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宮本是一個誠實寬厚的人，對日本的劍道、柔道都有很高的造詣。隨他們日本武道協會出去表演，收入開銷一向都是明來明去，不管是公益性表演，還是經營性演出，該我們得的，他一分錢也不會少。由於他們是以日本武道協會的名義出麵展演，相當一部分的展演是公益性的，目的在於傳揚日本武道文化。跟國內的那些協會不同，他們的經費絕大多數來自於向各種各樣的企業、團體化緣，沒有政府預算。那段時間，我和黃大滿掙得雖然不很多，卻也都有了自己的盈餘，我大概又能有幾百萬日元的儲蓄，按照我的消費水平估算，黃大滿至少也應該有幾十萬。我掙得比他多，原因是，我是主演，他是龍套。此外，我兼的工比他多。
然而，我們跟宮本的良好合作卻遇到了無法預見和無法控製的原因，導致不得不終止。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外向型經濟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壓力下，陷入了困境。依靠企業讚助維持的武道協會，在這種大環境大背景下，維持日常的開銷都成了大問題，更不要說開展那些推介傳播日本武道文化的活動了。
宮本專門把我和黃大滿請到了他那兒，感謝我們長期以來跟他們的良好合作，也把他們遇到的困境直言不諱地告訴了我們：“今後，經營性的演出隻好停止了，希望如果有公益性的武術表演，還請二位多多支持，多多關照。”
我馬上答應，我們都明白他的意思，今後如果有公益性的展演，他們不能再支付酬勞了。黃大滿當了宮本的麵也表態支持，說得比我還慷慨激昂：“您放心宮本先生，隻要您有用得著我黃大滿的地方，一聲招呼，我就是扔下日元不掙，也保證風雨無阻，義無反顧。”
過後，黃大滿卻對宮本他們的事情淡了許多，宮本他們沒錢了，卻還簽了一些中長期的公益活動表演合同，這些合同是必須履行的。然而，通知我們參加的時候，黃大滿卻往往借口有事不去。我跟他合作慣了，而且中國武術和日本武道表演在台上的形態各殊，日本的武術家沒辦法像黃大滿那樣跟我配合得天衣無縫，而且他們也各有各的項目，很難在現場抽出精力幫我。
富士雄因為跟我相交的時間長，對我的武功路數也比較熟悉，有兩次，黃大滿不能去，他知道了，就主動跟著我去打下手、跑龍套。不但他去，每次去他還都帶著他的兒子，讓他的兒子跟著我們學。他兒子已經上中學了，那個年齡學武術已經太晚，但是學一些拳法套路還是可以的，尤其是跟我搭幫表演應該沒什麽問題。
“許君，讓龍之跟著你，如果我沒時間，他也可以幫你。”富士雄的話讓我非常感動，所以隻要有空，我就抓緊時間**龍之，即便他成不了真正的武術高手，起碼能給我當個幫手也好。
就為了幫我，富士雄父子倆還出了一場大糗事。日本人講究誠信，對老師說謊，尤其是家長出麵向老師說謊，對日本人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一次，我受邀參加為日本慈善總會舉行的一次募款表演。黃大滿也許知道這是一次完全沒有收入的公益活動，也許確實有急事要事不能參加，我如果自己去，臨場有一些項目，比方說簡單的對打、硬氣功擊打的磚頭、石塊就沒有人能夠幫我傳遞等等。
我隻好問富士雄能不能幫忙，富士雄那天要去給幾家重要客戶送大米，唯一可以幫我的就是龍之，他的兒子。然而，他兒子卻還要上課，於是富士雄就作出了一個讓很多日本人看作荒謬絕倫的決定：給他兒子寫了請假條，說龍之感冒發燒，請假一天。
於是那天龍之就沒有上學，為我演出打下手。
讓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電視台那天非常積極，對這次慈善演出進行了全程轉播，龍之的老師晚上看了電視，第二天便追問龍之：“你不是感冒發燒不能上學了嗎？怎麽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你？”
龍之尷尬透了，隻好繼續順著他爸爸編造的碴兒撒謊，說他是忍受著感冒和發燒幫助我的，如果他不去，我就沒法表演。後來老師倒也沒有責備他，畢竟他參加的是慈善演出。
宮本一天問我：“許君，你願不願意長期在日本工作？”
我跟他打交道時間長了，相互之間早就超越了見麵鞠好幾個躬的客氣階段，說話也盡可以暢所欲言，當下便回答他：“當然想了，不然到日本幹嗎來了？又不是走親戚。”
