵前失去了神秘和詭異，以及由此帶來的緊張、膽怯。這裏不過就是非法、合法、半非法半合法的吃喝嫖賭娛樂相對集中的一個區域而已，在國內，這種地方隨處可見，隻不過不像歌舞伎町這麽名聲遠揚而已。這種地方我並不怕，小事憑我的武功我肯定能應付得了，碰上大事我相信日本警察的效率，我也自信能撐到日本警察趕到。
他無奈地看看我，又看看四周，臉上有了對某件事情作出決定的表情：“反正也沒什麽事，回去也是呆著，我帶你去認識一人，也許從她那能打聽到公雞的消息，順便我們喝兩杯，歇歇腿。”
他的表情告訴我，他要帶我去認識的，就是他的那個坐台的女朋友。
我跟著他來到了一個名叫“安慰者”的酒吧。酒吧裏昏暗，到處都彌漫著一股**糜、慵懶的氣息。背景音樂是中國三十年代靡靡之音的代表作《美酒加咖啡》，這讓我煞是詫異，黃大滿告訴我，之所以會播放中國音樂，因為這裏的客人有很多中國人，既有大陸、台灣、香港過來的留學生，也有旅遊團體。
黃大滿的女朋友也是中國人，昏暗的燈光混淆了她的年齡，濃妝豔抹之外，她本能地表演少女態。黃大滿叫她過來陪我們，她自作主張，給我們叫了價格昂貴的蘇格蘭威士忌，還有一堆罐裝朝日啤酒。我知道，她能從中提成，有點想不通，這種女人黃大滿怎麽會認作朋友。
中國人、日本人攪混在一起唱起了卡拉OK，亂哄哄地不好聊天，我們盡量湊近在一起，以便能聽明白對方的話，我想，別人看我們，一定會覺得我們三個人正在利用這裏的昏暗做那些曖昧、色情的事情。
她果然知道公雞的消息，告訴我們，公雞在這裏挺紮眼，因為他長得帥氣，而且日語很好。跑到這裏當案內人的留學生不是沒有，可是像他那麽帥氣，日語那麽好的，沒有。所以他來之後，在色情行當裏很受女人的關注，也正是這樣，她也才知道，歌舞伎町最紅火的案內所來了這麽個人。
“他已經到這邊幹了挺長時間，能說會道，人又長的精神，尤其善於把女客往那些鴨窩領。”說到這兒，她不屑地撇撇嘴，撇嘴的動作很大，盡管昏暗，我也看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台灣那些富婆特別好這個，到這邊來圖的就是這一口，也不管髒不髒，尤其好日本男人，真他媽的給中國女人丟臉。”
我差點問出口，你在這兒幹這個，就不給中國女人丟臉了嗎？話到嘴邊，我及時刹車，總算沒有說出口。她是一個賊精賊精的女人，能聽到別人沒有說出口的潛台詞，她毫不掩飾地瞪了我一眼：“為了生活掙錢，和千裏迢迢跑到這兒**花錢找男人挨日，性質完全不同。”
我連忙順情說話：“是啊，兩回事，兩回事。你知道他現在在哪不？我說的是公雞。”
“前段時間聽說他出事了，好像跟海幫一個馬仔爭客人，結果讓海幫給修理了。現在在哪，我也不清楚，我都是聽姊妹行瞎聊的，我也不認識他。”
黃大滿忐忑不安：“你知道海幫嗎？據說是在東京新興起來的黑幫，勢力發展很快，做事也從來不計後果，警察對他們都非常頭痛，公雞怎麽跟他們幹上了？”
她卻並不在意：“其實也沒啥，這的人都這樣，今天跟這個幫，明天跟那個幫，誰也說不清楚，反正有奶就是娘，我還聽人家說，前些天又看到公雞跟在海幫組長的屁股後邊混呢。”
我覺得自己頭腦發昏、發脹，也許這裏空氣太汙濁了，也許是他們說的事情讓我無法理出頭緒來，公雞明明跟所謂的海幫衝突了，也挨了揍，怎麽又跟在海幫組長的屁股後麵混起事來？
酒喝完了，黃大滿的女朋友還要要，我連忙謝絕了，借口太晚，第二天還要上班，告辭。結賬的時候，算了三萬多日元，自然要由我買單。
回去的路上，黃大滿勸慰我：“算了，也算你盡心了，人家也不是孩子，即使是孩子，你也不是監護人，沒有監護權，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就別管他了，哪天他混不下去了，來找我們，我們給他留個睡覺的地方，有他一口飯吃，也就算對得起他了。”
我想想，黃大滿說得也有道理，我現在也隻能做這些，對於公雞，我沒有能力滿足他的欲望，更沒有權利決定他的生活方式。
沒了趙剛和公雞，我們的寮寬敞了許多，也冷清了許多。在一起的時候不覺得，真的分開了，心裏確實空落落地不好受。隻剩下我和黃大滿了，我們倆處得更和諧、關係也更近了。有時候，甚至有那種相依為命、惺惺相惜的貼心感。
黃大滿一次喝過酒之後對我說：“看起來，還是咱哥倆緣分深，不管你還是我，有朝一日發達了，還是那句老話，苟富貴，毋相忘。”
我讓他說得活像空肚子灌了薑湯，熱辣辣地舒服，連忙回應他：“你發達了，我鞍前馬後，我發達了，待你若上賓。”
他哈哈大笑。我也哈哈大笑。如果能夠預見到我們倆的結局竟然會以背叛和決裂畫上醜陋的句號，我想，肯定我們那個時候誰也笑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