宮本說：“如果許君願意，我想幫助您辦理永久居住權，有了永久居住權，許君就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作為留學生，尤其是像我這種打著留學招牌到日本謀生求發展的冒牌留學生，能夠辦永居應該是赴日的主要目的，在觀念上也是到日本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他主動提出來幫忙，我求之不得，卻又有些疑忌，他憑什麽幫我這麽大的忙？
我直接了當的問了出來：“那當然好了，可是，您有什麽條件呢？”
宮本搖頭：“我沒什麽條件，許君為了幫助我們，做了那麽多的沒有酬勞的工作，多謝許君長期的幫助、關照，這是我應該做的。”
我明白了，他是用這種方式來感謝我長期跟他們的友好合作。於我而言，參加他們公益性的表演不拿酬勞，雖然是無償付出，卻也宣傳了我自己，得到了日本社會的認可，有了這一點，我就滿足了。他卻一直為此忐忑不安，似乎欠了我很大的人情。
我在日本已經連續居留八年多了，尚未達到辦理永久居留權的要件，按照當時的規定，辦理用具要連續十年以上的居留時間。現在的問題就是需要以“特殊技能人才”的名目申請。這方麵的申請如果由宮本他們日本武道協會出麵，肯定要比我個人申請然後再個人尋找相關機構認證要好得多。有了在日語學校改簽留學簽證為勞務簽證的經曆，我對由宮本他們辦理永久居留權非常有信心。
回去以後，我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黃大滿，黃大滿提出，應該也同時幫他辦了，他也沒有少參加武道協會的活動。我覺得人家幫我辦已經是很大的麵子，如果我在出麵要求也給黃大滿辦，很給人家添麻煩，就搪塞：“你要辦直接找宮本去，轉個彎由我帶話反而不好，你跟他不是也很熟嗎？”
在國外呆久了的人都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你的利益隻能靠你自己維護，不要奢望任何人會替你維護你的利益。宮本主動幫助我，應該算是天大的人情了。黃大滿也明白這裏邊的道理，也認準了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第二天就跑去找宮本，要求也幫他一起辦永久居留權。宮本一口答應，並且讓他把我的永居申請書捎了回來。原來，一旦他明確得到了我的答複之後，馬上就出麵到入國管理局拿回了申請書。
“宮本還真的夠意思，我昨天要是找他，今天連我的申請書他就一起拿回來了，明天我親自到入國管理局跑一趟。”黃大滿的情緒也非常好，如果情緒不好，可能就會臭罵宮本一通。
我和黃大滿順利拿到了日本永久居留權，有了永久居留證，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可以放心的把家屬接過來了。在日本這幾年，我老婆追問我最多的問題就是，她們娘倆什麽時候能到日本來。其實，我的留學簽證變更成勞務工作簽證以後，她和兒子就能過來陪住，居留時間與我等同。但是，她們卻不能來，來往的開銷實在太大，我和她都舍不得。而且，她來了之後，不但要租房子，孩子也必須入學讀書，她又沒事情可做，按照我那個時候的經濟基礎，要維持這麽大的生活開銷，的確非常困難。
知道我辦理了永久居留權，我老婆急不可耐要馬上赴日：“你怎麽回事？是不是不想要我們娘倆了？不想要就明說，我立馬到日本跟你辦手續，給你自由。”
我當時把那當成了玩笑話，連忙許諾：“我盡快給你們辦手續，租房子，對了，你房子買了沒有？”
我早早就把買房子的錢給她寄了過去，目的不能說沒有一點私心，想的就是我們自己能買一套房子，她搬過去，給我爸媽騰房子。幾年過去了，她卻一直遲遲沒買，我催辦的時候，她有無數個理由等著我，或者是沒有合適的地點，或者是太忙沒有時間看房，或者是看中了的房子價錢太貴，或者是價錢合適房子不合適。我遠在日本，無法幫助她，也無法管控她，買房子的事情就這樣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耽擱下來，好在，我爸我媽跟她住一起，畢竟比跟老二家住一起關係簡單一些，而且還能幫她帶孩子、做家務，成了名副其實自帶飯票的老保姆，加上總算看著她從小長大的老街坊，心理上也少一份生疏感，所以倒還沒有發生足以驚動我的矛盾糾紛。
聽到我又提起買房子的事情，電話那頭，她得意洋洋地說：“我就沒錯，遲早要去日本，我買房子給誰住？”
我恍然大悟，原來她遲遲不買房子，是打定了主意要到日本來過日子。早知道她有這個想法，我也就沒必要把那辛辛苦苦掙來準備做投資的幾百萬日元匯回去。如果當初不把那幾百萬日元匯回去，也許我就能搭上上個世紀日本經濟瘋狂擴張的班車，現在早就發達起來了。也許我們早就能在東京團圓，也許就不會再持續吃那麽多苦，受那麽多罪了。
想到這些，我心裏不由生氣：“你不買房，把錢趕緊給我寄回來，我辦公司要用錢。”
我老婆回答得很幹脆：“那你得先把我們娘倆辦出去。”
我答應了她，因為，我還指望她能把那幾百萬日元回籠，幫助我注冊開辦一家株式會社。會社的名稱我都想好了：福民企劃株式會社。同時我也知道，辦這樣一家會社，我靠不上任何人，隻能靠我自己。我曾經想著和黃大滿聯營，成立一家有限責任製的公司，但是他卻拒絕了。
我和黃大滿慶祝有了永久居留權的第一個星期天，到船橋屋奢侈一回，牆上的電視正在播放中國節目，說不清什麽單位或者什麽地方的雜技團在國際上獲獎，電視上正在轉播他們的演出錄相。
“老二，想過沒有？我們除了賣藝、走場子、打掃衛生洗盤子以外，還能不能做點別的，更有價值含量，更能掙錢的事情？”
我怦然心動，電視畫麵，黃大滿的話，就如一縷陽光，在我心中劃開了一道裂隙，潑灑進來的是光明和振奮：“我想到了，我們應該在我們自身的技藝以外，徹底跳脫這種完全依靠自身本能一樣的技能，還有體力，依靠出賣技能、體力換取勞動報酬的低級生存方式，我們應該依靠的是大腦，是組織動員能力，還有，我們在日本這麽多年建立起來的人脈網絡關係。”
黃大滿有點迫不及待：“你說具體點，理論不能當飯吃。”
“我們現在有條件了，可以注冊自己的公司，可以組織國內的文化團體到日本來表演，也可以組織日本的文化團體到中國去交流，甚至可以組織日本人到中國旅遊，組織中國人到日本旅遊……”
“切，怎麽說來說去變成旅遊了？旅遊要有政策支持，現在國內還沒有開放日本旅遊，日本也沒有開放中國旅遊團，再說了，我們也不擅長那一套，專業的旅遊公司動動手指頭就能把我們擠扁。”黃大滿打斷了我。
我承認，黃大滿說得很有道理：“誰說我們要辦旅遊了？我們要辦的是文化交流，這就叫文化搭台，旅遊賺錢。”
黃大滿也明白了：“這樣我們就成老板了。”
他沒說錯，永居權也給了我們當老板的權利。
然而，我們麵臨的首要問題卻仍然是資金問題。辦公司、租房子、聘員工等等開銷下來，沒有兩千萬日元撐著，八成不等業務開展起來就得收攤。
我當時征詢黃大滿：“我們要是辦公司，搞那種有限責任的，你能投多少錢？”
黃大滿嘿嘿一笑：“我哪有錢，不論你幹什麽公司，我都當員工，掙個工錢就滿足了。”
我明白，他並不是沒錢投入，他不願意投入，絕對不是錢的問題。不管是什麽問題，開公司辦企業，我都隻能完全靠我自己的力量。如果那個時候我老婆沒有買房子的打算，實話實說，把錢給我匯回來，我就可以在日本注冊公司，然後名正言順地辦永居，用不著拖這麽久，也用不著再在這座寮裏和老鼠蟑螂同居一室。
老婆孩子要來了，我開始著手找房子，按照我當時的經濟實力，買房子也不是不可能，起碼首付我能拿得出來，然而，我隻能租房子，我要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無限的事業中去。況且，房子不是我一個人住，是我們一家三口住，買房子的地段、格局、大小等等問題，都不是我一個人能做得了主的。
幾年的辛勞，我們有了可以不再像狗一樣住在破敗簡陋的寮中的經濟基礎。我和黃大滿商議，我要租房子，因為我老婆孩子要來了，問他是一個人繼續住在這兒，還是也換個地方。黃大滿嗬嗬笑，說他早就想換個地方了，一直沒好意思說，怕我舍不得多花錢，也怕我懷疑他不願意跟我合夥住了。
我笑罵他：“你這個人啊，啥都好，就是一樣不好，不實誠。”
不久，我們就各自租了房子，離開了那座我們棲身近十年的寮。回身看著那座破舊、寒酸的寮，想當初住進來的時候，離開這裏，搬進更好的住所似乎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隱性目標，可是，今天真的要離開它了，一縷留戀、傷感、惆悵混雜在一起的情思竟然讓我鼻酸。我們四個人結拜盟誓的情景，我們在這裏經曆的酸甜苦辣，我們在這裏憧憬未來，我們在這裏分道揚鑣……
寮裏還有人租住著，看到我們搬家，臉上流露出羨慕、嫉妒，我在心裏對他們說，珍惜吧，不管是窮困還是富足，不管是悲傷還是歡樂，都是命運賜予你的、僅僅屬於你個人的人生經曆。
5、我搬離了東京大田區附近的貧民區“寮”，住進了淺草街後麵正常的民居，這是一套位於二層三室兩廳的公寓。我到富士雄家去做整體，順便告知了他我的新住址，還有住宅電話和手機號碼。
“許君搬新家了？那應該好好祝賀一下。”至美很高興，蘋果臉紅撲撲地，給我奉上了一杯熱茶。
至美是我到日本以後，關係最近的女孩。我的心目中，富士雄跟我的關係挺複雜，既有朋友的情誼，又多多少少有點兩代人的尊敬，他比我大了將近二十歲。他的妻子我稱呼美智子，感情上卻覺得她像一個溫柔體貼的老大姐，態度上更是有一種晚輩對長輩的尊敬和禮貌。對富士雄我有時候還能開開玩笑，對他的妻子，我在言語中卻從來不會有半點不恭。她溫文爾雅，盡管整天忙於家務，卻讓人由不得就會從心裏產生出由衷的謙恭態。
對龍之我則既有著對小弟弟的親昵和隨便，又有師傅的權威。因為他特喜歡跟我學習中國武術中的一些招式，他覺得那些招式好看、精神。我也不厭其煩地教他，從他身上我常常能回憶起跟我弟弟在一起的時光。
有一段時間，我弟弟想練武，他練武的目的跟龍之很相似，是看中了武術中的一些招式好看、精神，可以使他的舞台演出更顯份兒，他是演武生的。他練武的那段時間，是我遭罪的時間，每天一大早，我就陪著他騎自行車，從前門大街跑到地壇公園，然後給他做教練兼防護。他舞台功底不錯，要練翻跟頭，我就得跟著拿自己的胳膊當他的轉軸，以確保他既能翻得痛快順暢，又能安全平安。一次他要練“原地小翻”，就是跟一個車輪空轉似的原地翻個不停，我的胳膊長時間撐著他，又酸又痛又軟，實在撐不住了，胳膊耷拉下來，我怕他摔了，連忙用身子去扛，結果他沒事兒，我自己的腰扭了。回家以後，我爸爸不但不說他太麻煩人，反而把我臭罵一通，說我沒用，這麽多年功夫白練了，連自己的弟弟都護不好。我弟弟倒還算有情有義，過後買了幾貼膏藥親手給我貼上，還叫我出去喝了一瓶二鍋頭，說是可以幫我通經活血。
跟龍之的交往中，我常常會把我對弟弟的那份感情轉注到他的身上，在給人推拿按摩的閑暇時，以教他練功當作休閑。即使是沒有什麽實用價值的招事、動作，我也非常盡力。他練成了螳螂拳中的螳螂出洞、螳螂尋路、螳螂捕食、螳螂登枝、螳螂穿林等等一些拳路，還練習了梅花拳中的各種腿法，他最喜歡的還是翻跟頭，他告訴我，他練會了翻跟頭以後，在學校的聯歡會上表演過後，震動極大，尤其大受女孩們的追捧，讓他非常得意。
我教龍之習武的時候，至美常常會在一旁觀看，靜悄悄地，臉上帶著恬靜的笑容，活像水麵上**漾的荷花。休息的時候，她必會送上一條潔白的毛巾，毛巾散發出淡淡的雛菊香，待我擦幹汗水，後麵就是一杯熱騰騰的綠茶等著我享用。我對至美的心理非常矛盾，在一起的時候，就覺得精神清爽，意氣風發，但是卻又常常覺得拘謹、羞赧。按理說這種情緒不應該出現在我這個已婚男人身上，可是就是沒法控製自己。如果說我到他們家給別人整體初始目的完全是為了謀生賺錢，到後來就成了我的精神需求，在那裏我可以跟至美呆在一起。
至美身上有日本女孩的特點，表麵上看理智、溫柔、雅致，實際上內心熱情如火。論精神的開放和情感的火辣，比起以豪爽奔放、愛就愛個死，恨也恨個死著稱的中國東北女孩有過之無不及。相較之下，東北女孩更加內外一致，外相缺乏日本女孩那種迷惑人的溫柔和雅致。至美身上這種內熱外冷、內剛外柔、表裏不一的日本式特質，令我一直對她的真實感情抱有疑忌。不能否認，對至美我有愛慕之情，卻一直受製於她日本式的曖昧情感表達，表現出若即若離、忽冷忽熱，連我自己都覺得難受的態度。
“是啊，我妻子和兒子也要到日本來了。”我告訴至美和富士雄夫妻。
此話一出，剛剛還喜笑顏開的至美，臉頓時成了寒冰：“許君有妻子孩子，怎麽從來沒有說過？真高興你們能在日本團聚。”扔下這句話，她起身離去。她的話語仍然平靜、溫柔，但是，我卻知道，按照日本人的表達方式，那份平柔背後，表達的是深深的不滿，那句話的話外音是不悅的譴責。
我呆呆地愣在那兒，我過去確實沒有說過這些，但是我絕對不是有意隱瞞什麽，我不習慣跟別人說自己的家長裏短，況且，自始至終，我跟至美並沒有任何越軌的行為，甚至連一句涉及到**的話都沒有說過，從道義上講，我並沒有覺得自己有任何不妥之處。即使我對她有愛慕之情，更大程度上說，那應該屬於一種欣賞、讚賞的愛慕，就如麵對一件精美絕倫卻又易碎的瓷器。
至美的態度讓我們大家都挺尷尬，富士雄和美智子的欣然笑容凝結在臉上，就像過期的果凍。我連忙起身告辭，以便他們能夠及時從這尷尬中擺脫出來。
從他們家出來，我才想到，我此次到訪，還有另外一個目的，想跟富士雄商議，邀請他加入我即將成立的“福民企劃株式會社”，如果能有資金投入，成為股東當然更好。然而，我卻忘了說，我在他們家一直沒有得到適合這個話題的機會。過後，我也再沒有提及此事，很多事情就是那樣，機緣過了，就再也無法重新去做，這種機緣也包括心理因素。
有了永居權，老婆孩子的入國手續非常順利。我從日本給他們定了由北京飛往東京成田機場的航班。我和黃大滿去接她們。當我老婆帶著我兒子走出成田機場的時候，我莫名地有些心慌，就像即將麵對一個新的未來而心裏發虛。因為，我忽然對她們有了陌生感。
我兒子對我也感到陌生，這可以從他叫我“爸爸”的時候，那遲疑不決的表情，還有輕微的蚊子一樣的輕聲中感覺到。
我老婆並沒有夫妻相見時候應有的那份高興、熱情，反而有些拘謹、客氣。我也一樣，事先想象的見麵後的興奮和激動並沒有出現，當我接過她們的行裝，牽起我兒子的手朝外邊走的時候，我甚至有些膽怯，懷疑我是不是做好了跟他們一起在日本生活的準備，不但是物質上的準備，也包括精神心理方麵的準備。
路上，她們貪婪地、新奇地看著車窗外掠過的景色，很少跟我說話，黃大滿過去在北京的時候他們就認識，這個時候就充當了臨時導遊，不時地向他們介紹著途徑區域的名稱和臨時想到的一些日本的習俗、風貌。反倒是把我晾到了一旁，像一個旁觀者，或者接待員。
把她們接回家裏以後，我送黃大滿下樓，在樓下，我向黃大滿訴說了我心中的憂慮：我跟她們生疏了，我擔心今後我們一家三口的生活能不能和諧圓滿，他們到日本以後，能不能盡快適應日本這個社會。
黃大滿安慰我：“你跟他們分別已經將近十年了，不生疏才怪，生疏正常，別擔心，在一起呆幾天就好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先給他們辦上學的事情，你老婆要上日語學校，你兒子也要上日語學校，別的事情都不用急。”
上樓的時候，我的手機響了，我接通以後，愕然，電話竟然是至美打過來的。她問我接到夫人和孩子了沒有，我說接到了，一切順利，謝謝她的關心。她又讓我代她向我的妻子孩子問好，我說謝謝，我一定帶到。她又邀請我方便的時候帶著我的妻子兒子到她們家做客，她們一家都渴望見到我的妻子和兒子。我說謝謝，等安頓好了，我們一家一定去府上拜訪……
就這樣聊著，不知不覺我就進了家門，我老婆問我：“你在跟誰說話？”
那一刻，我不知道出於什麽心理，也許真的是冥冥中真有看不見的神祗在拿我開心，我說了一個不值得說的謊言：“哦，我跟一個朋友說話。”
“男的女的？”
“男的。”
我老婆冷眼瞥我，沒有再問什麽，那眼神卻告訴我，她聽到了手機漏出來的話音，那不是男的。
久別勝新婚，我卻不得不忍受嚴苛到了淩虐和羞辱程度的檢驗、甄別。我老婆命我洗澡：“去，把你洗得幹幹淨淨的，我不在的時候，也不知道你招惹了多少髒事兒。”
這畢竟是我們久別團圓的第一晚，我不能跟她計較，我把她的話當成夫妻間的戲虐。然而，在這裏，我可以對著我爸爸的靈魂起誓：盡管將近十年，我一個人遠在異國他鄉，但是我做到了潔身自好，我沒有做任何對不起她、對不起我兒子的事情。作為一個男人，我並不是沒有精神渴望和生理需求，我既不是聖人也不是白癡，我不敢吹噓我有多麽聖潔，是沉重的生存壓力和強烈的成功欲望抑製了我的正常需求。
然而，這些話我麵對將我的**翻來覆去查看、嗅聞，甚至要強行檢查我有沒有性病的她，卻無論如何說不出口。在她清倉查庫一樣的盤問、檢查麵前，我對於夫妻久別重逢後的渴望和期待變成了厭倦的沮喪，我退卻萎縮了。
她卻極為不滿：“你怎麽回事？好幾年沒見麵了，你這個樣子，肯定有問題。”說完，扭過身去，屁股還在**用力顛達幾下，以示抗議。柔韌的席夢思被她的屁股墩得顫顫巍巍，就像我的心，也顫巍巍地上下不著邊兒。
緊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我進入了空前的忙碌階段，給她們娘倆分別聯係了相應的日語學校，開始著手籌辦我理想中的福民企劃株式會社。她們娘倆也投入了緊張新鮮的學習生活。也許因為大家都有事情忙碌，人一忙雞零狗碎的麻煩事情就少，家裏的生活很快進入了軌道。晚上，她也不再堅持履行妻子義務前必須的那複雜嚴苛的檢查程序，這也大大改善了我們的家庭生活氣氛。兒子，也逐漸從生疏中建立著對我這個爸爸的重新確認。
星期天，是難得的我們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休閑的時光，我老婆提出要去我經常提及的對我幫助很大的富士雄家裏拜訪。這應該是正當的要求，即便單純從禮節上說，我的家室到了，也應該去看望一下富士雄一家。可是，在我老婆那猜忌、敏感的眼神下，別人是做賊心虛，我是沒做賊也心虛，我婉拒了我老婆貌似合理的要求：“難得一個星期天，不要去麻煩別人，你知道不，日本人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不給別人添麻煩，從反麵理解，也就是沒事你別給我添麻煩，還是不要打擾人家了，我們去淺草寺拜拜佛吧，讓佛保佑我們一家在日本平安順利。”
我老婆答應了，那天我們逛了淺草寺，拜佛進香。然後乘車去銀座，我老婆在那兒買了一塊最新款的鐲表，給兒子買了他最想要的恐龍特急克塞號的全套模型。晚飯，我帶他們去了著名的船橋屋燒烤店，吃了烤龍蝦和鮪魚片。那是一個美好的星期天，也是我們在日本度過的一個難得完美的星期天。
6、我的福民企劃株式會社相當於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從理論上說，除了我以外，還有黃大滿，我想，他之所以會那樣，還是對我缺乏信心。好在，隻要有兩人以上名義合營，我們就能注冊株式會社。我老婆來了，就又加上了她，她也算一個股東，其實她一分錢也沒出。話說回來，她出不出，出多少，對我而言並沒有實際意義。為了注冊的好看一點，我把幾年來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血汗全部作了資本金，一共有一千多萬日元。
我動員我老婆把我早年寄給她讓買房子，她卻沒有買的那筆幾百萬日元一起作為注冊資金，那樣別的不說，起碼公司的臉好看一些，做生意的時候，能不能得到別人的信賴，往往就看注冊資本數額。
我老婆嚴辭拒絕了我的要求，她有她的道理：“那筆錢我要留著以防萬一，在日本生活，我心裏沒底。”隨著日元匯率的提高，現在這幾百萬日元已經等於五六十萬元人民幣，是一筆不小的財產。
“那筆錢也不是你的，起碼不是你一個人的，我用它還不是為了給家裏掙錢，讓我們在日本過得更有安全感嗎。”我還想再糾纏一下，她下意識緊緊抱住自己的胸部，似乎那筆錢就藏在她的胸部，又好像我朝她要那筆錢就等同於街上襲胸的流氓：“動那筆錢你別想，死了那條心吧。”
我擔任社長，黃大滿是副社長兼企劃部長，主要負責項目策劃、國內聯絡等等。我老婆原來說好要當財務部長，可惜她沒有日本會計師資格證書，如果聘用她當會計，我們的企業會受罰。於是我聘用了一個日本會計美惠，一個日本職員倉健忍擔任聯絡部部長，主要負責日本國內的演出聯絡事宜。
我們成立福民株式會社的初衷，是要通過開展中日間的文化交流活動來開發文化產業。按照我們的設想，首先就是要組建一個中國在日雜技團。雜技團演員完全從國內選拔，然後由公司負責辦理赴日簽證手續，在日本組織演出。
那段時間，是我們瘋狂忙碌的時間，我這個時候才領悟到，當老板並不比打工輕鬆，甚至某種意義上說，比打工更加耗人。因為，打工出力，當老板，不但要出力，更要勞心。心的疲勞，比體力的付出更加難以得到物質的彌補。我們要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國遴選雜技演員。因為這種簽證都是勞務簽證，管理相對嚴格，對提供工作崗位的企業，比如我們這樣的公司，也有相對嚴格的資格審查。而且要有我們公司提供擔保。
經過幾個月緊張的努力，我們公司獲得了二十個員額的勞務簽證。我回國了，我的任務是到國內各雜技團選拔演員，並且要說服他或者她肯跟我到日本演出，時間是半年，到期如果雙方都有繼續合作的願望，還可以續簽。我相信，沒有誰會不願意跟我到日本來，不但可以出國到日本生活，還有比國內高得多的收入，這些是難以抵禦的**。
這是我到日本以來第一次回國，飛機降落首都機場的那會兒，我腿軟軟地有些站不起來，我是最後一個走下飛機的人。“嶺外音信斷，經冬複曆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初唐詩人宋之問的這首著名的思鄉名句，真是我那會兒心情的真實寫照。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當然是看望我的父母，讓我奇怪的是，我敲開本應由我父母居住的那套樓房的房門時，開門的是我弟弟。
“哦，哥啊，你怎麽回來了？”
我弟弟看到我，驚愕極了，這也難怪，我回來之前沒有告訴他們，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怕父母擔心。我知道，從我告訴他們我將回北京那一天開始，我爸我媽肯定連覺都睡不好，人越老越擔不住事兒。在我們看來再平常不過的旅程，在他們心目裏，就是險惡無比、危機四伏的征程，尤其對於兒女，想象出來的千百個危機都會危及他們兒女的安全。
“你怎麽住回來了？咱爸咱媽呢？”這是我的驚愕。
“他們住不慣樓房，還是愛住老院子，嫂子走了以後，我們就又調回來了。”
既然如此，我也不能扭頭便走，於是進了我弟弟的家。弟弟忙著給我沏茶倒水，我四處打量，房子的牆很白，顯然是重新粉刷過的。家具卻是他們原來的舊款，也許經過了搬來搬去的折磨，家具的邊邊角角有累累的傷痕。我斷定，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太大的改善。果然，弟弟在給我端過一杯茉莉花茶的同時，馬上提出了他的要求：“哥，什麽時候帶我去日本？我都等不及了。”
我這一回回來，手裏捏著二十個赴日勞務簽證的指標，這是已經經過日本入管局審批過的。指標看起來數目不少，但是距離我們的需求還有很大的差距，二十個人，很難組織起一支真正意義上的雜技團。在此之前，我們已經對國內雜技團出色的演員和出色的節目進行了篩選，我們需要的人數至少要三十個，現在卻隻有二十個指標，如果帶我弟弟出去，那麽，勢必要少辦一個雜技演員。
我從來不擅於對自己的親人說假話，我把真實情況告訴了弟弟，他急不可耐：“演雜技麽，多一個人少一個人有什麽？不成，我這一回一定要跟你走，在國內，唱戲的越來越難混了，體製改革，劇團企業化，自己養活自己，又沒人看戲，這不明擺著等死嗎？”
我不能正麵拒絕他，也不忍心看到他遭到拒絕之後的失望，就含糊其辭：“你別急，我再看看，如果有可能，我盡量。”
我急著去看我爸我媽，告別了弟弟，回到了我那老胡同裏的大雜院。幾年不見，我爸我媽都蒼老了許多，頭發都已經全白，臉上也有了老斑，但是身板都還硬朗。我回來之前，跟大部分回國省親、公幹的人一樣，做了一些修飾打扮，換上了名牌的西裝，戴上了名牌的手表，做出在外麵混得不錯的樣兒。這既是為了安慰家人，也是為了撐個麵子。好在，在國外不管你是打掃廁所還是刷盤子，國內的人都不知道，掙來的錢照樣可以買一些新鮮時髦的東西充門麵。
我爸爸嗬嗬笑著調侃我：“你怎麽變種了，我越看你越像日本人。”
我問我爸我媽他們過得怎麽樣，他們說挺好，就是有點想孫子：“不過問題也不大，大孫子走了，還有二孫子。要是二孫子也走了，我們就上大街上扭秧歌去。”
我驚問：“他們上哪去？”
我爸爸也驚問：“你這次不帶你弟弟到日本去啊？”
我說可能不成，指標太少，我們需要的人才都不夠用，他遲早會去，這一回卻不行。
我爸爸不高興了：“你弟弟整天盼星星盼月亮，就盼你這個當哥的回來帶他去日本，你的指標再少，二十個還缺你弟弟那一個？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要靠父子兵，我就不信你弟弟去了，對你還能不如別人可靠？”
我這才明白，我剛才還沒到家，我弟弟已經給我爸爸通了電話，做了工作，讓我爸爸幫他說服我帶他去日本。
我媽也開始出麵幫我弟弟說話：“我跟你爸爸都老了，照顧不了你們幾年了，我們走了，扔下你弟弟一個能放心嗎？你把你弟弟辦到日本去，在日本你們兄弟之間也相互有個照應，我跟你爸爸就算是走了，也能放心。”
看著父母臉上溝壑一樣的歲月刻痕，聽著他們對我們未來的憂心渴盼，我還能說什麽？隻能承諾，這一次一定把我弟弟帶出去：“你們就放心吧，我答應你們，還好，我弟弟是京劇團的，搞演出應該也有經驗，雜技團辦起來了，就讓他管這攤事。”
我向父母屈服了，滿足了弟弟的願望，但是，我沒有告訴他們的事，僅僅是為了能帶弟弟出去，我額外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去日本就演出就業的人員，都是經過入管局審查過的，現在要將其中的一個替換成我弟弟，就要重新填報申請，而且這一切手續都要在日本國內辦理。就是為了把弟弟辦理出國，我又往返日本兩次，最終總算是把手續辦妥了。那一次我不但帶回了十九個國內年輕拔尖的雜技演員，還帶回了我弟弟這個京劇演員。
我弟弟並沒有讓我失望，他分管雜技團，把那個新成立的雜技團高的井井有條，設置的節目在繼承原有傳統的基礎上，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例如，過去舞獅表演，就是演員在台上，我弟弟改為獅子在舞獅者的引導下，步入觀眾席，向每一個身邊的觀眾搖頭晃尾的致意，張開大嘴歡迎每個觀眾把手探進他的嘴裏接受親吻，日本人的講究，受到獅子的親吻，是健康、發財的祝福。
半年內，我們的雜技團幾乎走遍了日本，到處巡演，向日本人民展示著中國的雜技藝術。我如果有空，就會參加他們的演出，中間插播一段我的武術表演。
我任命我弟弟擔任副社長，主管演出，月薪三十萬日元，月末還有獎金，年底還可以拿到尾牙。這個收入超過了日本政府機關的課長，相當於當時國內每個月兩萬三千多塊錢的收入，在日本也屬於中上等收入水平。我弟弟興奮極了，積極性空前高漲，我那段時間有意脫手，盡量把雜技表演這個文化交流項目交給我弟弟去做，其一，他可以做得很好，其二，我和黃大滿正在全力以赴的著手一個大項目：為中日建交三十周年，組織一次大型中日文化交流活動。
這項活動是黃大滿聯係的，合作方是日本中影株式會社社長大岡先生。活動的主要內容就是，利用中日建交三十周年的機會，開辦大型的兩國傳統技藝巡展交流活動。
這項活動的具體內容就是從中國尋訪一些有民間傳統文化的技能人士，比方說剪紙、麵人、武術、國畫等等方麵的人才，組織他們到日本旅遊展覽表演。同時，尋找一些有日本傳統文化的技能人士，比如插花、茶道、武道等方麵的人才，到中國進行旅遊展演，以民間傳統文化技藝展演為主要內容，開展兩國慶祝建交三十周年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動。有意於參加這項活動的人士，費用自理，並且還要交納報名費、活動費等等。
那段時間，我頻繁往來中日之間，回國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征求有特殊技能又有意赴日展演的人士，二是聯係日方代表團展演的場地和場次，還有旅遊參觀的項目等等。
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涉及的方方麵麵非常廣泛，好在我回國之前，找到了王參讚，向他匯報了我們的方案，得到了使館的大力支持，回國聯係的事情非常順利，甚至有關方麵還答應這項活動的開幕式，可以放在人民大會堂進行。
我們跟中影株式會社正式簽訂合作協議的那一天，我和大岡社長親自出席。大岡年約五十，西裝革履，溫文爾雅，典型的日本商界名流派頭，對人非常和藹、客氣。我們雙方商定：邀請日本各縣市文化管理部門參與這個活動，所有參加這項活動的各縣市文化管理部門組成“中日建交三十周年傳統民間文化交流活動董事會”，董事會下設項目執行機構，采取項目負責製，單獨設立專項帳戶，機構由董事會推選出來的五名成員組成，我擔任項目總裁、法人代表，大岡擔任項目副總裁，黃大滿擔任執行總裁。執行中有什麽問題，由五名機構成員投票表決，機構成員無法處理的重大事宜，由交流活動董事會決定。
在日本方麵，我們還聯絡了各個地區的文化機構，凡是參與這項活動的地區，都可以獲得項目展演優先權。經過多方努力，這個活動進展順利，根據登記報名的人數測算，整個活動的經營額至少可以達到五億兩千萬日元，毛利將近一億日元。
我們為有這麽大的項目而振奮，同時也預期這個項目一定可以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
“老二，咱們可算是撈著大鯨魚了，你放心，大哥我從現在開始就把全副身心投入到這裏邊去，別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公司裏別的事情你多操心啊。”黃大滿興奮激動得就像打了雞血，坐都坐不住了。這項業務是由他承接的，據他說，他是和大岡社長在慰問神戶地震義演的時候認識的。
神戶地震發生的時候，我們的雜技團剛剛組建不久，承接了好幾項商業演出合同。然而，在大地震發生後，我們停止了一切商業演出，所有為賑災義演我們都積極參加。還直接到地震災區未受災的神戶人民做了兩天三場慰問演出。他這一說，我對那位大岡先生似乎也有印象，肯定當時也見過麵，可能由於當時忙亂，沒有記住。
“老二，弟媳婦來這麽長時間了，怎麽樣？”黃大滿轉了話頭問我。我們倆聊天是在我即將回國落實央視轉播我們活動的頭天晚上，他叫我到居酒屋喝酒，算是給我餞行。長期在日本生活，我們不知不覺中也染上了日本男人的習慣，下班以後，工作忙完，並不急於回家，他倒無所謂，至今還是獨身一人，原來的老婆在他到日本第二年就另結新歡跟別人跑了，現在他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正在日本女人和中國女人之間徘徊不定，他想找日本女人，又擔心養活不起。找中國女人，他前妻那個中國女人又傷透了他的心，所以一直跑單幫，混日期，心理生理有了需求，就跑到歌舞伎町找他的那個相好的。
“還好，就是太忙了，顧不上家，她也忙，經常晚上還要補課，兒子一個人扔家裏挺不忍心的。”
我老婆在讀語言學校，已經將近兩年了，功課好象很忙，白天上學，晚上常常還要補課。我知道她是一個爭強好勝的人，可能是為了在班裏爭取好名次，所以格外刻苦。
“老二，家庭該關心還是要關心，別象我似的，光想著掙錢幹事業，把老婆都弄丟了。”
我當時把他這話當成了對他自己命運的感歎，卻沒有想到，他這是話裏有話。
項目運轉順利，我們對前途滿懷信心，那會兒，在我們麵前展現的是一條通衢大道，大道的盡頭就是陽光明媚、花繁葉茂、果實累累的天堂。然而，命運有的時候就像陰謀家，它在向你綻開笑臉的時候，卻暗暗設下了打死你你也想不到的陰暗陷阱。